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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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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奇林笑笑说:“他对我说话一向算数。不过,依我想,我们换个三间的单元也就可以了。”

于大夫不以为然:“局级干部配备四间,这是规定嘛。”

张奇林仍然笑笑说:“土规定。”

于大夫争辩了:“这规定不算过分嘛。你们局除了你,有几个局级干部没住上四间?”

张奇林并非争论,而是发表感想说:“平房好啊。我们这平房比楼房住着舒服。”

于大夫点出主题:“可厕所呢?天天上公共厕所,多不卫生!”

张奇林仍旧微笑着:“院里的老住户,一向就这么上厕所,我看他们都比咱们结实啊!”

于大夫有点急了:“那么说,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没有厕所不说,洗澡也不方便啊!”

张奇林全身松弛地倚在沙发上,眼睛望着电视屏幕,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干校的公共厕所多简陋,我们不是照样过了六年了吗?至于洗澡……”

于大夫不等他说完,便欠起身子来,急躁地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吗?现在洗澡堂晚上都权充旅店,净是些跑单帮的买卖人在那儿过夜,他们有的有虱子,虱子掉在卧榻上,谁顾得上杀灭?他们刚走,澡堂就开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们女部情况还好一点,据说男部简直不像样子!”

张奇林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表示并不反对她的议论。但忽然笑容变得更明显了,他想起了头年夏天的一个小镜头:晚上他去厕所小便,还没走进去就听见哗哗的水响,进去一看,原来薛家老大光着身子,从厕所的水龙头那儿接出根皮管子来,在给自己冲澡……看到这情景他感触很多,觉得自己真该更努力地工作,来更快地改善北京广大市民的生活条件——虽然他的工作只能间接地起到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动着薛家老大那结实的身躯,以及那湿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对爱人说:“上公共厕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群众、接触社会。关起单元门来自己什么都解决了,好处再多,也总还有一个弊病,容易脱离群众、脱离社会。”

于大夫摇头说:“你以为你住进单元房,电话铃响的次数就会减少吗?敲门的就会减少吗?而且到那儿找你也许更方便,你瞧着吧,甭说茶叶,光开水我们也供应不上的!”

张奇林点头,同意她的估计,但解释说:“我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主要不是指接触本单位的群众,处理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说接触像咱们院里的这些邻居,接触咱们钟鼓楼这一带的社会。这虽然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接触一下和完全不接触,到底不一样啊。它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见闻,丰富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不是从一点上,也不是从一条线、一个平面上观察、考虑问题,而是立体地去观察、考虑问题……”

于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发背上,这次是她微微点头了。张秀藻在一旁听到这儿,才插话说:“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来电话,让咱们搬到单元楼去,咱们该怎么办呢?”

张奇林笑笑说:“那就搬过去吧。”

张秀藻忍不住问:“咦,那您刚才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问题,可怎么解决呀?”

张奇林坦然地说:“关键毕竟还不是住在哪儿。关键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这儿来串门,二是可以在那里结识新的邻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嘛!”

全家的认识渐趋统一,大家心情都舒畅起来,只是于大夫还忍不住对张奇林说:“你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

电视机前的这场谈话,很能代表张秀藻他们家的家庭气氛。这种家庭气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张奇林的手中。他总是那么冷静、理智,却又不让人感到过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态上没有露出一点惊慌失措。张秀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才七岁,不懂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个广场上去参加批斗会,先是揪出部长和一些副部长、局长、副局长来,然后就揪“黑爪牙”,里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场面吓坏了,因为每个“黑帮”都被剃了光头、挂上了大黑牌,并被“喷气式”地撅着。像她爸爸那样的“黑爪牙”,当晚还是许可回家的。妈妈见他回来,光流眼泪,不敢多说话。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划清界限”,搬到学校住去了。这天晚上楼里发生了大骚动,有个被揪的“黑爪牙”想不开,自杀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楼已经都知道了这自杀的事。妈妈望着爸爸,惊怕担忧得至于哆嗦起来。爸爸却冷静地对妈妈宣布说:“我不会。”只有那么三个字——张秀藻至今回忆起来,那神态语音还清清楚楚。接着,他问张秀藻:“你还有多少块糖?”张秀藻那时有个糖罐,她便打开盖子,数了数说:“二十六块。”爸爸弯下腰,摸着她的头说:“这糖,都留给爸爸吃吧。一天一块。”张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说:“干吗一块?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块都行。吃完了,咱们再买呀!”妈妈听着只是擦眼泪,爸爸却冷静到极点地说:“咱们家以后没钱买糖了。这糖给我留着。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来了你喂我。一天一块都太浪费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纸全剥了,扔了,把每块糖全用小刀切成两半。这样,我就能一个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说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来,俯首让张秀藻欠起脚,喂他那半块糖吃……他没有自杀,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沮丧,没有妥协。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当他们搬进这三间北房以后,当二十吋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运到的头一天,他们全家——不止三口,因为哥哥、嫂子正巧回来探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当电视中恰好出现了糖果的画面时,张秀藻不由得引动爸爸去回忆:“爸,您还记得那时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吗?”妈妈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哥哥嫂嫂都望着爸爸,只等他开口;爸爸却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茶,问张秀藻:“你把今天的晚报给弄到哪儿去了?”……

张秀藻的爸爸张奇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内心里究竟都装着些什么?同样,张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儿,特别是今天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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