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

1月17日，星期六

艾萨克从战场上回来了。我到外面阳台上去吃早餐，他竟然在那里，穿着卡其短裤和白色t恤，露出灿烂的笑容。他瘦了，头发剃光了，但显然并没有从这次经历中遭受更可怕的后果。实际上，他在战争结束前一周才成功逃脱，当时，他是守卫乌利临时机场的分遣队成员，增援飞机就停在那里。随着联邦军队的步步逼近，他被部署到外围，还分到了一颗手雷和五个弹夹（当守卫军时，他只有一个弹夹）。一进入丛林，他便立刻脱掉军装，扔掉枪支，朝南往家的方向跑去。

战争结束得太快了，他说，就因为一位精神领袖因“间接谋杀”罪（艾萨克的原话）被处决。比亚法拉所有的指挥官都完全依靠这些巫师和所谓先知的建议——没有得到巫师的批准，他们不会下达任何军事命令或做出任何指挥——当这个地区的领袖被处决后，南方前线的军官便拒绝战斗。精疲力竭的比亚法拉士兵看到他们的长官如此意志消沉，便也松散了，留下无人看守的岗位。尼日利亚军队唱着歌、背着枪前进。对杰克上校而言，这一定又是美好的一天，毫无疑问。

2月27日，星期五

六十四岁了。我的生日在全然的沉默中度过，但这沉默也让我很愉快。唯一不愉快的是，“干瘪椰子头”在系会议上提醒大家，我下个学年结束后就要离开这里了，学校需要一位新的英文小说课讲师。“亲爱的洛根就要退休了，哎呀。我们要失去我们的牛津才子了。”大家喃喃表达着同情和祝贺。波莉朝我瞥了一眼，有些震惊：我想，她从来没把我当作快领退休金的老人吧。我看起来也还不错，我得说——我很适合被太阳晒黑的皮肤，而且这些日子我只喝啤酒——嗯，大部分时间吧——这使得我的皮肤更有光泽，腰围也更粗了。

今天下午，我和夸库照例打了九洞高尔夫。我告诉他，明年我不得不离开了。我又含糊地问起，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可能适合我的工作。坦率地说，他认为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你会失去你的房子，他说，你将只有现在四分之一的薪水。你最起码得去伊巴丹，甚至可能是拉各斯。

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离开非洲——我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现在，英国和欧洲似乎都变得奇怪而不友善。可我也明白，一个拿着牛津大学三等学位的六十五岁英国人，能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低。看来只能回伦敦了，我猜，回到特彭泰大道——看看我靠笔头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吧。

（7月）

在俱乐部泳池游完泳后，我溜达着回到丹富迪奥路，感觉炙热的阳光照在我的光头顶上。我打开一瓶星星啤酒，坐在阳台上喝着。接着，我走到外面的花园，沿着外围散步，用手掌触碰那些树木——木麻黄树、番石榴树、木棉树、鳄梨树，还有鸡蛋花树——如同最后一次触摸它们，这短暂的抚摸，便是我对它们、对我的树木、对我的非洲生活的道别。我的耳朵里是不休的蝉鸣，微风从褪了色的草坪上吹起尘土的气息。我把额头靠在一棵木瓜树的树干上，闭上眼睛。这时，我听到我的园丁古斯比德用焦虑的语气说：“先生——你还好吧？”不，我想说，我怕我是永远都好不了了。

注释：

[1]大卫·加斯科因（david gasyne，1916—2001），诗人、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