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宽容人格（2/2）
移情能力
影响宽容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有时被称为共情，也许我们也可能称之为“理解人们感受的能力”“社交智慧”“社会敏感度”，或者，借用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德国词语——“知人之明”（nschenkenntnis）。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相较于苛刻狭隘的群体，持有宽容态度的群体对于他人人格的判断更为准确。
例如，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将一组在衡量专制主义量表中得分很高的大学生，与另一组年龄性别相同，但得分较低的大学生进行配对。在二十分钟的交谈中，每对学生就自己所喜爱的广播、电视、电影进行闲聊。在与一个陌生人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后，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通过这种方式对对方形成了印象。所有被试都不了解实验的目的。在谈话结束后，每个学生单独在另一个房间中，完成一份他认为刚与他进行对话的人会如何反应 的问卷。有27对学生参与了这项研究。
结果表明，高度威权主义人格的学生会将自身态度“投射”到对方身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对话者也会以一种高度威权主义的态度回复量表（尽管实际上那些人在量表中得分都很低）。与之相反，低威权主义的学生则更为正确地判断了其谈话对象。他们不但判断出对方是高威权主义的，还更正确地估计了对方对显示其他性格倾向的问题的回答。简而言之，相较于苛刻狭隘的学生而言，持有宽容态度的学生似乎普遍更擅长对谈话对象做出正确判断。13
诺琳·诺维克（noreen novick）做过的另一个（未发表的）研究能够使问题变得更加清晰。在美国的一所训练学校中，一些外国学生被要求在其同学中挑选出那些如果作为外交人员被派遣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服役的话，最能够在自己国家的社会中成功者。他们对这项问题的答案显示出惊人的一致性：某些美国人将在任何国家受到欢迎；而有些美国人在哪里都不受欢迎。研究人员将两个极端组别——得到所有人提名者与无人提名者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寻求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特征。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能够成为受欢迎的人物，而其他人则不会这样？
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共情能力”。那些受到欢迎的学生有着显著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他们对他人的想法很敏感。他们有“知人之明”。而不受欢迎者则缺乏这种社会敏感性。
这项研究中有两个尤为重要的发现。（1）人际关系的技巧并非因文化而异，来自所有国家的代表都会选择同样的一群具有某种天赋的个体。（2）这种天赋主要在于共情能力，一种设身处地、调节自我的灵活性。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为什么共情与宽容有关。难道不是因为一个可以正确估计他人的人没有必要感到忧虑和不安全吗？他能够准确感知他人所流露出的情绪线索，他对自身在有需要时能够回避不快而感到自信。正确的感知使他能够避免人际摩擦，并拥有成功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一个缺乏这种能力的人不能相信他自己与他人相处的技巧。他被迫保持警惕，将陌生人归类以一起（en asse）做出相应的反应。由于他缺乏察言观色的能力，他只能依赖于刻板印象。
我们还不能够明确地判断共情能力的基础是什么。它也许是安全的家庭环境，美学上的敏感性和高尚的社会价值观所共同造成的。无论它来自哪里，它都似乎是具有种族宽容的人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自我洞察
自我洞察的特质也是类似的。研究表明，对自我的了解往往与对他人的宽容态度联系在一起。有自知之明、懂得自我批评的人不会惯于把自己的责任归咎于他人。他们了解自身的能力与缺陷。
还有很多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者针对持宽容态度的群体与有偏见的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持有宽容态度的个体的自我理想中常常会出现自己所缺少的特质；而有偏见的个体所勾画的自我理想则是与其自身相似的。持有宽容态度的个体，“似乎在根本上更有安全感，能够轻易发现自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14 。他们了解自己，并不会对自身感到不满。他们的自我觉察能降低将自己的缺点投射到他人身上的诱惑。
另一项研究询问了宽容和偏见的受试者，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比普通人更有偏见。几乎所有持有宽容态度的被试都知道自身的偏见程度较低，而只有五分之一持有偏见态度的被试知道自己的偏见水平高于平均水准。15
一些研究人员提示我们注意宽容人格个体所具有的普遍的内向性（wardness）。他们对想象过程、幻想、理论思考、艺术活动更感兴趣。相比之下，偏见人格的人格倾向是外向型的（ouard）。他们会将自身冲突外化，并通过环境而非自我进行调节。持有宽容态度的个体渴望获得个人自主，而非外部制度性的锚定。16
共情、自我洞察、内向性都是难以在实验，甚至临床调查中观察得到的特质。我们现在能收集到这种程度的证据已经很令人惊讶了。然而，到目前为止，一个同样与此相关的特质——幽默感 （sense of huor）至今无法通过心理学研究得到证实。我们有理由假设一个人的幽默感与他自我洞察的程度密切相关。17 然而，幽默感是难以定义的，以目前心理学研究的水平，我们很难对其进行精确的测量。但是我们大胆断言幽默感可能是影响偏见的一项重要因素。那些在集会中向神情严肃的听众鼓吹苛刻狭隘态度的煽动者们，常被评价为“毫无幽默感的”。这是一个印象主义的判断。然而，如果我们在第25章中对于偏见人格的综合界定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缺乏幽默感的个体，也缺少了宽容人格中所需的一项特征。一个能够自嘲的人不大可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
内罚型
这种内向性、自知之明以及自嘲能力构成了内罚型倾向，我们在第9章与第24章中对其做过讨论。自责取代了向外投射的责备。
一名研究人员研究人们对苏联的态度时，问了他的许多被试一个问题：“当事情的发展不乐观时，你更有可能归咎于他人，还是为当前情况而感到自责？”结论发现，报告自责的被试对苏联口出恶言的倾向更低。因此，内罚型特质在国际态度上也是适用的。自责的人对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并不会非理性地将罪责归咎到替罪羊身上。18
这种特质具有另一个更为积极的效果：对失意者的同情（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fracanoophilia）。这种同情可能是一种混合性的心态。它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会带有施恩的色彩。帮助弱势群体很容易使人的自我膨胀。有时，这种偏向几乎会带上强制性、神经质的意味。但无论这种同情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它都可能与内罚性有关。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示人们注意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化人格模式。这种类型的宽容个体会对弱者产生真正的同情；他对自身有着强烈的自卑与无价值感；他感到自责；他能够快速敏锐地发觉并同情别人的痛苦，在帮助许多同胞的过程中，他能够感受到愉悦。并非所有的内罚型都会发展为这种人格，但这种人格模式并不罕见。
对模糊性的容忍
读者可能会回想起我们关于持有偏见的个体在心理操作中所具有的独特认知过程的几次讨论。我们已经在各章节（尤其在第10章和第25章中）就他们的类别僵化、倾向于两极化思维、选择性感知、简化记忆痕迹，以及对明确的心理结构的需求——即使与偏见没有直接联系的过程中也是如此——进行了讨论。所有案例都基于对有偏见的被试组和没有偏见的被试组的对照研究。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为宽容人格者所特有的心理操作也具有与偏见者相反的明显特征。
我们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宽容人格者精神生活的特征——它具有灵活性、差异性和现实主义等特点。对此最好的概括可能是由埃尔斯·福伦科尔-布伦斯威克（else frenkel-brunswik）所提出的“对模糊性的容忍”。19 不过，标签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牢记其背后的原理，即对种族群体的宽容心态，与偏见心态一样，都是认知操作的整体风格的反映 。
个人价值观
然而，宽容思维不仅反映了个体认知操作的风格，还反映了个体的整体生活方式。
当我们谈论整体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其实是本章中提到的所有离散变量是如何组织和整合在一起的。宽容不仅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种模式 。气质、情绪安全感、内罚性、细分类别、自我洞察、幽默、对挫折的容忍、对模糊性的容忍——所有这些因素，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都将被纳入宽容模式之中。一种模式即一种综合，但是心理学家更倾向于以分析的方式工作。因此，心理学在处理模式或者“总体风格”时会遭遇困境。
但是，一项研究就模式问题进行了分析。它揭示了宽容是如何植根于个体的整体生活价值之中。20 研究人员基于最初由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r）所提出的六大价值观对大学生进行了调查。21 研究人员还通过利文森-山福特的反犹太主义量表（levn-sanford anti-seitis scale）对大学生的偏见程度进行了测量。22 他们将偏见程度极高的25被试与极低的25被试按照价值观排序，结果如下：
反犹程度高的25
反犹程度低的25
排序高的价值
政治的
审美的
经济的
社会的
宗教的
宗教的
社会的
理论的
理论的
经济的
排序低的价值
审美的
政治的
两者的价值排序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当我们考虑到量表所定义的这些价值观的性质时，这项发现就具有了重大意义。政治性 （political）价值观意味着对权力的兴趣；这意味着人们习惯于从等级、控制、支配和地位的角度来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有些东西被认为比其他东西更高、更好、更有价值。一个用这种视角看待生活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外群体地位低、价值低，也许还将他们看成是可鄙的；或者他会把他们视为对自己地位的威胁，或是要篡夺社会控制权。我们的这一解释得到了来自宽容被试组的数据支撑，与偏见群体恰恰相反，他们几乎不具有通过权力-层级看待生活的倾向。因为他们对政治性价值的排位最低。
审美 （aesthetic）价值观（在宽容群体中得分最高，在偏见群体中得分最低）代表着对特殊性 （particurity）的兴趣。它意味着生活中的所有事件——无论是日落、花园、交响乐或者是一种人格——都作为其本身而被欣赏。审美的态度不是分类的，每一种体验都作为独立的经验而具有内在价值。持有审美价值观的个体是个人化的。当他遇见某人时，他会将其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群体的成员来进行评价。由于偏见群体很少持有这一价值观，而宽容群体则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该价值，这个发现具有指导意义。
排在第二位的价值观也很有趣。经济性 （enoic）价值观代表对效用（utility）的兴趣。“这有什么用处？”是持有经济性价值观的群体最常问的问题。这种价值观常见于商品的生产与分发过程中，或银行和金融行业中。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政治性价值观与经济性价值观自然而然地具备相关性（在“价值观量表”［study of vaes］中，它们的相关度为+030）。反犹太主义者能够轻易地将犹太人的形象阐释为一种经济威胁、金钱至上的代表（自身金钱至上思维的投射？）和竞争对手。宽容的个体即使在生活中经济条件较差，也不会过分敏感于少数群体对其经济状况所产生的威胁。
社会性 （cial）价值观在宽容人格中的认可度达到了第二的位置。它代表着爱、同理心、利他主义。个体对这种价值观的重视，使种族偏见无法在其生活中发挥出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当社会价值观与审美 价值观相结合时，个体的注意力会聚焦在对象的优点上，继而对泛化思维产生抗拒。
显然，这两种人格中宗教性 （religio）价值观与理论性 （theoretical）价值观的排位都不高。这很容易解释。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读到，宗教既可能倾向于加强偏见，也可能倾向于减轻偏见，这完全取决于个体对宗教的理解。在这项研究中，宗教的效应互相抵消，使宗教性价值居于中间位置。而理论性价值观代表着对普世真理的兴趣。这在反犹太主义群体中是最不被看重的价值观。持有偏见的个体显然并不关心真理的价值。这个价值观之所以没有能够在宽容群体中具有重要位置，是因为审美价值观、社会性价值观与宗教性价值观在宽容态度的形成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性。
生活哲学
在福斯特（e e to dia ）中，几位英国人正在筹划一个聚会。受邀嘉宾的名单变得越来越长，甚至包括了一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其中一位英国人惊愕地说：“我们必须排除一些人，不然谁也不会参加这场聚会。”
而宽容的人会持有与此相反的观点。越多人参加他的聚会，他就会感到越满足。排外主义的生活方式不适合他。
本章就很多人为什么会更偏爱包容的生活方式，给出了一些影响因素。一些人似乎生来性格温厚。另一些人的性格则显然反映了他们早年受到的养育方式。他们看重审美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会使他们具有整体上偏向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自我洞察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类似的还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共情）。总而言之，基本的安全感与自我的强韧度能够抵消在追求个人安全保障的过程中压迫性、归咎于他人、依赖于制度主义，以及专制主义所带来的影响。
问题的核心似乎在于，所有个体都试图完成自身的本质，即通过沉浸式习得（第19章）。他在探索中可能走上的路有两条。一条路要求他通过排斥性的平静获取安全。选择这条路的人执着于狭小的安全地带、不断缩减社交圈、敏锐地选择能够抚慰自己的对象，并排斥对他产生威胁的一切。另一条路则是放松的、自我信任的，因此也需要对他人的信任。走上这条路的个体不再需要将陌生人排斥在自己的聚会之外。对自身的爱是能够与对他人的爱共容的。基于在处理内心冲突和社会变迁中所获取的安全感，我们可能能够形成宽容的导向。与持有偏见者不同的是，宽容的个体不会将世界视为一个人性本恶且充满危险的丛林。
正如我们在第22章中所读到的那样，一些关于爱与恨的现代理论，都坚持认为所有人的原始导向都指向信任与爱。这种天性会在母亲与孩子之间、地球与生物之间自然而然地生长形成。爱是所有幸福的源头。生活中的仇恨与敌对可能只是对这种自然生长的爱的扭曲。对挫折与剥夺的错误处理才会滋生仇恨，它是自我核心所不能整合的部分。23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民主人格和向成熟的人格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内心的安全感之上的。只有当生活中不再有狭隘的威胁时，或者个体能够通过自身内心的力量化解这些威胁时，人们才能够与所有类型、处于所有状况的他人彼此和平共处。
参考文献
1 在社会研究领域的重点似乎将有所改变。哈佛大学的助学金研究完全致力于研究正常大学生的身心健康。cf c l heath, what people are: a study of nore: harvard univ press, 1945 在同一所大学，帕·索罗金领导着一个专门致力于发现有利于“好邻居”的条件的研究中心。cf p a rok, altruistic love: a study of ahbors” and christian sats, boston: bean press, 1950
2 第18章和第24章给出了这些断言和本节中其他断言的证据（除非另有说明）。
3 d levy anti-nazis: criteria of differentiation psychiatry , 1948, 11, 125-167
4 cf j far, no postponereen, 1950
5 cf j r carln, under ver, new york: e p dutton, 1943, al the publications by friends of deocracy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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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s p adarayaniah的研究：a research lor prejudic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l, 31, 217-229。另见t w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nality , new york: harper, 1950, 特别是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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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 a stouffer, et al the a arerste, probg canadian prejudices: a preliy , 1947, 23, 151-159; babette sa the ae library, 1945
11 g w allport and b y , 1946, 22, 9-39
12 ibid
13 a sdel and p sen cial perceptions of authoritarians and nonauthoritarians journal of abnory , 1953, 48, 181-184
14 t w adorno, et al op cit, 430
15 g w allport and b krar op cit
16 cf e l hartley, probles crown, 1946
17 cf g w allport, pernality: a psychological terpret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1937, 220-225
18 b sith functional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public opion (unpublished) cae library, 1947
19 else frenkel-brunswik tolerance of auity as an eotional perceptual pernality variable journal of pernality , 1949, 18, 108-143
20 r i evans pernal vaes as factors anti-sey , 1952, 47, 749-756
21 al g w allport and p e vernon, a test for pernal vaes, journal of abnory , 1931, 26, 231-248 这个测试于1951年被修订了，参见g w allport, p e vernon, and g ldzey, study of vaes , boston: houghton iffl, 1951。
22 d j levn and r n sanford a scale for y , 1944, 17, 339-370
23 对于这个观点的详尽阐释见：e fro, an for his of love and hate , london: kegan paul, 1935; g w allport, basic prciples ielow (ed), cultural groups and huan retions , new york: bia univ press, 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