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顺应(2/2)
顺应的基本心理
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孩子纳入父母所在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亲子关系使孩子们被期待去继承其父母的偏见,同时也成为针对其父母的偏见的受害者。
这个事实使得偏见看上去像是一种遗传特质,似乎与生物学上的遗传因素相关联。由于子女与其父母属于相同的群体,所以种族的态度是由父母传递给孩子们的。这是普遍的、自然的,像是能够被遗传似的。
其实,态度的传播是一种教育的过程,而非遗传。正如我们所读到的,父母有时会故意将民族中心主义灌输给孩子,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这样做是无意识的。以下摘录展示了孩子眼里的这一过程。
从我记事以来,我就对那些反对我父母看法和感情的人有着强烈的反感。我的父母经常会在晚餐桌上谈论这些人。我觉得是我父母表达这些意见,贬斥其对手的时候自信而理所当然的语调影响了我,使我确信他们是无所不知、充满智慧的。
一个年幼的孩子很可能将其父母视作是万能的(因为他们似乎能够做到孩子们自己要费很大劲都难以完成的事)。为什么不该把他们的判断当成正确的判断呢?
有时,家庭圈子也包含了其他的一些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亲戚。
在我6岁左右,我的曾祖父住在我们家。他格外憎恶南方人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在听到他频繁谴责这两个群体之后,我确信他们一定是让人讨厌的。
有时,父母的观点会表现为包容和不包容的混合体,而孩子会将其一并接纳:
我的父亲是个牧师。我从他那里获得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人从不憎恶另一个人本身,他只会憎恶对方身上的恶习,比如自负。然而,他教导我说,某些恶习——例如迷信——更有可能存在于天主教徒之中。
下面这个例子中,被教导的偏见则是更直截了当的那种。
我对犹太人的偏见来源于我父母对犹太人的态度。我父亲做买卖的时候,和几个犹太人做交易吃了亏,他至今对此耿耿于怀。我也会避开天主教女孩,因为我父母说,如果所有人都成了天主教徒,那世界将会是一片混乱。
宽容的态度也能够从家庭和邻里的习俗中学到:
每个孩子都需要顺从他所在的群体以获得群体的接纳。在我长大的社区中,和我成长的家庭中,顺应并不包括要对其他群体怀有敌意。所以,我并没有习得偏见。
如果我们采取一种进化论式的观点看待以上事例,那我们可能会说这些顺应具有“生存价值”。小孩子是弱小无助,仰赖父母照料的,在基本价值的问题上他们只能与父母保持一致。这是唯一能让他得以生存下去的模式。如果父母是宽容的,那孩子也是宽容的;如果父母对特定群体怀有敌意,那孩子对这些群体也将怀有敌意。
但我们一定不能由此推断出,孩子们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模仿父母。他当然不会明确地对自己说:“我必须顺应我家庭的行事方式才能生存。”在心理层面上,对其家庭态度的习得是一个更为微妙的过程。
这个过程常被称作“认同 ”(identification)。这个术语是广泛而没有清晰定义的。但它表达了自身与他人在情感上进行融合的感觉。认同的一种形式是无法与爱和亲近相区分的。一个爱父母的孩子很容易失去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并按照父母的态度“重塑自我”。父母表现出的一切感情都被孩子因循,孩子们热切关注着父母的每一个暗示。无论是在游戏中,还是在严肃的场合,孩子都按着父母的榜样行事。年幼的男孩小手紧紧抓住他的父亲,模仿父亲的一切行为。然而,这样的模仿不仅限于外在的言行,还包括心里的想法——敌意与排斥也不例外。
我们无法描述这一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微妙之处。似乎通过认同的学习所涉及的本质上是一种肌肉的训练或姿势的模仿。假设有一个孩子对父母的言行态度无比敏感,每当父母谈论隔壁新迁入的意大利家庭时,他就会感到一种紧张或生硬的感觉。而这使得他自己也不由得紧张僵硬了起来(他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机械的——其感受会在身体活动上表现出来)。孩子的压力来源于其父母所说的话。在经历了这样的联结之后,每当他听到(或想到)关于意大利人的事情时,他可能都会感到一丝紧张(一种初期的焦虑)。这个过程是极为复杂微妙的。
会引发认同行为的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爱。即使在由强力而非由爱所主导的家庭中,除了父母,孩子仍然没有其他人可以用作力量和成功的榜样来追随。通过模仿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孩子常常能够获得父母的赞扬和奖励。即使没有奖励,他也会模仿父母以获得自信。孩子学他父亲的样子——耸肩、咒骂——这使他感到自己是个大人。
社会价值和态度是认同最易于发生的领域之一。孩子一开始是没有任何“自己的态度”的,因为所有的话题都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只能去吸收别人的言论。孩子第一次遇到某个社会问题时可能会问他的父母,应该对此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会说:“爸爸,我们是谁?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并且孩子会欣然接受父母给出的答案。从那时起,他就接纳了他的群体身份,以及与这个身份相关联的现成态度。
冲突与反叛
虽然对家庭氛围的顺应无疑是造成偏见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孩子一定会成长为其父母态度的镜像,父母的态度也并非始终与社区中盛行的偏见保持一致。
父母传递给后代的是他们自身版本的文化传统。他们可能会对社区中目前流行的刻板印象心存怀疑,并将这种怀疑的态度传递给孩子。他们也可能会有几个自己特别偏爱的偏见。除非孩子在他的家庭之外吸纳了其所在社群的观点,否则他的偏见模式将全然反映其父母所施加的特质。
有时,孩子本身也会有所选择。虽然在早年,他缺乏对抗父母价值与态度的经验和能力,但是他也会对此产生一些怀疑。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已经吸纳了其曾祖父对南方人与爱尔兰人的偏见的6岁儿童,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此感到矛盾了。
有一天,我在和舅舅一起玩耍,我一直愚蠢地说个不停:“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允许你和你那个爱尔兰佬住到我们的街上来。”然而,在我了解到我和善的舅舅其实是爱尔兰人之后,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恶心。在当时我就确定曾祖父对爱尔兰人的偏见一定是错误的。如果像比尔舅舅这么好的人也是爱尔兰人,那爱尔兰人一定是个非常棒的民族。
一个同为6岁的小女孩也经历过类似的矛盾心理:
我妈妈让我不要和另一条街上的女孩们玩。她们来自一个更低的社会阶层。妈妈说她想要我成为一名“淑女”。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感觉内疚,因为我没有成为一名淑女。但同时我也很喜欢我的玩伴,回避她们使我感到更为内疚。
我们从中所能学到的是,即使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也会对父母的偏见产生怀疑态度。即使在顺应的同时,他们实际上也心存疑虑。之后,他们可能会完全拒绝父母给定的偏见模式。
在孩子青春期时,这种拒斥采取的是公开反叛的形式:
在我15岁的时候,我不仅反抗我的父母,而且还反抗整个城镇给我造成极大痛苦的生活系统。如果习俗要求我憎恶黑人,那我就去与黑人做朋友。我邀请看门人的孩子来我家打牌、听广播,这使我父母大为惊骇。
通常而言,摆脱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偏见的过程起始于大学时代:
我的父母对罗马天主教徒的偏见很深。他们告诉我,教会是奸诈的,拥有过于强大的政治权力,持有军火,还在修道院里做伤风败俗的事。在大学期间,我重新考虑了我的宗教立场。我开始认识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他们的立场。与这一群体更近距离的接触让我懂得,我以前的恐惧毫无根据。如今,我会嘲笑我父母的刻板观点。
另一位大学生写道:
我在内心是反叛的。我终于挣脱了枷锁——摆脱了得之于我父亲的阶级偏见。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强迫自己与各种各样种族、信仰、宗教和阶级的人接触。
我们不知道那些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从未修正过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民族中心偏见的孩子的比例有多大。可能每有一个彻底转变观念和态度的反叛者,就相应地另有好几个顺应者,他们只对父母的传授做些许轻微的调整,就能够满足其自身之后的功能需求。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一直有反叛,但种族中心主义还是一代代延续了下去。虽然它可能会稍有变化,但通常不会被丢弃。
由于家庭是偏见最主要和最早的来源,我们不应太期待学校里的跨文化教育能产生多大的效果。一方面,学校几乎不敢站在父母教育的对立面。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陷入麻烦。而且,也并非所有的老师都是没有偏见的。即使是教会或国家——尽管它们都以平等为信条——也无法轻易消除家庭所产生的那些更早、更亲密的影响。
当然,家庭的首要性并不意味着学校、教会和国家应该停止实践或教授民主生活的原则。合在一起的话,他们的影响至少可以为孩子建立一个次要的模型供他跟随。如果他们成功地让他质疑了自己的价值体系,那么更成熟地解决冲突的机会,就比这种质疑从未发生过的情况要大了。学校、教会和国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它们的累积影响又可能会继而影响下一代父母。在这方面,我们记得今天的大学生比20年前的学生更不愿意将陈规定型的判断加之于国家外群体身上(第221——223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因为家庭外的影响逐渐影响到了学生或家长,或者两者都影响到了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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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an til和deneark根据他们对各种调查结果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两位作者写道:“对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歧视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挫折和(二)文化学习”,用我们的话来说,挫折是一个(但不是唯一的)重要的功能性因素。“文化学习”,即我们说的顺应也很重要。w van til and g w deneark tercultural educ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 1950, 20, 274-286
3 reproduced froical and cial caation, journal of cial issues , 1950, supplent series, no 416
4 这个叙述来自g diary, new york: farrar, stra, 1947, 250 and 259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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