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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门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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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为了让那个官员在监狱里过一个像样的中秋节,居然主动去向犯人讲了一次课。提篮桥监狱的犯人,有幸一睹他们心中的艺术偶像。那个入狱的官员,其实与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四年以后,那个人刑满释放,第一个电话打给我,说他听了我的话,在里边学外语,现在带出来一部五十万字的翻译稿。然后,他说,急于要请谢晋导演吃饭。谢导那次的中秋节行动,实在把他感动了。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

有这个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深感痛苦。

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只是饥渴,没完没了地饥渴。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最单纯、最执着的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骂他,损他,毁他,都可以,只要让他做这件事,他立即可以破涕为笑。

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劝说有点道理,因此,也是认认真真地办电影公司,建影视学院,还叫我做“校董”。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消解他内心的强烈饥渴。

他越来越要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的精力充沛、步履轻健。他由于耳朵不好,本来说话就很大声,现在更大声了。他原来就喜欢喝酒,现在更要与别人频频比赛酒量了。

有一次,他跨着大步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怎么突然踉跄了。他想摆脱踉跄,挣扎了一下,谁知更是朝前一冲,被人扶住,脸色发青。这让人们突然想起他的皮夹克、红围巾所包裹着的年龄。

不久后一次吃饭,我又委婉地说起了老话题。

他知道月台上的踉跄被我们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说这些话的原因。

他朝我举起酒杯,我以为他要用干杯的方式来接受我的建议,没想到他对我说:“秋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善饮的吗?我告诉你,第一,端杯稳;第二,双眉平;第三,下口深。”

说着,他又稳又平又深地一连喝了好几杯。

是在证明自己的酒量吗?不,我觉得其中似乎又包含着某种宣示。

即使毫无宣示的意思,那么,只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显得大气磅礴,说什么都难以反驳。

后来,有一位热心的农民企业家想给他资助,开了一个会。这位企业家站起来讲话,意思是大家要把谢晋看作一个珍贵的品牌,进行文化产业的运作。但他不太会讲话,说成了这样一句:“‘谢晋’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人名,而且还是一种有待开发的东西。”

“东西?”在场的文化人听了都觉得不是味道。

一位喜剧演员突然有了念头,便大声地在座位上说:“你说错了,谢晋不是东西!”他又重复了一句,“谢晋不是东西!”

这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喜剧花招,全场都笑了。

我连忙扭头看谢晋导演,不知他是生气而走,还是蔼然而笑。没想到,我看到的他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这句话,只是像木头一样呆坐着,毫无表情。我立即明白了,他从这位企业家的讲话中才知道,连他们也想把自己当作品牌来运作。

“我,难道只能这样了吗?”他想。

他毫无表情的表情,把我震了一下。他心中在想,如果自己真的完全变成了一个品牌,丢失了亲自创造的权利,那谢晋真的“不是东西”了。

从那次之后,我改变了态度,总是悉心倾听他一个又一个的创作计划。

这是一种滔滔不绝的激情,变成了延绵不绝的憧憬。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筹拍美国华工修建西部铁路的血泪史,他要拍《拉贝日记》,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辈领袖的女儿们的生死恩仇、悲欢离合……

看到我愿意倾听,他就针对我们以前的想法一吐委屈:“你们都说我年事已高,应该退居二线,但是我早就给你说过,我是六十岁才成熟的,那你算算……”

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生命之门既然已经第二度打开,翻卷的洪水再也无可抵挡。

这是创造主体的本能呼喊,也是一个强大的生命要求自我完成的一种尊严。

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

这四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

一个错乱的精神旋涡,能够生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吗?谢晋作出了回答,而全国的电影观众都在点头。

我觉得,这种情景,在整个人类艺术史上都难以重见。

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旋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

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他自己成天到处走,有时也会带着儿子出行。我听谢晋电影公司总经理张惠芳女士说,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辆面包车,路上要好几个小时,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谢晋过一会儿就要回过头来问:“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吗?”“阿四要不要睡一会儿?”……过几分钟就回一次头,没完没了。

每次回头,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吃惊。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他身边,传来工作人员低低的抽泣。

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犹豫。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谢衍是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下葬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杭州的朋友就邀请谢晋去散散心,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刚刚丧子的杰出男子,叫叶明。

两人一见面就抱住了,号啕大哭。他们两人,前些天都哭过无数次,但还要找一个机会,不刺激妻子,不为难下属,抱住一个人,一个经得起用力抱的人,痛快淋漓、回肠荡气地哭一哭。

那天谢晋导演的哭声,像虎啸,像狼嚎,像龙吟,像狮吼,把他以前拍过的那么多电影里的哭,全都收纳了,又全都释放了。

那天,秋风起于杭州,连西湖都在呜咽。

他并没有在杭州长住,很快又回到了上海。这几天他很少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有时也翻书报,却是乱翻,没有一个字入眼。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的,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一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故宅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给驾驶员小蒋说:“你别管我了,另外有车来接!”

小蒋告诉张惠芳,张惠芳急急赶来询问,门房说,接谢导的车,两分钟前开走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才开始,这天晚上他在旅馆吃了点冷餐,没有喝酒,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

这天是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离他八十五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零三天。

他老家的屋里,有我题写的四个字:“东山谢氏”。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要我写这几个字。他说,已经请几位老一代书法大家写过,希望能增加我写的一份。东山谢氏?好生了得!我看着他,抱歉地想,认识了他那么多年,也知道他是绍兴上虞人,却没有把他的姓氏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门庭联系起来。

他的远祖,是公元四世纪那位打了“淝水之战”的东晋宰相谢安。这仗,是和侄子谢玄一起打的。而谢玄的孙子,便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谢安本来是隐居会稽东山的,经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诗,他的侄女谢道韫也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而才学又远超丈夫。谢安后来因形势所迫再度做官,这使中国有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成语。

正因为这一切,我写“东山谢氏”这四个字时非常恭敬,一连写了好多幅,最后挑出一张,送去。

谢家,竟然自东晋、南朝至今,就一直住在东山脚下?别的不说,光那股积累了一千六百年的气,已经非比寻常。

谢晋导演对此极为在意,却又不对外说,可见完全不想借远祖之名炫耀。他在意的,是这山、这村、这屋、这姓、这气。但这一切都是秘密的,只是为了要我写字才说,说过一次再也不说。

我想,就凭着这种无以言表的深层皈依,他会一个人回去,在一大批远祖面前画上人生的句号。

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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