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2）

将偏见和歧视归咎于任何单一的因素，如经济剥削、社会结构、风气民俗、恐惧、进攻性、性别冲突等，都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因素，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可能成为滋生偏见的温床。

我们的目的是要教导读者认识到偏见和歧视具有多种诱因。然而读者完全可能合情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作者本人是否也会流露出心理偏见？他是否能在复杂的经济、文化、历史、场景因素中保持公正？他是否会出于职业习惯，强调学习、认知过程、人格组成等因素的影响？

的确，我相信只有在人格内核中，我们才能发现历史、文化、经济因素的作用。由于只有个体才能够感到敌意并实施歧视，所以除非习俗和风气以某种方式融入了个体的生活脉络，不然它们就无法发挥其能动性。然而“因果关联”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我们能够（并应该）认识到个体所持的态度背后，既有长期的社会文化原因，也有即时的诱因。尽管我将本书的论述重点置于心理层面的因素之上，我仍然尝试（尤其在第13章中）对不同层面上的因素给出一个平衡的观点。如果我在这番努力之后得到的结果仍然是片面的，那么我也希望批评家们能够指出这一缺陷。

尽管本书中的研究和解释主要基于美国的状况，但我相信我们对偏见的动力学分析是普遍有效的。诚然，偏见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所选取的受害者不同；对与被歧视群体发生身体接触的态度不同；社会文化的指控与刻板印象也有所差异。但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证据表明，偏见背后的基本因素与关联因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加德纳·墨菲（gardner urphy）通过对印度各群体之间紧张关系的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著作《在人的脑海中》（ the ds of n ）里，他详细说明了这些联系。美国国家机构所赞助的其他研究也同样支持这一观点。人类学方面的文献，无论是专注于巫术、宗族忠诚还是战争的，都表明这一点：尽管偏见的攻击对象与表达方式各有不同，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偏见背后的动力学过程都是相同的。虽然这一指导性的假设貌似颇为稳固，但我们也不应该将其视作盖棺定论。未来的跨文化研究一定会揭示出各种偏见诱因的模式及其各自的权重在不同地区有着很大差异，也许人们还会发现偏见的其他重要诱因，以对目前的考量范围加以补充。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主要考虑的是两类读者，他们都对这一主题极为感兴趣，其中一类是海内外大学里的学生，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社会与心理基础怀有与日俱增的兴趣，想在改善群体关系方面寻求科学的指导。另一类读者包括社会中数量越来越多的关心这一话题的年长读者和普通读者，但他们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可能不是理论性的，而更多地关注对即时的实践加以指导。我始终将这两组读者作为我的受众，并以十分朴实基本的风格写作。因而我不可避免地要简化一些问题，但是我希望并没有简化到会在科学意义上造成误导的程度。

这一领域如今已经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探索热情，因此我们现有的研究和理论将很快就会过时，这是一件好事。新的实验会取代旧的，各种理论的架构也会得到改进。然而我相信本书的一个特点，即其组织材料的原则是具有持久价值的。我尝试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妥帖地将未来的新成果、新理论纳入其中的框架。

虽然我的目的主要是在整体上阐明这个领域，但我同时也尝试（特别是在第八部分）展示我们可以如何应用已有的知识以减轻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几年前，美国种族关系理事会发起的调查显示，美国有1350个社会组织明确地表示了自身致力于改善群体间关系的态度。这些组织运作的成效如何本身就需要科学的衡量，我们在第30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仅仅用一种学术的视角看问题，而忽略在实际操作中对理论加以检验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实践者在没有科学支持的情况下，将时间和金钱贸然投入到未必有效的补救计划里也是一种浪费行为。一门人类关系科学的成功发展需要将基础研究与积极实践结合在一起。

本书的逐步成形，离不开两方面动力的善意鞭策和鼎力相助——一个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长期举办的系列学术研讨会，另外就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经济支持与鼓励的机构。波士顿的摩西·金博尔基金会（oses kiball fund）、美国犹太人大会的社区关系委员会以及大会中其他友好成员、全国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大会、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实验室，以及由我的同事索罗金（p a rok）教授所指导的研究中心都为本书提供了意义重大的帮助。是他们的资助促成了本书中所报道的一些研究及对这一领域的综述报告。我对他们的慷慨解囊与鼓励深表感激。

“群体冲突与偏见”研讨会上学生们兴趣盎然而勤奋的努力，最终决定了本书的内容与架构。我常与我的同事塔尔科特·帕森斯（taltt parns）、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 levn）共同主持班上的讨论。我相信，他们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我还得益于我的研究助理伯纳德·克莱默（bernard krar）、杰奎琳·萨顿（jacele y sutton）、赫伯特·卡隆（herbert s caron）、里昂·卡明（leon j ka）和内森·阿特舒勒（nathan altshuler）。他们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材料与重要的建议。这一领域的美国权威，斯图尔特·库克（stuart w ok）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手稿，并做出了意义非凡的批评。乔治·科埃略（e v elho）和休·菲利普（hugh w s philip）在遥远的国度为本书的手稿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在此，我向所有不吝施助的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在本书写作的各阶段为我持续提供指导的埃莉诺·斯普雷格（eleanor d sprague）女士。

戈登·奥尔波特

195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