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1）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家、诗人、翻译家切萨雷·帕韦塞（cesare pavese，有人译为帕维泽，帕韦塞较接近意大利语的发音）的代表作《月亮与篝火》终于由陆元昶先生译为中文，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这部小说写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到十一月，第二年一出版即引起广泛反响，很快于六月二十四日获得斯特雷加奖，作者被认为是战后意大利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他与蒙塔莱（一九七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意大利当时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直接从意大利文译为中文填补了意大利文学译介方面的一个空白。

《月亮与篝火》以回忆的方式描写了鳗鱼的回乡之行，故事简单，文字简洁，但内容极为丰富，值得反复琢磨品味。“鳗鱼”是个私生子，不知姓氏和名字，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什么人，人们以这一外号称呼他。儿时他被领养，因养父破产，十三岁就到一个农场做工。成年后服役到大城市热那亚时结识了反法西斯战士，为躲避当局追捕移民到美国。虽然赚了钱，却不能缓解对故乡的眷恋，他决定结束漂泊，返回故乡，寻找自己的根，寻找自我存在的感觉，寻找使自己感到安定、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某种东西。正如小说一开始所写的：“一个人疲倦了，于是努力扎下根，为自己创造土地和家乡。”人们认为，这部小说含有很多自传成分，作家于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六日自杀后，人们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作家曾多次自问：到底应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摆脱孤独，走向幸福；一个人应该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活，怎样生活才有价值。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认为是作家思考人生价值的结晶。

小说以无顺序的方式描写这个四十岁的游子的返乡之行，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从开头到第十三章回忆儿时情景。他返乡后遇到的儿时朋友中唯一活着的人是努托，由他带领着到处看，所见所闻成为回忆的由头，回忆不断变化，比较杂乱，像镶嵌画的碎片，拼接起来成为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情画。回忆中夹杂着对目前情景的描写，展现出物是人非的凄凉和过去与现在的巨大差异。第二部分由对加米奈拉的回忆转为对莫拉做工时期的回忆，比前一部分的回忆较为有序、细致、清晰，也更有逻辑，眼界更开阔：打工的劳累、生活的艰辛、对异性的朦胧关注等等，有时整章叙述一个女性的故事。鳗鱼到热那亚后接触到了大城市，到美国后接触到了“新世界”，这是与自己原先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新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私生子”，人的根没有价值。返回故乡后的对比使他得出结论：回到故乡生活已不可能。这一结论使这一部分的叙述以痛苦的语调结束，开始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描写了青少年时期认识的所有人物的悲惨结局，尤其是马泰奥三个女儿的经历和死亡，这些描写甚至比对鳗鱼养父母的描写还要详尽。最后写到小女儿桑蒂娜的曲折经历和死亡，这使他感到，他与故乡的最后联系已不复存在，同故乡的情感联系已不复存在，根本不可能再回到故乡，寻根、寻找安定已不可能。所有这些像拼图游戏，将最后一块拼上之后就成为一幅完整的画。其实，读者没有必要费这份心思，因为回忆中的每一个片段、每一种思索和感受都可以看作是独立的，不必去考虑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这样做并不会影响对整部作品的理解，反倒可以品味出更多的东西。另外，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开放的，不同的读者在这样的拼图面前有不同的感受，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时间阅读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作家描绘的这个复杂、无穷无尽的农民世界使读者像游览一座城市一样，可以反复游览，可以去辨认一些面孔，去理解一些人物，获得不同的感受，得出不同的结论，取得对这一世界的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拼图的“碎片”越多，拼接成的画面就越丰满，给予读者的东西也就越多。这部不到十万字的小说正属于这种情况，作者十分惜墨，内容却极为丰富，给予读者的东西并不亚于一部长篇巨著。

小说描写的时间跨度约在三十年左右，这正是意大利二战前后最困难的时期。法西斯专政和穷兵黩武给国家造成重大灾难，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也因政党间的分歧造成社会种群间的不同意见和相互敌视，战争结束后，人们极力想忘记战争的恐怖，竭尽全力争取创造新未来。这一段的后期正是为未来的经济奇迹创建基础的年代，也是很多人移民美国寻求新生活的年代。小说所描述的事件的背景有两个基本要素和灵魂：农民的贫困和悲惨命运以及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第一个因素贯穿于整个回忆过程，瓦利诺的故事最为典型，这个人因贫穷而暴怒，无端殴打家人，最后杀死全家，放火烧毁家园，上吊自杀，只有钦托因鳗鱼赠送的刀子救了自己。他的命运就是当地农民悲惨命运的集中体现，这样的命运在当地一直循环往复，没有多大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描写农民的贫困和悲惨命运是一项重要内容，但绝大多数写的都是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而这部新现实主义小说勇敢真实地再现了北方地区的真实状况，难能可贵。第二个因素的描写也与大多数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有所不同，不是直接描写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战斗生活，而是描写这一运动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从努托身上反映出，这一运动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希望的变化，新意大利的诞生是不可能的。

小说的叙述风格非常特殊，不按时间顺序进行，而是按回忆和与努托的对话展开，议题不断变化，有时偶然想起一件事，即以此为由头展开回忆。现在与过去交替进行，但两者并非互不关联，而是互相呼应。现在是回到过去的由头，同过去的对比又可回到现在，展现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显出过去的遥远以及与现在的反差，熟悉的故乡成了一个不认识的世界。回忆、感受、思索、推测、真实的故事等等因素频繁变幻，既增强读者的好奇感，吸引读者，又生动地描绘了一个遥远神秘的世界，鲜活地记录了一个时代：山川大地，草木庄稼，家禽动物，民间风俗，神秘信仰，宗教活动，节日庆典，辛苦劳作，家庭悲剧，生活的艰辛，地主的盘剥，农民的闭塞，神父的圆滑，女人的不幸，纨绔子弟的骗钱骗色，努托等年轻人的愤慨、不甘和抗争，如此等等。字里行间饱含着鳗鱼对儿时亲友的惦念，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深情地将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情画，一个神秘、遥远、封闭、人们的命运循环往复个人无法支配无法改变的世界以及鳗鱼返乡后的真实感受和挫折感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一世界的气息和物是人非的变迁。小说对这一世界的描绘是那样清晰、纯真、精细、切身、沉痛，那样令人痛心，那样令人绝望，那样折磨人，那样富有诗意，那样具有感染力。几乎可以说，这部小说就是作家的忏悔录，甚至可以从中找到作者在小说出版后不久自杀的原因。小说的叙述有快有慢，有张有弛，故事有长有短，叙述有繁有简；回忆中夹杂着对比、推测和思考；既有普遍的场景，又有特殊事件，对一些细节以及细节所触发的感受和思索进行详尽描写，展现令人难忘的社会状况，反映出农民的典型生活；一件事中间又插入另一件事，使节奏放慢，特别是结尾，交代了所有人的结局后戛然而止，并不交代鳗鱼是去是留。作家的结论很明确，只是没有明写出来，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让人感到值得回味咀嚼。

鳗鱼的返乡是有原因的，小说用一定的篇幅描写了他在美国的生活。在美国，他生活于完全被城市价值主宰的环境中，为追求物质的满足而不断迁徙奔波，无所归依，缺乏归属感，只有疏离感和寂寞。车辆故障后在荒漠中孤立无援就是这种生存状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工业化社会人们道德缺失、人性扭曲的真实状态。即使是那里的农民也丧失了自然世界的韵律，那里的女孩子们骑着自行车或乘坐汽车到城市，不知道一头山羊、一条河岸是什么东西，与鳗鱼故乡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他才产生了返回故里的愿望。但是，返乡后发现已经物是人非，本是去寻根，却发现已经没有植根生存的土壤。小说写到故乡的山水和大环境时，将鳗鱼返乡后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但写到人时则是完全沉痛的笔触。这让他感到，这里既有变化，又好像没有变化，变的是人，没有变的是物和生活节奏，是人无法摆脱的悲惨命运；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及其和谐的生活已经被破坏，他原先所熟悉的农民世界已经十分遥远，不变的农民世界就要消失。鳗鱼从这两个世界的不同看到了工业化社会与农民世界的对立以及前者给后者造成的破坏。后者是舒缓的，合理的，按自然时刻劳作，依时而为，相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拥有手足之情；前者是快捷的，严厉的，不按自然时间作息，而受以工业生产为首要目标的社会的制约，以强大的机器为手段去“征服”自然，将生产者变为消费者，使人被扭曲，被异化，成为生活的奴隶。因而得出的结论是，农民世界是在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的冲击下走向消失的，虽然这种冲击显得说不清道不明，但它一露头就显得那么危险，加米奈拉被烧毁就是这种危险的证明。在战后意大利经济恢复刚刚开始的时刻，真正的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之时，作家就敏锐地看到了农民世界与城市和工业化之间的对立。他曾指出，都市化和文明化是进步和美好的象征，但历史在前进过程中会给人们带来痛苦和约束。这些看法在这部小说中已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这一思想与卢梭的思想一脉相承：文明和进步腐蚀人类，使人难以痛快。文明进步和现代化无疑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应该看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只看到积极的一面而忽视消极的一面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一点从一只小小的节能灯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节能灯节省了能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但一只节能灯废弃后会污染一百八十吨水。只看到节能的一面，无疑会忽视后续处理，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其他更大的科学发明和文明进步就更值得认真思考了。作家只有对人的生存和人类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写出的作品才有可能给读者以具有哲学意味的启迪，而不是使读者像小孩子看电影一样只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小说几乎完全是鳗鱼的叙述，通过叙述不仅描绘了一个时代和农民世界的变迁，也塑造了很多活生生的人物。比如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和马泰奥的三个女儿等等，所有这些人个个命运悲惨，摆脱这一命运活下来的只有努托和钦托。钦托因家贫致残，却顽强生活，家人的死亡使他成熟起来，努力摆脱无知和可悲的命运。他捡到两张纸牌，他希望能再捡到另外那些牌，以凑成一整副牌。这不仅使读者读来感到心酸，更反映了这个孩子的坚强与乐观。鳗鱼（真正的鳗鱼生活在河川之中，洄游到海洋产卵，生命力极强，作者给这个私生子起这样一个外号，看来并非随意）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因此对他格外关注，想方设法帮助他，使他开阔眼界，最后将这个可怜的孩子安排好之后才离开故乡，表现出了对这个孩子的关心和对他寄予的期望。对努托的描写更为细致，使之成为小说中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他机智聪明，对农民世界了然于心，从儿时到成人始终是鳗鱼的一个参照物。他是一个社会党人，社会和政治意识很强，他了解农民的艰辛，清楚农民贫困的原因和他们在各个方面所持的立场，对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游击战士也很熟悉，常同圆滑的神父争吵，对战后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他始终坚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尊重，将全部精力投入实现自我的过程之中，努力设法改变农民循环往复的命运。这是因为，他坚信现在的世界“被造得错了，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去改变它”。鳗鱼返乡后遇到的努托更成熟，更明智，更理解农民生活的艰难，可以带领鳗鱼游览故乡，回顾过去。他是农民世界的代表，是鳗鱼的朋友和导师，像《神曲》中的维吉尔一样，在人生旅程的中途充当了但丁的带路人。但是，努托也有缺陷，他不知道河的另一岸发生了什么，他仍然闭塞。他还说，月亮“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相信它”，他也和当地的农民一样相信月亮和篝火的神秘力量。这样一来，这个人物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无比高大的正面“英雄”。

人们推测，努托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反法西斯游击战士、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史专家、作家的朋友皮诺洛·斯卡廖内，他在一九四九年收到帕韦塞的很多信，要他澄清过去的很多事，特别是，一些家庭为什么要领养私生子等等。斯卡廖内当时并不知道作家要这些东西的用意，作家死后，他才理解，作家不想编造故事，而是要写现实中实实在在的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家的主张正是如此，他们认为“生活就是艺术”，要按生活的原貌反映生活，创作不是编故事，而是生活的实录，要表现真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通过故事、人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而不是只去写浪漫主义的幻想。帕韦塞也深受真实主义作家维尔加的影响，真实主义认为，生活像一匹花布，剪下一块就可以缝制成衣服，不需增减图案，无需改变色彩。这部小说完美地体现了这样的主张。文学创作不同于政治宣传和政府公文，如果先立一个主题，然后根据主题的需要去编故事，或者编故事直接去解释政策，会造成故事虚假，人物脸谱化，各类人物都有“标本”，无须作者塑造，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式化、简单化、政治化，“好人”“坏人”一目了然，看了开头就可猜到结尾。这样的“文学作品”只会使读者感到弱智，不能促使人成熟，创作的路子也会越走越窄，黄世仁后再无鲁四老爷那样的地主，大春之后难见闰土身影。说是要为政治服务，但因缺乏感染力，效果大打折扣。而《月亮与篝火》正是由于如实地记录现实生活才使故事真实，人物栩栩如生，人物之间的关系细腻、复杂，无论故事本身还是其中的人物都更有感染力。

小说包含了很多隐喻和象征，树根、水井、锄头、马厩、阳台、广场、打谷场、加米奈拉山的轮廓等等，都是某种含义的外表象征，读者能从对这些事物的描写中体味到一种含义。小说的名字更为明显，月亮和篝火都具有象征意义。月亮在古代代表众神，向月亮献祭时要用篝火，月亮的亏盈也是农民耕作的重要参照。篝火是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放火烧荒是施肥的一种方式。农民认为，篝火可以祈雨，增加收成。没有月亮和篝火，鳗鱼所惦念的那个农民的世界就没有意义，他自己的生活也就没有意义。无论是瓦利诺烧毁家园的大火，还是烧死桑蒂娜的火，都可以说是旧意大利死亡的象征，但是，游击队员们用生命换来的新意大利并没有就此而诞生。小说的最后以火结尾，桑塔被烧死，“第二年这里还有痕迹，就像是一堆篝火的底子”。这一结尾无疑使鳗鱼十分痛心，象征着他将与这个世界永远告别。因此，这部小说的名称并非只具有田园意味，而是包含了小说的深刻主题：回到过去已不可能。这一结尾是痛苦的，鳗鱼的结论似乎也是痛苦的、消极的：在认识了文明、进步、工业化的世界之后，再回到农民那样简单原始的生活已不可能，那种生活已很遥远，已被摧毁。但是，结论也可以是积极的：如果鳗鱼只想回来看看，做一次“了解之行”，而不是“回归之行”，那么，这次返乡之行应该说很有成果，使他更加成熟。读者读过这部小说之后不是也会更加成熟吗？

帕韦塞是意大利战后初期一位重要作家，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对当时以及随后一段时间的意大利作家影响很大。但作家本人很不幸，正值创作高峰时突然自杀，令人惋惜。帕韦塞一九零八年出生于意大利北方库内奥省圣斯泰法诺-贝尔波小镇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儿时随父母居住在都灵市。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管教严厉，母亲去世后又在姐姐家生活，这使他形成忧郁内向的性格。在都灵读中学和大学时，他常回故乡度假，家乡所在的地区是风光秀丽的朗盖丘陵地区，《月亮与篝火》描写的就是这一地区。乡间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辛苦劳作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在大城市生活使他体会到城市对人的异化，这些都深深地影响到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在都灵大学文学系学习时，他的老师是俄罗斯文学专家、文学评论家莱奥内·金兹伯格，其妻是著名作家纳塔莉娅·金兹伯格。一九三二年毕业后从事英美文学翻译，他翻译介绍的作家有笛福、乔伊斯、狄更斯等，他翻译的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在意大利至今仍是经典译本，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谈的是惠特曼的诗，他的翻译促进了意大利文学的发展。他还翻译了弗洛伊德、荣格等名人的作品，为繁荣意大利的文化作出了贡献。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意大利邮政发行了一枚纪念他诞辰百年的邮票，算是对他的贡献的承认。大学毕业后他曾在私人学校教授英文，在著名的艾瑙迪出版社工作，任《文化》期刊编辑。一九年因查封《文化》时发现他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通信，被流放到南方，返回后发现，他在“自由与正义”这一反法西斯组织中活动时认识的恋人已同别人成婚，为此他曾想自杀。一九四六年他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帕韦塞三十年代即开始写诗，四十年代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一九四七年的小说《同志》获斯特雷加奖。《月亮与篝火》是他的代表作，出版后很快获得同一奖项。但是，报刊对此没有过多报道，反而大报特报他同一个美国女演员的恋情，这使他感到极为失望，认为人们不关心他的文学成就，不承认他的业绩，在四十二岁生日前两周在都灵的罗马旅馆303号房间上吊自杀。可以说，正是那些不讲道德的八卦小报的记者引发了他的自杀念头。去世前五天他给好友卡尔维诺写信说：“您在我书中发现的那种对过去平静生活的回忆和思念，是以我一生的清苦为代价换得的，为此我今天晕倒在地。”这对理解他的自杀和他的这部代表作有一定参考价值。他的突然死亡令人惋惜，他的作品译介到我国来的很少，只有翻译家吕同六和钱鸿嘉从意大利文翻译过他的十几首诗，而这两位先生都已过世，这也令人叹息。应该感谢出版社策划选题的同志和陆元昶先生，希望这次只是一个开头，以后能有更多的帕韦塞作品由意大利文直接译为中文出版。

刘儒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