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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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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规定,住宿生从七点至九点半在教室上完晚自习,可听完“本台和大碗茶工贸集团联合举办”的每日相声,略略消化一下食儿,没有别的事好做,六点大家也就溜达着上楼去了。先生说,这就是住校的最大好处,能逼你息交绝游,清心寡欲,与世相违,修得正果。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就是古人的精力。我一直有个疑问:他们哪来那么多的工夫读那么多的书,写那么多的书呢?

他们那时候,没有电灯,每天只有不足十小时的日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只能对着天空发呆,或者干那件亘古不变的唯一娱乐。

他们那时候没有钢笔、原子笔,印好了格子的稿纸和复印机及漂亮的女秘书,只有泥板、王八壳、竹片、木条、刀子等等又笨又蠢的硬家伙,可我们每天写四五千字,已经筋疲力尽,已经是极限,而他们动辄几十万字,洋洋洒洒,著作等身。

司马迁爱说怪话,被汉武帝给去了势。做皇帝的,大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凭风度学识,笼不住后宫众多后妃婕妤,明白物以稀为贵,就决定不让她们见别的男人,特别是有文采的男人。而自己身边又缺不了一个有文采的男人做秘书,于是看上了司马迁,找了他的茬。所以司马迁蚕室里闷了三个月,出来就升任中书令,每天不得不陪着汉武帝东跑西颠,可他两三年间就拿出来一部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拿出来就前盖古人,后绝来者。

妈妈常说,没什么也别没钱,有什么也别有病。做学问的得再加上一句,有什么也别有条拿说话当喘气一样一刻不闲着的舌头。莎士比亚就有这样一位碎嘴疯泼的老婆,和十几种分散精力的工作,可他写出了三十七部剧本,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

再有大学数学考十五分的钱锺书,生出来正赶上内忧外患,军阀混战,偌大的中国,摆不安稳一张书桌。几十年风雨,没几天安生。但这家伙却仿佛无书不读,无读不精。写下了百万言的《管锥编》,把古人的文章读了个够,无一漏网。光征引西方作者就不下一千人,著作多达一千七八百种。

呜呼!他们睡觉吗?他们吃饭吗?他们知道健康法则吗?他们下舞场吗?他们搓麻将吗?他们看武侠、言情、凶杀吗?他们几个小时地看电影、听唱片吗?他们玩电子游戏,看电视录像吗?他们闲逗女孩子、侃大山吗?他们知道“神经”、“轻松”之类的词汇吗?他们有那么多的人际关系需要调整吗?他们有不顺心,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吗?

于是,我明白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这种种丰富多彩的“色”到头来就是场空。他们缺乏这种 “色”,百年后,千年后,就是不灭的名声,就是不空的色。

佛曰:定。

佛曰:舍。

所以学校是这乱世、色界里的净土。

虽然天气冷得能把说出的话冻成音符,“当当”地落到地上,让两个人面对面说话,彼此听不真切,可我还是穿拖鞋。这样自在。

拖拖拉拉上得楼来,果然,黄根已经俨然在座苦读了。我住了七天的学校,可没一次看见黄根买饭、洗漱——当然,上不上厕所不得而知。同班的老住宿生笑我没见过世面,大惊小怪,说他们住了一年了,也还没见过一次呢。

看来黄根竟然是个神秘人物。我怀疑她是不是吃粮食长大的。换句话说,是不是牲口。

还有一点,也令我自叹弗如。不管谁进来,包括刚才的我,她老人家从来不抬头,甚至眼皮。我曾尝试效法一下,可以失败告终。每每教室门开开,我总不自觉地要把头抬起来,看看到底是哪路的神仙。

仿佛她一抱起教科书来,就能浑然忘我,魂游物外,步入“无我”的臻境。至少从表面上看去,是的。这,在我的丑斋里,我能做到。而在教室里,偌大一个屋子,十来个人影孤魂野鬼一样在眼前晃动,六盏惨白的日光灯照在身上,让人想起太平间或手术台,我做不到。我总以为看书和吃喝拉撒一样,纯属个人私事。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吃饭、方便的时候有人盯着你看,你一定浑身不自在,干不下去。读书也一样,有个人在你周围,你必然感到不自在,别扭。

综合多数学者的意见,“智力”的含义包括以下三项:

一,智力是适应环境的能力。

二,智力是学习的能力。

三,智力是抽象思维的能力。

“适应环境”,赫然列为第一,看来这方面的确需要训练。天下老鸹一般黑,老住宿生说他们也有这么一段体验,痛苦呀痛苦。我决心尽快适应,把桌子摆到旮旯,后背冲人,这样就排除了三面干扰。再在对面墙上画一幅《抱朴子》里载的“老子入山镇鬼符”,心安了许多。

孟寻一直对我爱理不理,我还制其身,亦复如是。可上课放学,晚自习,从早到晚,低头不见抬头见,别别扭扭,怪没意思的,或者意思太多了。

郁达夫写不出文章的时候,就换换口味,弄弄翻译。一来可以不让文笔生疏,二来可以看看别人如何处理文字,启迪一下自己的思路。既然眼前没有好理的,我也就索性找出纸来,给越色写那耽搁了许久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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