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侵略和仇恨（2/2）

无序的侵略性可能因此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性格紊乱。这可能是因为正常的反应性侵略行为由于许多家庭和个人因素被阻断了，精神分析特别提醒我们去注意这些因素。另外，这部分也是因为文化压力。

侵略性的社会格局

美国竞争激烈的生活方式很看重某些类型的侵略性。人们期望小男孩在必要的时刻用拳头保卫自身的权益。在某些地区，习俗制裁针对特定少数群体的口头和身体敌意。但是文化不仅为侵略性行为的发展提供了规范，也提供了许多个体遭受的典型挫折的根源。

以西方文化为例。帕森斯指出了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对侵略性特质的演变有着显著的影响，从而使个人倾向于偏见。10 在西方的家庭中（也许特别是在美国），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孩子总是跟母亲在一起，她成了孩子的唯一模范和导师。因此，孩子小的时候一定是认同母亲的。因为一个家庭中的女儿很早就知道她也将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这种身份给她带来的麻烦很少或根本不存在——至少在几年内是这样。然而，年轻的儿子很早就陷入了冲突。女性的行事方式不适合他。就在他渐渐适应这些的同时，他也很早就感觉到社会对自己有一套不同的期望。他了解到男性拥有权力、行动自由和力量。女人要更弱。然而他和母亲的关系却很亲密。她给他的爱满足了他最深切的需求。然而，这种爱可能取决于他是否勇敢，是否算得上一个小男子汉，因此，他要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他认同的女性特质。年龄大些的男性会产生大量神经质障碍，这源于“母亲依恋”和儿子试图逃避的“娘娘腔情结”。

作为一种过度补偿，男孩们在年纪稍长时可能会对父亲，尤其是其男性化的行事方式极度认同。男孩文化中的粗暴、强硬和恶劣的行径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对母亲统治的过度反应。虽然大多数男性都会以某种方式进行过渡，最终在对母亲的爱意与必要的成年男子气概之间取得平衡。而在有些案例中，也会出现男性对母亲持续过度依赖的情况，并伴有对外界过度的侵略性行为。有证据表明，这些案例中的男性，很大一部分都是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幻想自己是充满男子气概的、富有侵略性的、坚强的，但是他们并无法控制自身被动和依赖的态度。其结果就是补偿性的敌意——错置于社会所认定的替罪羊之上。11

父亲也经常在儿子身上诱发出强迫性的男子气概。他是具有拓进传统的竞争文化的载体。他鼓励儿子表现出超出其年龄，甚至超越青年人所能达到程度的强力和英勇果敢。而在儿子方面，一个常见的回应是把纯粹的侵略行为与男子气概混淆至少，男孩们能够言谈粗鲁、破口大骂、斥责外群体。这种暴虐的模式可能会转化为真正的敌意。在我们的文化中，帮派模式和“坏男孩”模式基本上都是强迫性的男子气概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种族偏见也是如此。德国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有所不同，但是纳粹对强迫性男子气概的狂热崇拜，伴随着对犹太人的迫害，也与盛行的家庭模式有关。

美国家庭中的女儿们逃脱了这一种冲突。但她们同样遭受了文化上的挫折感。她们中许多人憎恨我们文化分配给女性的劣势地位。同样，女人几乎把一切都押在成功浪漫的婚姻上。如果失败了，她比男人有更少的逃跑途径。因此，她在婚姻中的挫折感可能而且经常比男人更强烈。同样，她也没有逃脱文化中对男性理想的强调。她也想适度地“强硬”，但这种趋势可能会因为她在社会秩序中的女性角色而受到更多的压抑。

研究表明，这种情况与种族偏见的发展有关。人们发现反犹太主义的女大学生在传统女性的外表之下有大量被压抑的攻击性。这种模式在对犹太人宽容的女性中并不存在。12

美国的职业状况，似乎也很容易招致反应性的侵略性和错置。成就的标准如此之高（每个儿子通常都被期望在财富和声望上超过他的父亲），以至于失败和挫折经常发生。然而，煽动侵略性的职场氛围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合法的渠道来排泄它。

有人可能会认为，由于就西方社会总体而言，直接攻击造成侵略冲动的源头是被强烈禁止的。因此，有大量的愤怒亟待错置。我们在家庭中和职场上所遭受的挫折是如此同质化，而控制如此大量的，未得到表达的敌意，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发展出对外群体的偏见呢？

这里提出的社会学分析类型有助于说明社会中偏见模式的一致性。然而，它并没有解释我们所遇到的，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注意力转向作为选择主体的人格发展。

仇恨的本质

愤怒是一种暂时的情绪状态，由阻挠某些正在进行的活动引起。因为它是在给定的时间被一个可识别的刺激唤醒的，所以它会导致产生直接攻击挫折来源，并对这个来源造成伤害的冲动。

在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指出，愤怒与仇恨不同，因为愤怒通常只针对个人，而仇恨可能针对一整类的人。他也观察到，一个屈服于愤怒的人事后经常为他的爆发感到抱歉，同情他攻击的目标，但在表达仇恨的时候，很少有人表现出悔意。仇恨更为根深蒂固，并不断“渴望消灭其厌恶对象”。13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愤怒是一种情感（eotion），而仇恨则必须被归类为一种情绪（sentint）——一种持续的、有组织的、针对特定群体或个体的侵略性冲动。因为它是由习惯性的痛苦感觉和指责性的思想组成的，所以它在个人的精神情感生活中构成了一个顽固的结构。它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并受到宗教的谴责。它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尽管憎恨者本人会避免这个层面上的冲突。由于仇恨的本质是极端的外罚性，这意味着仇恨者将所有错误都归咎于其仇恨的对象。只要他坚信这一点，他就不会为自己不仁慈的心态而感到内疚。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是外群体，而非个体常常被选择为仇恨和攻击的对象。毕竟，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很像的，他人会让我们想到自己。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同情受害者。攻击他会引起我们自己的一些痛苦。我们自己的“身体形象”会被牵涉进来，因为他的身体就像我们自己的身体。但是，群体没有身体形象可言。它更抽象，更不具备人性。群体一旦具有某些显著的区别特征（见第8章），例如，不同的肤色，会使人们对他们进一步产生距离感。我们能够更易于将不同肤色的个体作为外群体的成员，而非个体看待。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至少有一部分与我们相像。

同情心的这种倾向似乎能够解释我们常观察到的另一种现象，在抽象的意义上仇恨某个群体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该群体中的个体往往是公平的，甚至是友好的。

仇恨群体比仇恨个人更容易，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不需要通过比照现实来检验我们对一个群体不利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认识的个人成员当成“例外”，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持有它。

弗洛姆（fro）指出，区分两种仇恨是至关重要的：其中一种可以被称作“理性的”，而另一种则是“基于性格的”。14 前者具有重要的生物功能。当人的基本自然权利受到侵害时，就会产生这类仇恨。人会仇恨任何威胁到他个人的自由、生命和价值的东西。此外，如果社会化程度高的话，他也会讨厌威胁其他人自由、生命和价值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挪威和其他国家遭到了纳粹的入侵，绝大部分居民们仇恨纳粹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这是一种“冷”仇恨，只在非常少的情况下会导向公开的攻击行为。这种仇恨并非一时的愤怒，而是持久的蔑视。只要有可能，入侵者就会被视若无物。一名纳粹士兵挤入了荷兰拥挤的铁路车厢，所有乘客都对他视而不见。他注意到了人们对他的仇恨，但仍然试图给自己挽回一些颜面，他说：“能让我稍微有点空间喘口气吗？”没有人理睬他。

相较于理性的仇恨，我们更关注 “基于性格的”仇恨。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一种持久的憎恨的意愿。这种仇恨情绪与现实状况几乎没有关系，尽管它可能是生活中长期经受痛苦失望的产物。这些挫折融合在一起，成了一种“自由漂浮的恨意”——对应着不受控的侵略行为。这个人有一种模糊的，任意的被冤屈感，而他想要将其清晰化、极端化。他必须去憎恶些什么。仇恨的真正根源可能会让他感到迷惑，但人们会制造一些方便的受害者，编造一些借口。犹太人正在密谋反对他，或是政治家们执意要将情况变得更糟。生活中的挫折是仇恨的最典型对象。

无论是哪种仇恨，都只会在人们的价值遭到挑战后出现（第2章）。爱是仇恨的前提。只有到了一段亲密的关系被打破后，个体才会对其破坏者产生仇恨。这一事实与我们在第388页所引用的齐美尔的论断互相矛盾，他认为在个体获取爱的能力之前，首先受自身与环境的原始仇恨关系支配。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观点。

在一个人生命开始的时候，支配他的是与母亲的依赖和从属关系。几乎没有破坏性本能的迹象。出生后，在哺乳、休息、玩耍时，孩子对环境的依恋仍然占主导地位。发育早期产生的社交微笑就象征着他对人们的满意。对于他的整个环境，婴儿是积极的，接近几乎每一种刺激，每一种人。充满渴望的外向性，和正面的社会关系，都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标志性的印记。

当受到威胁与挫折时，最初的亲密倾向就会被警觉与防御所取代。伊恩·斯蒂伊这样形象地对其做了描绘：“地球上本没有仇恨，但人们因爱生恨；地狱中本没有愤怒，只有一个受了嘲弄的婴儿。”15 因此，仇恨的起源是次要的、偶然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相对较晚。其原因永远是受了挫折的从属性欲望，及其伴有的，对一个人自尊或价值的羞辱。

也许在整个人际关系领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这个：为什么我们与他人的关联中，只有相对极少的一部分符合和满足我们的依恋需求？为什么人们在心底都渴望爱和关怀，但忠诚和爱意却仍然如此稀少和有限？

这些问题似乎能在三个方向上找到答案。其中一个是生活中时时侵袭的挫折和艰辛。严重的挫折感很容易是一再出现的愤怒化为被合理化的仇恨。为了避免伤害并至少获得一个避风港，排挤外界要比吸纳外界更为安全。

第二个解释与习得过程有关。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读到，在排斥氛围中成长、暴露在既有偏见之中的儿童，很难形成信任、友好的社会关系。由于几乎没有受到父母的关爱，他们也无法给予别人关爱。

最后，在人际关系中采取排他性路线是一种经济的适应方式（在第10章中，我们谈到过“最小程度的努力”）。通过对大部分群体持有负面的态度，我们的大大简化了自己的生活。例如，如果我排斥所有的外国人，我就不必再理会他们——只需要让他们离开我的国家就可以了。如果我能够给所有黑人贴上低贱和负面的标签，那我就能轻易地抛弃十分之一的同胞。如果我能将所有天主教徒归为一类，并排斥他们，那么我的生活则进一步简化了。接着，我猜把犹太人划为异类……

因此，偏见的模式涉及了各种程度和种类的仇恨和侵略，是个人世界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无法否认，它具有简便经济的特征。然而，在人们为自己构想的愿景中，仇恨与侵略并无法占有一席之地。在低落的时期，人们依旧渴望来自生活的善意，以及与他人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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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个分析部分地与此相似：franziska bauesundheit und wohlfahrt , 1947,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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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lse frenkel-brunswik and r n sanford y , 1945, 20, 271-291

12 ibid

13 aristotle rhetoric book ii

14 e fro an for hiself new york: rehart, 1947, 214 ff

15 i d suttie the origs of love and hate london: kegan paul, 1935,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