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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对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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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这是我在自传性“记忆文学”《吾家小史》中的冥思段落,也是全书的精神归结。在这里,我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写作体验。

我爸爸,这位在“文革”灾难中被整整关押了十年之久始终没有屈服的老英雄,却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二十六年,被国内一些文化传媒对我的诽谤活活气死了。诽谤的规模铺天盖地,诽谤的内容因为彻底颠倒而让他极度愤怒。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习惯性地掩护着诽谤者,使人们目睹大量志士仁人的血迹而不知道“谗夫”们的名字。但是,爸爸和我却知道今天那些“谗夫”的名字,以及他们在灾难岁月中的斑斑劣迹。爸爸当然不怕他们,但当他发现竟有那么多官方传媒站在他们一边,而法律失语,知者沉默,同行窃喜,群氓起哄,他活不下去了。

爸爸的坟墓筑在家乡的山岙里,骨灰盒暂放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那天,我得到了一个消息,爸爸、妈妈当年媒人余鸿文先生的骨灰盒也在同一个安灵堂,就觉得应该去祭拜一次。正是他老人家的大媒,有了我生命的。同时,我也可以再一次照拂一下爸爸的灵位。

那天祭拜完毕以后,我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我立即后退一步,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他的告发,曾使徐扶明教授入狱多年。前几年,他又是诽谤我的主力“谗夫”之一。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进攻者,但不知什么时候,也进入到了这里。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余颐贤,出现在门内的那一格。这是家乡那个著名盗墓者的名字,我没见过这个人,却知道他似乎又神秘地做过很多好事。是他吗?也许是重名?希望是他,他让我想起了家乡山间的夜夜月色。

记得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经说过,过程性的回忆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惯性下滑般的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

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作为我父母媒人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

您分明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二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命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财源滚滚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处处嬉闹,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制弊端,揭露权贵集团,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因为它掺入了太多的投机、虚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中国的救赎者,却以揭秘的腔调散布着各种谣言,而且总是把一切文化问题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他们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论,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无聊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

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

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

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造谣、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

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

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吗?

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师长,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师长。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

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

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

我要告诉您: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什么问题,就会非常兴奋地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有些官方媒体又会火上加油,把每一场围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击者看成是“有争议的人物”,使攻击很快就具有了正义性。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拨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

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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