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在我们的王国里 5（2/2）

啊——啊——被人放舍的小城市——寂寞月暗暝——

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地一声奋扬起来，听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

母亲的身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暧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虐待，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头上削去了一块皮，于是她便逃了出来，跑到中坜，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日子，母亲的行为大概不甚检点，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醋，动起武来，险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闹大了，母亲在中坜立不住脚，才到台北来帮人做下女。黄婶婶怀孕时，请了母亲临时帮忙，就是那样，便跟父亲搭上了。那年父亲四十五，母亲才十九岁。黄婶婶提起这件事，总捂起嘴巴笑。

“我是叫你们阿母送红蛋去的，谁知你们阿爸红蛋留下，连人也留下了！”

母亲年轻时，大约的确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她长得身段娇巧，细细的腰肢，一头丰盛的长发，乌亮亮像匹黑缎子般披到背上来。她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一小撮嘴巴，嘴角翘翘的，满脸稚气，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她那双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一双乌亮的眸子里，却一径闪烁得像两只受了惊的小鹿一般，东躲西藏，充满了彷徨疑惧。有时候，她会突然眉头一锁，一双大眼睛便像两团黑火般燃烧了起来，好像心中一腔怨毒都点着了似的。

母亲站在父亲身边，只到他的肩膀。两个人走在街上，父亲昂头挺胸，好像在阅兵，大步大步地跨着，母亲跟在他身后，碎步追赶，不住地两边张望。那样一个苍老灰败、满头白发倒竖的大男人，身后却跟着一个娃娃脸、惊惶不定的小女子—— 他们两人，是我们巷子中，一对极不相称，走在一起令人发噱的老夫少妻。

然而父亲大概也曾热爱过母亲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却十分地暴烈。有一次，母亲在门口跟一个卖菜的小伙子调笑，她拿一根萝卜去敲那个年轻男人敞裸的胸膛，那个小伙子便乘机捏了一下母亲的膀子。父亲恰巧撞见了，回家以后，也不发言，倏地从门背后抽出一根藤鞭子，嗖、嗖、嗖在母亲背上便猛抽了三下。母亲跌倒在地，她细小的身躯蜷缩成一团，两只肩膀猛烈地抽搐着，一双青白的小腿不断地在蹬踢。她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我想起我们过年时宰杀的一只小母鸡，喉头割断了，躺在地上，两只鸡爪子不断痉挛地蹬踢着，在做垂死的挣扎，一身雪白的羽毛溅满了鲜红的血点子。母亲躺在地上，并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脸青苍，一小撮嘴巴紧紧闭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父亲，好像要跳了出来似的。第二天，母亲没有起床。父亲回家时，却将一包花纸包着的盒子，往母亲床头一塞，急急转身便走了出去。盒子里是一件崭新的细麻纱连衣裙，豆绿的底子，起着大团大团的红芍药。母亲爬下床，将新衣裳换上，站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起来。可是她露在外面的背项上，却添了两条手指粗的鞭痕，横斜在那里，青红青红地浮肿起来，像两条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岁的那年，有一天，母亲忽然失踪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带走了父亲买给她的那条花裙子。她跟了小东宝歌舞团里一个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参加了他们那个歌舞团，环岛巡回表演去了。小东宝歌舞团的宿舍本来驻扎在长春路，母亲常常去领他们团员的衣服回来洗。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宿舍，窥见母亲正跟那些团员们混在一起，在唱歌。那个小喇叭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了一身绛红的制服，胸前两排金色铜扣，袖子上两道宽宽的金边，他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帽子，露着两片渗黑油亮的发鬓来。他双手举着一管闪烁的铜喇叭，仰着身子，吹奏得异常嚣张。母亲夹在一伙女团员中间，一齐笑嘻嘻地在唱《望春风》。她的头上也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男人帽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笑得那般开心过。

母亲出走的那个晚上，父亲擎着他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那管自卫手枪，虚恫地摇挥着，跑了出去，声称要去毙掉那对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来，却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了。他把我和弟娃叫去，咿咿唔唔训了一大顿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讲到后来，他自己却失声痛哭起来，他那张皱纹满布灰败苍老的脸上，泪水纵横—— 那是我所见过，最恐怖、最悲怆的一张面容。弟娃吓得大哭，我却感到全身的汗毛都张开了，寒意凛凛。

母亲出走，我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大概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母亲生我的时候，头胎难产，子宫崩血，差点送掉性命，因此，她一口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来投胎向她讨命的。她常常用大拇指来搓平我的额头，对我说道：

“黑仔，莫要皱眉头，小孩子额头上有皱纹，要不得，犯凶的。”

母亲叫我黑仔，叫弟娃白仔。我长得像父亲，高大黝黑，弟娃却跟母亲脱了形。一身雪白，一张娃娃脸，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好像是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可是却没有母亲眼里那股怨毒，一径眨巴眨巴，好像在憨笑似的。母亲说，她怀着弟娃时，梦见了送子观音，弟娃是观音娘娘特地送给她的，所以才长得跟她那样像。她亲自给弟娃缝了一套火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给他戴了一只镀银的白铜项圈，项圈上挂着十二生肖的铃铛，弟娃满地一爬，那些龙蛇虎兔的铃铛便丁丁当当地响了起来，于是母亲大乐，一把便将弟娃抱起搂入怀中，从他头顶一直亲到他那双胖嘟嘟圆滚滚的小腿上，亲得弟娃扎手舞脚，咯咯不停地傻笑。

有一天，母亲在天井里替弟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块檀香皂，把弟娃一身都搽满了肥皂泡子，她坐在木盆边，佝着背，一头乌黑的长发，袅袅地婉伸到膝上，她一面掬起手，舀水浇到弟娃白白胖胖的身子上，一面柔柔地哼着《六月茉莉》。弟娃笑，母亲也笑，他们母子俩清脆欢悦的笑声，在那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回荡着。等到母亲走进屋内去拿毛巾，我走了过去，站在木盆边，正当弟娃笑嘻嘻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在他那白白嫩嫩的娃娃肉上，狠狠地咬下了八枚青红的牙齿印。母亲赶出来，举起火钳将我的膝盖打得乌青瘤肿，好几天，走路都是瘸的。我看着那青肿的膝盖，流出脓血来，心中只感到一阵报复的快意，我不哭，也不讨饶。那次后，母亲对我又添了几分嫌恶，说我一定是五鬼投的胎。

然而母亲一走，我跟弟娃两个人却突然变得相依为命起来。弟娃一向是跟母亲睡的，母亲出走那天晚上，他却跑到我房中，爬到我床上，拼命挤到我怀里来，大概他心里害怕。那晚我自己也很疲倦，便搂住他，学母亲那样，拍着他的背，一块儿睡去。

母亲离家后，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第四个年头，我刚上初中。小东宝歌舞团回到台北，在三重镇美丽华戏院表演。我偷偷带着弟娃，乘公共汽车过台北桥到三重镇去。美丽华原来是演歌仔戏的，在重新路一个巷子口，戏院只是一个三夹板围起的大棚子，大门入口的地方，垂着两幅花布门幔，围墙板壁上贴满了彩色广告海报：小东宝歌舞团青春热舞。上面印着许多露着大腿的舞女。一个戴着花纸帽的男人，站在入口处，举着一只讲话筒，大声呼喊：标致小姐！精彩表演！我带着弟娃买了两张票，挤进了戏院，里面黑压压的人头，差不多满座了，闹哄哄的。戏棚里是水泥地，地上撒满了果皮、瓜子壳、香烟头、汽水瓶子。座位是一条条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挤得密密的。观众差不多全是男人，许多打着赤膊，汗叽叽地露着上体。大多数的人都趿着木屐，坐下来后，便将木屐踢掉，一只光脚板蜷到凳子上。里面的空气混浊，暖烘烘的一股子汗酸脚臭。我跟弟娃挤到院台左侧最边头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戏台上挂着一张破旧的茶红幔子，台上有一排反射的座灯，把戏台照得通亮。戏台右边坐着歌舞团的乐队，有五个人，都穿着他们那绛红色铜扣金边的制服，在那里大吹大打，好像万华市场大拍卖时洋鼓洋号那股喧嚣，那样热闹。我发觉带着母亲私奔的那个小喇叭手，就坐在乐队前排第二个座位上。他扬着头，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很得意似的，手上的喇叭照得金光闪闪。他没有戴帽子，梳了一个十分标劲的飞机头，乌光水滑的。台上的司仪擎着麦克风出来报了幕，讲了几句风话，台下掀起一阵口哨飞彩，突然间，六个舞女便从幕后跑了出来。她们都穿着短短的粉红裙子，白白的大腿全露在外面，每个人的头上箍着一圈亮晶晶的金色锁片子，两只手腕上也戴满了闪烁的手钏子。她们出来后，肩靠肩站成一排，等乐队换了一支曲子，她们倏地都甩出一只手来，往来台下一指，一齐尖声唱了起来：

宝岛姑娘真美丽——

台下的观众更加兴奋起来，大声叫道：跳！跳！跳！乐队敲打得愈来愈急切，于是台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字排开，开始飞踢大腿，跳起舞来。她们一边踢，一边唱，手钏子铮铮铛铛。合下的男人们，拍手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仪手执着麦克风，也在大声喊：嗨！嗨！嗨！好像在替那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弟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站了起来，张望了半天，赫然发觉，原来台上左边第一个舞女，就是母亲。她们六个人，都搽得一脸大团大团红通通的胭脂，眉毛眼睛画得又是蓝又是紫，脸谱勾得一模一样，不容易分别。母亲已经三十出头了，可是她身材娇小，又那样打扮着，看起来，竟像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比其他的舞女都矮小，踢起腿来，总比她们迟缓一些。她一径咧着涂得红红的嘴巴，露着一口白牙，做出一副笑容来。可她那双大眼睛却一直急切地眨巴着，好像十分仓皇吃力的模样。我告诉弟娃，母亲也在上面跳舞，弟娃赶忙爬到凳子上去，寻找了片刻，突然，他叫了一声：“阿母—— ”便站在凳子上哭泣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