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预先判断是一种常态（2/2）
如果新的事实依据和我们先前的信念相符，我们会选择性地将其纳入分类标签之下。如果我们发现一个苏格兰人很吝啬，就会感到高兴，因为他证明了我们的预断。有机会说出“我早就告诉过你”，是多么让人开心啊。但如果事实依据与我们的预断相悖，我们则更倾向于抵触并抗拒。
一种常见的心理机制，可以让人面对与观念相悖的事实依据，还依旧坚持之前的观念。这种机制叫作“允许特例的出现”。 “的确有一部分黑人是很好的，但是……”或者“我的一些好朋友就是犹太人，但是……”这是一种令人放松戒备的机制。通过剔除一些正面个例，偏见持有者得以保留其对此类别之下其他事例的负面态度。简而言之，与之相悖的事实并没能改变错误的泛化，它尽管被认可，但却在分类过程中被排除在外。
让我们称这种机制为“二次防御”（re-fencg）。当现实与大脑中的分类不相符时，眼前的事实被当作例外得到承认，而分类本身则迅速被再次封闭起来，防止它被危险地暴露在外。
在许多关于黑人的讨论中，都存在一个有趣的“二次防御”案例。当一位对黑人持有强烈偏见的人，在面对有利于黑人的事实依据时，他往往会脱口而出那个著名的婚姻问题：“你想要你的姐妹和黑人结婚吗？”这是一次狡猾的二次防御。一旦对方回答“不”，或在回答中有所犹豫，偏见的持有者就会说，“看到了吧，黑人和我们就是不一样的，有些事对黑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或者，“我说得没错吧——黑人的本性中就是有那么些让人厌恶的东西”。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人不会试图在头脑中启动二次防御机制来维持原有的过度泛化。第一种情况很少见，即习惯性的开放态度 （habitual open-dedness）。有些人在生活中相对较少地应用固定类别框架去评价他人。他们对所有的标签、分类、笼统的说法保持怀疑。他们习惯去了解每种泛化背后的事实依据。在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后，他们对针对族裔的泛化尤其保持警惕。 如果他们坚持某种观念，也是以一种不那么确定的方式，任何与该观念相悖的经验都会修正他们之前的族裔观念。
另一种情况，是出于纯粹的自身利益 （self-terest）对概念进行修正。一个人可能从惨痛的失败中明白他的分类是错误的，必须被修正。例如，他可能不知道食用菌的正确分类，并因此中毒。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是会纠正他的分类方式。或者可能他开始认为意大利人都是原始愚昧、咋咋呼呼的，直到他爱上了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意大利女孩。于是他发现，修正先前的分类方式对自己有好处，之后就建立了更为正确的假设，即世上有各种类型的意大利人。
然而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自以为有充分的理由维持自己的预断。这样做显然更轻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预断往往能够得到朋友和熟人们的支持。一个住在郊区的人，在是否让犹太人加入乡村俱乐部的问题上与邻居起争执显然不太礼貌。我们的分类方式与邻人相似，这一点能让人得到抚慰，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份感取决于邻人怎么看待我们。只要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对此满意，我们总是去重新思考那些构成我们生活之根基的信念就是毫无必要的。
将个人价值观作为分类标准
我们已经论述过了分类框架对精神生活是至关重要的，而框架的运行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预先判断，进而落入偏见。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类别就是他的个人价值体系。价值观是人们生活的目的和指引。他们很少会反思，或是掂量自己的价值观，而更多地是去感受、肯认、捍卫它。我们的价值类别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证据和理性都常常要被强迫去与它们相符。在某个尘土飞扬的乡间，一位农民听到了游客对此的抱怨。他为了维护他所爱的土地，回避对它的攻击，说：“你知道的，我喜欢灰尘；它能让空气变得更纯净。”他的推理毫无逻辑，但能够帮助他捍卫自己的价值观。
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坚定拥护者，我们的思考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会偏心。在我们的所有推理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心理学家所谓的“定向思考”，即完全由外部依据所决定，着重解决客观问题。每当涉及感觉、情绪、价值观时，我们都容易掉进“无拘无束”“一厢情愿”或“幻想”思维中。2 这种具偏向性的思考方式是完全自然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在价值观的指引下，过一种协调而一贯的生活，而正是由价值观驱使所做出的预判使我们能够坚持这样做。
个人价值观和偏见
很显然的是，我们对自己价值观的肯认往往使我们陷入偏见。哲学家斯宾诺莎（spoza）将“爱的偏见”（love-prejudice）定义为“出于喜爱而对某人做出超过其应得的评价”。陷入爱河的人会过度泛化其爱人身上的美德，她的所作所为都被视为是完美的。同样，对信仰、组织、国家的爱也会让人们对它们做出过高评价。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爱的偏见要比与之对立的“恨的偏见”（用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出于憎恨而对某人做出低于其应得的评价”）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更为基础。一个人必须首先高估自己的所爱，之后才能去贬损其对立面。我们建造起防御，主要是为了守护内心所珍视的东西。
积极的依恋关系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年幼的孩子不能离开对照料者的依附而独自生活。他必须先通过喜爱和认同某人或某事学会爱，之后才能够学会憎恨。年幼的孩子们必须先获得被亲人与友情所围绕的体验，而后才能去定义哪些人是会造成威胁的“外人”。3
为什么爱的偏见——对依恋和喜爱之物所在的类别做出泛化——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呢？原因之一是，因为这种偏见不会造成社会问题。如果我严重偏袒我的孩子们，没有人会反对——除非我因此而明显地敌视邻居家的孩子。当一个人捍卫自己珍视的价值类别时，他可能会做出危害他人利益或安全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只会注意到他表现出恨的偏见那部分，而没有意识到这种恨的偏见实际上源于与其相对应的一种爱的偏见。
以对美国的偏见为例。许多教养良好的欧洲人都怀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早在1854年，就有一位欧洲人轻蔑地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巨大的疯人院，里面满是欧洲的流浪汉与社会渣滓”。4 像这样对美国的侮辱在当时很常见，于是1869年，詹姆斯·罗素·洛威尔（jas rsell lowell）有感于此，写了一篇“论外国人纡尊降贵的态度”斥责欧洲评论家。然而时至今日，此类评论文章依旧在欧洲盛行。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批判产生之前就存在的，是一种对自己国家、祖先、文化的爱与骄傲。这些积极的价值是欧洲评论家们安身立命的根基。然而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隐隐受到了某种威胁。他们通过贬低美国获得安全感。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讨厌美国，而是他们太爱自己和自己本来的生活方式了。 这个分析对旅居海外的美国人来说同样适用。
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学生自以为是“宽容”的虔诚信徒，他这样写道：“黑人问题永远不会解决，除非我们真能往那些愚蠢的南方白人的榆木脑袋里灌进一点东西。”学生怀有的积极价值是理想主义的。但反讽的是，这种剑拔弩张的“宽容”造成了他对那些被他判定会威胁到宽容价值的人群带有偏见的谴责。
无独有偶，在另一件相似的案例中，一位女士说：“我当然没有偏见。我有一位关系亲密的黑人奶妈。我在南方出生并且一辈子都住在那里，因此我了解这个问题。如果黑人们只在我们许可的范围内生活，他们会更幸福。北方那些寻衅滋事的人根本不了解黑人。”从这位女士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试图（在心理层面上）捍卫她的特权、地位和闲适的生活。她并不是不喜欢黑人或北方人，而只是钟情于现状。
相信某个类别的事物完全是好的，而另一个类别则全然是坏的，是一件相当方便省心的事——如果你能这么相信的话。一个在工厂里受欢迎的工人有机会被提拔为公司的管理人员，坐进办公室工作。某个工会行政人员告诉他：“别去管理岗，因为你去了，就会变得跟其他那些混蛋一个样。” 在这位行政人员心目中，只有两种人：工人和“混蛋”。
这些例子都说明那些消极的偏见其实是我们自身价值体系的反射。我们珍视自身的存在模式，并且相应地贬低（或主动攻击）那些看上去会威胁到我们的价值观的事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und freud）是这样表述的：“在对自己不得不与之接触的陌生人不加掩饰的厌恶与反感之中，我们能辨认出对自己的爱，或曰自恋的表达。”
这一过程在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我们几乎所有的正面价值都受到敌人的威胁时，我们就会加强自己的防御，并夸大自己立场的优点。 我们感觉——这是一个过度概括的案例——自己彻底、绝对地正确。（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仰，就无法集中所有精力用来抵抗。）然而如果我们绝对正确，那敌人就一定是全然错误的。但即使在战时，我们也能清楚地发现，爱的偏见是先在的，而恨的偏见只是其衍生现象而已。
即使可能存在“正义的战争”，即某人的价值体系的的确确受到了威胁，并且必须被捍卫，但战争总是会涉及不同程度的偏见。严重的威胁使人们将敌对国家视为十恶不赦的魔鬼，而敌国的每个国民都对自己构成危险。公平与区分成为无稽之谈。5
结 论
本章论证的观点是，人有一种产生偏见的倾向。人性中自然而正常的本能使他们易于做出泛化、概念和分类，这些都是对经验世界的过度简化。理性的分类会始终与第一手经验保持同步，但人们也同样容易形成非理性的分类。即使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依旧能够根据传闻、情感投射和幻想形成偏见。
个人价值体系是一种尤为使我们倾向于作出毫无依据的预判的分类，这些价值是我们所有人类存在的基础，因此非常易于带来爱的偏见。 而恨的偏见是由此衍生出来的附带产物，它可能，也经常是正面价值的一种反射。
为了更好地了解爱的偏见的本质——因为恨的偏见根本上还是由它而产生的——我们接下来将关注内群体忠诚（-group loyalties）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a ndberg and leoroups a high school popution aical review , 1952, 17, 23-34
2 过去，在心理学中，“直接思维”和“自由思维”的过程是两种分类。通常所谓的“实验学派”专注于前者，而“动力学派”（如弗洛伊德派）则对后者进行研究。关于前者的一部颇具可读性的著作是e hu , new york: dodd, y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iln, transl 1914。
近年来，“实验学派”和“动力学派”之间的研究和理论（见本书第10章）不断趋向一致。这是一个良好的标志，因为偏见思维毕竟不是反常紊乱的思维。直接思维和一厢情愿的思维产生了融合。
3 see g w allport,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love and hate, chapter 5 p a rok (ed), explorations altruistic love and behavior, boston: bean press, 1950 al, huan, new york: henry schuann, 1950
4 rle curti the reputation of arica overseas (1776-1860) arican arterly , 1949, 1, 58-82
5 有关战争和偏见之间的重要联系的讨论见h cantril (ed), tensions that cae wars, urbana: univ of illois press, 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