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一章（2/2）
在接下来的赶集日，我发现自己盯着一圈站着聊天的老人们看。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任何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应该都能说出圣萨比纳被德军占领期间的一些事。这些老人中，有些我很熟悉，但我非常不愿意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我不想掀起石头，看到躲在下面的那些见不得光的可怕妖怪。
我跟卢西恩说起此事。他把双手插进口袋，死死地盯着地面。
“这太可耻了，”我飞快地说，“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现在很难过。”
“当然，”卢西恩说，“可她有许可证吗？”
“什么许可证？”
“就是一开始立这个纪念牌匾的许可证啊。”
“那是她的房子，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她纪念自己的父亲不需要许可证吧。”
卢西恩死死地盯着我。“依我的经验，你要是个外来人，最好每件事都申请许可证。”说完他微微一笑，朝我露出漂亮的银牙，邀请我共进晚餐。
这里的冬天几乎像夏天一样，以自己的方式让人着迷。我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就着昨天晚上的余烬烧一堆新火。我先放一把细干藤[7]，接着放柴火棍，再多拉几次风箱，火就烧起来了。火烧旺以后，我往壁炉后面放两块劈开的木柴。霍奇和鲍泽喜欢坐着看我生火，看到火燃起来后，它们便会悠闲地走来，仿佛那火焰是种信号，批准新的一天就此开始。这里经常有大雾，大雾一连几天都不散——四处白茫茫冰冻一片，像是下过雪。
冬天让古老的橡树展示出巨大、复杂又强壮的组织。如同一位老人脱去了他在萨维尔街[8]量身定制的套装——自然的裸露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上周，加布丽尔弄了块新的牌匾——是浮雕的金属板——她把它镶在墙上。今天早上，又有人用硫酸和沥青对它进行了破坏。我去她那儿时，她哭得不能自已。我主动提出要代表她去跟镇长见面，她非常感激。我跟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约好周三见面。
我很清楚，虽然这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两件事让我感觉到的屈辱和加布丽尔是一样的。我知道没有哪个地方是完美的，但这两次对加布丽尔纪念牌匾的破坏展示了圣萨比纳的另一面，让我深感不安。很显然，小镇的人们知道些可耻而阴暗的秘密，贝努瓦·弗德尔在一九四四年可能参与揭露了这些秘密——甚至可能惩罚了某些人；同样明显的是，这种仇恨还在继续。我感觉我即将与朋友和家人反目：我并不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我似乎别无选择。
与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的对话并没能让我满意。他问我喝不喝酒，我拒绝了——我希望这次谈话是正式的、官方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是谁破坏了杜佩蒂特女士的纪念牌匾，他说他一无所知——也许是专门搞破坏的人？我说我不相信他，我说我非常肯定，这镇上每个人都知道幕后黑手是谁，但他们都在隐瞒。我提到“同流合污”这个词，他疲惫地摇摇头。
扬尼克：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蒙斯图尔特先生？
洛根：我没法拦着你。
扬尼克：别管这事了。这跟你没关系。大家都很喜欢你。求你了，别再掺和了。这事自然会得到解决的。
洛根：真是一贯如此。可你说错了，人必须要承担起生活的责任。转身视而不见是没用的。
他冷静又热切地再次敦促我不要插手此事，这只是加重了我的疑虑。我提醒他我是做什么的，还说这种故事，一个作家轻而易举就能添油加醋一番再宣传出去——不得不承认，这话有点自吹自擂。
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似乎是真的为我们谈话的走向感到委屈和痛苦，他反复敦促我后退一步——没有必要写任何事啊，走到这一步完全没有意义。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政治活动中琐碎而无耻的妥协，无论那种活动是多么微小且局限。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个有权有势的人，扬尼克被绝望地夹在中间。虽然他来自未受时代玷污的一代人，可就连他也不敢冒险吐露圣萨比纳的战时秘密。
我离开市政厅，穿过小镇步行回家，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仿佛生活在西西里岛，得知了黑手党杀人并掩藏事实的可怕秘密，但又发誓保持沉默。自从来到这里后，我第一次生出搬走的念头。
灿烂壮丽、令人陶醉的落日，可惜高空飞机留下的水平尾迹破坏了它。
加布丽尔和我制定了计划。我们会将牌匾擦洗干净，重新装好，还要尽可能造出浩大的声势。等牌匾回到墙上之后，到了晚上，我就躲在大门对面的小树林里，观察来往的人。加布丽尔反对——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你年纪太大，不能这样折腾了——可我不听她的。从半夜十二点守到凌晨两点应该就行了。我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抓到肇事者——可抓到之后怎么办呢？
今天下午，我在一丛茂密的黑莓灌木后找到了理想的监视地点，在这里，我能清楚地看到小路对面三十米开外的大门。我放了块防潮地垫，又在一棵倒了的树下藏了半瓶白兰地。这个季节[9]，九点半、十点左右天就完全黑了，天气预报说最低温度只有八九度。我得多穿点。
第一天晚上——无事可报。实话说，午夜过后留在树林里的感觉还挺奇妙的。夜晚天气很凉，我时不时喝上一小口火辣辣的干邑白兰地，给自己保暖。我不觉得累：肾上腺素让我保持着清醒和警觉。我从家里的壁炉旁拿来一根旧拨火棍，作为简陋的武器——我没打算真用上它，但无论如何有它在手总是安心些。树林里有各种各样的动静——吱吱呀呀、窸窸窣窣——甚至有那么一会儿，我确信有人在我身后的某个地方走来走去。我感觉一个巨大的东西拨开树枝，挤过灌木丛，可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应该是头鹿。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我看到七辆汽车和两辆摩托车经过，最后半个钟头是死一样的沉寂。每次看到汽车车灯照亮树林时，我都感觉到自己苍老的心脏在激动地狂跳。我还记得上一次我有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一九四四年在夜色中跳伞进入瑞士的时候——那应该是贝努瓦·弗德尔解放圣萨比纳几个月前。
我回到家，鲍泽和霍奇都在大厅等我——我一反常态的行为让它们烦躁不安。霍奇不让我摸它，它生着闷气呢。
我给加布丽尔打电话汇报情况。她再次让我别管了：洛根，求你了，他们做什么我都不介意——我只要一直换就好了，他们总会厌倦这个游戏的。我说，我再坚持几个晚上吧。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家了，我想正是我对它的爱加剧了我的愤慨——我不敢相信，怨恨与复仇就像小小的癌细胞，竟然能以这样的方式腐坏我们的小镇，这个和我所熟悉的其他小镇一样宽容、大度、长期忍耐苦难的小镇。我想知道，在圣萨比纳，到底是谁，如此以历史为耻，以至于他（或她？）要以这种象征性的行为来玷污一个好人的名誉。我们走着瞧吧。
第二天晚上。起风了，感觉有些冷，风吹得树顶的树叶不停地沙沙作响、摇摇摆摆。只有四辆汽车和一辆白色小货车经过。我喝完了我的干邑白兰地。我回家时，鲍泽和霍奇没有屈尊来欢迎我。
与加布丽尔共进午餐。她长长的脸型和完美的白皙肌肤有种多愁善感的美。我不知道这个话题是怎么被提起来的，不过今天她跟我多说了一些关于自己婚姻的事。吉勒斯·杜佩蒂特先生比她年纪大，之前结过两次婚，按她的原话，“他在理智上就无法保持忠诚”。他们的婚姻很短暂，之后，她便下定决心，她说，永远都不再让自己陷入可能受伤害的境地。所以，这次圣萨比纳给她带来的新痛苦才会让她如此不安。我温和地批评了她，提醒她人是不能与生活达成这种单边协议的。你不能说：够了，我已安全封锁了自己的情绪，现在我是坚不可摧的了，这个世界的残忍和失望再也不能伤害到我了。你只能接受它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说，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的。我们亲吻道别时，她的脸贴着我的脸好像比平时更用力一些，又或者这只是我的错觉？我是不是有点爱上加布丽尔·杜佩蒂特了？我试着想象她一丝不挂的样子——那白皙的身体，那柔软的乳房……你这傻老头，蒙斯图尔特，你真是个傻老头。
半夜一点刚过，我开始感觉疲倦时，情况有变化了——连续三个晚上的熬夜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感觉全身都在抗议似的变得僵硬。就在此时，我看到一辆汽车的前灯，那车速慢得不同寻常。接着，它停下来，我听到柴油机空转几秒后，司机熄了火，并关掉车灯。很快，我听到嘀嘀咕咕的说话声和沿着小路朝大门走去的脚步声。今晚天色并不暗——月光够亮，投下淡淡的影子。我看见两个男人沿小路走着，其中一个手上拎着一件大东西。第一个人在路中间占据了望风的位置，观察迎面而来的光线，第二个人朝牌匾靠近。太迟了，当我意识到他打算做什么时，已经太迟了，但我还是一跃而起，拿着拨火棍，从灌木丛中冲出来，一边打开我的手电筒，一边大喊：“好了！我抓到你们了！快住手！我要报警了！”站在路上的人开始威胁地朝我逼近，可牌匾旁边的人说：“站住。别管他。”我用手电筒朝他的脸照去——我觉得我好像认得这个声音。是卢西恩·格尔斯，我的朋友，我的邻居。他刚在贝努瓦·弗德尔的纪念牌匾上画了个黑色的纳粹万字符。
关于贝努瓦·弗德尔的备忘录[10]
贝努瓦·弗德尔一九三九年十月逃离法国军队，加入巴黎的黑社会组织，他和瓦伦丁·一起，参与经营第一区的一家妓院。一九四〇年夏天，随着德国军队步步逼近巴黎，弗德尔加入数以万计的难民行列，向南逃亡，他本计划先去波尔多，再去西班牙边境。结果他只走到洛特河畔新城区便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他在圣萨比纳住下来，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农场工人。法国分裂，德军在北方稳定局势后，他再没有逃亡的必要了，便决定按兵不动——他还决定重操旧业。他在圣萨比纳租了处房子，取名“宽容之家”，从阿让和图卢兹招来四名妓女。后来，圣萨比纳的镇长里昂·格尔斯在当地其他政要（神父拉塞克先生和贝尔霍姆医生）的支持下，下令关闭该妓院，要求弗德尔离开小镇，妓女们各回各家。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听说过弗德尔的消息，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他突然出现在圣萨比纳的大广场上，还带来六个全副武装的人。他宣布，根据查尔斯·戴高乐将军的指令，小镇已获解放，并将接受“勒纳尔”抵抗军的指挥和控制。镇长格尔斯先生、神父拉塞克先生和贝尔霍姆医生以与德国占领军合谋的罪名被逮捕，并被带至数千米外的一处农场接受审讯。六月七日晚，三人全被处以极刑——头部中枪——死后被葬于附近树林。
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混乱局势中，弗德尔事实上把圣萨比纳当作了他的私人封地。他残暴的行为让居民们只能选择顺从和沉默。弗德尔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手腕积累了财富，并在小镇外买下了规模可观的房产，即“冷杉树庄园”。一九四六年，他在那里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然而，一九四七年初，贝尔霍姆医生的姐妹们以谋杀罪起诉弗德尔，弗德尔被捕，并被送往波尔多的监狱等待审判。弗德尔在军事特别法庭受审，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周，当地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关于“勒纳尔”抵抗军英勇战绩的详细情况不甚明了，但弗德尔为自己的辩护却是强有力的：他说那三个人都是德军的同盟，还说戴高乐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就下达了命令，要不遗余力地将帮过德军的人绳之以法。他在圣萨比纳的所作所为在法国上下并不少见——他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弗德尔被判有罪，并被判处八年监禁，服刑五年后，他因表现良好提前出狱。
他再也没有回到圣萨比纳。出狱后，他回到在巴黎的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大获成功。他死于一九七一年，死时腰缠万贯。
那天晚上，和卢西恩·格尔斯在一起的人是贝尔霍姆医生的侄子。他们俩把我送回家，并解释了弗德尔事件的一些背景情况。按照卢西恩的建议，我去了波尔多，在西南区的新闻档案馆待了一整天。我记下了庭审的过程，并复印了一份，以极其遗憾的心情，将它们交给加布丽尔。我没有留下来看她的反应。
第二天，牌匾不见了。没过多久，从那座房子经过时，我看到它大门紧闭。看管房子的人说他们也不知道杜佩蒂特女士还打不打算回来。我给加布丽尔在巴黎的地址写信，说我很遗憾告诉她关于她父亲人生的真实故事，可贝努瓦·弗德尔的真面目不应该影响到她和我的关系，反之亦然。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回信。
我去见了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为自己的冒昧和冲动道歉。他非常宽厚地表示，他认为此事到此为止。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却有点惭愧——我没有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些人对我如此友善热情，我却预先假定他们的恶毒与唯利是图。鬼知道弗德尔还对家人说过什么谎话，编造自己的战争经历。在这场骗局中，他的妻子一定是同谋，任由他把牢狱生涯说成是在国外赚钱，以此来欺瞒他们的孩子。加布丽尔以为父亲是不为人知的隐形英雄，只是因为过往经历留下的心理创伤才不爱出风头。但其实，他并没有为自己犯下的杀人罪和他在圣萨比纳的恐怖强权统治承担什么后果。我能理解加布丽尔的纪念牌匾给卢西恩·格尔斯这些人施加了怎样的侮辱。我也向卢西恩道了歉。没人能傻过一个傻老头，我说。卢西恩原谅了我，并给我倒了一小杯他自己酿的白兰地——感觉像在喝融化的浮石粉。他说：生活中总有些事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碰上它们时，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很有道理。
米约海滩。沙丘旅店。今年我来的时间比较晚，这里比往常更安静，周一到周五，即便阳光灿烂，沙滩上也几乎空无一人。我比以往有了更多独处的时间，我思考着我在加布丽尔和她父亲纪念牌匾这件事上所犯的愚蠢错误。我又给她写了封信，仍然没有收到回信。为求安慰，我看起了蒙田的书。我想我是能原谅自己的，我还认为，加布丽尔·杜佩蒂特是我此生最后的爱人（单恋）。我想成为云游四方的骑士，揭露罪恶与虚伪。至少，这听上去像年轻人的痴心妄想，而不是老头子的糊涂痴傻。
暴风雨即将来临。北方出现巨大的低矮云团：最上面是明亮的白色，越往下颜色越暗，从浅灰到浅蓝，再到阴沉暗淡的灰紫色。
我在这里的生活乐趣是简单的——简单，不贵，而且很民主。路边小摊上堆积成山的马尔芒德西红柿。法兰西咖啡馆外人行道桌上的一瓶冰爽啤酒；咖啡馆里，玛丽—泰瑞莎正给我做着卡芒贝尔奶酪三明治。从圣萨比纳晃荡着回家时，我咬下一大块新鲜的长棍面包。从车道吹来的微风带来白色尘土中的谷物香气。牧场外绝对宁静的树林里响起布谷鸟的啼鸣。从我家后面的阳台看到的灰色、樱桃红色、粉红色、橘黄色或水洗蓝色的日落。正午没完没了的蝉鸣；当暮色渐渐加深时，还会响起蟋蟀时断时续的轻柔叫声。一本好书，一张吊床，一瓶冰凉的、瓶身上都是水珠的干白葡萄酒。口感粗粝的红酒和肋眼牛排。凉爽的、阴暗的、安静的、拉着百叶窗的我的卧室……还有，当我准备睡觉时，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明天还会再来，丝毫未改。
星期一，我去谷仓拿更多木柴。我应该推辆手推车的，但我没有，而是抱了满满一捧。弯腰下去想要再拿一块时，我突然感觉整个左边身体出现电击般的刺痛，就像胳肢窝被一把锯齿状的钝剑刺穿了。接着，那痛感向下延伸到手臂，我的左手和手指仿佛被尖锐的针头扎得麻木。怀里的木柴都掉到地上，我踉踉跄跄地后退着靠到墙壁，感觉眼前发黑，我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有人在我耳边呢喃，仿佛教堂里无休止的礼拜声。这时，疼痛有所缓解，我的手指恢复了知觉。
洛桑萨克医生说我经历了一次轻微的心肌梗死。他把我送到阿让的医院进行检查，我在那里待了两天，我有自己的病房（免费），给我做监测和检查的医生来了一拨又一拨，似乎没完没了。一切好像多少恢复了正常。医生说，我这个年纪的病人除了要避免过度压力和劳累，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不再吸烟，我的饮食很健康，我并不肥胖，他们也没办法给我做手术来改善目前的状况——毕竟我到了这个年纪。又是年纪。我要做的就是小心谨慎。诺伯特又开车带我回到圣萨比纳，我注意再注意、小心再小心的新生活开始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蒙田唯一希望的就是不要患上老年痴呆——痛苦、折磨和疾病他是能够承受的。而他确实也承受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因为胆结石承受了可怕的剧痛。可只要他的头脑是清醒的，病痛就不成问题。我原本一直以为我会因为脑部问题死去，因为上次被超速的邮局货车撞飞后，我可能有了后遗症，但现在看来，了结我的更可能是心脏上的毛病。
狄迪尔·洛桑萨克在上次给我做检查时说：你看看镜子里自己的脸，他说，那和你在十八岁、二十五岁、三十二岁时的脸不一样了。你看看那些皱纹和褶子。看看你的皮肤是多么缺乏弹性。你的头发在掉（“还有牙齿。”我补充道）。你还认得出这张脸——这还是你——可它已活了很长时间，并且正逐渐显露出这漫长一生的痕迹。你想想，你的心脏就和你的老脸一样。你的心脏和它在你十八岁时不一样了。想象一下，你的心脏在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就和你的脸发生的变化一样。所以，平常心。
榆树冒出嫩绿的新芽。白嘴鸦（和喜鹊）是最神经过敏、最小心谨慎的鸟儿。我打开前门，八百米之外的它们立刻惊恐地飞上天空——白嘴鸦警惕地呱呱、呱呱叫着。
今天早上，我安然醒来，立马感觉有什么不对劲。霍奇坐在壁炉台上，一动不动。它以前从没爬上去过，可现在，它像是想要尽量远离地面。鲍泽还在它的篮子里睡觉。“起来，你这大懒狗。”我一边说，一边去摇晃它。当然，它已经死了——甚至不需要挨到它，我就明白了。
我的痛苦如此强烈，如此纯粹，我感觉这痛苦会要了我的命。我把我的狗抱在怀中，像个婴儿一样号啕大哭。接着，我把它放进装葡萄酒的木箱，搬到花园，埋在一棵樱桃树下。
它不过是条老狗，我告诉自己，它作为狗的这一生很充实、很快乐。可让我悲痛得无以言表的真正原因在于，和它一起离去的，还有我对生活的热爱。这听起来也许挺愚蠢的，可事实就是，我爱它，我也知道它爱我。这意味着，我的生活中还有一种单纯而相互的爱，要我承认它的结束实在是太难了。看我在这儿胡言乱语什么呀，但这是真的——是真的呀。与此同时，我还知道，我的悲伤有一部分只是经过伪装的自怜自艾。我需要情感的交流，没有了它，我担心自己能否应付得过来，能否找到别的替代——要是这事儿能像新买一条狗那么简单就好了。我为自己感到难过——这就是悲恸。
米约海滩，沙丘旅店
今天我在旅店吃了午餐：半打生蚝、多宝鱼，还有柠檬派。我喝了三分之二瓶桑塞尔[11]葡萄酒，在床上打了大约一个钟头盹儿。然后，我拿起笔记本和拐杖，戴上巴拿马草帽，慢慢沿着木板栈道，穿过沙丘朝海边走去。
海边很热闹，但不是旅游旺季的那种热闹。我在常坐的桌子边坐下，点了瓶啤酒（开这家酒吧的姑娘叫什么名字来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过了一会儿，阳光的热度似乎有所减弱，我决定去散步。
我走在度假的人和家庭中间，注意到智慧人类表现出的种种形态。人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头、躯干、两只手臂、两条腿，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就像基本的人脸——两只眼睛、两只耳朵、鼻子、嘴巴，也有不同的版本一样。我在晒日光浴的人群中小心地择路而行，感觉像行走在一大群极其冷漠的难民之中。他们个人生活的所有消耗品都在这里——衣服、食物、玩具、书——他们都处于懒洋洋又衣衫不整的状态，从表情看，他们像是被隐约剥夺了什么东西——仿佛他们在这世上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了，只是在等待管理难民的官员或慈善组织来告诉他们，接下来该往哪里去。然而，沙滩的气氛与它给人的最初印象是矛盾的——它的气氛是集体的慵懒闲散，而没有恐惧与不安。这里的人们不假思索地参与着沙滩上的欢乐民主，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一天，他们忘记了在前方等待他们所有人的命运。沙滩就是人们的灵丹妙药。
很多人聚集在沙滩小屋和海滩救援点的旗帜周围，仿佛不敢去更远的地方探险，仿佛只有和一大群人待在一起他们才能真正放松。其实，只要再走远一点点，你就能拥有一百米长的独属海滩。这里也是裸体浴者的地盘。我慢慢朝北走（朝着英吉利海峡的方向，朝着布丁岛的方向），一个女孩从晒日光浴的人群中站起身，朝海浪漫步——她离海浪还有很远，海水现在正迅速退潮。她裸得很彻底，我们的路线交会时，她停下脚步，转过身，对她的朋友们大声喊着什么（荷兰语）。她长着又小又尖的乳房和一大丛浓密的阴毛。她全身都晒黑了，到处都是棕黑色。她看都没看我这个穿乳白色套装的老头一眼，就继续往前走。在这一刻，我认为两个世界相撞了——我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谁能想象得到，我在这一生中，还会在沙滩上有这样的邂逅？我激动不已：老朽的作家和裸体的荷兰女孩——也许只有伦勃朗才能全面而忠实地描绘出这一场景（还记得我以前在巴黎住的伦勃朗酒店吗？）。不知为何，我发现自己在想，要是西里尔（康诺利）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他会高兴得难以置信吗？还是会觉得困惑？不，我认为他会获得一种宁静的愉悦——这也是我步履沉重地继续前行时内心的感受，我感谢这个陌生的女孩和她坦率的赤裸。感谢这片海滩给了我这种可能性和这番微小的顿悟。
回到沙滩小屋，又有瓶啤酒摆在面前，我摆出惯有的姿势，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眼睛却不停乱转——今天好看的东西太多了；路过的巡游队伍在大肆炫耀着。我前面的桌子周围坐着八个法国少年——四个女孩，四个男孩，在我看来有十六七岁，都晒得黝黑，苗条又漂亮。女孩们抽着烟，从他们的举止明显看得出来，他们彼此很熟悉——他们在聊今天晚上该去哪儿。男孩女孩相处时轻松又自在，是我这一代人读书时不敢想象的。想想吧：我、彼得、本和迪克在十七岁的时候，像这样和四个女孩坐在海边的酒吧。我想象不出来，这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范畴。
突然，我想到：我出生在本世纪初，没法在世纪之末时还如此年轻，这是不是算我运气不好？我嫉妒地看着这些孩子，想着他们现在的生活以及将来的生活，我为他们假想着未来。可我几乎立刻又意识到，这种懊悔是多么徒劳。你只能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再过六十年，如果这些男孩和女孩足够幸运，那他们也将成为老头子和老太太，看着新一代聪明的男孩女孩们，希望时间不要过得那么快——
一个女孩刚刚问我时间（“五点半了”），让我颇感意外。我还以为——我感觉到——我在这里是透明的。我该早点回家了。
问我时间的女孩又点燃一支香烟。我确定，这些女孩抽这么多烟的原因并不是尼古丁带来的愉悦——她们几乎都不吸自己的香烟——而是为了要在手里拿这么个东西来摆姿态。她们抽烟时都带着轻松自然的熟练姿势，尤其是这个女孩，她的姿势比其他人更完美。该怎么形容呢？玉指修长，手腕微曲，朱唇轻启，歪头吐气。她抽烟时带着极其性感又优雅的气息：她的身体黝黑、瘦削，满头牛奶巧克力色的长发，十分漂亮。不知为何，她很清楚，她对这完美白色烟卷的完美操控是在向那些男孩发出潜意识的信号——所有男孩的眼睛都像蜥蜴的眼睛一样在闪烁——她在说，她准备好了。
出于某些原因，这让我思考起自己的人生，自己经过的所有高潮和可怕的低谷，自己短暂的胜利与惨痛的丧失。我说，不，不，我不嫉妒你们——你们这些苗条、黝黑、自信的男孩和女孩，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你们。我要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溜达着回到沙丘旅店，期待今天的晚餐——今天会吃什么鱼，还有我的那瓶红酒。我坐在这里，感觉到我应该把我所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我远眺沙滩和大海，太阳开始向西渐斜，奇怪的自豪感涌上心头：我为自己做过的一切和经历过的一切感到自豪，我为自己见过并认识过的数以千计的人感到自豪，我为自己爱过的那几个人感到自豪。你们玩你们的吧，男孩女孩们，我说，你们抽烟吧，打情骂俏吧，晒得黝黑吧，想想晚上该去哪儿找乐子吧。我倒要看看你们有谁能过上我这样的人生。
酷热又憋闷的一天。叶子都没有动一下。蝴蝶在我种在日晷仪周围的飞燕草中飞来飞去。
五棵柏树庄园。圣萨比纳。我们的印第安夏日在这里延续——树叶快要变黄了，但从东边吹来的微风还是温热的，每一天的阳光仍带着温和的力量。
从花园树丛的缝隙间，我能看到牧场金黄的草地——它在阳光下变得很黄，如同古老的普拉塔河河水；远处深绿色的橡树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那些大树是如此枝繁叶茂，就像烟雾或波浪，遮住被阳光晒黄的草地。较近的地方，照在灌木丛上的刺眼阳光和房子周围的藤蔓是那么完美：树叶间的荫凉、光照和透明形成完美的平衡——这是一种绝对的正确，像是由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一样，制造出理想的视觉效果。谷仓那边，一大片蓟草正在结籽，游离的微风裹挟着蓟草的种子，在小小的阵阵疾风中，将它们举到空中——在背后阳光的照射下，种子仿佛闪闪发亮，像云母粉或小珠片——它们如此灿烂，看起来像一束束光子飞到了空中，不断向上盘旋——越升越高，飞过了牧场——像什么呢？像会发光的虫子，像透亮的飞蛾。
天气太好，不能待在家里。我应该选一本熟悉的旧书，走到大栗树凉爽的蓝色树荫下，坐在帆布躺椅上看书。今天早上醒来时，我竟然有了老年人短暂的勃起。我做了个梦，我记得，梦到的是沙滩上从我身边走过的裸体姑娘。这些天来，我晚上做的梦都是那么栩栩如生，以至于我在早上醒来时还眨巴着眼睛，被无意识时的这些邂逅弄得迷茫又疲惫，不知道自己是谁又身在何方。所以，今天早上我握住自己的阳具，很高兴它还能如此坚挺、如此阳刚，哪怕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半分钟。还算是活力尚存吧。生活——还活着，很高兴在这个漫长又蒙昧的世纪里，经历过它的每一个十年。我活过了怎样的时光啊——用法国人的话来说，这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啊。我认为此时应该举杯。是的，绝对的——我要开一瓶冰凉的白葡萄酒，拿到外面，坐在大栗树下，为洛根·蒙斯图尔特举杯。为每一个十年。为我经历的所有跌宕起伏。为我如过山车般刺激的人生。不，还不能说是过山车——过山车太平缓了——应该说是像悠悠球——像呆头呆脑的孩子手里拿着的悠悠球，猛然抽动、不停旋转着。孩子特别努力地尝试，迫不及待地想要学会如何掌控自己的新玩具。
注释：
[1]劳伦斯·达雷尔（w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注
[2]1982年4—6月，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而爆发的战争，是冷战期间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译注
[3]下部比上部陡。——译注
[4]法国中部的欧比松（aubn）自16世纪起就是地毯和家居毛毯的生产中心，1665年被授予“皇家工厂”的美誉，1743年建立地毯工厂，为贵族生产大量地毯，19—20世纪，欧比松成为法国平织地毯的代名词。——译注
[5]让—安东尼·华托（jean-antoe watteau，1684—1721），法国18世纪洛可可风格的重要画家。——译注
[6]这句话表明这段日记应写于1987年夏天。因为洛根是在3月装的电话。
[7]冬天剪下的葡萄藤晒干后的细枝，拢成一捆。是用来生火和夏天烧烤的极佳燃料。
[8]萨维尔街（savile row），伦敦西区一条有200多年历史的小街，从19世纪初开始，逐渐聚集并培养了世界最顶尖的缝纫师，现在这里是高级定制男装圣地。——译注
[9]可能是9月？
[10]根据新闻报道和贝努瓦·弗德尔的受审记录汇编。（洛根的笔记）
[11]桑塞尔（sancerre），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地，当地的葡萄酒自12世纪起便名声大振。——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