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柏林（1/2）

两年多后，在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六点三十分，我醒来时，发现詹妮正睡在我的身旁。她去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呆了十天，直到昨天深夜才回来。我们翻过身，迷迷糊糊地抱在一起。小别后的重聚胜似新婚呐。她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个人习惯独自入睡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她合着眼，嘴角浮出一丝浅笑，一边把脸贴在我的锁骨下方——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那里已经自然地契合了她的脸形。我们至多还有一个小时（很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呢），孩子们就会醒来，并发现她回家了——对此他们一定会更加激动不已，因为我曾担心詹妮可能赶不上最后一趟航班，便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的手向下游走，揉捏着她的丰臀。她的手轻抚过我的小腹。我摸索着她小指末端那熟悉的凸起，那里曾有一根畸形的六指，不过在她出生后不久就被切除了。她的手指头，用她母亲的话来说，就和昆虫的腿一样多。几分钟后（或许中途我们还打了会儿盹），我们便开始了甜蜜的交欢，这是婚姻生活的特权与妥协。

我们正在肉体急切的愉悦中逐渐清醒，一起更加激烈地用力扭动，这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我们本应该记着把线拔掉的。我们对视了一眼。在沉默中，我们达成了一致：现在时间还早，这么早打来的电话应该不同寻常，可能是紧急情况。

最可能打电话来的是莎莉。她以前曾经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过两次，但家庭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我们没法留下她。几年前，在二十一岁时，她嫁了一个男人，他给她留下的是虐待的创伤和一个孩子。两年后，由于莎莉的性情过于激烈暴躁，不适合抚养她的小男孩，结果她的孩子被别人领养了。多年来她终于克服了酗酒的恶习，但却又陷进了另一段悲惨可怕的婚姻。现在，她住在曼彻斯特的一家青年旅社里。她的母亲琼已经过世了，莎莉只有从我们身上寻求亲情和支持。她从没向我们要过钱。我始终觉得，自己要对她那不幸的生活负责。这个念头挥之不去。

詹妮正仰面躺着，于是我就倾身去接电话。但来电话的不是莎莉，而是伯纳德，一句话都已经说完一半了。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叽里呱啦地叫唤。我能听到他身后有人正在兴奋地评论着什么，但随即被一声警笛打断了。我试着插嘴，喊着他的名字。他说的第一句我能听清的话是：“杰里米，你在听吗？你还在那里吗？”

我感到自己朝他女儿的怀里一缩。开口时我保持着理智的口吻。“伯纳德，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清。重新来，慢慢说。”

詹妮向我做着手势，示意要从我手上接过话筒。但这时伯纳德又开始了。我摇了摇头，双眼盯住枕头。

“把收音机打开，亲爱的孩子。或者开电视，那样更好。他们正在蜂拥通过。你绝不会相信的……”

“伯纳德，是谁正在通过什么？”

“我刚才告诉你了。他们正在把柏林墙推倒！真叫人难以置信，但我现在就看着这一切发生，东柏林人正在通过……”

我的第一个自私的反应是：他现在没什么要我立即去做的。我没必要现在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做些有用的事。我向伯纳德允诺自己会再打给他，然后挂上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詹妮。

“太不可思议了。”

“太难以置信了。”

我们尽量不去理会这条新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还不属于外面的世界，不属于那个人们穿戴整齐、奋力拼搏的群体。一个重要的原则受到了威胁，那就是：我们的私人生活至高无上。于是，我们继续刚才被打断的甜蜜进程。然而，咒语已经被打破了。在卧室里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我们可以想象，欢呼雀跃的人群正在汹涌而过。我们的心都飘到了别处。

最后，还是詹妮开口了：“我们下楼去看看吧。”

我们穿着睡衣，端着茶水，站在起居室里盯着电视。在这种时候坐着似乎不大合适。穿着尼龙夹克和褪色的牛仔短上衣的东柏林人，推着婴儿车或者牵着孩子们的手，排着纵队，鱼贯穿越查理检查站 [1] ，无人检查。摄像机上下左右地来回摇晃着，闯进一个个热烈的拥抱当中。一位妇女泪流满面，一道电视聚光灯打在她的脸上，使她看上去表情可怖，她张开双手，上前想要说些什么，却因为过度激动而哽住了，说不出话来。成群结队的西柏林人欢呼着，善意地拍打每一辆外形滑稽、勇敢地驶向自由的特拉贝特 [2] 的车顶篷。一对姐妹紧紧地贴在一起，不愿分开去接受采访。我和詹妮热泪盈眶；而当孩子们跑进来迎接妈妈时，一小幕重逢的短剧和拥抱爱抚在客厅里上演，把一切辛酸悲苦从柏林的欢乐事件中抽走——这一切令詹妮喜极而泣，放声大哭。

一个小时以后，伯纳德又来电话了。从他开始叫我“亲爱的孩子”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我怀疑，就是从他加入嘉里克文学俱乐部 [3] 之后开始的。詹妮坚持认为，这也就是他从那段称呼“同志”的岁月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进展。

“亲爱的孩子，我想到柏林去，越快越好。”

“好主意，”我马上回答。“你应该去。”

“机票就像金沙一样难求。所有人都想去。我已经抢下了两个座位，今天下午的飞机。我得在一个小时内让他们知道。”

“伯纳德，我正要去法国。”

“转一下。现在可是历史性的时刻。”

“我过会儿打给你。”

詹妮在一边挖苦：“他得去看看自己犯下的大错被拨乱反正。他需要找人帮他拎行李呢。”

听她这么一说，我已经准备对这趟行程说不了。但在吃早饭时，从我们在厨房水槽边放稳的那台便携式黑白小电视里，发出阵阵欢呼和呐喊声，令我开始感到一种焦躁不安的兴奋，一种在连日的家务生活之后产生的对冒险的渴求。电视里又爆发出一阵小规模的呐喊，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拦在足球决赛赛场看台外的小男孩。历史正在发生，却没有我的份。

孩子们被送到各自的幼儿游戏组和学校后，我又向詹妮提起了这件事。她很高兴回家。她在一个个房间里穿梭，无绳电话总是带在身边，照料着那些在我的看管下已经枯萎了的室内植物。

“去吧。”这就是她的建议。“别听我的，我在嫉妒。不过你走之前，最好把已经开始的事情做完。”

这或许是最佳的一种安排。我重新调整了从柏林和巴黎到蒙彼利埃 [4] 的航班，并确认了伯纳德的预订信息。我给我在柏林的朋友君特打电话，问我们能否借用他的公寓。我打电话告诉伯纳德，我将在两点钟坐出租车去接他。我取消了原定的约会，留下指示，收拾行囊。电视上，东柏林人在一家银行外排起了半英里的长队，等着领取他们的一百马克。我和詹妮又回卧室缠绵了一个小时，然后她匆匆忙忙去赴一个约会。我穿着睡衣坐在厨房里，热了一下剩饭，吃了顿早午餐。小电视里，柏林墙又有好几段被打通了。人们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汇集到柏林。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筹备中。记者和摄制组已经找不到空余的旅馆房间了。我回到楼上，站在淋浴头下冲澡，刚才的甜蜜交欢让我精神焕发，头脑清醒。我一边用意大利语哼着一段还记得的威尔第的片段，一边庆贺自己拥有如此充实而有趣的人生。

一个半小时后，我让出租车在爱迪生路上等着，自己急匆匆地跑上一段楼梯，来到伯纳德的公寓前。事实上，他正站在打开的房门里面，拿着帽子和大衣，箱子放在脚旁。直到最近，他才开始显露出人老时的那种挑剔态度，对自己不中用的记性的必要谨慎。我拎起他的包（詹妮说对了）。他正要把门拉上，却已经开始皱起眉头，竖起一根食指。

“最后检查一遍。”

我放下包，跟着他进屋去，正好赶上看到他从厨桌里掏出房门钥匙和护照。他把它们举起来给我看，带着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好像那个忘了拿东西的人是我，而他应该受到祝贺。

我以前和伯纳德共坐过伦敦的出租车。他的腿几乎碰到了隔窗。车还挂在一挡上，正在发动，伯纳德就已经把手指摞成塔尖状，搭在下巴下面，开始说话了：“关键在于……”他的声音没有琼的那种如战时广播般标准清晰的特质；相反，他的调门有点高，并且发音简直过度精确了，里顿·斯特拉奇 [5] 可能就是这样说话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 [6] 也是如此，带有某些有教养的威尔士人说话的腔调。如果你不熟悉也不喜欢伯纳德，可能会认为他讲起话来很做作。“关键在于，两德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俄国人会磨刀霍霍，法国佬会振臂欢呼，英国人会‘嗯啊’那么一阵子。谁知道美国佬们想干什么，什么最适合他们。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德国终会统一，因为这是两德人民共同的愿望，他们的宪法也作了阐明，没有人能阻止他们。他们会尽快实现统一，不会拖到以后，因为没有哪位总理会蠢到把这样的荣耀留给继任者。而统一将基于西德的体系，因为西德人才是将要为此买单的人。”

他能把自己所有的观点作为既成事实阐述出来，而且他的那份泰然自若也的确会对听众暗中产生影响。我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另一种观点，不管我自己相不相信它。伯纳德喜欢私人谈话的习惯是在长年的公开辩论中形成的。一场公平的辩论能引导我们逼近真相。在我们驶向希思罗机场的路上，我争辩说，东德人可能会利用附加条款保留他们体系的一些特点，因此要同化他们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另外苏联在东德还部署着数十万计的军队，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对事态产生影响；此外，在现实中和经济领域内实现两种社会体系的联姻，可能要花上多年的时间。

他满意地点着头。他仍用指尖撑着下巴，正耐心地等我说完，以便可以开始对我的观点展开阐述。他有条不紊地把它们组织了起来：反对东德分离状态的民众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势不可挡，就算有些保留东德特征的附加条例存在，人们也不会去注意，等发现时就太晚了，只能看作是东德人的一段怀旧情结罢了；苏联已经失去了控制其东欧卫星国的兴趣，除了军事力量以外，它再也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了，况且它极其需要西方的善意和德国的钞票；至于德国统一所遇到的现实困难，等这场政治联姻确保了总理在历史书中的地位、让他在几百万心怀感激的新选民的支持下赢得下一次选举的机会之后，就可以着手去解决了。

伯纳德还在继续讲着，似乎没注意到出租车已经在我们的候机楼前停下了。我向前倾身给司机付钱时，他还在针对我的第三个观点进行详细的陈述。司机在座位上转过身子，滑下玻璃车窗听着。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完全秃顶，长着一副橡胶般柔韧、婴儿般稚气的脸蛋和一双闪着蓝色光芒、盯住人不放的大眼睛。

伯纳德讲完后，他插嘴道：“对，那然后呢，伙计？德国佬们又要开始作威作福啦。那时候麻烦才开始咧……”

司机刚一开口，伯纳德就畏缩起来，开始摸索他的包。两德统一的后果很可能是下一个辩论的话题，但是伯纳德没有被吸引进去。他连一分钟也没有停下，便尴尬地匆忙下了车。

“你说的稳定在哪里？”司机还在说，“你说的力量平衡在哪里？在东边，俄国正在走下坡路，而所有那些小国家，波兰什么的，都深陷进了债务的狗屎堆里，还有一切……”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这的确叫人担心。”伯纳德说，他已经安全地走在了人行道上。“杰里米，我们可不能错过这班飞机。”

司机摇下了车窗：“在西边你有英国，虽然在欧洲算不上有地位不是吗，不能真的算。它还在舔美国的屁股呢——请原谅我的嘴巴不太干净。那么还剩下法国佬了。上帝呀，法国佬啊！”

“再见，谢谢你。”伯纳德嘀咕着，他甚至心甘情愿地抓起自己的行李，拖着它们踉踉跄跄甩开了一段距离。我在候机楼的自动门那儿才赶上他。他把包放在我身前的地上，用左手搓揉着右手，说：“我真是受不了的哥们的高谈阔论。”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同时我又觉得他对和自己辩论的人过于挑剔。“你失去平易近人的风度了。”

“我从来就没有过，亲爱的孩子。思想才是我所在乎的。”

飞机起飞半小时后，我们从饮料车里点了香槟，为“自由”干杯。接着伯纳德回到了平易近人这个话题上。

“现在琼算是平易近人了。她和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她甚至会接受那个的哥。对一个最后隐居荒野的人来说，这倒是有点让人惊讶。她是个比我好得多的共产主义者，真的。”

这些天里，一提到琼，我就会感到一丝内疚。自从她于1987年7月去世到现在，对那本来应该由我去撰写的回忆录，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把所有的笔记分好类，然后装进了文件盒里。我的工作（我经营一家专门出版教科书的小型出版社），家庭生活，去年的一次搬家——这类平常的借口并不能让我好受些。也许我的法国之旅，在羊圈的生活和那里的一切联系，能让我继续写下去。而且我还想向伯纳德了解一些事情。

“我想琼可不会把这句话当作恭维。”

伯纳德举起手上的有机玻璃高脚杯，让洒满机舱的阳光从香槟里折射出来。“这年头谁会呢？可是有那么一两年，为了这份事业，她真的非常投入和执着。”

“直到威斯河谷。”

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在探他的话。他向后靠过身去，微笑着，并没有看我。“我们现在是在谈那段生活和那个时代的事情吗？”

“看来我该做点什么了。”

“她有没有告诉你我们的那次争吵？在普罗旺斯，从意大利回来的路上，在我们抵达威斯河谷大概至少一个星期以前。”

“我想她没有提起过。”

“那是在一处火车站的月台上，在一座小镇附近，镇名我不记得了。我们正在等待去阿尔勒 [7] 的当地火车。那是一个露天站台，实际上和一个汽车站差不多大小，损坏得很严重。候车室也被烧毁了。天很热，没地方遮阴，也没地方能让人坐下来。我们都累了，而火车还晚点了。我们到这里来也是自讨苦吃。对于我们婚后的第一次争吵来说，这个环境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那么一阵子，我离开站在行李旁边的琼，在月台上踱来踱去，就沿着月台的边缘——你知道人们在打发时间时会做些什么。这地方真是一片狼藉。我感觉就像是一桶柏油或是颜料泼溅在了地上。铺路的石头已经被撬走了，野草长得很高，在热浪中枯萎。后面，在铁轨外边，有一丛不知为什么长得十分茂盛的杨梅树。我正欣赏着它，这时我发现，在一片叶子上，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凑近一看，原来是只蜻蜓，一只红蜻蜓，syueu，雄性，红艳无比。这种蜻蜓并不罕见，可这一只却大得出奇，实在是美极了。

“令我惊喜的是，我合拢双掌上前一扑，居然把它罩在了手里。接着我就沿着月台跑回琼的身边，让她把它接在手中，我则在包里找我的旅行工具箱。我打开工具箱，取出杀虫瓶，叫琼把这只小生物交给我。她仍然合着手掌，就像这样，但是她正带着一种奇怪的惊骇表情看着我。她问，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把它带回家。她没有走近前。她说，你的意思是你要杀了它。当然了，我说，它多美啊。这时她变得冷漠和理智起来。她说，它很美，所以你要杀了它。你也知道，琼在乡下附近长大，对于杀死像老鼠、耗子、蟑螂、黄蜂等任何碍事的活物来说，她从来没有显露出不安。天气酷热难当，在这个时候开始一场关于昆虫权利的伦理讨论很不合时宜。于是我说，琼，你给我把它拿过来。也许是我的口气太粗暴了。她往后退了半步，我看得出她正准备放生。我说，琼，你知道它对我有多么重要，如果你放了它，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她的内心正在挣扎。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然后她总算朝我走了过来，脸色特别阴沉，把蜻蜓交到我手上，看着我把它放进杀虫瓶里，保管起来。当我把东西放回箱子里的时候，她一言不发。然后，或许是因为她刚才一直在责备自己没有放生，她的愤怒一下子像火山一样猛烈地爆发了。”

饮料车又一次经过，伯纳德迟疑了一下，决定不再点第二杯香槟。

“就像所有最出彩的争吵一样，它很快就从具体扩展到一般层面。我对这可怜的小生物的态度就像我对大多数事物一样，包括对她在内。我内心冷酷，理论至上，傲慢自大。我从未流露过任何情感，还让她自己也无法流露。她感到自己被观察，被分析，就像我的昆虫标本一样。我只对抽象的事物感兴趣。我自称喜欢‘造物’（她就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我是想要控制它，将生命从中榨干，给它贴上标签，把它摆在架子上。而我的政治立场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我而言，凌乱比不公更加令我烦恼。吸引我的并不是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而是对人类的高效组织和管理。我想要的只是一个用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像军营一样整洁有序。我们站在毒辣辣的日头下面，而她则冲着我喊：你根本不爱工人阶级！你从不和他们说话，你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你厌恶他们。你只想让他们像你那该死的虫子一样排列整齐！”

“你说了些什么呢？”

“一开始也没说什么。你知道我讨厌这种场面。我不停地在想，我娶了这么个可爱的姑娘，而她却恨我。多么可怕的错误！接着，因为我得说点什么，我就开始为我自己的爱好辩护。大多数人，我告诉她，都本能地讨厌昆虫世界，而昆虫学家却注意它，研究它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周期，并且小心地关护它。给昆虫命名，将它们列入各种群和子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你学会给世界的一部分命名，你就学会了去热爱它。杀死几只昆虫与这个更大的事实无关。昆虫的数量是庞大的，即使是珍稀品种也是如此。从遗传学上讲，它们都是彼此的克隆体，因此谈论它们中的个体是没有意义的，更不用说去谈论它们的权利了。你又来了，她说，你这根本不是在和我说话，你这是在演讲。就在这时，我真的被激怒了。至于我的政治立场，我接着说，没错，我是喜欢思想，可这有什么害处呢？思想就是用来给人们同意或否定和反驳的。没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的确让我不舒服，可这不表示我厌恶他们。太荒唐了。如果他们看着我觉得不舒服，我会很理解的。至于我对她的感情，没错，我不是那种激情洋溢的人，但这并不表示我就没有感情。我就是这么被抚养长大的，如果她想知道，那我要说，我对她的爱胜过以前我能够说出口的所有的爱，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我对她表露得不够多，哎，那我很抱歉，可是将来要是有必要的话，我会天天对她说我爱她。

“接着，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确切地说，是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了。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火车轰隆隆地进了站，喷出团团浓烟与蒸汽。当它停下的时候，琼突然哭了出来，张开双臂搂住我，宣布了她怀孕的消息。刚才在手里抓着一只小昆虫，让她感到自己不仅要为自己身体里的小生命负责，而且要对所有的生命负责，让我杀死那只美丽的蜻蜓真是个可怕的错误。她确信大自然会报复她，孩子将会遭遇可怕的事情。火车缓缓开走了，我们还在月台上紧紧地抱着对方。我高兴地直想在月台上翩翩起舞，可是就像傻瓜一样，我却试图向琼解释达尔文的理论来安慰她，告诉她她那所谓的报复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的孩子不会出任何事——”

“詹妮。”

“对，当然了。詹妮。”

伯纳德按下头顶的呼叫按钮，告诉乘务员他改变主意了，打算再来点香槟。酒来了，我们举起酒杯，似乎是为了庆祝我妻子的即将诞生。

“这个消息公布以后，我们没法忍受再等待下一列火车，于是我们徒步走进镇里——它实际上和一个大村子差不多大小，我希望我还记得它的名字——我们找到了唯一的一家旅馆，要了二楼的一个破旧的大房间，上面有一个阳台，可以俯视一片小广场。很不错的地方，我们一直想回去看看。琼知道它的名字，可我现在再也想不起来了。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庆祝我们有了孩子，回顾、审视人生，并且像所有年轻夫妇那样谋划未来。那是一次非常好的和解——我们基本上没有离开那个房间半步。

“可是有一天晚上，琼早早睡熟了，我却难以入眠。我出门绕着广场溜达了一圈，在一间咖啡吧里喝了几杯。你也知道，当你和某个人特别亲密地待上很长时间，然后又孤身一人独处的时候，那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仿佛你刚才一直在做梦，现在你醒过来了。我坐在外面，看着人们玩滚球游戏。这天傍晚出奇的热，我第一次有机会好好想想琼在火车站说的那些话。我尽力去想象，如果相信——当真相信——大自然会因为一只昆虫的死而对一个胎儿施展报复，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她对此深信不疑，甚至都到被吓哭的程度了。说实话，我想象不出来。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完全不明白……”

“可是伯纳德，当你想碰运气冒险的时候，你就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吗？你从来没有去摸摸木头祈求好运 [8] 吗？”

“那只是个游戏，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那是迷信。这种信仰认为，人生有奖有惩，在我们自己给出的解释下有一层更深刻的含意——都只是些安抚人心的把戏。只有……”

“传记作者们？”

“我要说的是女人。也许我要说的一切就是，当我坐在那个炎热的小广场上喝酒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了男人和女人间的一些事情。”

我在想，我那敏感、干练的妻子詹妮，听到这话后会有什么反应。

伯纳德已经喝完了香槟，他正盯着我的酒瓶看，里面还剩一两英寸高的酒没有动过。我把酒递给他，他说：“我们就面对现实吧，生理上的差异只不过，只不过是……”

“冰山的一角？”

他笑了。“一个大楔子的薄边。不管怎样，我坐在那儿又喝了一两杯。我知道反复思考人们生气时说的话是件蠢事，可我仍旧思索着她针对我的政治立场说的话，也许，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那里面也有几分真理。她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还记得我那时在想，她不会在党内待太久的。她有自己的想法，既顽固又古怪的想法。

“今天下午，当我从那个的哥身边跑开的时候，所有这一切我都想了起来。如果当时是琼，1946年的琼，而不是彻底抛弃政治立场的那个琼的话，她说不定会痛快地花上半小时时间和那家伙谈论欧洲政治，把他引上正确的轨道，把他的名字加在寄信名单上，然后，谁知道呢，她说不定还会把他给争取进来。她会准备好错过她的飞机。”

我们端起瓶子和酒杯，给午餐托盘腾出位置。

“无论如何，事已至此，这就是它的价值，生活和时代的另一个产物。她是个比我好得多的共产主义者。可是从她在车站上的爆发中，你能预见到她将来很长的一段人生路程。你能看到她对党的介入的不满，看到后来她那满是哄骗的生活的开始。不管她自己喜欢说些什么，这都肯定不是在那天早晨、在威斯河谷下面突然发生的。”

听到自己的怀疑被抛了回来，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在给冻面包卷涂黄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正站在琼的立场上挑拨离间。“不过伯纳德，你又怎么看那只昆虫的报复呢？”

“什么报复？”

“詹妮的第六根手指头！”

“亲爱的孩子，午饭我们喝点什么？”

我们首先去了君特在克罗茨堡区 [9] 的公寓。我让伯纳德等在出租车里，自己则拎着行李穿过院子，把它们提到后院房屋的第四层楼梯口上。对门为我们保管钥匙的邻居会点英语，也知道我们是为了柏林墙而来的。

“不好，”她坚持说。“这儿人太多了。商店里，没牛奶，没面包，没水果。地铁里也一样。太多了！”

伯纳德叫司机带我们去勃兰登堡门，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而我也开始明白君特邻居的意思了。这里人山人海，交通极度拥挤。街道平时本来就很繁忙，现在又有许多喷着尾烟的瓦特堡 [10] 和特拉贝特，在开进西德的第一夜里就外出观光，新增了不少负担。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不管是西柏林人、东柏林人还是外来人，大家都成了观光客。几帮西德小青年，手里拿着听装啤酒或是瓶装汽酒，高唱着足球歌曲，从我们堵牢的车边经过。在后座的黑暗中，我开始隐约感到一丝遗憾：现在自己还没在羊圈里，在那高高立于圣普里瓦之上的房子里打扫收拾，准备过冬。即使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温和的夜色里仍可以听到蝉鸣。接着，我想起了伯纳德在飞机上讲的故事，便驱散了这份遗憾，决心要从伯纳德那里尽可能地取得些收获，继续那本回忆录的写作。

我们放弃了出租车，决定步行。二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胜利纪念柱 [11] ，在我们前方，宽阔的六月十七日大街 [12] 一直向勃兰登堡门延伸。有人在路牌上捆了块硬纸板，上面涂着十一月九日。数以百计的行人都在朝同一方向涌动。四分之一英里外，勃兰登堡门灯火辉煌地矗立着，看起来显得又小又矮，与它具有的重大国际意义不太相称。在它的底基下面，黑暗看起来正在加宽，愈发浓厚。等我们到达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是不断聚集的人群。

伯纳德看上去好像有点畏缩。他背着双手，身体前倾，仿佛在顶风前行。人们纷纷超过我们。

“你上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伯纳德？”

“你知道吗，我实际上从来没走过这条街。柏林？66年，在柏林墙建成五周年的时候，曾围绕它举办过一次会议。在那之前，我的上帝！还是在1953年。我们作为英国共产党的一个非正式代表团来这里抗议——不，这话说得太重了——来对东德共产党在镇压起义上所采取的方式表示密切关注。等我们回国以后，有些同志在党内惹起了很大的麻烦。”

两个身着黑色皮夹克和紧身牛仔裤、脚蹬镶银钉长筒牛仔靴的女孩，从我们身边擦过。她们挽着胳膊，十分引人侧目，对此她们没有显出骄傲的姿态，其他人对她们无动于衷，她们也没有在意。她们都把头发染成了黑色，梳成相同的马尾辫状，在身后甩来甩去，令人一下子回想起五十年代，但在我的想象中，那并不是伯纳德的五十年代。他正看着她们走开，稍微皱了下眉，然后弯下腰，在我耳边悄悄地嘀咕起来。他没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身边并没有什么人，而且四周到处都是人们的喧嚣声和脚步声。

“自从她死后，我发觉我自己一直在注意年轻的女孩。当然，都这把年纪了我还这样做是有些悲哀。但我注意的主要是她们的脸而不是身子。我在寻找一丝她的痕迹。这已经变成了习惯。我一直在寻觅：一个手势，一副表情，一些与眼睛或者头发有关的东西，任何能让我对她保持鲜活印象的事物。我在寻找的琼，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个年老的琼——不然我非把那些老太太们的魂儿都吓飞不可——而是与我结婚的那个年轻姑娘……”

相框里照片上的那个琼。伯纳德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还有一件事。在她死后最初的六个月里，有个念头老是在我脑子里打转：她的灵魂一定想与我交流。当然了，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悲伤会滋长迷信。”

“用你的科学观念来看，基本不可能。”这个评价轻率得有些刺耳，我后悔把它说出来，但伯纳德却点点头。

“一点儿没错，等我一感到自己坚强了点的时候，我又恢复了理智。但有一段时间里，我不停地在想：如果出于某种不可理解的机缘，这个世界真的就像她所编造出来的那个样子，那么，她肯定会想和我取得联系，告诉我我错了，她是对的——这个世界里有上帝，有永恒的生命，有一个意识的去处。所有那些胡说八道。她会通过一个长得像她的女孩来行事。总有一天，这些姑娘们中的一个会向我走来，给我捎来一条信息。”

“那现在呢？”

“现在这成了习惯。我看一个女孩，审视她，看在她身上有多少琼的影子。刚刚从我们身边经过的那两位姑娘……”

“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