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2）

这个夏天我在天使旅馆住下，在镇里的广场上。在镇子里不再有人认得我，因为我又高又大。我在镇子里也不认得任何人；我小的时候，人们不常来镇子里，他们在大路上，沿着街道，在打谷场上生活。镇子在谷地的高处，贝尔波河的河水在我的那些山丘下变得宽阔起来之前半小时，在教堂前流过。

我来是为了休息半个月，恰好是在八月的圣母节 (1) 。那更好，外地人的来去，广场的混乱和嘈杂，这一切甚至都能把一个黑人掩藏起来。我听到人们喊叫，唱歌，踢球；天黑时，是焰火和鞭炮；人们喝了酒，狂笑了，游行了；在广场上连续三个夜晚，整夜都是跳舞，响着汽车声、短号声、气枪的爆炸声。和以前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酒，一样的脸。在人们的大腿之间奔跑的小男孩是以前的那些小男孩；大围巾，一对对的公牛，香水，汗水，女人穿在黑色大腿上的袜子，还是以前的那些。还有在贝尔波河岸的那些欢乐，那些悲剧，那些许诺。在从前，手里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四个索尔多 (2) ，我冲进集市，冲到射击场，冲到秋千上，我们使那些扎着辫子的女孩哭泣，我们中没有一个知道为什么男人和女人、油头粉面的小伙子和高傲的女孩会相互见面，相互喜爱，面对面地笑，并且在一起跳舞。在现在，我知道了这些，而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离开谷地时，刚刚开始知道这些。留在这里的努托，萨尔托的木匠努托，我最初逃到卡奈利的同谋，后来十年里，在谷地所有的节庆、所有的舞会上吹单簧管。对于他来说，世界是一场持续十年时间的节庆，他知道各个村镇所有的醉鬼、所有的卖艺者和所有的欢乐。

一年以来，每次我逃跑，都去找他。他的家在萨尔托的半山腰，面对空旷的林荫道，有一股新鲜木头、花和刨花的气味。在莫拉的最初那些年里，对于来自一间小房子和一块打谷场的我来说，这气味就像是另一个世界：这是大路的，歌唱艺人的，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卡奈利的那些别墅的气味。

现在努托已经结了婚，是个成熟的男人，劳动并且给别人事情干。他的家仍旧是过去那个房子，在太阳下发出天竺葵和苏铁的气味，窗子上和房屋的前面就垂挂着这些植物。单簧管挂在橱柜上；人走在刨花上；他们整篮整篮地把刨花抛在萨尔托山下的河岸——一条长着金合欢、蕨类和接骨木，在夏天总是干燥的河岸。

努托对我说过他不得不做出决定——或者木匠，或者歌唱艺人——于是在过了十年的节庆之后，他在父亲死时放下了单簧管。当我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时，他说他已经从热那亚的人们那里知道了一些事情，并且告诉我在村子里人们曾经讲述说我离开之前在桥墩下发现了一只金座钟。我们开起了玩笑。“也许现在，”我说，“连我父亲都要跳出来了 (3) 。”

“你父亲，”他对我说，“你就是。”

“在美国，”我说，“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私生子。”

“这也是，”努托说，“一件需要改变的事。为什么必须有人是没有名字没有房屋的？我们不都是人吗？”

“随他去吧。我成功了，尽管没有名字。”

“你成功了，”努托说，“没有人敢再对你谈这个了；可是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呢？你不知道多少不幸的人仍然在这些山丘上。当我带着音乐到处转时，几乎所有的地方，面对厨房，都能发现白痴、呆子和弱智。醉鬼的和无知女佣的孩子，人们使他们仅仅靠吃卷心菜菜帮和菜皮生活。还有人开他们的玩笑。你成功了，”努托说，“因为你以前好歹找到了一个家，你在教父家吃得不多，但你吃了。不是必须说，别的人正在成功，必须帮助他们。”

我喜欢和努托说话，现在我们是男人了，我们相互了解；但是之前，在莫拉的那个时候，在农场劳动的那个时候，比我大三岁的他已经会吹口哨和弹吉他了。他被人找，被人听；他和大人、和我们这些男孩子辩论，向女人们挤眼睛。我那时就已经跟在他后面，并且有时从田地里逃出来，为的就是和他一起跑到河岸上或跑进贝尔波河里，搜寻鸟巢。他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在莫拉受尊重；后来在晚上他来到小院子里和我们一起监视农场。

现在他向我讲述他当歌唱艺人的生活。他曾经去过的那些村镇，就在我们周围。白天在太阳下明亮而多树，夜里是黑色天空中星星的窝。他和他那些星期六晚上在火车站的站台棚子下教导的乐队同伴一起，轻松敏捷地来到集市上；然后，两三天的时间里，他们再也闭不上嘴巴和眼睛——单簧管去了是酒杯，酒杯去了是叉子，然后重新又是单簧管，短号，鼓；然后是另一场吃，然后是另一场喝和独奏曲，然后是午后点心，丰盛的晚宴，熬夜直到早晨。有聚会，游行，婚礼；有和对手乐队的比赛。第二天、第三天的早晨，他们从小包厢里直着眼睛走下来，把脸插到一桶水里，并且最好在大车、双轮马车和马厩牛圈之间倒在那些草地的草上，这是一种快乐。“谁付钱？”我问。“市政厅，一些家庭，野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而要吃饭，”他说，“总是同样的那些人。”

他们吃什么，应该听听。我回想起了他在莫拉讲述过的那些晚餐，别的村镇和别的时间的晚餐。但饭食总是同样的，听着讲述它们，我觉得又进入了莫拉的厨房，重新看到女人们在擦丝 (4) ，揉面，塞馅子，掀开锅盖和点火，那种味道回到我的口中，我听到折断茎秆的断裂声。

“你在这方面有激情。”我对他说，“为什么你放弃了？因为你父亲去世了？”

于是努托说，首先一件事，弹琴带回家的东西很少，然后，所有那些浪费和从来也不知道谁给钱，这些最终令人厌恶。“后来有了战争，”他说，“也许女孩们的腿还在痒，可是谁还会再让她们跳舞？在战争那些年里，人们喜欢的东西不同。”

“可是我喜欢音乐，”努托想了想继续说，“只有这事叫人烦恼。这真是一个坏主人……它变成一种罪恶，必须放弃。我父亲说罪恶比女人好……”

“行啊，”我对他说，“你和女人们怎么样？你曾经喜欢她们。跳舞时她们全都来这里。”

努托有一个边吹口哨边笑的习惯，尽管是严肃地这样做。

“你没有为亚历山德里亚的医院贡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