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帮”吗？（2/2）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全、荀兴旺就这么着大不相同。

卢胜七一九八二年已经六十九岁了。他早已退休。他养了一只画眉、一只蜡嘴，为它们置备了精致而昂贵的鸟笼、食罐、罩幔等器物，前者养着为听鸣唱，后者养着为观衔球。卢宝桑总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便把他那间屋的整堵墙排满了自焊的方形鱼缸，养的都是热带鱼，有神仙、吻嘴、蓝曼龙、虎皮、斑马、玻璃帆船、五彩金凤……等许多品种，鱼缸里还栽培着玉簪、皇冠、如莲、香蕉、牛舌、菊花……等各类水草。由此可见他们父子二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毕竟与祖辈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从丐头爷爷身上所渗透下来的一种乞丐心态，以及从父亲卢胜七身上散发出来的“硬乞”精神，却还是不难从卢宝桑身上寻到烙印。

而卢宝桑之所以成为卢宝桑，却还不仅受熏陶于父系，也受熏陶于母系。

他母亲卢黄氏，出身于天桥——即与钟鼓楼遥相对应的南城贫民集团。据说从敌伪时期到解放前夕，天桥有所谓“八大怪”，他们当中有：“大金牙”（拉洋片儿的，徒弟叫“小金牙”）；“云里飞”（唱小戏的，穿戴的是纸糊的行头）；“蹭油儿”（卖一种去油污的东西，边唱边卖）；“管儿张”（用小竹笛放入鼻子里吹，能奏出各种曲调来）；“王半仙”（同闺女一起变戏法，主要的节目是舞白纸条，纸条能在他们父女手里里外蹦、上下套）；“宝三”（表演中幡、摔跤的）；孙洪亮（卖虫子药，边卖边唱，后来居然成为一霸，购置了铺面，欺压百姓，解放后被镇压）；“大兵黄”（曾在军阀军队中当过下级军官，身板特奘 [1] ，他每天在天桥摆一圈凳子，卖点跌打损伤药，但他既不表演杂耍，也不表演武艺，而是坐在那里，甩开嗓门大骂，骂时局，骂贪官，骂污吏，因为他骂得有理，骂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听他叫骂。他穿一身陈旧的灰军装，山东德州口音，撂着辈儿骂脏话，竟因此得名）。卢宝桑的母亲，传说就是“大兵黄”的女儿，不过人们也只是私下窃议，除了派出所的户籍警，似乎也没有人敢去当面问她，而户籍警对此好像也从未产生过多余的兴趣。不管这传闻确否，从卢宝桑母系那儿，他确实又熏出了一种敢说敢骂、敢打抱不平的气概。

且说在薛纪跃办喜事那天，卢宝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不快。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他迈进了新房，见到薛纪跃并无什么贺喜的例话，先问薛纪跃索要牌香烟；未能遂愿后，他只好降格地权抽“礼花”；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他便站起来在屋里转悠，最后转到五斗橱前，踮着脚尖研究着墙上的结婚照。忽然他“嗤”地乐出了声来，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笑完他挨近薛纪跃身边，凑拢薛纪跃耳朵问：“怎么着！没先玩玩？我看她够你招呼一气的！”

薛纪跃脸刷地红了，气急败坏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唚！”

卢宝桑宽容地冲薛纪跃挤了挤眼，便叼着烟卷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进了充当临时厨房的苫棚。

薛大娘见了他，不得不敷衍：“哟，宝桑来啦！你爹你妈怎么没一块儿来呀？”

卢宝桑嬉皮笑脸地说：“薛大妈，给您道喜啦！我爹我妈倒想来呀——可您跟大爷不是没请他们吗？”

薛大娘扬着嗓门应付：“哟，咱们两家还用得着虚礼儿吗？还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儿，自然就该来呀——你们不也没‘随份子’吗？我就不挑这个礼儿，咱们谁跟谁呀，光你帮着搬家具，那股子牛劲，就顶别人俩仨‘份子’哩！”所谓“随份子”，就是亲友们给喜家的小额现金，一般少则两元多则二十元。薛大娘点到这个问题，让卢宝桑脸上有点挂不住，他忙假装参观厨房中的种种景象，结果自然就同正铺摆大冷盘的路喜纯对上了眼。

路喜纯早从声音听出是他，四目相遇后，路喜纯便微笑着对他说：“你又到这儿足撮 [2] 来啦？”

“哥儿们！”卢宝桑没想到今天薛家请来的大师傅竟是路喜纯，他不由“惊呼热中肠”，一巴掌拍到路喜纯的肩膀说，“是你呀！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这是我大爷大娘家，我二兄弟办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呀！”

薛大娘不由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卢宝桑抢着回答：“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块儿蹬平板三轮。他妈我也见过，两人前后脚都‘嗝儿屁’ [3] 了。他跟我一样，还是条光棍儿！”

这话一出来，薛大娘心里又添了点不自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考察，她本已对路喜纯的手艺和做派产生了信任和好感；可卢宝桑一揭“底儿”，原来这路喜纯偏是个父母双亡的光棍汉，真不巧！他那晦气，该不会通过饭菜，传到咱薛家来吧？

路喜纯微微地摇头，心里连连叹气。他太了解卢宝桑了，他们俩小学时候还是同学。卢宝桑原来比他高两个年级，后来蹲班蹲到他在的那个班。他最见不得卢宝桑那既不尊重别人也不自尊的丑态。他们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学着中学、大学生的“造反派”揪斗校长、老师，卢宝桑那时候比一般六年级的学生大一岁，个头已经基本长足，显得身粗力大，开头，他也戴个大红袖章，以“红五类”自居，那时他似乎确有这个本钱。据说他爸爸卢胜七，在解放后镇压钟鼓楼一带的恶霸时，帮着行刑的解放军捆绑恶霸，拖着恶霸拉向法场，表现得非常革命，非常勇敢。所以，在揪斗校长、老师的批斗会上，他总扮演那揪着人家“坐飞机”的角色。他除了撅人家胳膊、按人家脑袋，还要想出其他各种各样恶毒而刁钻的办法来侮辱人，如猛踩人家脚背啦，揪耳朵让人家偏仰着脸“示众”啦，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领里灌墨水啦……他干这些事时还爱一边朝台下的“革命师生”扮鬼脸儿。后来，他更把这种虐待狂的劲头施加到同学身上，他让那些“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用脑门顶着墙上的钉子罚站，用别针把他们的“认罪书”别到他们的胸脯肉上。可是，过了没多久，不知怎么的，卢宝桑的爸爸卢胜七在单位里被揪出来了。路喜纯去看过大字报，当时看不懂，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有人揭发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示威大游行时，国民党的军警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让他们放手冲撞游行队伍，打跑一个学生给一个馒头，被收买的打手中就有卢胜七，他一次就挣了十八个馒头！这事被揭露出来以后，卢宝桑顿时由“红五类”变为了“黑五类”。让路喜纯感到奇怪的是，卢宝桑并没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这倒还罢了——在学校后来那些批批斗斗的荒诞场面中，卢宝桑竟往往不等别人揪他，便自动站到被批斗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股，双臂向后高抬，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回忆起来，最最令路喜纯不能容忍的，是正当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着卢宝桑时，一瞥之中，卢宝桑却斜着脸儿朝他吐舌头出怪相！

长大以后，路喜纯常把卢宝桑当做一面镜子，来检验自己的灵魂。他可以原谅卢宝桑以往的愚昧，他也可以容忍卢宝桑现在未能涤尽的恶习，但他自己却无论如何要引以为戒，他要永远尊重别人的人格，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路喜纯真不乐意卢宝桑出现在这家的婚宴上，他所精心烹制的这些菜肴，肯定要遭到卢宝桑的荼毒！比如这个铺放美观精巧的尺二冷盘，当中是土豆泥垫出的两颗套在一起的心，上面用金糕条镶嵌出了一个鲜红闪亮的囍字，周围用火腿、虾片、蛋卷丝、猪头肉、黄瓜盅、西红柿花、松花蛋瓣……等等组成了彩色的对称图案。这冷盘上了桌子，是应当“一看”、“二品”之后才“三报销”的，但你怎能保定卢宝桑不一筷子就把它搅个稀巴烂呢？唉！

卢宝桑却全然不能体察路喜纯的心情，他在路喜纯面前油然生出一种优越感来——此刻路喜纯是伺候人的，而他自己恰是被路喜纯所伺候的宾客之一。他油腔滑调地命令着：“你小子可不许在这儿留一手啊！你‘丫挺的’ [4] 把你的本事全给咱倒腾出来！”

这时，薛纪跃的大姑一家来了，卢宝桑闻声出去同薛大娘一起招呼着——原不是生人，且不说薛永全和大姑他们那死去的二弟当年也是乞丐帮的，当年在隆福寺混的大姑父，跟卢宝桑母亲家，不也是有过来往的吗？卢宝桑心里浮出这七穿八达的亲友关系，更觉得他今天在这儿吃香喝辣是名正言顺了。

忽然薛永全师傅汗涔涔地提着个鼓鼓囊囊的草包回得家来，大家乱哄哄地互相招呼着。薛师傅不无焦急地对薛大娘说：“你看这事儿——马凯餐厅说今儿个运啤酒的车不来了，昨儿个他们剩得不多，一会儿有两桌华侨包饭，全得上。咱们的啤酒可就全黄了！”

薛大娘不由唠叨起来：“你看！我就知道你没一样事能办成！昨儿个我说早点把它买回来搁着，你不干，说什么搁屋里头酒要坏，搁屋外头瓶子要裂，还是搁人家餐厅冰箱里最好——你看今儿个怎么样？人家不认账了吧？……”

薛师傅遂说：“我从马凯餐厅那儿一路找到地安门，今儿个都没啤酒，我只好在地安门商场买了十瓶‘麦精露’……”

“那玩意儿哪行呀！”卢宝桑激昂地插进去说，“没有啤酒还办什么事儿！小跃子他们两口子往后能顺顺溜溜过日子吗？”

薛大娘心里像塞了团烂泥。又是一档子不吉利！北京市民的这种婚礼，三种酒缺一不可也是一种风俗——白酒如果实在弄不到八大名酒之一，至少也得有“龙凤酒”，这代表富贵；葡萄酒也不可缺，但必须是三块五以上一瓶的“北京红葡萄酒”，这代表兴旺发达；啤酒必须充分供应，这代表和顺美满。现在却居然出现了“三缺一”的严重危机！

正当薛大娘一筹莫展时，卢宝桑宣布说：“我就不信‘马凯’他们那儿真的没货！准是他们见大爷面善，就他妈的糊弄大爷。你们等着，我去一趟，我就不信端不来一箱！大爷，给我钱，给我装酒的家伙，我这就去！”

薛大娘心乱如麻。她跺着脚说：“秀娅怕这就要到了——门口也不知都有谁守着，放鞭炮、撒花纸的孩子别偏这时候没影儿了。”

大姑便赶紧带着薛纪跃的表姐、表侄等人往大门外去。

这时薛师傅把二十块钱和两个大网兜给了卢宝桑，卢宝桑便一溜烟地出征马凯餐厅去了。

薛大娘和薛师傅暂且进到他们自己的房中，薛大娘拿起炕笤帚，先把自己的衣服掸扫干净，然后又给薛师傅掸扫……

没过一会儿，门口传来了响亮的鞭炮声。薛大娘扽扽衣裳角，庄重地走出自己的住房，又走进新房之中。薛师傅跟在她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