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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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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星期二

柯尼利亚大街。华莱士拍来电报说,他帮《别墅》找到了一家美国出版社——巴克纳尔、邓恩&韦斯出版社。他催促我给韦斯先生本人打个电话,韦斯发现他的作者现在就住在纽约时相当高兴。只有二百五十美元预付款,不过,乞讨者没权挑三拣四。

我以一百美元为画廊买下休伯的画,接着又用三百美元自己买下来(我们通常都以涨两倍的价格卖出——至少“利平之子”终于在当代艺术品上赚了一笔)。《大地景观三号》,画名叫这个。是一幅很长的画作,涂着厚重的棕色和黑色色块,经过了刮擦、打磨和抛光的处理。在色块叠合的某个位置,还有一团粗糙的菱形奶油色,显得脏脏的。也许因为画家是德国人吧(他真名叫塔贝特·休伯),他的画作有种真实的分量感和存在感。它是有构思的。它是完全抽象的,但它的名字能引申出某种比喻性的解释。只有休伯和一个名叫德·库宁的荷兰人真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也都能画画。这点很重要。

11月13日,星期二

第一个真正刺骨的冷天。飘起阵阵小雪,冰面上吹来寒风。走路去地铁站的路上,我的脸颊被冻得刺痛麻木。昨天一天,马吕斯压根儿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家工作。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他回答说,这是他的画廊,他可以决定自己在哪儿工作,谢谢你了。我认为本现在必须插手了;局势无疑是在不断恶化。我不能开除马吕斯,也不能公然训斥他,但我已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得相当明白。他来纽约之后变了,也许只是因为他远离了他父亲的影响——准确地说,是继父的影响。在巴黎,我每次看到他,他都表现得很有魅力——当然,也有一些懒散和软弱——但绝不是现在这副模样。他在我面前冷漠、傲慢、自大。他不工作。鬼知道他在忙什么——也许跟我们其他人一样,忙着喝酒、滥交、吸毒吧——但至少我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都会出现在画廊啊。这个城市有种危险的部分,腐蚀着毫无警觉的人们;你必须保持警惕。

和泰德·韦斯共进午餐。他想在年底前出版《别墅》。他们已经从英格兰买来了印刷纸,所以就只差把书装订起来再加上新封面了。韦斯身材瘦削,头脑精明,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非常乏味。“我们要把它当作‘存在主义’小说来卖,”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有点过时?”我说。“才不会。在这里正时新呢。”他说。

12月3日,星期一

昨天晚上,我又和詹妮特睡了。这个周末我只能一个人过——阿兰娜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们住到她这儿来了。我去了德纳吉画廊的聚会,詹妮特也在那儿(还有平常那帮人)。晚上聚会结束时,大家纷纷离开,詹妮特说:“我能跟你一起回家吗?”我说,可以,欢迎。你为什么非要冒这种风险呢,蒙斯图尔特?可这不是风险。阿兰娜是我的女朋友,詹妮特也一样:我对她们俩都没有许下过忠心不二的承诺。你看看自己,总是找这些借口。你是在虚张声势——你跟詹妮特睡觉,内心是愧疚的。我是个四十五岁的单身男人,我不需要对任何人隐瞒我的爱情生活和性生活。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告诉阿兰娜,看她到底能有多大度呢?反正不会有什么危险。

12月14日,星期五

我在画廊给我的新书出版举办了一场小型聚会。巴克纳尔、邓恩&韦斯出版社邀请了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我邀请了格林伯格、弗兰克·奥哈拉[6]和其他几个文学界的熟人,来提升艺术家阵容的规格。看到自己的书堆在中间桌子上,我生出奇怪的自豪感。《别墅》的封面非常简单:粗糙的燕麦底色上,用午夜蓝印着无衬线的小写字母——不知为何,倒很有包豪斯风格。弗兰克很喜欢书名。“《湖畔别墅》。我喜欢,”他说,“简单,但仿佛有一种回响、一种共鸣。也可以是克利的画。”实际上,我不确定克利的画会不会叫这种名字,但他把我和克利联系起来还是很抬举我的。他带了位作家朋友,赫曼·凯勒,看起来像个举重运动员(宽肩膀、粗脖子、短头发),实际上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文学课。我本以为他是弗兰克的“同性恋”朋友,可有人告诉我他不是。显然,弗兰克也喜欢勾引异性恋男子。

看到这本书出版后大家对我的评价随之改变,真是件有趣的事。我不再是身着正装、涉足艺术界的英国佬了,而是一个具有持久创作力(新书的扉页列出了我的其他作品)的作家。凯勒对《世界主义者》很好奇,问我有没有兴趣给和他有关系的某家小杂志社写书评——他们需要懂法语的人。他说他认识奥登,问我想不想见他。我说我十分乐意——但实际上,我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从我现在在纽约的视野看出去,我以前的文学世界似乎甚为遥远。事后回想起来,它不过是个小小的臭水塘。我宁愿离它远一点。

乌多·费尔巴哈来了——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他现在发福了,头发也花白了,脸上满是皱纹,下巴肥厚。他在《艺术国际》杂志当编辑,我说这名字听起来像是航空公司。他拿起《别墅》的书,翻了翻。又写了本书啊,他说,你这水平高得可怕啊。我们都笑了。他留着萨提尔[7]式的山羊胡,山羊胡也是花白的——让他看起来像个慈祥又邪恶的长辈。

阿兰娜邀请我和她的家人共度圣诞。她的父亲是个鳏夫,是康涅狄格州某所女子大学的退休教授,在海边有幢大房子。当我得知共度圣诞的人还包括她姐姐、她姐夫还有他们的孩子后,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得回伦敦看母亲——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真的去一趟。

泰德·韦斯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上将会有对《别墅》的好评。他怎么会提前这么久知道?无论如何,我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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