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2/2）

（1924年）3月7日

终于。我被选为第二队的钩球队员，参加明天对阵沃尔科特队的比赛（弗德患了流感）。本一直在打探范德普尔的情况，发现他并不富裕（原来，他的父亲只是位大律师的文员），但本还是认为，只有重金才有可能打动他。多重的金呢？我问。五畿尼[12]吧，本估计。完蛋了：哪怕我们俩把钱加起来，也凑不到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我得给父亲写信，问问能不能借点钱，但我得想个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转念想想，还是写信给母亲吧。

（1924年）3月8日

不知怎么回事，我们竟然以64比0大胜沃尔科特队，创下学校纪录。他们的队伍好像因为水痘的爆发减员不少，只能找些不合格的体弱者来替补。这是场大快人心的胜利，我差点还得了分，可就在球线前被三四个人拉倒了。第二队在学校春风得意、趾高气扬。弗德说他下周六就能恢复了，可只有傻瓜才会改变目前这支风头正劲的队伍。

露西写信说，她去奥地利的前提条件是我必须明白我们之间的“浪漫幻想”已经终结。我给她回信，不情愿但又带着愉悦的愁绪表示同意。等她去了那儿，一切就会不一样了。斯卡比尔斯和农夫女儿的情事进展之顺利，简直让人气得发疯，但也给我壮了胆，鼓了劲。露西必将是我的。

让我隐隐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的思绪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下周六的比赛，我发现我很期待它——我们将主场对战哈罗公学。我一定不能再丢掉我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了。

（1924年）3月11日

本和我将我母亲寄来的邮政汇票兑现了五畿尼（愿上帝保佑她：我说的是我想给露西买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我们在马亨莱餐馆先犒劳了自己，喝了茶，吃了凤尾鱼吐司。本说范德普尔只愿意放弃一场比赛，但他想看看是谁愿意出这么高的价码。“他怀疑是你，当然了。要不，他也可能以为是弗德那混蛋，我猜。你一定得跟他见个面。”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顺便说一句，我们和哈罗公学以9比9打平了；而我们的第一队却以3:27溃败——我感觉我的幸运星正冉冉升起。

本跟我说，他一毕业就去巴黎——他好像在什么美术馆找到了工作，他想当经纪人。我感觉到嫉妒的刺痛：也许本是对的？也许我们才是傻瓜？去大学浪费三年时间，推迟正常的成年生活。那三年，依我看，说不定跟高中生活一样令人沮丧……

真正的好消息是，克拉夫开始怀疑彼得和苔丝的亲密关系，正想方设法将他们分开。彼得最近三次去农场，都忙着切甜菜饲料，或是类似的枯燥的任务（他两只手都起了可怕的水疱），压根儿没看到可爱的苔丝来打扰他或补偿他。本和我心里偷着乐，但我承认，这种心态反映出我们的阴暗。

稍后。第二次预考后，我去福斯特找到范德普尔。他脸色苍白，长着难看的圆鼻头。我们讨价还价了一会儿，我成功把价格压到五英镑。

“一场比赛，提醒你，就一场。”他不断重复这句话，把五英镑放进口袋。接着，他疑惑地看着我：“为什么这件事对你这么重要？”

“我父亲快死了，”我很自然地说，“他是……苏格兰橄榄球队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我进入第一队。传承他的衣钵之类，在他临死之前。”

范德普尔相当感动，坚持要把五英镑退给我——我当然接受了（不过我不会告诉本）。范德普尔向我保证，比赛前周五的那次训练中，他会“扭到”脚踝或别的什么地方。比赛的对手是昂德尔队，他说，非常厉害的一帮人。“我还会提议由你代替我上场，不要那个乡巴佬弗德。别担心，蒙斯图尔特，你父亲一定会为你自豪的。”

我为什么要撒这么多谎？对母亲、对露西、对范德普尔、对本……这正常吗？我想，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撒这么多谎吗？我们的人生是否只是我们所有谎言的集合？（“人生”，就是谎言。）有没有可能不撒谎又能正常生活？谎言是一切人际关系的自然基础，是将我们独立的自我缝合在一起的针线吗？我要去壁球场后面抽支烟，思考更多伟大的想法。

（1924年）3月13日

雪足足下了十五厘米厚，所有的体育活动全部取消。报纸说伦敦天气晴好——似乎只有倒霉的东英吉利下了雪。想到与昂德尔队的比赛推迟了，我为何如此沮丧？我渴望走上球场——我一定是变成了一个真正热爱体育的人。在回廊里，范德普尔悄悄走到我身边，问我父亲怎么样了。正要跟他说别多管闲事时，我突然反应过来。

“他能撑到吗？”范德普尔问。

“撑到什么？”

“撑到下周末啊，或是跟昂德尔队比赛的时候。”

“我希望能撑到。母亲说他只剩一口气了。”

这么说我有点愧疚，尤其是父亲是真的病了。我担心这么说他就快死了，会不会变成对他的诅咒。可我又对自己说：这只是我的胡言乱语而已。言语怎么可能加快或减慢疾病的进程呢。只是，今天晚上在宿舍祷告时，我还是为父亲祈祷了，我真是个伪君子。霍顿要是知道了会怎么嘲笑我啊：只想两头讨好，跟所有懒惰的信徒一样，总是习惯只在方便的时候才走一走信仰的流程。也许，我应该让范德普尔拿回那五英镑。

（1924年3月22日）星期六

一切如有神助。我们正在训练时，我惊讶地看到扬格和巴罗史密斯从第一队的球场跑来。“蒙斯图尔特！”他们大喊。我天真地跑过去。范德普尔瘸着腿，他扭到膝盖了：“你能不能参加明天的比赛？”“我一定拼尽全力。”我谦虚地说。“很好！”巴罗史密斯拍着我的肩膀说。能赢得他的肯定，我隐隐有些慌张。我之前忘了他也在第一队——现在他不是芬尼亚叛徒了。

本和彼得似乎真心为我高兴；而且对于我不屈不挠的坚持，我觉得，他们不止一点点钦佩。本发誓说，他将打破有生以来不看竞技体育比赛的习惯，自愿前去观战。彼得告诉我，他跟苔丝秘密见面了：她父亲禁止他们有任何接触（他，彼得，跟我说起这事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觉得克拉夫看到他们俩牵手了。他疯狂地说，他要在复活节假期住到诺维奇的寄宿家庭去，希望能和苔丝偷偷见上面。我们劝他千万别犯傻。

至于本，他说凯茨比太太写信给他，说可以取代多伊格为他进行私人辅导。“我认为她是在计划诱惑我，”本说，“你们天主教徒真是些怪人。”她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凯茨比太太？我问他。“有点儿胖，总擦着粉，粉嘟嘟的，”他打了个冷战说，“我宁愿去鸡奸小蒙塔古。”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会同意的。我们愉快地说了半个钟头脏话。

（1924年4月20日）复活节星期日

里杰巴赫温泉

我跟母亲说我手臂疼，这样我就不用参加复活节礼拜了。她、父亲和露西坐缆车去了山下的老镇，那儿的教堂正等着这些虔诚的信徒。他们刚一离开，我便让迪伦多福太太拿一瓶莱恩白葡萄酒来。我立马感觉好多了——没有比在周日早上十点半愉快地喝醉酒更美妙的事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开始接着记日记。

与昂德尔队比赛的那天，兆头好得不得了：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微有薄雾，但雾午饭前便消散了。在更衣室，我几乎听不到队长的赛前动员讲话，只觉得脑袋轻飘飘的，像是血管里充盈着太多氧气。我把马匹用的镇痛膏抹在膝盖和大腿上，穿着球鞋重重跺着铺着瓷砖的地面，傻瓜似的朝队友咧嘴笑。我们跑出去时，整个学校好像都站在边线上欢呼；我觉得（我必须说实话，尤其是在自己的日记里），我的心跳得那么猛，简直要炸裂了。

裁判投出硬币，让双方队长猜：我们猜错了，得准备应对开球。我跑过球场，加入前传的队伍。我听到本和彼得在边线上尖叫我的名字，我自信满满地朝他们快速挥了挥手。

哨声吹响，球被踢出，高高飞向空中，之后竟直接朝我落下来。我与其说是看到，不如说是感觉到对方前传的进攻，我接到球还不到一秒钟，第一批进攻的三四个人就朝我扑来。我刚来得及把球夹到右胳肢窝下，伸出左臂挡开对方大块头的第二排前锋，他突然就飞到我头上来了，他跌落下来，我赶紧缩头，紧接着，昂德尔队一整波前传队员都向我撞来。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裁判吹响口哨，我发现自己被埋在一堆身体下面。他们慢慢从我身上脱离，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带球犯规，争球进攻。”裁判说。我意识到球已不在我手里。一系列的撞击让我喘不过气来，有点儿神志模糊。很快，就只有我一个人躺在地上，我向上望，发现巴罗史密斯和其他几个人都忧心忡忡地低头看着我。这时，扬格（我觉得是他）说：“我说，蒙斯图尔特，你的手臂还好吧？”我看了看：一点都不好——我的左前臂出现一个明显的肿块，皮肤底下像是有一只高尔夫球，而且奇怪地失去了血色。有人扶我站起来，我用右手捧着左手肘，仿佛那是最易碎的晶莹瓷器。接着，疼痛袭来，一波又一波，我感觉自己摇摇晃晃的，眼前开始闪现黄光和绿光。有人在喊把担架抬来。我全部的意识似乎都收缩并集中在那根剧痛的前臂断骨上。尽管疼痛难忍，但我还是清楚，我的橄榄球生涯从此一去不返了。

4月23日，星期三

露西和我昨天去了因斯布鲁克，主要是应母亲的要求，她为此给我们提供了丰厚的资金。天下着雨。我们坐在雨中潮湿的公园里，头上撑着雨伞，百无聊赖地听军乐团演奏施特劳斯的曲子。我渴望去维也纳，可母亲说路程太远，一天时间不够。我渴望去歌剧院听瓦格纳，看沃蒂夫教堂，再散步去科索餐厅。因斯布鲁克很安静，几乎没什么汽车，只有马车的嘚嘚马蹄声和哗哗的雨水声。露西不苟言笑，格外沉默，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跟一个手臂吊着绷带的同伴，在陌生的新建小镇里闲逛，一点也不好玩。我抗议：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说，我这副打扮又不是想要开启类似丝绸马甲或彩色贝雷帽之类的时尚潮流。“别人会以为我是你的护士。”她说。荒唐。真是个任性又难懂的女孩。

最后，我们决定去咖啡馆躲雨，我们找到一家有玻璃遮雨棚的咖啡馆，没完没了地一杯杯喝着咖啡。露西写明信片，我则费劲儿地读里尔克。我想学德语，可它似乎复杂得令人害怕；要是有什么办法，花最小的力气，就能达到基本流利（我只有这么高的要求）的程度就好了。也许我不是个语言学家……我突然生出对英国食物的渴求：小牛肉和火腿派，羊肩肉加洋葱，果酱布丁。我们吃了块蛋糕，决定早点回去。

在公寓，我们没看到母亲。露西和我走到疗养院去接父亲，他一整天都在这里泡澡、搓洗，用海水沐浴。当他完成这些环节走出来时，会暂时给人一种他很健康的错觉，甚至可以说是容光焕发，他的脸上有点点红斑，双眼闪闪发亮。不得不说，和上个假期时相比，他明显瘦了很多，早上的时候，他显得憔悴又疲倦。他几乎无法入睡，他说，因为他的肺总感觉到奇怪的压力。不过，他的胃口还不错，他总是大口吃着迪伦多福太太准备的大块芝士、火腿和黑麦面包，似乎饿得不得了。

就在这时，我们看到奇怪的一幕。我们朝疗养院的正门廊（它就像某个乡下美术馆的入口）走去时，看到母亲也在那儿，可她身旁的台阶上站了个高个男人，那个男人穿着雨衣，戴着毡帽，他们有些急切地说着什么。我们越走越近，他便离开了。母亲看到我们这么早就从因斯布鲁克回来，显然大吃一惊。她装不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母亲——愤怒，是有的，无动于衷，没有。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她尽量压抑着愤怒的情绪说，“你们去因斯布鲁克就去了两个钟头？真是浪费。”

“那男人是谁？”我问，必须承认，我还是挺大胆的，“医生吗？”

“不是。是。差不多吧，是的。嗯，呃，是个医生。是。我请他给点建议。他很热心。”

她的谎撒得如此拙劣，我们拼命忍住才没有笑出来。稍后，露西和我说出各自的疑惑和直觉，我们一致认为，他应该是母亲的仰慕者。我很高兴地看到，发现这个小秘密后，露西的情绪有了好转。我们在休息室里玩多米诺骨牌，道晚安时，她允许我亲了她（只准亲脸）。

4月25日，星期五

一早上都卖力地推着轮椅上的父亲，走在里杰巴赫温泉的街道上。只有一只手能使上劲，还挺难控制轮椅方向的。父亲竭尽所能推动轮子，但我让他住手，要是他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干这个了，那一开始让他坐上轮椅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把他推到邮局旁边的小广场上，给他念上周三《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天气不冷，他裹得严严实实，可我每次抬头看他，他都好像冻得脸色发白，很不舒服的样子。

我时不时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的回答永远不变：“好极了”“好得很”。我的情绪从无法言喻的悲伤变成极度的烦躁。悲伤的是，他的儿子，我，竟然要用轮椅推着他到处走了；烦躁的是，他这样消耗我宝贵的时间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只是，我对他的愤怒不会持续很久。我们刚到这儿时，他给迪伦多福太太送了一份富利工厂产品大礼包，有肉罐头、咸牛肉、冻火腿之类，当时，我就对父亲特别生气。我跟他说，父亲，我们又不是来出差的推销员，没必要把富利的产品传遍欧洲吧。别装腔作势了，洛根，他就回答了这么一句，我顿感羞愧。后来我跟他道了歉——他对我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力。

母亲让我带父亲出去“好好逛三个钟头”，我们回到公寓时，母亲又不在。“她一上午都在外面，”露西说，“你们刚走，她立马也走了。”有人给父亲端来汤，喝完汤，他自己费力地爬上楼梯睡午觉了。我心里第一次冒出可怕的预感，他也许再也不能完全恢复了，我气自己，为什么一直以来没有多替其他人想想，为什么没有考虑他们的感受。

我是在公寓的起居室写下这篇日记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听着留声机播放的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舒缓的慢板总能让人平静下来。细思其中的静谧之美，我发现我在思考为什么露西对我的态度会变成这样，不能说是冷冰冰的，但确实不温不火。在从因斯布鲁克回来的火车上，我想牵她的手，她把手缩了回去。可五分钟之后，她又兴致勃勃地聊起来（关于她父亲的新爱好：鳞翅目昆虫），仿佛我们是最要好的老朋友。但我不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情人。

4月26日，星期六

父亲又恢复了疗养院的日常流程，在滚烫的泥浆和几十升硫黄水里泡澡，天知道还有什么。露西早饭后来到我的房间，出乎意料地说她制定了一个计划——我们忠实地遵照执行了。我们告诉母亲，我们要坐火车去朗斯，那里正举办当地的节庆（至于是什么节日，我们没有细说：哪怕是阿尔卑斯山民的皮短裤节，母亲也不会关心的）——母亲认为这个主意好极了。我们让领班的服务员兼事务总管弗朗兹驾着小马和马车，送我们去车站。到车站后，他刚一离开，我们便坐缆车又回到山下的老镇。

我们在一家能看到公寓的纪念品商店里等着，假装挑选明信片，足足挑了半个钟头，母亲才出现。她穿着精致华丽的貂皮外套（“你看！”露西小声说），戴着有面纱的帽子。她匆匆走过疗养院，走进赫希金匠酒店。露西和我给了她五分钟，才悠闲地晃进大堂。我们几乎一眼就看到了她，她坐在住客休息厅的尽头，身影被盆栽的棕榈树遮去一半。她在扶手椅上向前俯身，跟我们在疗养院外见过的那个瘦高男人说话。

露西喊来服务生，悄悄指了指那个男人。“能不能请你告诉约翰逊先生，我来跟他见面了。”她说。服务生立刻纠正她：那不是约翰逊先生，他说。那是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从美国来的。露西为自己的错误道歉，我们便离开了。

我得说，我对母亲的行为保持着一种奇怪的淡漠；露西狡猾地打探到普兰德盖斯特的名字，这倒更让我印象深刻。然而，我必须接受事实——露西也拒绝承认其他任何解释——那就是，在我父亲生病期间，他的妻子竟跟仰慕者交往起来了。

4月29日，星期二

今天坐着吃午餐时，我看着父亲慢慢嚼着迪伦多福太太做的一大块烤小牛肉。他发现我在看他，不自觉地露出带着歉意的微笑，仿佛做了什么错事。我突然替他感到一阵心痛，热泪润湿了眼眶。母亲陷入停不下来的疯狂状态，跟露西大声争论着。不知为何，她们竟然在争论圆点花纹的问题。母亲宣称，任何一个超过十岁的人都不应该穿带圆点花纹的衣服了。“除非是用人或舞女。”她说。这话很刺耳，因为露西正穿着一件黄色的圆点衬衫（我觉得，她穿着很漂亮）。母亲继续宣传，圆点也适合马戏团的小丑。父亲又看了我一眼，眨眨眼睛。突然，我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5月16日，星期五

艾比学院

今天在霍顿表扬我向耶稣学院做的历史课演讲时，我觉得他比往常更加傲慢了。他自吹自擂的态度让人以为这个机会是他花钱替我弄来的，就像以前有人在军队里花钱买个官职一样。我跟你说了吧，耶稣学院适合你，我说了吧？他滔滔不绝，仿佛帮了我天大的忙。我不带一丝笑意地说：“没有您，我确实做不到，老师。非常感谢您，老师。”我想他懂我的意思了。为表歉意，他邀请我下周日去他的小屋喝茶，并保证说要告诉我更多关于勒梅恩的事。

彼得进贝利奥尔的事定了，在牛津我至少会有一位同学了。体育活动时间，我们跑进小树林抽烟，放松一下。我们都觉得，本如此坚定地不读大学有些奇怪，也有些可惜。听着，我说，在巴黎和牛津之间选，我认为我也不会犹豫太久的。我们认为本一定有些私人收入，但我们也算不出有多少。显然不是太多，否则他压根儿不需要去找工作。“只够吃穿开销吧。”彼得感伤地说。想到有一天要赚钱谋生，现在的我们还觉得有些遥远，但一致表示，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艾比。我说，我以后大概会去学校当老师，我又问彼得他的梦想是什么。“成为著名的小说家，”他说，“就像麦克·阿伦，或是买得起游艇的阿诺德·贝内特[13]那种。”这让我多少有些吃惊。彼得想当作家？我的脑子转不过来。

夏季学期似乎长得没完没了。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的“挑战”是多么令人振奋，它们改变了学校生活的无聊和平庸。霍顿借给我一本诗集，是艾略特的《荒原》，他建议我认真看看。里面有些相当优美的句子，其余的内容就很费解了。我要是想找用诗写成的乐曲，我会找魏尔伦，谢谢。

5月17日，星期六

在军营里，托泽中士愤怒到骇人的程度，看起来像要爆炸了一样，在练兵场上冲着我们大吼大叫。我们对托泽颇为好奇——我们觉得他很滑稽——我们利用一切机会，问他关于战争的问题以及他到底杀过多少个德国人。他总是在具体的数字上含糊其词，让人觉得应该有好几十个。但显然，他连前线都没靠近过。今天我告诉他，我去奥地利度了假，公寓的总管家卡尔也打过仗——“是跟英国军队作战的”。

“那和啤酒的价格有什么关系，蒙斯图尔特？”

“我的意思是，一想到你们可能在无人区的两边面对面见过，我就觉得好笑，长官。”

“好笑？”

“你可能朝他开过枪，他也可能朝你开过枪。”

“又或者，”本插嘴了，“在你进攻德国防线时，你们可能还碰过面。”

“我才懒得理他呢，我跟你说。那些该死的德国佬。”

“你会狠狠教训他的，是不是，长官？”

“当然了。”

“你一看到他，就会把刺刀刺进他的肚皮，是不是，长官？”“我会竭尽所能的，利平。”

“要么杀人，要么被杀，长官。”

这样的玩笑我们可以也确实在一直继续着，结果就是托泽很喜欢我们，给我们安排的都是轻松的活儿。只是今天他处于混乱状态，因为晚间的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却发现我们都是一帮不负责任的人（艾比要跟圣埃德蒙德学院较量）。本说，恶作剧不够用了：我们得谋划一场值得纪念的破坏行动。

5月19日，星期一

我骑自行车去了格莱普顿。天气很热——夏天的那种热，不过，在什么地方又有一层春日的清新气息依旧徘徊着。我们坐在霍顿家屋后花园的躺椅上，晒着太阳，吃着海绵蛋糕，喝着茶。我对霍顿的蛋糕大加赞赏，问他是在哪里买的。他说是他自己烤的，不知为何，我觉得他没有说谎。他问我，我对《荒原》有什么看法，我说我觉得它有点做作。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又问我，我更喜欢什么样的诗，我告诉他，我最近在读里尔克的诗——德文的。“你觉得那就不做作了吗？”他说；紧接着，他又道了歉。“我很期待看到你自己写的东西。”他说。我问他，他是怎么知道我想写作的，他说他猜的。然后，他承认，是勒梅恩把我在面试中说过的话告诉了他。

“无论你写了什么，都可以给勒梅恩看，”他说，“他会跟你说实话的。这是你在刚开始写作时最最需要的——实话。”

“那你呢，先生？”我突然自然而然地说，“我能给你看吗？”

“啊，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中学老师，”他说，“等去了牛津，你就会把我们都忘了的。”

“也许你说得对。”我说。我心里并不这样想，可霍顿总能带出我这样的情绪。他怂恿你，又突然打击你；他看似让你进入了他亲密关系的圈子，但又会当着你的面狠狠关上门。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次，我早就料到了。于是，我说了些狠话想让他明白。可他又只是笑了笑。

门铃突然响了，再回到花园时，他带来一个女人，是上学期我在公共汽车站看到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很漂亮，肤色黝黑，眉毛又弯又粗。他介绍说她叫辛西娅·戈德伯格。

“这是洛根·蒙斯图尔特，”他说，“我们对他期望很高的。”

她热情地打量我，接着，朝霍顿转过身。

“詹姆斯！你这样说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她说，“我这辈子大概会一直在报纸上找他的名字。”

“蒙斯图尔特需要点压力。”霍顿说。

“骆驼的背被压断时，他就是这么说的。”我补了一句。

听到这话，他俩哈哈大笑，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开心得可笑，又觉得自己很老练，能让这两个成年人笑成这样，仿佛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我突然对霍顿以及他对我奇怪又疏远的兴趣生出一股暖意。也许他做得对：这是导师与他学生建立良好关系的唯一途径——有鼓励，有刺激，有考验，但一切必须是真诚的。

辛西娅·戈德伯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天哪。霍顿去拿雪利酒时，她递给我一支香烟。我差点鼓起勇气接过来，可还是拒绝了，我向她解释了学校的规定。

“你们不准男生抽烟吗？”霍顿回来时，她问，“可怜的洛根说学校不允许他抽烟。”

“其实可怜的洛根抽得够多了。给你——”他递给我一杯淡雪利酒。他举起酒杯表示祝贺，并解释说是为了我在耶稣学院做的演讲。我们碰了杯。辛西娅嘲讽地眯起眼睛说：“聪明。我明白了。”

那天下午真是段奇妙的时光。霍顿点燃烟斗，辛西娅抽着香烟，我喝了三杯雪利酒，我们聊东又聊西。黄昏的夕阳从后方照亮苹果树的新叶，让它们变成亮晶晶的青柠色，雨燕开始在我们头顶俯冲盘旋。辛西娅·戈德伯格是音乐会上的钢琴演奏家——“还在奋斗中，所以很穷。”她说。我发现她的美很深刻，让人心绪澎湃——她很聪明，精通世故，又才华横溢。哎呀，有辛西娅·戈德伯格的世界多么美好！我越来越嫉妒霍顿——他了解她，她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是情人吗？他们可能是情人吗？）她还记得我们的邂逅吗？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谁？蒙什么？哦，那个男生呀。男生。天哪，我必须尽快开始真正的生活了，在我死于无聊和沮丧之前。

5月23日，星期五

彼得有几周没见到甜美的苔丝了，他终于想出一个交流的方法。他们把写给对方的纸条藏在旧门柱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他还想安排一次约会，离艾比学院越远越好，我们一起想主意，都觉得最好就约在晚间演习期间。根据托泽的安排，演习的地点在灵福德周边的树林。本问了住在赫灵厄姆的学校园丁，他说灵福德有家不错的酒吧，叫“羔羊与旗帜”。彼得在门柱里留了纸条，让苔丝在六月四号晚上九点半去“羔羊与旗帜”和他见面。彼得还邀请我们同行——我觉得他客气得过了头，不过随他吧。

昨天晚上学校里有话剧表演，我忘了说。演的是《狐狸》[14]——拙劣至极。卡塞尔说他将进入基督教会学院——也许牛津的生活不会那么差劲了。

5月29日，星期四

托泽中士给我们安排了夜间演习最悠闲的岗位，愿上帝保佑他：我们六个人只要守护好艾比学院防线左翼通往灵福德支线铁路上的信号箱就行了。指挥这片地区的是克劳赫斯特—乔伊斯（下士），还有斯温顿学院的两个五年级学生——本认为他们都挺好对付的，但我有点担心克劳赫斯特—乔伊斯——他对军事似乎过于热情，我感觉他不会那么容易被收买。想偷偷溜走只怕没那么容易。

今天在军营，托泽简直是怒火冲天。艾比学院要保卫好假想中的弹药库，而圣埃德蒙德则要设法夺取它。托泽被分配到防守的位置，他颇感失望，他不断重复着一句像是自己编出来的格言：“最佳的防守是进攻。”他坚称，攻击性巡逻将是艾比的秘密武器；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他们阻截在尽可能远的地方，靠都不让他们靠近。

“要有多‘攻击’才算攻击，长官？”本以恰到好处的热情问。

“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啊，利平。”

“怎么做？巡到我们位置前方一千米去吗？”

“孩子，我们的目标是造成敌军阵线的困惑。”

“这么说，我们的攻击性巡逻是越早与他们接触越好喽。”

“领悟得挺快嘛，斯卡比尔斯。”

我们继续讨论了一两分钟——既是为了帮助克劳赫斯特—乔伊斯，也是为了帮助其他人——我们要确保每个人都牢牢记住攻击性巡逻的概念。

6月5日，星期四

一切顺利得如有神助——当然，一开始是这样。我们午饭后列队，领到自己的步枪，每人十发空包弹。接着，身穿军装、一副衰样的格里高利（他到底是怎么当上上尉的？）对我们训话，强调我们即将做的事情的重要性。“这不是游戏，”他反复强调，“你们很有可能哪天就被召唤去为国而战。那你们在这里学会的东西就能发挥大用处了。”接着，我们都被赶进灵福德森林。这里混长着成片的橡树和小榆树，丛生着灌木和荒草，还有一些新栽种的针叶林。

信号箱被放在支线铁路高高的路基上，从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边的郊野，那也是圣埃德蒙德部队可能进攻的方向。我们的任务是，如果看见圣埃德蒙德的活动，就立刻派人跑回基地报告，他们再派出攻击巡逻队进行阻截。克劳赫斯特—乔伊斯分到一副望远镜。

下午和傍晚天气转阴，变得凉爽。我们跟着一个经常在森林和远处田野巡逻的人，在路基周围晃荡（信号兵用愉快又好奇的眼神盯着我们，还勤快地给我们煮了茶）。我们研究了分给我们的地图，估算出从灵福德走路去“羔羊与旗帜”大概需要半个钟头。

七点半左右——暮色初降——拿着望远镜的本说，他在一片榆树林的边缘发现了动静。克劳赫斯特—乔伊斯匆匆跑来，拿着望远镜张望。“什么都没看到啊。”他说。

“不会吧，有十来个人呢，”本坚持说，“我刚瞄到他们了。”

“我请求去侦察。”我说。

“你不能一个人去，”彼得说，“我跟你一起去。”

“我们都去，”本说，“我指给你看他们的具体位置。”

“等一下——”克劳赫斯特—乔伊斯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

“我们不会发生冲突的，”本说，“我们先侦察，再回来报告。然后你就可以派这里的小孩回去找格里高利了。”

“我才是负责这片区域的人。”克劳赫斯特—乔伊斯发起牢骚。

“你是在负责呀，克劳赫斯特，”我说，“可是别忘了，托泽说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

“功劳都是你的，”本说，“别担心。”

于是，我们拿起步枪，穿过小道，滑下路基的另一侧，朝树林走去。刚一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我们立马就绕了个圈，重新回到支线上——离信号箱大约四百米——我们踩着铁轨往下走，一直走到能看见远处灵福德教堂的尖顶。我们的计划是——为了解释我们在夜间演习中消失，又或者，如果我们被发现了——就说我们在树林里迷了路，想回到大部队去，结果夜色越来越暗，我们反而迷失得更远了。我们把步枪藏在黑莓树里，又解开绑腿。我们都在外套里穿着自己的衬衫，旅行背包里还装着领带。但我必须承认，我们看起来还是有点奇怪：既不像士兵，也不太像普通民众。不过，本说没有哪个酒馆老板会质疑我们的装束：我们肯定不像学生，而且也不可能是逃兵。我们让彼得把他的外套扔了，好显出一些差别来，接着，我们挤过树篱，走上通往灵福德的小路。八点二十分，我们坐在了“羔羊与旗帜”的小桌旁。

这是家相当不错的酒吧，“羔羊与旗帜”，不是太吵。我们吃了腌鸡蛋和沙丁鱼三明治，还喝了苦啤酒。我们中有人去吧台再点东西时，总会引来几个常客的异样目光——我觉得，我们的卡其裤和大头靴确实很有“军队”的样子——但没人问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店主问我们是不是和小布拉德盖特的考古发掘有关，彼得非常聪明地回答，我们正是要去那里帮忙，这样我们的身份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了。

苔丝来得很早，九点还不到，她要了波特酒和柠檬。本和我去吧台拿酒，好给这对情侣独处的时间。等我们回来时，他们已经紧紧相依，手牵着手了。

这是我们和苔丝距离最近的一次，因为亲眼见过她那样温柔地抚摸彼得，所以本和我根本无法掩饰自己对她的强烈好奇。她是个安静的女孩，胸部丰满，脸又白又方，上唇有半圈极浅的绒毛，我们还能看到她的小臂像丝绸般光洁。彼得介绍我们时，她很小声地对我们俩分别说“你好”，她目光低垂，端庄羞赧。

她和彼得用旁人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急切地说话。从她的语调和语气中，我感觉她很紧张——家庭农场上正酝酿着一场危机——无论他们在计划什么，显然很紧急。本和我回到吧台，点了第三杯啤酒。这时我已有了醉意。

“看看他们，”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跟做梦似的。”

“一场噩梦，”本说，“彼得怎么会跟这个村姑在一起？我们对他做了什么，洛根？我们到底以为自己在玩什么呢？”

我们忿忿不平地继续说着，时不时四下张望一番，懒得在彼此面前掩饰自己的嫉妒。我看着彼得，看到他和他健壮的乡下女孩手牵着手坐在那儿，我甚至生出仇恨的心情。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说。

本看了眼手表。“十点差十分，”他说，“最好给学校打个电话，跟他们说我们迷路了。”

就在此时，酒吧门打开，格里高利上尉和托泽中士走了进来。

6月6日，星期五

半小时后，我要去见“蜥蜴”。我们三个像囚犯般被隔离开来，各自被转移到新的房间。我对自己的命运有种奇怪的漠然——实话说，我觉得我宁愿被开除。本也是一样：越早去巴黎越好，他说，他还邀请我跟他同行。只有彼得很震惊，一想到自己如果被开除他父亲会有什么反应，他就吓得要死。

唯一幸运的是，苔丝没有被发现。彼得一看到托泽和格里高利（他在酒吧替我们说了好话），便立马从苔丝身边跳开了，再说，他们永远都想不到会有女孩跟我们在一起。他们怒不可遏：圣埃德蒙德不费吹灰之力便夺下了艾比的弹药库。

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找不到藏步枪的黑莓树了，托泽一直恶毒地咒骂我们，直到格里高利让他闭嘴。

帕克刚刚把他长鼻子的脸从门边探出来，说“蜥蜴”现在可以见我了。

稍后。我在这件事情上要保持克制。我要趁着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把真相和事情发展的经过记录下来。我永远不能忘了这件事。我永远都不能忘了发生过什么。

我敲了门，被叫进去。“蜥蜴”站着，凄凉地望着窗外，猛抽烟斗。我站在那儿时，他不停地喷着烟，我听到他的嘴唇发出难听的啪啪声，像是火力不足的煤气灯。

“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蒙斯图尔特，”他说，依然望着窗外，“但我不会开除你，也不会开除利平和斯卡比尔斯。因为我要开除，就得把你们三个全开除。我不能只开除两个，不开除第三个。”

“好的，老师。”我想说点大胆的话，说点无法无天的话，说点傲慢又满不在乎的话，可我想不出该说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坏消息，是我不开除你的原因，知道吧。”

他尚未开口，我已明白。

他转过身。“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父亲今早去世了。”

说完，那该死的臭杂种竟然打了我。用手杖打了十二下。他跟我说，这学期剩下的时间我都不得外出，而且我还要赔偿丢失的步枪。说完，他打开他的书房大门，让我出去。他没再多说一句同情的话。我希望他痛苦地死去，在地狱里腐烂。

注释：

[1]芬尼亚运动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爱尔兰，致力于争取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统治。此处的“芬尼亚叛徒”，是对天主教徒的蔑称。——译注

[2]彼得·斯卡比尔斯和本杰明·利平是洛根从学校时代起最亲密的朋友。

[3]每年9—12月的学期。——译注

[4]据已有资料，这本《留言簿》从未出版，也未能找到它的任何底稿。

[5]露西·桑塞姆是洛根的嫡亲表妹，比他小1岁。她的母亲珍妮弗·蒙斯图尔特嫁给了来自苏格兰珀斯的工程师霍瑞斯·桑塞姆。霍瑞斯·桑塞姆目前在孟加拉国铁路部门工作，露西在1923年的圣诞节期间住在她的舅舅、舅妈家。

[6]亨利·苏塔（henry utar），洛根的舍监，60多岁，洛根和他的朋友们都不喜欢他，给他取了“蜥蜴”的外号，因为他脸上有很多皱纹和赘肉。

[7]格莱普顿（glypton），圣詹姆斯罗马天主教堂所在的小镇，也是艾比赫斯特学院送天主教男生做弥撒的地方。离学校大概3公里。

[8]指牛津。——译注

[9]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指面饼和葡萄酒经祝圣后变成基督的体血，只留下饼和酒的外形。——译注

[10]托马斯·德·昆西（thoas de cey，1785—1859），英国散文家、文学批评家。——译注

[11]麦克·阿伦（ichael arlen，1895—1956），亚美尼亚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译注

[12]畿尼（guea），英国旧时的金币或货币单位，等值于现在的105英镑，即21先令。——译注

[13]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t，1867—193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记者。——译注

[14]《狐狸》（volpone），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本·琼森的代表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