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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宣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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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说,杭州是世界上最高贵、最美丽的城市。杭州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别的美丽。

于是,哥伦布把这本游记放在自己的驾驶台上,向大海进发。由他开始,欧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

航海家们没有抵达杭州,但杭州一直隐隐约约地晃动在他们的心理罗盘之上。

马可·波罗的话,为什么这样值得信赖?

因为,他来自于欧洲人心目中最美丽的城市威尼斯,对于城市美景有足够的评判眼光。

其实,马可·波罗来杭州时,这座城市已经承受过一次不小的破坏。在他到达的十几年前,杭州作为南宋的首都沦陷于元军之手。一场持续了很多年的攻守之战终于结束,其间的放纵、发泄可想而知。尽管后来的十几年有所恢复,但与极盛时的国都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就这样,还是高贵、美丽到了世界第一,那就不难想象未被破坏时的情景了。

杭州的美丽,已经被历代文人倾注了太多的描写词汇。这是世间一切大美必然遇到的悲剧,人们总以为大美也可以被描写,因此总让它们沉陷在一大堆词汇之间。而这些词汇,同样可以描写小美、中美、平庸之美、勉强之美、夸饰之美。这情景,就像一位世界等级的歌唱家被无数嘈杂的歌喉包围。

为此,这篇文章要做一个试验,放弃描写,只说杭州之美是怎么被创造、被守护的。

杭州这地方,本来并没有像黄山、九寨沟、长白山天池、张家界那样鬼斧神工般的天然美景。一个浅浅的小海湾,被潮汐和长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时间长了就不再与外海流通,形成了一个咸水湖。在这种咸水湖中,水生植物会越长越多,而水则会渐渐蒸发减少,慢慢就会变成沼泽地,然后再变成盐碱地。这是被反复证实了的自然规则。

因此,杭州后来能变得这样美丽,完全是靠人力创造。

首先,人们为那个咸水湖浚通了淡水河(武林水)的水源,使它渐渐变成淡水湖,这便是西湖。然后,建筑防海大塘,抵御海潮肆虐,这便是钱塘。

七世纪初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通达杭州,使杭州一下子成了一个重要城市。由于居民增多,这个城市的用水必须取用西湖的淡水,便在八世纪挖通了连接西湖水源的“六井”,使杭州这座城市与西湖更加相依为命。

九世纪二十年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但他不是来写诗,而是来做事的。他遇到的问题是,西湖边上有很多农田等待西湖灌溉,而西湖中间已出现大片苇草地,蓄水量已经大为减少。于是,他认真地研究了“蓄”和“泄”之间的关系,先是挖深湖底,修筑一道高于原来湖面的堤坝,大大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然后,再根据灌溉的需要定量泄水。此外,他还把民用的“六井”疏浚了一下。

白居易在这里展现的,完全是一个水利学家和城建专家的风姿。这时候,他已年过半百,早就完成《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新乐府》,无可置疑地成了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极少数的巨匠之一。但他丝毫没有傲慢在这种文化身份里,而是成天忙忙碌碌地指挥湖中的工程。

大诗人在这里用泥土和石块写诗,把笔墨吟诵交给小诗人。他自己的诗句,只是躲在水草间、石缝里掩口而笑,绝不出声,以防小诗人们听到了颓然废笔。

真正把杭州当作永恒的家,以天然大当家的身份把这座城市系统整治了的,是十世纪的吴越王钱镠。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名字,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城市建筑大师。他名字中的这个“镠”字,很多人会念错,那就有点对不起他。镠,读音和意义都与“鎏”相同,一种成色很好的金子,记住了。

这块“金子”并不是一开始就供奉在深宫锦盒里的。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贩过私盐,喜好拳射,略懂卜问,在唐朝后期担任过地方军职,渐成割据势力。唐朝覆灭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创立吴越国,为“十国”之一。这是一个东南小国,北及苏州,南及福州,领土以现在的浙江省为主,中心就是杭州。

钱镠治国,从治水开始。他首先以最大的力量来修筑杭州外围的海堤。原先的石板海堤早已挡不住汹涌海潮,他便下令编造很长的竹笼装填巨石,横以为塘,又以九重巨木为柱,打下六层木桩,以此为基础再筑“捍海塘”,效果很好。此外又在钱塘江沿口筑闸,防止海水倒灌。这一来,作为杭州最大的生态威胁被降伏了,人们称他“海龙王”。

海管住了,再对湖动手。他早就发现,西湖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葑草壅塞、藻荇蔓延,此刻便以一个军事指挥官的风格设置了大批“撩湖兵”,又称“撩浅军”、“撩清卒”。几种称呼都离不开一个“撩”字,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撩,撩除葑草藻荇,顺便清理淤泥。这些人员都是军事编制,可见钱镠把这件事情完全是当作一场大仗在打了,一场捍卫西湖的大仗。

除了西湖,苏州边上的太湖当时大部分也属于吴越国。太湖大,因此他又向太湖派出了七千多个“撩湖兵”。太湖直到今天还在蔓延的同类生态灾难,钱镠在一千多年前就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除了太湖,他还疏浚了南湖和鉴湖。

总之,他与水“摽”上了,成了海水、湖水、江水的“冤家”,最终又成了它们的“亲家”。

治水是为了建城。钱镠对杭州的建设贡献巨大。筑子城、腰鼓城,对城内的街道、房屋、河渠进行了整体规划和修建,又开发了周围的山,尤其是开通慈云岭,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此外还建塔修寺,弘扬佛教,又对城内和湖边的各种建筑提出了美化要求。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钱镠还非常注意属地的安全,避开各种政治灾难,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他本有一股顽泼的傲气,但是不与强权开战,故意看小自己、看大别人,一路秉承着“以小事大”的方针,并把这个方针作为遗嘱。到了他的孙子钱俶,北方的宋朝已气势如虹,行将统一中原,钱俶也就同意把吴越国纳入宋朝版图。这种方略,既体现了一个小国的智慧,又保全了一个大国的完整。

而且,也正因为这样,安静、富足、美丽的杭州也就有了可能被选定为南宋的国都,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席大城市。

钱镠这个人的存在,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产生了一些疑问。他,不是抗敌名将、华夏英烈,不是乱世枭雄、盛世栋梁,不是文坛泰斗、学界贤哲,因此很难成为历史的焦点、百世的楷模。他所关注的,是民众的福祉、一方的平安、海潮的涨落、湖水的浊清。为此,他甚至不惜放低政治上的名号、军事上的意气。

当中国历史主要着眼于朝廷荣显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地位;而当中国历史终于把着眼点更多地转向民生和环境的时候,他的形象就会一下子凸显出来。因此,前些年我听说杭州市郑重地为他修建了一座钱王祠,就觉得十分欣慰,因为这也是历史良知的一项修复工程。

杭州实在是太幸运了,居然在这座城市成为南宋国都之前,还迎来过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苏东坡。

苏东坡两度为官杭州。第一次是三十多岁时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五十多岁时任杭州知州。与白居易一样,他到这座城市里来的时候也没有显出旷世诗人的模样,而是变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水利工程师——甚至,比白居易还彻底。

他不想在杭州结诗社,开笔会,建创作基地,办文学评奖。他甚至不想在杭州写诗,偶尔写了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寻常的比喻,算不得成功之作。他仅仅是随口吟过,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他那忧郁的眼神,捕捉到了西湖的重大危机。如果一定要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那么,这位美女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

诗人的职责是描写美女将死时的凄艳,而苏东坡则想救她。因此,他宁肯不做诗人,也要做个真正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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