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一位修鞋师傅。他希望有个什么样的儿媳妇？（1/2）

北京城中轴线所穿过的地方，由北而南，依次有：钟楼、鼓楼、后门桥、地安门（门已拆除不存）、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门外大街、珠市口、天桥、永定门（门亦拆除不存）。其中外地人所最不熟悉的，恐怕就是后门桥了。该桥在鼓楼和地安门之间的街道中段，古时叫万宁桥，又名澄清闸。从什刹海前海流出的水，穿过此桥，拐向东南，经东步粮桥进入皇城东南，再汇入到通惠河——永定河的支流中去。现在此桥还存有汉白玉的桥栏，只是桥下已经无水，成为一座旱桥了。什刹海前海中的水如今不再往后门桥下流，而是经暗沟流入北海公园的北海，再经中海、南海，汇入天安门前的金水河，又经过一段暗沟，汇入到东便门的泡子河中，再泄入到通惠河里去。

后门桥当年的景色，据志书记载，颇富野趣。元朝有个张翥吟诗曰：“立马金桥上，荷香出苑池。石桥秋雨后，瑶海夕阳时。深树栖鸦早，微波浴象迟。烦襟一笑爽，正喜好风吹。”如今的后门桥，却完全是闹市景象了。桥西有一家“合义斋”饭馆，除卖正餐炒菜外，附设小卖部，专营北京风味食品炒肝和灌肠。桥东则有一家食品店、一家牛肉面馆，新近还出现了一家青年人合资经营的“燕京书店”。这样，后门桥两侧可以说物质、精神两种食粮都不匮乏了。

荀磊的父亲荀兴旺师傅，就在后门桥西南的人行道上摆他的修鞋摊。整个摊子由两只油漆桶和几扇可以折叠的木板组成，收拢可以放到自行车后架上驮走，打开则有一两米长，上面陈列着备用的大小鞋钉、铁掌、皮料、人造革料、模压塑料块以及成型的鞋底、鞋跟，等等。摊子摆开后，荀师傅便将一幅印有“修理皮便鞋”字样并附有个体营业执照号码的白布，系在摊前。没有活时，他便端坐在摊后，戴着一顶帽子（冬天是栽绒帽，春秋是布便帽，夏天是短檐草帽），膝上搭着一块厚重的劳动布；修鞋时必不可少的“独角蛟”（铁制，下头有供脚踩着以便固定的横向底座，上头是竖向的一个厚铁脚掌，以便将待修的鞋套上去操作）倚在两腿之间，手里握着一只用麻栗疙瘩自制的大烟斗，悠闲地抽着叶子烟；来了活路时，他便将那大烟斗搁下，麻利地操作起来。

这天荀师傅八点多出摊，摆开摊就来了不少大活——有打前后掌带换跟的，有缝前帮带粘内垫的，送活的人还都挺急，巴不得立时就能修好上脚。荀师傅拿过活就做，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过一个钟头来拿吧，我尽可能给整旧如新。”人家走了，他戴个老花镜，两眼只瞧着“独角蛟”上的鞋，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忙个不停。

荀师傅做活的时候，不但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也听不见周围的声响。所以，当那辆里头坐着孟昭英和詹丽颖的迎亲汽车驶过后门桥时，他一点也没有发觉。

街上的另一个人却注意到了那辆汽车，而车里的人也看到了她，她们之间甚至还匆匆地打了个招呼。那便是骑着自行车由南而北的冯婉姝。

冯婉姝和荀磊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她刚从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毕业。他俩语种不一，工作内容有时却相通。他们俩真是一见钟情，热恋之中，他们只顾互相欣赏，虽然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却全然没有问及过对方的家庭。在向家庭公开关系之前，他们活动的地点，一不是电影院和剧场，二不是公园。他们专找那种不用买票、出入方便、易被人们忽略的“小风景”去缠绵。常去的地方有故宫后面的筒子河边、王府井大街斜对过的正义路林荫道、什刹海的银锭桥畔、中国美术馆东侧的绿地……等等。他们在荫蔽的角落里紧紧地拥抱，互相微闭着眼睛寻找对方火烫的嘴唇，心里弥漫着浓郁的诗意。等最热烈的感情迸发完以后，他们渐趋冷静，于是，不知是从哪天开始，荀磊向冯婉姝学起西班牙语来，而冯婉姝也便向荀磊请教起英语来。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充满了戏谑的，比如荀磊问：“西班牙人怎么称呼月亮和星星？”冯婉姝告诉他了，他熟记几遍后，冯婉姝便反问他：“英国人怎么称呼枫树和红叶呢？”他答了，冯婉姝也熟记了几遍，于是双方开始造句。荀磊用西班牙语说：“我爱月亮、星星，不爱你。”冯婉姝便紧接着用英语说：“我爱枫树上的红叶，讨厌你。”双方语法上自然都有错误，于是互相激烈地指责，其间荀磊会用英语咕哝一句，冯婉姝便会追问他究竟何意；而冯婉姝也会用西班牙语娇嗔一句，荀磊也便忍不住逼问她究竟埋怨的是什么。这样，闹到最后，他们双方又都学会了不少单词和句式，于是一个伸展着腰肢，一个摇晃着披肩发，都说“累死了”，然后少不得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混杂一起说：“我爱你，爱得要死！”

他们当然谁也没有死。他们活得有滋有味。终于有一天，他们理智起来了，认识到爱情的归宿必然是一个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又必然要同他们各自已有的家庭相联系，于是他们这才开始介绍自己和询问对方的家庭情况。他们是不是太浪漫了一点呢？是不是太超凡脱俗了一点呢？也许，使他们这样处理个人感情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他们都读了太多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学作品吧？

荀磊告诉冯婉姝说：“我父亲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笑嘻嘻地说：“别臭吹了！你有什么资格自比安徒生？”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是鞋匠的儿子。冯婉姝确确实实没有丝毫鄙弃修鞋匠的意识，无论是丹麦的还是中国的，修鞋匠在人格上与她，与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的。但她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她觉得就凭荀磊那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他父亲起码也得是个中学教师。

荀磊重复地说：“我父亲真的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一看荀磊眼神，就明白他并不是开玩笑。于是她收敛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脑袋调整得更舒适，闭上眼睛说：“你爱他吗？把他的情况细说说吧！”

荀磊便抚着她一头柔软的长发，徐徐地对她说：“我父亲叫荀兴旺。我们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爷爷早就去世了，奶奶带着我两个姑姑和我爸过日子，苦得不得了。爸爸后来就加入了八路军。那时候他才十四岁，枪比他人还高半头。后来他是解放军里最普通的战士，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你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前些时候拍过一部故事片，就叫《解放石家庄》吗？你自然不知道。你照例不看这样的电影。我也一样。主要是这样的片子艺术上贫血贫得太厉害了，对吧？可电视上放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爸爸看得津津有味。他坐在我们家他自己打制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他那麻栗疙瘩旋成的大烟斗，脑袋前伸着，聚精会神地从头看到尾，一边看还一边评论着：‘对！就是那样！……不对！瞎掰！当时哪是那样！’电视上好像不止播过一次，他次次都是这么个看法。说来也怪，跟他一块儿打仗的战友，牺牲了不知多少，他却连重伤也没落下。他还拼过刺刀哩。你不信吗？我信。因为我爸嘴笨，说实话都费劲，说瞎话那就非把他难死不行。他有一回跟我们讲他拼刺刀的事，就那么三两句话，听得我心里怦怦直跳。不是真拼过的人讲不出那话来。他说到那时候眼里只有敌人的肚子，那肚子东躲西闪，可他非把刺刀插进那肚子里不行，扎进去拽出一嘟噜肠子来，他就高兴了。他就那么出生入死地在第一线战斗。我奶奶和我两个姑姑，那一阵整天站在村口守着，一有担架队过来，他们就挨过去，一个一个掀开被子认，始终没有见着我爸爸。她们就哭了。人家问她们为什么哭，两个姑姑说：‘高兴的。俺弟弟杀了敌人，可他没挂彩。’奶奶却说：‘糟了。怕是牺牲在那儿，抬不回来了。’仗打完了，爸爸回到家里，奶奶和姑姑让他脱光了膀子，见他果然一点没残，高兴得了不得。爸爸左肩窝、右腰根、左腿肚子上各有一处弹片划出的伤痕，左腿肚子削去的肉最多，可那毕竟算不了什么。爸爸要是留在部队，继续南下，说不定就当上南下干部了。那就不知道会娶个什么样的老婆，养出些什么样的孩子来，反正没有我了。可土改以后家里没有劳力，他就解甲归田了。种了几年地，我两个姑姑先后出阁了，城里招工，我爸就进城当了工人，后来把奶奶也接进了城。我爸先学木工，后学钳工，他这人手巧，想做什么能成什么，后来一直升到了七级。八级工到头，他只差一级。他们厂也没有八级的，他算技术最高的了。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爸爸成分、经历这么好，可他怎么会不是党员？他不是。据说他出师的时候，厂里党委书记挺动感情地对他们车间党支部书记说，荀兴旺你们不发展，你们究竟想发展谁？可车间支部书记为难。我爸是个出名的孝子，奶奶爱吃豆面糕，近处没有，歇礼拜那天我爸就骑车跑遍全城，不买到豆面糕绝不罢休。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可后来奶奶去世了，当时北京市已经大力提倡火葬，党团员都要带头，家里死了人要送去火葬，可我爸无论别人怎么劝，也不忍心把奶奶火葬，到底他还是买了棺材，想法子把奶奶送回老家土葬了。党支部书记觉得这事很难辩解，确实是落后的表现，所以不同意发展我爸入党。再有我爸原来是个文盲，进厂后进扫盲班，费了老大力气，认字也不多。后来补文化课，补到初小程度就再提不高了。他不爱看书，只爱鼓捣东西，比如打个家具、安装个管道、编个渔网、修理个自行车、修个鞋、旋个烟斗什么的，弄出来样样让行家佩服，可一叫他看书他就头疼。他一生只精读过两本书，一本是《苦儿流浪记》，这本书我听他讲过，不是法国那个马洛写的那本，好像是解放初印的一种诉苦材料；另一本是《鲁班学艺》，据他说他得到的那本书页已被撕破，他是一页页拼拢一起，一字一字读下来的。他一生最佩服的是两个人，一个古人一个今人。古人就是鲁班，今人就是彭德怀。因为我爸文化始终提不高，党支部认为是学习不够努力造成的，所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展他入党。我爸这个人人缘特好，但人人又都认为他绝不是入党、做官的材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积极找他。往外派工宣队，没他的事儿。‘支农小分队’他也没参加过。他就是在车间干活。车间停产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也在那儿呆着，擦擦这儿，扫扫那儿。他就是那么个木头人似的模样。其实他心里很有主见。他平生最喜欢看的一出戏就是《白毛女》。他说还在部队里的那阵，参加土改，他天天在文工团演《白毛女》的时候站在台上‘压台’，只要一演到逼死杨白劳那场，他就忍不住流眼泪。有一回有坏人捣乱，在场子里喊反动口号，我爸从台上一个雄鹰展翅扑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个坏人，要不是别的人起来劝阻，我爸当场就会把他毙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告诉他，说江青说了，歌剧《白毛女》是毒草，他连惊讶和愤慨都没有，因为他根本不信。后来知道真把歌剧《白毛女》否定了，他也并不激动，他认定那不过是一时的说法，他坚信歌剧《白毛女》是好的。后来组织大家看芭蕾舞剧《白毛女》，看到喜儿被抢，他照样感动，他跟人家说：‘《白毛女》还是好的吧？我就知道打不倒它。’人家便跟他解释：这个《白毛女》同那个《白毛女》有质的不同，那个反动，这个革命，比如那里头的杨白劳软弱无能，这里头的杨白劳英勇不屈，等等。他却全然听不进去，人家费老大劲说完了，他却表态说：‘我看差不离，就是这里不用那脚尖子跳，兴许更顺眼。’你说拿他有什么办法！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演歌剧《白毛女》，他在电视里看了，照样流眼泪。我跟他说：‘如今芭蕾舞跳的那种不能演了。’他不以为然，对我说：‘干吗不演了？我看也挺好。就是少用脚尖子走路，兴许更好。’你看，他什么时候都保持他个人的看法。我爱我爸，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厚实的、淳朴的人格。他用他的这种人格力量，启示了我，使我的灵魂善良、纯净。

“那么，你要问我了，他不是七级钳工吗？怎么又当了修鞋匠呢？那是前年的事。他才五十四岁，可他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我二姐进厂去顶替。这就要说到我家里别的人了。先说我母亲。她就是咱们北京郊区顺义县的人，是我爸的师傅把她介绍给我爸的。他们也是一见钟情，认识不久便结婚了。后来我妈妈也进厂当了工人。我们家开头就住在工厂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一排一排的那种简易平房，一间屋子住一家人。我家人口最多的时候是六口人，我奶奶，我爸我妈，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那哥哥七岁的时候得病死了。全家挤着睡，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过春节的时候买张年画贴到墙上，一年里头把画上的每个细节都看熟，那大概便是我家的文化生活了。后来奶奶去世，姐姐们长大，三年困难时期，我妈生下了我。说起来要多亏一场意外的火灾，不知哪家生炉子不小心，把屋子引着了，结果牵三连四，救火车又一时开不过来，把厂里那片宿舍区烧光了。作为善后的结果，我们家和另一家被安排进了如今住的这个小偏院。头年厂里盖了新楼，我们两家都属住房困难，我爸把进楼的权利让给了那家，我们留在了小偏院中，那家的那间屋归了我们，我们现在总算有两间屋了。我妈渐渐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现在显得比我爸年轻很多（其实她比爸爸只小三岁），每天回到家头一件事是大洗大涮，用立体梳子梳她那烫过的头发，抹银耳珍珠霜。她有两身西装，一身是专门到王府井蓝天服装店做的，逢到休息的那天，她便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手上还戴个粉红的假宝石戒指，沏茶喝水以前要把杯子洗涮得很仔细。尽管她这样，你一眼看上去，还是有股天然的土气。我也爱我的妈妈。我觉得她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把我们姐弟三个拉扯大不容易，现在喘过气来了，讲究一点，是一种自我意识复苏的表现，是可喜的。别看她有这种似乎俗气的一面，干起家务事来，她还是那么能吃苦，那么麻利。你一看见她干活，便能感觉到她天性便是热爱劳动，并且渴望通过劳动来达到她的理想境界的。她把屋子总整理得特别利索，一尘不染。床单、被褥、窗帘、沙发上铺的浴巾等等并不见脏，她便把它们取下来，泡进洗衣盆，挽起袖子，露出两条比我还粗壮的胳膊，愉快地洗涤起来，望着那些溢出盆外的肥皂泡，她仿佛格外感到幸福。据大姐回忆，当年我们家是乱作一团的，妈妈也顾不得收拾，如今有两间屋子可以供她细心拾掇了，难怪她那么心满意足。她的审美观当然是受她成长的环境和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制约的。你到我家一看就能明白。每一样东西都是她精心挑选来的。其实我们家附近的百货商场什么都能买到，但她为了买一块窗帘布，却宁愿跑到西单、大栅栏去，细细地比较、挑拣，然后汗淋淋地回来。现在挂在我们家外屋窗户上的窗帘就是她的作品：布料是浅蓝底子的，上头有深蓝的松树和褐色的白鹤图案，下头用爱丽纱细心地镶上了花边。而沙发上铺的浴巾呢？棕红色的底子上是两个鲜红的散花的仙女。还有盖在酒柜和饭桌上的塑料布……你一看就会感到‘怯’ [14] ，但我以为你应当和我一样尊重我妈的审美趣味，看久了，你甚至会体验到一种质朴的以浓烈的色块和明快的配搭取胜的民俗美。现在里屋是我的世界。我那些从英国带回来的东西，我妈看不惯，就像我看不惯她选择的窗帘布一样，可她也尊重我。我把一只绘有抽象派图画的挂盘挂在床头上，每回妈妈收拾屋子的时候都要发笑：‘天哪，这能叫画儿吗？’但她并没取下它，而是用鸡毛掸子小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我妈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也快退休了。她说她退休以后，要好好养一点花。我想那时候，我们家小院一定能变成了美丽的花园。

“我两个姐姐的情况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大姐插队回来当了售货员，大姐夫也是售货员。二姐从兵团回来待了一阵业，后来当临时工，顶替我爸进厂以后，在十四层的宿舍楼里开电梯，去年她也结了婚，我二姐夫是厂里的电工。

“怎么样，你都听进去了吗？听腻了吗？”

冯婉姝把脑袋从荀磊肩上挪开，两手梳理着披肩长发，感叹地说：“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我过去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我即将踏进去的神秘的世界。”

不久，她的确迈步进入了这个世界。

那天，她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骑车前往荀磊家。路过后门桥时，她看到了鞋摊，看到了荀师傅本人。那头一眼的印象，便使她对这位未来的公公无比敬爱。

一般的人，看到冯婉姝的打扮做派，总会把她划入所谓“现代派”青年一流，似乎她所欣赏的，只能是洋味儿的人物，比如电影演员，一定只欣赏法国的阿兰·德隆和日本的山船敏郎，其实不尽然。冯婉姝自小在心目中，就崇敬、爱戴两个银幕形象，一个是《平原游击队》里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一个是《上甘岭》里高宝成扮演的张连长，除去别的因素之外，她觉得那两个人物从外形上看也是最美的。当她长大并且当了翻译以后，她仍然保持着那样一种看法，并且对自己经久不息的鉴赏激情上升到了理性——那两个银幕形象凝聚着一种和中华民族古老历史以及苍茫大地相联系的，经过世世代代的劳动者审美意识筛选的男性美。有一回她同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褐发女郎交谈，惊讶地发现，那位偶然看过中国影片《平原游击队》的女郎，竟然也坦率地承认：“李向阳真可爱！我爱这样的男人！你要见到那位扮演李向阳的演员，请你转告他，我是多么崇拜他！我要热烈地吻他！”她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热情可鄙可笑。美的事物，人们总是欣赏的。

当她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接近那鞋摊时，呈现在她眼里的荀师傅，便兼有着李向阳和《上甘岭》中张连长的神韵。那荀师傅脸上皮肤因为长久露天作业，近乎酱黑色，但轮廓线极刚劲，眉毛浓黑，印堂宽阔，眼睛极其有神，鼻子高矮适中，人中长而明确，嘴唇厚实，下巴上还有个浅浅的窝儿。满街有多少明眸皓齿、衣衫华丽的俊俏男子，可谁注意到这后门桥一隅的鞋摊主人，远比他们都更富有阳刚的魅力呢？冯婉姝从荀师傅身上，认出了荀磊那之所以使她一见倾心的素质——别看荀磊细皮白肉，宛如出生在另一种家庭的翩翩少年，他那结实的骨架，那眉宇间透出的自尊感，那下颚和下巴线条体现出的阳刚之气，分明都来自他父亲的遗传基因啊！

冯婉姝不觉在鞋摊前停下了车子。当时荀师傅正给一位中年妇女补好了一只鞋，冯婉姝听见那妇女问：“多少钱？”

荀师傅用一把小刷子，挤了一丁点黑鞋油在上头，用小刷子把补好的一只鞋跟刷黑——这其实是完全可以免去的一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得到满足：他做得的每一样活都是漂漂亮亮的——刷完了，他边递过那只鞋边说：“你给两毛钱吧！”

“哟，这么贵呀！”那中年妇女拿过鞋子，用挑剔的目光检验着，唠叨起来：“这么块小料就值两毛钱吗？现在什么都涨价！钉这么块鞋跟也得掏两毛钱！”

荀师傅一边往他那大烟斗里装烟，一边说：“那你就拿走吧，拿走吧。”

这倒出乎那中年妇女的意料。她迟疑了一下，掏出一毛钱递过去，说：“哪能不给钱呢？给你一毛吧！”

荀师傅没有接。他点燃烟斗，吸了一口说：“你拿走吧。这块料一毛钱也不值啊。”

那中年妇女想了想，便又掏出个五分的钢镚儿，扔到鞋摊上，说：“那就给五分吧！”

荀师傅立刻把那五分钢镚儿拾起来，投入中年妇女臂中挽的菜篮里，心平气和地对她说：“你拿走吧。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中年妇女虽然讪讪的，却终于并不付钱，转身走了。

冯婉姝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她更喜欢这位未来的公公了。她理解他的心情：他希望人们尊重他的劳动。他并不需要施舍。他收的不是料钱而是手工钱。

荀师傅一抬眼，发现了她：“姑娘，你鞋怎么了？”

冯婉姝对他微笑着。她脚上是一双坡跟凉鞋。她真希望那鞋有什么毛病，然而那双鞋偏新得令人遗憾。可是她又有什么必要非得装扮成修鞋人，来接近这位长辈呢？难道她不可以开诚布公地同他对话吗？

她索性把车子支在摊旁，坐到摊边的一个马扎上，开门见山地对荀师傅说：“您是荀师傅吧？我叫冯婉姝，我是荀磊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