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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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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五十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三十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着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着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三两白干。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涨着脸,瞪着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五十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着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一九七二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着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十六岁的路喜纯却在三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套磁撢瓶、磁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沉着地等待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手头只剩五块多钱时,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胡同串子” [2] ,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外,他竟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嵇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的何师傅。嵇老师并非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非突出的先进人物,但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纯的灵魂之中。

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路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享着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着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伙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伙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特别是当那个小伙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来顾客的抗议时,路喜纯便格外痛苦,有时他会禁不住把馒头机泻下的馒头,拣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路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嵇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嵇老师是教数学的。路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时,还是“四人帮”得势的时期。从那时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从课下的谈话中,路喜纯却从嵇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嵇老师总是给他讲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嵇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嵇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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