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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街八号连续两天一直很平静。虽然它的女主人夜夜失眠、乱梦总是做到天亮，它的男主人却严格遵循着每日的作息规律，该上班就去上班，该回家就回到家里，使人感到他除了市府的工作实在没有另外的去处。

普运哲刚接到一个通知，几天后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会议内容是研讨中国部分开放城市发展战略。普运哲除了要准备翔实而充分的发言材料，还打算把陶又佳带去，也许由于他的脑子正被这两件事占据着，所以无暇顾及葛佩云情绪的反常，就连她两天没上班也没有注意。

葛佩云两天没上班，她就像躲避灾难一样闭门不出，又像是专等着灾难从天而降。两天之内她密切观察着门外的垃圾箱，企盼那垃圾箱跟前重新出现奇迹，比如：那只鞋又回到垃圾箱前。因此家中虽无什么垃圾可倒，她也要一早一晚捡两簸箕“垃圾”走出家门，在垃圾箱前站那么一会儿。但是两天以来垃圾箱前没有出现这种奇迹，葛佩云暗想这鞋无论如何是不会重返垃圾箱了。这使她越发坐立不安起来，每逢和丈夫一起坐上饭桌，每逢她望着对面那个平静而不言不语的男人，就觉得现在大祸即将临头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他。因为那个拥有高跟鞋的人随时都可以对她丈夫进行威胁，那时的普运哲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若无其事地坐在对面和她一起吃饭了，直到饭后普运哲坐上车子离开他们的八号时，葛佩云才觉出，自己刚才那番想像又有点像是对丈夫的诅咒。为什么她净没事找事地专往坏处想？于是葛佩云开始往好处想——她不是没往好处想过：那双鞋也可能已被掏垃圾的掏走化为了灰烬。每日的午夜都有垃圾车从这儿轰轰而过，他们把那些垃圾桶弄得丁当乱响，然后垃圾们就被他们拉到该去的地方，付之一炬。几年前长邺市已经建起了这种垃圾处理场。可没过多久，葛佩云又会推翻自己这种见解，她想一只鞋，一只红通通的洋里洋气的高跟鞋，无论如何是引人注意的，因此那鞋的消失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它还是落到了一个人的手里。这人所以捡起这鞋是为了穿用，待到穿用时，必得对鞋进行一番清洗整理：先把缺跟的那只补上跟，然后一洗一刷一掀鞋里的皮垫，就发现了鞋中那秘密。普运哲的形象在长邺市是人人皆知的，就和公园里整天展览的猴子、老虎没什么两样。于是那底片就更有了它独特的价值。

葛佩云想不下去了，她打开电视视而不见地盯着屏幕，想以此暂时分散一下思路。她的思路果然分散开来，她想起今天是星期五，她订的《中国电视报》每星期五送到。她拿了信箱钥匙，来到院里冲着挂在院门上的信箱走过去，其时白已贺寄给普运哲的那封信已经在普家的信箱里躺了两天。

光明街八号门上的这个信箱大部分时间是空的，因为普运哲的书信报刊一般都寄至市府，葛佩云除了一张《中国电视报》，与外界没有任何来往。电视报是每星期五上午送到，于是普家的信箱几乎成了电视报的专用，而葛佩云只在每星期五才开一次信箱。

她开了信箱取出了报纸，见信箱中还有一封信。这是一个邮局出售的那种普通信封，上面写着“本市光明街八号普市长亲启”。葛佩云虽然有时迟钝但她并不傻，凭直觉她立刻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她趁人不备（其实四周并无人）迅速把信揣进衣兜，蹑手蹑脚地回了屋。

照理说，普市长亲启的信，本应由普市长亲启的。从前葛佩云偶遇这种要普市长亲启的信，都是恭恭敬敬摆上普运哲的写字台，等普运哲亲启。但是今天，葛佩云却揣着这封信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又自作主张地“亲启”了它。

葛佩云幼年在农村时，常听人用“五雷轰顶”来形容一种灾难的来临，但她从未尝到过五雷轰顶是什么滋味。此刻她终于尝到了——这确是一种五雷轰顶之感。这普通信封里的一张白纸，这白纸上的几行字竟然把她猛然击倒在床上。她清楚地觉得她已被轰得两眼直冒金星，被轰得四肢冰凉；或者她清楚地觉出她已被轰得七窍出血，五脏迸裂；或者她清楚地觉出她已被轰得肝脑涂地，屁滚尿流。对，她一定是流下尿的，因为当她清醒过来之后确有一种要换裤子的感觉。但葛佩云没有换，她就那么湿着。农村人管湿着叫卤着，她就那么卤着、忍着。她忍着坐起来想：既是自己做了那底片，既是自己“亲启”了普运哲的信，既是自己已先于他遭了这五雷轰顶之灾，那么一切就应该由她自己顶住。当前最最危险的已不再是她接到了这封信，而是她千万别“乱了方寸”，女人就最容易乱方寸。

这时的葛佩云，颇有些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的劲儿，面对家庭将要遭受的灭顶之灾，她准备迎着灾难上，她决心要把这场灾难扼杀在摇篮里。那么，此次和这位写信人车站钟楼下的见面就必得由她来完成。想到这些，葛佩云还有些暗自庆幸，她庆幸自己亲启了这封信，她愿意丈夫是个神不知鬼不晓的局外人。现在她是愿意看见丈夫脸上带着一副神秘莫测的平静和她面对面地坐着。

葛佩云推算了一下信中指定的日期，便是今晚。今晚九点钟。

从光明街乘汽车三十分钟可以到达火车站，葛佩云吃过晚饭，时间还不到八点，心中却已经有些沉不住气。她把碗筷扔进洗碗池也不刷就匆匆出了家门。

天已经黑了，下班时间已过，但公共汽车仍然十分拥挤，葛佩云等了两班车才挤上去。现在的乘客并不是赶着回家，而是兴致勃勃地刚从家里出来。这是夜生活的开始，乘客们要去的地方是酒吧、舞厅、卡拉ok、镭射投影、体育馆、旱冰场什么的，那些年轻人勾肩搭背、无所顾忌地说着可文雅、可不文雅的悄悄话，也有的少男少女甚至故意夸张着他们的“爱情”，旁若无人地做出一些只能在家中在户内做出的动作。此时葛佩云就被挤在两对男女的中间，躲也躲不开。这使得她不时把脖子扭到一边看车门、看车灯。她发现门灯正照耀着一行红字：上车如到家，有事请讲话。她奇怪自己每天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怎么从来也没发现过车上有字，更没注意过车门上还有这么两句话？她盯着车门，竟忙中偷闲地研究起这两句话来。她觉得这两句话实在是不伦不类：公共汽车就是公共汽车，上车的人不是刚从家里出来就是要回到家里去，谁会把汽车当成家呢，谁家整天这么人挤人地呆着？再说后边那句“有事请讲话”就更是废话，讲什么话怎么讲？家里该讲的事不能到车上讲，要跟单位讲的事告诉公共汽车也没用。还讲什么呢，讲我从哪儿上的车要在哪站下？要不就讲我要到火车站会见一个人去找一只鞋那鞋里有东西……能讲吗？谁能把自己的话掏在公共汽车上？有这种人，他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葛佩云越想越觉得车门上这两句话没有意义。不仅没意义，它还有那么一种假装热情的味道，甚至有一种引诱人诉说心事的歹意思。还有点儿起哄，更有点儿心不在焉。车上又一阵拥挤，打断了葛佩云的“研究”。现在她又被挤进了一位高个子黑衣女郎的怀里。这女郎蓬着油头，黑尼龙纱制成的上衣像个马桶包，卡着肩卡着胸，两只半隐半露的大奶正对着葛佩云的脸，还不管不顾地一个劲儿摇晃那头扫帚般的乱发。她每摇晃一下那头发就在葛佩云的脸上扫一下，奶也不住地往葛佩云脑门儿上、腮上、鼻子上、嘴上乱戳，弄得葛佩云一阵阵光闭眼，然而她却怎么也躲不开这两座山一样的大奶。就在这时司机又来了个急刹车，全车人排山倒海般地便拥在了一起。葛佩云一个趔趄，正趴在那黑衣女人的肚子上。这时黑衣女人才发现葛佩云的存在，她用一种“港”腔向葛佩云呵斥道：“介（这）太太，七（吃）酒七多啦？可看你这身装扮不像细（是）进过酒店的呀！”葛佩云挣扎一阵站起来说：“哎，别这么说，大家都是坐车的，我也没防备。再说你挤了我半天我都没吭气儿。”那女人又道：“哪个挤你啦，难道挤你有什么甜头可得吗？”葛佩云本来要和她争吵几句的，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一看到眼前这位对手，就立刻打消了这念头。她想起小时候一句骂人的话，只在心里骂道：我操你姥姥！她想，车上不是写着“有事请讲话”吗，这就是她现在想讲的话！她凭着自己不太高的个子（葛佩云的身高是一米五八）用尽平生之力，决心躲开这个大奶女人，却又一时感到自己在那两只大奶底下显得是如此渺小，就仿佛又变成了一个农村丫头，对，农村丫头进城。原来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市长夫人，这个城市也从来没有接纳过她，也许那个扔鞋的小保姆就是她自己。

当她在火车站下了车，当她置身于车站那个人的海洋时，她才意识到这个城市本是接纳过她的，她看见的不再是清一色的大奶女人，不再是那些卿卿我我的少男少女。这里大都是些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行人或旅客，其中农村模样的人居多。他们风尘仆仆，显得口干舌燥地坐在车站广场，身上发放出一阵阵汗腥味儿。更有些疲劳过度的旅人，身下垫张报纸或破纸箱，就曲着腿打起了呼噜。有个敞怀的小女孩裸露着一面干瘦的小胸脯、两个尚未发育的小奶头像两颗高粱粒。她一把拽住葛佩云的腿，伸手就向她要钱。她竟然慷慨地给了她一张一块的，她觉得离她最近的还是她们。

葛佩云在人流中穿梭般地来到车站钟楼跟前，可现在才八点三十分，离写信人规定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于是她又离开钟楼，沿着进站口向一边走去。那次去亚运村参观，普运哲送她就是从这里进的站，这使她又一次想起由于她那次的一个小花招、小计谋，竟给家庭带来了如此的灾难。当初真不如和她的同事一起进京。有句话叫做鬼迷心窍，那阵子她就是鬼迷了心窍，还迷起了摄影术。

葛佩云又在人海里游荡了一会儿，到底迎来了阵阵钟声。她伴着这九点的钟声再次走向钟楼。她在离钟楼大约五米开外的地方停住脚步，发现钟楼附近有好几个男人在走动。她按照写信人对自己特征的描述对那几个男人作着判断，果然在灯光照不到的角落，她一眼就看见了一个高个子男人，她想起了一米七八这个尺寸。他不像旅客，他比一般旅客要悠闲得多。他踱着方步，也不东张西望，一副超然者的姿态。当葛佩云向他那低垂的两手望去时，顿时有样东西使她为之一震。那东西正在暗处发出红光（葛佩云觉得），高个子男人只在手里摆弄着它，很明显地要引起人的注意。葛佩云心中一阵急促的鼓点敲了起来，心想我的鞋呀！我可见到你了！

葛佩云三步并作两步朝那鞋奔去，恨不得将它一把夺过来。她奔到男人跟前站住，男人手中确有一只红鞋，而且正是掉了后跟的那只。这使葛佩云没能表现出她的身份应有的镇静，她脱口问道：“这鞋是你从哪儿捡的？”

葛佩云的问话吓了白已贺一跳，因为他正专心致志地等待着普运哲出现，为此他对眼前流过的女性一律不加注意，他没有料想一个女人会突然站在他眼前，而且立刻问起鞋。他沉默了一下，他利用沉默的时间思考下面该做什么。他思索着女人的问话：“这鞋是你从哪儿捡的？”这句问话说明女人认识他手中的鞋而且她知道这鞋不是他的这鞋曾经被丢弃过。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落入了什么人的圈套，或者这女人是个参与破案的女便衣？白已贺干过几天公安，深知自己的行为已经有了一种敲诈色彩。一旦他那封敲诈信落入公安人员之手，他也会大祸临头的。想到这里白已贺甩开葛佩云便往人群里紧走了几步，当他回头再次观察她时，觉得葛佩云实在不具备女便衣那种气质，她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年妇女，说干部也行，说老师也可以，说卖货的也像，惟独不像女便衣。于是他放下心来不再往人群里走，他要静等事情的发展。这时葛佩云追了上来。

“我问你这鞋是在哪儿捡的？”她又说。

“我不认识您。”白已贺终于开了口，他决定采用答非所问的方式对付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

“可是你写过信。”葛佩云说。

“什么信？给谁写信？”白已贺又提高了警觉。

“给光明街八号。”

“您是谁？”白已贺郑重起来。

“我……我就住在光明街八号。”葛佩云说。

“您是代表他来的？”白已贺问。

“也……也可以这么说。”

“您是，您是他们家……”白已贺心想这女人一定是普家的保姆是被普运哲买通的保姆。

“他是我丈夫。”葛佩云说。

白已贺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位女人，竟觉出了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和照片上那个女人相比，普市长这位原配确实显得有些逊色，那么底片上那个情节的出现就变得合理多了。

“既然您是普市长的夫人，就请跟我到广场外面走走。”白已贺口气威严地对葛佩云说。

于是白已贺在前，葛佩云在后，他们走出拥挤的人群，沿着一溜巨大的广告牌往返着边走边说。

“这么说，您是普市长的夫人？”白已贺又一次说。

“是，他是我丈夫。”葛佩云说。

“这么说，在您家里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是吗？”

葛佩云不说话。

“您对这只鞋很熟悉是吗？”白已贺突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