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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沈强把陶又佳引进普运哲的办公室时，恰好是下午四点钟，他们在电话里预先约定的时间。

普运哲从他那张阔大而又凌乱的办公桌后边绕过来，和陶又佳简短地握了一下手，把她让在办公桌对面预先安置的一把软椅上，自己又踅身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沈强给陶又佳端来一杯茶，又在普运哲的杯子里续满水，悄悄退了出去。

陶又佳像大多数长邺市民那样，对于普运哲的形象并不陌生。为了这次采访，她又大致了解了一下他的经历。她知道他是六十年代的工科大学生，他的专业是电力仪表，毕业后由外省分配到长邺市的一家工厂，在工厂因涉嫌一封匿名信诬陷江青案，被厂里开除下放到农村。他的父母早逝，惟一的姑母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他被舆论界评价为思维敏捷的开拓型干部，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他上任之后首先配合市长为市民开辟的“市长热线电话”深受市民欢迎；由他提议的邀请本市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回市观光并请他们每人为长邺的经济发展出一个主意，在一百五十万长邺市民中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这个带有亲情意味的胆大而又冒险之举动虽然耗资巨大，但使海外游子感动不已，也使长邺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效益。长邺的知名度迅速得到传播，长邺市一年之间与外商签订了上百个合资合作项目，几乎接近过去五年的总和。

普运哲无疑是一颗政治新星，但所有这一切在陶又佳见到普运哲之前并没有真正地打动过她。她常想对于一个市长，这算不上什么额外的事情，她甚至一贯反感报纸老是为了市府给百姓做了一点事就大呼小叫，动不动就说某市领导“亲临”某地某现场做某种指导。陶又佳想，“亲临”什么？分内的事。

现在陶又佳坐在普运哲的对面，既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惶恐，也没有熟人面对熟人的随便。她承认她对这位中等个子、留着平头的中年人是尊重的，那么，也就是公事公办的那种尊重吧。后来陶又佳回忆当初，发现当初是放在普运哲桌角的一只小糖盒才使她改变了对他那种公事公办的尊重。

这是一只鹅黄色的圆形糖盒，盛着那种瑞士产的利口乐硬糖。陶又佳对它并不陌生因为她也喜欢吃利口乐。她还记得在美国时，小姨曾经陪她去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参观，在参观国务卿的办公室时她就发现国务卿的办公桌上有一只小小的糖盒。这使她觉得非常新奇，她初次发现原来在这样庄重的地方也是可以吃糖的。这和她在国内一些局长、经理、政府官员办公室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一只小小的糖盒使国务卿的办公室洋溢着一种温馨的人情味儿，小姨说如果你愿意就可以打开糖盒吃一粒，所有来参观的人都可以吃。陶又佳打开糖盒拿起一粒淡绿色硬糖放到嘴里，糖不太甜但是很凉爽，这使她觉得她正在和美国国务卿开着一个凉快的小玩笑。现在她和普运哲的谈话差不多就是从糖盒开始的。

她说：“普市长，我冒昧地问一句您这个糖盒里装的是糖么？”

“当然是糖。”普运哲说：“你以为是什么？”

陶又佳笑了：“我也以为是糖。看来您有办公时吃糖的习惯。”

普运哲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烟来，在征得了陶又佳的同意之后点着烟说：“我有办公时吸烟的习惯。桌上的糖基本是为客人预备的，因为有些客人到我这里开始会感到紧张，吃糖可以使气氛轻松，特别是那些不吸烟的客人。”

“那么我是不是也在被您请吃糖的客人之列呢？”陶又佳说。

“我非常愿意请你吃糖。”普运哲打开糖盒欠身给陶又佳递过去，“但我知道你在这里并不紧张，这是记者的基本素质。”

陶又佳也欠身从盒中拿出一粒半透明的糖放进嘴里。她和普运哲隔着这张过于阔大的桌面，隔着桌面上如山的文件、报纸、杂志互相做着欠身，她觉得这种样子有些滑稽。这并不是两国首脑间的正式会晤、谈判，她不过是前来请他回答一些并不沉重并不棘手的话题。于是她说：“普市长，沈秘书已经向您通报了我的主要访谈内容了是吗？”普运哲说是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种隔着办公桌讲话的形式改变一下？因为我的问题和您这张桌子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可是您看现在，我的每一句话都要越过这么多的文件才能到达您那里，这样，待到您回答问题时显得也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了。”也许陶又佳是想说“这样……就多了些官气”。

普运哲像是猜到了陶又佳这番话的真正含意，便爽声大笑起来，笑得很真实，很无所顾忌。陶又佳在采访时经常遇到一些不真实的、有所顾忌的笑，那种笑有时使她感到脸上的肌肉发僵。此刻她的肌肉是松缓的，她还发现他有一口少见的又白又结实的牙。

但是他并没有从桌后移过来。

陶又佳不打算就此退缩，她天生有一种把本没有礼貌的要求用幽默而又不失优雅的方式提出来的本领，她有那种让陌生人很快接受她的影响的本领。她望着渐渐止住了笑的普运哲毫无窘态地说：“比如您和我是不是可以坐在那两张沙发上谈话？您已经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就意味着您可以在这期间暂时忘掉办公室，是不是？”陶又佳指着靠近门口的那组灰蓝色丝绒沙发。

普运哲端起水杯从他的转椅上站起来，一边向沙发走去一边对陶又佳说：“在这间房子里还从来没有人指挥过我应该坐在哪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怎么知道。”陶又佳说。

普运哲望着陶又佳：“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是吗？”陶又佳说，“我只是觉得一张用惯了的桌子可能会影响您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思维，比如我们杂志这个栏目。”

“说到你们杂志这个栏目，我倒有一些想法。”普运哲说，“一方面这是展示杂志本身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它也督促被采访者积极地思索公务之外的人自身最本质的一些事情。比如你有一个问题是‘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坦率地说我可以不老实地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它确能引我思念起那个我最思念的人。因此可以说这个提问本身只给了我一次思念的机会。你想，当我被会议被文件被贸易谈判被宴会搅得心绪烦躁的时候忽然有人对我说一句‘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时，我一定会下意识地进入片刻的思念状态，这状态也许很短很短，也许十秒钟也许五秒钟，可你不能不承认这句提问多多少少影响了我那么一下。但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有多少读者对我这样一个市府官员的答题感到兴趣呢？于是……”

“于是，您很可能巧妙地绕开话题，或者再说直接一点——”

“耍个滑头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

“那是因为我怀疑到底有多少人对它有兴趣。”

“起码长邺市的市民会有兴趣。”陶又佳说。

“但《星探》是一个发行全国的公开刊物，除了长邺市的一百多万人口外，外地人又有谁知道普市长是谁呢？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关心他思念谁或者不思念谁了。我们并不是名人，那些真正的名人是指对一个时代的情绪至少产生过影响的那种人，他们超越了市界、省界、甚至国界，他们才是公众真正有兴趣的人。远的不说，就说我们长邺市的作家董达，如果你写一篇关于他的生活的问答，肯定比你坐在这里问我更能吸引读者。”

“您认识董达么？”陶又佳说。

“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我想你们一定会很熟。”

“是比较熟，”陶又佳说，“他曾经是我的丈夫。”

普运哲注意地看了看陶又佳，应该说是瞬间的观察。当他发现陶又佳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常态，他还是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

“这没什么。”陶又佳说，“我只关心您是不是对这次访谈改了主意？”

“当然没有。”普运哲说，“我前边的说法并不是要否定你们的设想，一份有自己想法的杂志应该做多种尝试。我们把这次访谈不妨也看做一种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得失权衡利弊。”

“那么您现在愿意谈谈您生活中最思念的人吗？”陶又佳把谈话的主题拉回来，并打开了录音机。

“我最思念的人是我的姑姑。”普运哲说，“你知道我不是长邺市人。”接着他说出了胶东半岛一个美丽城市的名字——琴岛。陶又佳禁不住插嘴说：“原来咱们还是同乡呢！我在那儿一直住到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