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2）
医院最终决定手术由主任医师执刀，我只负责乙醚麻醉。这种麻醉采用的是以口罩覆盖病人口鼻，然后由上至下打入乙醚点滴的方式。这一麻醉法时常用在难以采用气管插入手段施行全身麻醉的幼童身上。在此之前，我已经做过二三十例麻醉，具备了一定的经验。采用这种方法时，病人只会在打入麻醉剂时感到些许痛苦，麻醉生效后则相对稳定下来。不过说实话，面对这次的麻醉，我完全没有信心。明朗的肺活量很低，而麻醉会极大地受到肺活量的影响。此外，他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每呼吸一次都会发出“咻咻”的声响。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他的身体能否支撑长达一小时的手术实在令人存疑。做手术的医生只要做好自己的手术就可以了，而负责麻醉的医生却要时时监控病人的呼吸，计算出血量，关注病人的全身状态。说句不争气的话，就明朗来说，麻醉管理比手术更困难。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找人来替我干这个活儿。然而，身为主治医师，我没办法这么随心所欲。
“总之，就做好自己能做的吧。一旦发生危急情况，我会中断手术，不要担心。”主任医师这样说后，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了些。
明朗的手术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如我所料，他全身的状态并不乐观。明朗没什么体力，相对来说导入麻醉剂比较容易。但当他陷入昏睡状态后，出现了我此前一直担心的喘鸣症状。他的气管分泌出大量液体，很快就变得呼吸困难。我们立刻给他用吸痰器，结果他的全身猛烈地抽搐起来。由于体重小，麻醉区域也很狭窄，稍稍加大乙醚的点滴量，明朗就昏迷过重；而控制麻醉的用量，又会使他时不时地重归活跃期。麻醉程度就这样不间断地起起伏伏，很不稳定。
主任医师动作麻利地做完了手术，把出血量控制在了最低限度，可即便如此，手术依然耗费了将近一个小时。尽管事先想着不要催促，但手术过程中我还是忍不住多次窥视创口，询问主任医师手术还需要多长时间。主任医师“快了”的应答声也逐渐流露出焦躁。手术开始二十分钟后，明朗爆发了剧烈的咳嗽，我用吸痰器抽吸气管里的分泌液。这时，明朗的上半身突然挺了起来，停止了呼吸。我拿开吸痰器，用最原始的方法叩击他的胸口，钻到手术巾下给他做人工呼吸，主任医师则暂时停下动作等待。等明朗的脸上再次显出血色时，时间又过去了两三分钟。手术继续进行，明朗的血压依旧不稳定，喘鸣得很厉害。手术开始三十分钟后，我再一次询问还要做多长时间。“快了。”主任医师的回答一成不变。此时，他恰好接起了骨折部位的两边，接下来要用金属加固。这时的手术出血量只有200，但对体重很轻的明朗来说，这个量无疑已经相当严重了。明朗的血压进一步下降，喘鸣重新变得激烈起来。
我再次插入吸痰器。明朗总算恢复了呼吸，然而分泌液依然浅浅地附着在气管上，占据了一半的空间，他的血液含氧量也因此急速下降。我把输氧速度开到最大，可他的气管已被分泌液堵塞，无法顺利吸氧。血压再度下降，明朗的嘴唇透出乌青色，长睫闭锁的眼睑周围开始微微颤动。
已经到极限了。再不停下来，明朗就会死。我虽然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没有开口。我没有拔吸痰器，也没有加大供氧量，只淡淡地看着明朗苍白的额头。
“你为什么不慌不忙的？”一直安静倾听的桐子开口问道。为什么呢？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在漫长的手术过程中，总有一些时候，人的大脑会瞬时一片空白，又或是思绪飘到了别处。
“可怕。那种没有责任心的医生真的存在吗？好可怕，可不能找这样的医生做手术。”不只是桐子这么觉得，对我而言，那同样是可怕的一瞬间。如果继续放任不管，明朗就会死去。那个时候，我虽然脑海里想着必须做点什么，但身体却没有跟上意识，一动不动的，感觉自己的神经连接在从命令切换到行动时中断了。“医生偶尔会被那样的感觉绊住，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听到我这么说，桐子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荒唐，那样根本不配当医生！”
看着桐子严峻的神色，我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并没有被她完全理解。手术过程中，我确实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它存在的时间很短，还不到十秒。那个瞬间，好像有阵风从大脑里吹过，放弃的念头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潜进来，又毫无去向地消失不见。我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叔叔曾经讲述过这样一段经历：即便你知道在某个地方有被机枪打中的危险，你也产生不了从那个地方逃离的念头。叔叔说，当时他并没有因为恐惧而僵硬，而是心里想着要逃，却又觉得被打中了也没什么。那种感觉像是渴望受虐，是一种想要接近死亡诱惑的心理。哪怕面对的不是战争这样的大场面，人一旦紧张过度，也可能会转而产生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我的高中同学，一个当了飞行员的朋友也说，当飞机加速，发动机全力运转，准备起飞的时候，他常常会毫无来由地产生阻断飞机升空势头的想法。要是他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停止上拉操作杆，那么飞机就会带着所有乘客径直扎进大海。他把那一瞬间称为“恶魔在大脑里跳舞”。我在手术过程中产生的放弃念头，或许就与这种情感相近。
“总而言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说。
桐子质问道：“就算像你说的，那样的念头只在脑海里闪现了一瞬，但有些时候，病人的生死就在那一两秒之间。如果病人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你打算怎么办呢？”
确实，没人能保证那片刻的恍惚不会引发重大事故。但现实里，我们不会这么钻牛角尖。如果真要这么钻，我就会觉得过于苛刻了。并且，这种情感既然在人与人之间不会表现出来，也就不可能被其他人察觉了。
“我不太理解你说的意思。”桐子惊讶地说道。自己的想法没能完好地解释清楚，让我感到一阵不耐烦。
“不过，你觉得瞬间的恍惚没那么严重，必定也有一定的理由，只是这个理由仅仅是意识空白之类的敷衍说辞。”话说到这里，桐子暂缓片刻，似乎是思索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其实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孩子就算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吧？”
桐子说的也不是错到离谱，可能在几乎想放弃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明朗死了会更好。但是，这种想法和我当时大脑变得一片空白没有关系，因为最开始产生无意识空白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明朗的生死。所以，最初的空白是在紧张的手术过程中突然袭来的普通情感，并非专为明朗而生。我这样解释后，桐子说，只要我觉得孩子死了也没关系，哪怕仅仅只有一瞬，其实我就是在觉得自己可以杀了那个孩子。
我不知道是自己解释得不好还是桐子的理解能力不好。我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在某个瞬间产生的放弃念头与认为明朗死了更好的念头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心理情感。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许也有其道理，但在我这里，它们是不同的。如果桐子非认为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也没有办法。
“做手术的医生盼着病人去死，真是不像话。”桐子灵巧地摇晃着白兰地酒杯，“那孩子真可怜啊。”
我想起了明朗的母亲。五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明朗与他母亲的面容。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转淡，然而唯有他们两个的面容，反倒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越加鲜明。明朗的母亲也和明朗一样，额头宽阔，下巴细窄。打乙醚麻醉时，盖上黑色的罩子后，明朗的下巴被掩盖住，露在外边的只有苍白的额头和眉毛。他母亲拜托我们做手术的时候，眉眼低垂，我能清晰看到的同样也只有额头的发际线位置。我多次告知她手术风险很大，而她置若罔闻。听我说话的时候，她一言不发。我上一刻还以为她领会了自己的意思，可下一个瞬间她就说出了一句“拜托”。表面上看起来，她恳切地低着头，似乎是在认真倾听，而实际上，她从一开始就无视了我说的话，安静客气的态度中潜藏着一旦决定就绝不回头的执拗。
最终，我败给了明朗母亲的执拗。我以为她是个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人，可如今我回过神来才发现，她的坚持掌控了我。在手术过程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低头的样子。回想着她毅然决然的态度，我觉得，她其实是在拜托明朗去死。
“怎么可能呢？当母亲的不可能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死。是……是有人会杀自己的孩子，但这样的人大都有杀害孩子的特殊原因，像是生活贫苦、感情不顺什么的。这位母亲字写得那么漂亮，丈夫又在商社上班，健健康康的，你是这么说的吧？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死呢？孩子缺陷再严重，那也是自己生下来抚养到三岁的，不可能到这个时候才盼着孩子去死。还是她对你说过希望医生们杀了孩子？”我和明朗的母亲之间从未有过这样的对话。我们俩之间的对话只重复着我说“手术不可行”，她再说“拜托了”这两句。这就是我们之间所有的往来。就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我极其自然地感受到了她希望明朗去死的心思。我这么一说，桐子就说：“事关人命，怎么能拿个人的片面想法去衡量呢？你总是爱站在自己的角度对待一切事情。”
桐子的缺点，或许就是只能认识到摆在明面上说出口的话。她想知道我是否真的爱她时，也是一遍遍地问“你爱我吗？”等我不堪其扰，回答出“我爱你”后，她才会满意。可能女人就是倾向于相信这种明确的表面化的事物。我自知很难向桐子解释清楚这种母亲盼望孩子去死的心情。不过，正因为没有说出口，我才觉得明朗的母亲是真心盼着明朗去死的。当然，对此我没有确切的依据。出于某种不知名的原因，我唯一感受到的只有这一点。
“你说的这种情况，只不过是母亲看着自己孩子的时候，出于怜悯突然生出的困惑而已，困惑自己是不是不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孩子身体不好，觉得孩子死了可能更好，很多母亲至少这么想过一次。但是，你想都不想地把它定性为盼望孩子去死，确实是过分了。”桐子说完，就讲起自己学生时代在残障儿童机构当志愿者的经历。她说，残障儿童的母亲虽然嘴上说孩子这样还不如死了好，但实际上却完全没有希望孩子去死的念头，只是因为照顾孩子太累，一时胡言乱语罢了，那根本不是她们的真实心声。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也存在。”然而，对于明朗的母亲，我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她希望明朗去死的心情，并不是瞬间的迷失，又或是一时的情绪失控。她在清醒而冷静地思考着这件事。
“要真是如你所说，那她自己杀了孩子不就行了？前段时间报纸上不是有报道，一个孩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兔唇病，连母乳都吞咽不进去。母亲可怜孩子，便用乳房把孩子闷死，然后就去自首了。那个孩子的母亲也可以这样做啊。如果真的觉得孩子死了才是一种解脱，就应该自己动手。拜托医生做手术，心里却默默地盼望孩子死亡，那也太可笑了。总而言之，这种做法很可耻。要是救回来了又该怎么办呢？”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绝对。”我略有些腻烦地回道。虽然桐子与我说的都是沟通起来很顺畅的日语，但实际上却往往会在某些地方产生隔阂。我与她现在的认知差距，可能并不是因为年龄差和想法不一致，而是因为一个见过明朗与他的母亲，一个则没有。
归根结底，桐子看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把它片面地归到某一方上去。拿颜色来类比的话，桐子就是那种只会选择红色或黄色等原色，绝不接受除此之外的其他颜色的人。而在我看来，明朗母亲当时的心情并不是绝对的，既非决然希望医生把孩子杀死，亦非决然希望孩子获得拯救。她只是不再无动于衷地等待下去，必须为孩子做点什么。即便是伴随着死亡危险的手术，那也总比袖手旁观更有希望。哪怕手术失败了，那也是孩子的运气不好，死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朗的母亲一开始并没有明确地盼望孩子死亡，可能是在思索手术风险的过程中，情感上逐渐接受了孩子的死亡。这话一出口，桐子就微微有些不耐烦地说：“无所谓了，反正孩子是得救了。”孩子自然是得救了，因此才能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
“真可爱，现在都八岁了啊。”桐子重新拿起贺年卡，“话说回来，孩子那时没了呼吸，命悬一线，是在你的帮助下才活到了现在。总之，对这个孩子来说，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不是。”我立刻出声否认。“那是什么呢？”桐子问。我答不上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恩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那时候我自己都有种莫名想要放弃的念头，说不定就连明朗的母亲都盼着他死去。如果继续打入乙醚，两三分钟之内，明朗就会死亡。确切地说，只要静待一分钟，他应该就会脸色苍白，停止呼吸。我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不过当时，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看着明朗不似苍白，更似青黑的那张脸。
可就在下一刻，我突然打开输氧开关，启动吸痰器。这么做没有任何理由，只是觉得自己必须帮明朗。之后，我就开始尽心尽力地救治他，先前头脑里的一片空白仿佛从未存在过。
在那之后，手术又持续了近二十分钟，明朗最终挺了过来。我一边分出心思关注着接连袭来的喘鸣与呼吸困难、血压下降与将断未断的脉搏，一边把氧气送进输氧管，挽救明朗的生命。毫无疑问，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能肯定自己救了明朗。手术结束时，主任医师称赞我做得很好，我也觉得自己闯过了一道难关。看着面前坚强的明朗，我悄悄地伸出手，握住了他的小手。
“为什么先前还觉得孩子死了更好，后来又拼尽全力地救他呢？”不出意料，桐子又一脸不解地问道。我说：“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觉得恐惧。”“恐惧？”桐子有了新的疑问。
“不管怎么说，杀人始终是一件可怕的事。”参与明朗的手术之前，我也算见识过多次病人在术中或术后没多久就死亡的案例，可它们从未让我感觉到恐惧。在我看来，那些都是我力不能及的事，因此可以从容接纳。然而，面对明朗，我无法找借口说，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只是最终无力回天。如果当时明明可以拼尽全力，我却消极怠慢，最终把明朗推向死亡，那我就是杀他的凶手。或许，我恐惧的正是自己将受到这样一种自责的折磨。而这件事一旦公之于众，我可能还会受到杀人罪名的指控。当然，在密闭的手术室里，即便我真的希望明朗去死，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况且，手术原本就带有很大风险，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么即便明朗死了，也没有人会来治我的罪。如此看来，那个时候，可能我畏惧的不是被人问罪，而是凭自己的想法杀死原本有生还可能的明朗这件事带给我的罪责意识。这份罪责将折磨我一生。随即我想，既然如此，那倒不如救回明朗。
“你是不是看那孩子可爱，才把他救回来了？”桐子耸耸细长的脖子，“如果是这样，那你救他就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世间大爱。你是为了满足自我才努力救他的。”
我把抽了一半的烟拿在手上，看着桐子。她这次难得说中了要害。确实，照桐子的逻辑来看，我是出于利己主义思想才救了明朗。“要是杀了他不会受到负罪感的谴责，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桐子穷追不舍。
“出于这种原因救治病人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同样认为这不正常。不过我觉得，自己在那个时候全力以赴了。当时，我又是拉吸痰器，又是供氧，又是查探脉搏，无疑是为了逃离自己因消极怠工、有意害人而产生的恐惧感。
“话说回来，手术顺利结束，孩子回到病房之后，他母亲一定很开心吧？”似乎是觉得刚刚的话说得太满，桐子的语气柔和了许多。明朗回病房的时候，我还留在手术室里，因此也无从得知明朗的母亲有什么反应。手术结束后，我在手术室的淋浴间洗了个澡，去病房的时候，明朗的母亲正坐在他的床边。
“他身体虚弱，之后可能会发低烧，还会犯支气管炎，不过问题不大，用不着担心。”在我说话的时候，明朗的母亲依然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孩子的胳膊和腿怎么样了？”相比明朗母亲的态度，桐子似乎更加在意明朗的身体情况。
手术切除了明朗左大腿的弯折部位，矫正成笔直的形状后，加了一块小小的金属板固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明朗立刻就能自如行走了。他的左脚踝扭曲朝外，右脚踝还有两处骨折。即便骨形都矫正了，驱动手脚的肌肉依旧发育不良，他还是不可能独立行走的。归根结底，手术所做的只是修整他的骨相而已。
在那之后，明朗的左手和右腿又各做了一次手术，每次都由我担任主治医师。两次手术都比第一次简单，没花多少时间就完成了。“没再觉得那孩子死了更好吧？”桐子笑着说。确实，从第二次手术开始，我就再没产生过那样的想法。三次手术后，明朗的外表看起来比从前顺眼了很多，但手脚功能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尤其像手指之类功能繁多的部位，看不出一丝恢复正常的迹象。
“所以，他到现在也只能写出这样的字……”桐子又看了眼贺年卡，“不过，这字也确实太不成样子了，不单是不好看，还有手抖的痕迹呢。”
桐子说得没错。明朗因头盖骨骨折压迫大脑，损害了运动中枢神经，一旦紧张，手脚就会颤动。这些字，他或许不是用手写的，而是用脚趾夹着笔写下来的。
“他现在八岁了，还是治不了吗？”桐子叹了口气。明朗的病情难度已经超越了目前医疗水平的极限。非但如此，随着肌肉的强化，抽搐与骨骼变形的症状还有可能继续加剧。
五年没见了，我不知道明朗现在的症状具体如何，不过从贺年卡上的字迹来看，他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个老样子。
“每年都记着给你写贺年卡，真是不简单。他就是把你当成救命恩人了嘛。”我沉默以对。要是再说些什么，恐怕又会变成我自己的单方面推测。然而，先前一直在喝白兰地，随之而来的醉意使我变得比平时多话。
“可能是孩子的母亲让孩子写的。”
“有道理。你看，收件栏就是母亲写的。母亲一切安好，就叫孩子每年都给你写贺年卡。”桐子似乎还未理解我看到贺年卡后感到忧郁的真实心情，单纯地认准这就是病人给关照过自己的医生写贺年卡而已。我喘了口气，又喝了一口白兰地后，开口说道：“这张卡可能确实包含着他们感谢的心意，但也有可能还寄托着母子俩的怨恨。”
“这话是什么意思？”桐子探出半个身子。或许是想多了，我总觉得明朗的贺年卡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控诉，控诉我当年为什么没有把他杀死。明朗似乎在对我呼喊：“您当年没有杀我，所以我才长到如今这般大。身体成长了，我却依然写不好字，也不能去学校上学。重度残障的我，一辈子只能把自己绑在家里。我现在的苦难都是您造成的！”
如我所料，桐子并不赞同我的看法。“就算是因病上不了学，孩子平安长大也是值得高兴的。还说什么怨恨，你不该这样曲解别人的好意。”桐子说什么都好，反正看着眼前奇形怪状的字体，我还是不由得感觉到了明朗的怨恨。飞跃朝上的一个个文字，看起来像是明朗在控诉被强行留在人世的愤怒与悲哀。
“才不是呢。你是因为出于利己主义救的孩子，觉得心虚，才会把别人想象成受害者，错误地以为救人成了坏事。你只是在畏惧自己的幻想，就像杀人凶手伪装得再怎么平静，却还是过不了死者那一关。”
桐子说得在理，但唯有在这一点上，我半点也不想让步。他们母子俩其实就是在怨恨我。母亲有事没事就会告诉孩子，是这个医生救了你；孩子则坚信，自己活在人世承受的一切苦难都是我的责任。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写出这样的内容：“新年快乐，我八岁了，明朗。”每年的祝福一成不变，唯有表示年龄的数字在逐次增长。
“这么写有什么问题？”桐子或许还不懂，然而她只要见了那位安静而固执的母亲，还有身体畸形的明朗，应该就能明白我为什么会把这张贺年卡看作恶魔的来信了。
无论我转到哪家医院，明朗的贺年卡总会在元旦的早晨，雷打不动地寄送到我身边：当我离开大学附属医院，到地方医院出差时，它在；当我回乡探亲时，它在；甚至当我转到这家冰封雪盖的医院，以为它不会再出现时，它还是追着我来到了这里。它就像间谍，像黑社会一样，执着而坚韧地追寻着我的踪迹。这很像是那个内敛而固执的母亲做的事。
“像你这样平静冷漠的人，怎么会害怕这种事呢？放宽心，你本来就是把他们从绝望、危险中拯救出来的人，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份恩情，所以才特意打探你的去向，给你寄来了贺年卡。你从不回写贺年卡，他们也毫不在意，还是每年都向你问声好。你应该感谢他们，而不是憎恨，不是吗？”
我并没有憎恨那对母子，只是觉得瘆人。自己救回来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我仅仅是害怕这种感觉而已。“你是太累了，累了脑子想事情的时候就容易不正常。你从除夕开始连值了四天班，精神都错乱了。说是只在医院和房里待着不做事，但身体活动不开啊；身体活动不开，心情自然也就静不下来了。”
桐子说的和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我没有出声。我心里的想法如果是疲劳带来的，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都不想再看到明朗的贺年卡了。
“不谈这个了。”桐子说着便再度坐了回去，拿过白兰地酒杯。我自然是赞成的。一开始把贺年卡的事情拿出来说，问来问去的人就是桐子。“很久没出去喝酒了，要不要去？啊，对了，你还不能出门吧？”
出门倒是可以，只是正月这三天，我想没有店家会开门迎客。然而桐子说，北斗酒店的地下餐厅还开着。北斗酒店一年前建成落地，是本地唯一一家西式酒店。
“去吧。”桐子又催促了一遍。当我站起身穿上西装，熄灭炉火，准备出门的时候，看到了摊在桌上的那张贺年卡。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我把那张卡收进了书架的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