第一章 二次摊牌（1/2）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烽火再起

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蒙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参考消息

内藤如安

小西飞，其实不叫小西飞。其父因为是内藤家的上门女婿，所以他也就随母姓叫做内藤忠俊，基督教徒，教名joan。为了好记，起了个音译名叫如安（じょあん）。跟了小西行长之后，官位为飞守，从五位，人称“小西飞守如安”。到了京城之后，由于当时的礼部把翻译官送来的称谓断错了句，是以成了史书上的“小西飞”。甚至连朝鲜也受到影响，一度将非姓亦非名的称呼写进了史书。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做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拣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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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羸弱的朝鲜

朝鲜李氏从未考虑过自己练兵防倭。近年来，从李氏王族的家庭纠纷到平叛剿匪搞政变，全是明朝出钱出力。朝鲜百姓“民不知兵二百余年矣！”举国军人仅数万，还包括宫廷禁卫和大君、各贵族府内数量极多的专属护卫。每次明朝派兵，所费不少，历代皇帝对此都很伤脑筋。于是万历在战争结束之后，下令在朝官兵先在国外待一段时间，帮朝鲜征兵训练，把军备搞上去，并令其小事尽量自己处理。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堪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著，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现在正是下黑手的时候。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著，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以表扬。

互相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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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原之战

万历二十八年、日本庆长五年，德川家康以征讨石田三成为名义向丰臣家发起最后的冲击。关原之战德川家康的胜利，使他成功地从名义上及实际上取代了丰臣氏，成为日本的话事人，也奠定了德川幕府接下来长达二百六十五年的统治。身为丰臣秀吉亲戚的加藤清正，站在德川家康的队列中冲垮了丰臣氏的阵营，也成功洗退了在朝鲜杀平民、冒领军功的污点，作为正直的忠良重臣被后代仰望着。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的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儿，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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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城逃跑

根据当时的相关资料，大抵是李宗城抵达日本后喝酒喝多了，跟一日本女子调情。接下来的故事就分了两种，第一种说法中，这名日本女子是某岛主之妻，或是某大名之爱妾，李宗城的调情引发了该女丈夫的仇恨，拔刀欲砍；第二种说法是，那名女子系日方派来服侍他的枕席女子，趁李宗城眼花耳热之时盗走了他的使节文符。总之不管是怕死，还是丢了文符，李宗城到底漂洋过海地给大明丢了把脸，从而引发了整个朝廷对他的怒火。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仅有的知情者，也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

当然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这么办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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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洋过海的朱程理学

嘉靖末年及后来的隆宗以后，日本在仰慕唐文化（中国文化在日本统称为唐文化）的德川家康治理下，运用教条性极重的理学思想对日本国民进行了忠君教育。这种理学教育一直维持到明治年间。清甲午之后，理学控民的思想被日本统治者改为愚忠的军国主义信仰教育。这才出现了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明代的日本尚没有那么教条化，还懂得打不过就跑的圆滑变通，是以才做了倭寇，上岸抢劫。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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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赐日本本光寺禅师

相对于丰臣秀吉的极端排斥，作为亲信的和尚玄苏在完成了翻译的使命——宣读完大明诏书之后作出了一个与丰臣秀吉完全相反的举动：承认大明诏书对自己的册封，公开署名“大明赐日本本光寺禅师”，视此次封赏为相当的荣耀。其实对大明此次册封有所不满的，说起来人数还是较少的，绝大多数受封的日本官员还都接受了官服敕令，并在重大节日、祭奠等场合穿上了大明所赐的官服。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账。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了，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的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在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地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中日人数对比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账，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参考消息

陛下说话不作数

尽管石星此时的罪名中有部分是上疏时得到过万历的首肯和批示的，但万历皇帝本身并没有君无戏言的觉悟。“上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喝了就撒酒疯，而撤回旨意这种事儿更是时有发生。相传他身边的太监腿脚都非常利索，随便跑个几里路跟吃饭那么简单。“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连外廷都无人不知。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千山鸟飞绝”的一代官场。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三千七百人。杨元，三千人。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拨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儿，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