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一个人拥抱地球（2/2）
麦哲伦清楚要继续航行，就需要更多人手。因此，除了克萨达、卡塔赫纳和一个挑起叛乱的西班牙新教徒，他赦免了所有叛乱者。只有克萨达犯了谋杀罪，必须被判处死刑。但由于他是一名贵族，所以最终被处以绞刑。他的随从路易斯·德·莫里诺（is de olo）也杀了人，但莫里诺争辩他只是执行命令。麦哲伦权衡利弊之后，告诉他如果亲手砍掉克萨达的头颅，就饶他一命。这是一个恐怖的选择，虽然这件事不会让莫里诺花太多时间。按照当时的惯例，门多萨和克萨达这两位挑起叛乱的船长的尸体会被开膛肢解，然后把这些血淋淋、腐臭的肢体悬挂在竹竿上，以示众人，警示那些企图反叛的人。
这是19世纪出版的一本书籍中的插图，描绘了戈麦斯突袭门多萨的场景。
麦哲伦放过了曾经在国王身边担任重要职位的卡塔赫纳和一个曾涂圣油的牧师。他不会亲手杀掉这两个人，但是又不能囚禁着这两个人环游世界。因此，他们会被一直囚禁，直到船队离开圣胡利安湾。8月24日，当这5艘船起航继续向前航行时，这两个人则被遗弃在了寒冷的海滩上，只给他们留下了一点酒和食物。麦哲伦宣布他已经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了仁慈的上帝，但是在16世纪，上帝的仁慈表现出的则是焦虑和苦咸。一想到被遗弃后的恐怖日子，他们便开始羡慕起那些被开膛肢解的同谋者了。
但是此次事件之后，麦哲伦的前途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平坦。虽然降低了叛乱的可能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自己断了后路。如果他的航行失败，再次出现在塞利维亚时，他将名誉扫地，而西班牙当局也不太可能接受他在圣胡利安湾的所作所为，他们一定会调查3名西班牙贵族和1名牧师的凄惨死亡。这位船队指挥官似乎觉得自己将以谋杀罪受审，而只有变成征服者，他才可能被赦免。但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征服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支船队现在只剩4艘船了，“圣地亚哥”号在一次探险中，遇到暴风雨失踪了。每天，船只都在狂风暴雨中颠簸前行，天气也越来越恶劣。在他们的西边，被白雪覆盖的山峰清晰可见，此外还见到了海豹及企鹅——当时人们把它们叫作“没有翅膀的鸭子”。 他们在南纬50度抛下锚。麦哲伦决定再休整8个星期，直到寒冷的冬季过去。现在，他几乎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中。每个希望都如此渺茫，挽回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小。在过去的一年，他几乎航行了9000英里，镇压了一场血腥的反叛，探索着可能是无穷的岩石和沙滩的每个缺口，但是重要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找到。
从8月26日到10月18日，在这充满焦虑、压抑、不安的8周里，他们仅仅航行了150英里——正常来说，这应该是两个航行日就走完的里程。
1520年10月21日，星期天，这天狂风大作。观察员们抓紧帆船的桅杆，看见远方有一个突起处，当接近时，这个突起处就变成了一堵白色的悬崖。再靠近一些，他们看见了一个海角，海角后面是一个巨大的黑水海湾。这天是 圣乌尔苏拉节 注87 ，为了纪念圣乌尔苏拉，麦哲伦把这里命名为维尔赫纳斯角（cabo de los virnes）。但是他的船长们依旧想着南方的海域，对这里并没怎么留意。这4位船长都认为这海浪的声音和挪威旁边海峡的声音一样。“我们都认为，这是一条死路。”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先生后来写道。只有他们的指挥官充满了好奇心。然而，由于他早在9个月之前就已经浪费了3周多的时间勘察拉普拉塔河，现在，他只有少量的时间来继续探索这个地方。他命令“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森”号计算出从西边驶入这个海湾的距离，同时要求他们在最迟5天之内返回。
然而直到第5天还是没有见到他们返回的踪影，麦哲伦开始变得焦虑起来。当观察员在桅顶看见远处冒出一柱烟雾时，他警惕了起来。这是船只失事的海员们发出的信号。麦哲伦命令当这两艘船出现在船首左舷的时候，就放下救生艇。这些救生艇上面都插上了鲜艳的旗帜，而所有的船员都在挥手呐喊，并架起大炮，点火发出3声巨响。显然一定是发生了特别的事情。
塞拉诺从“康塞普森”号登上了旗舰。他说，遭遇风暴袭击的时候，他们已经接近了这个港湾的西部末端，但还是没有看见它的终点。相反他们看见了一个海峡——他称它为“第一海峡”。穿过这个海峡，他们进入了一片宽阔的水域，遇见了更宽阔的“第二海峡”。第三天，他们不得不掉头，在规定的5天之内返回。但是他们找不到这个水域的终点，每个海峡都是另一个海域的进口，海域宽度参差不齐，从2英里到20英里。领航的船员发现水域深不测底，他们进入的不是一条河；一路上水都是咸的，而在海峡的两边，潮水不断涨起落下。
一向沉着冷静的麦哲伦没有表现出任何高兴的神情，但是他下令齐发最后一轮炮弹向国王卡洛斯一世致敬，并带着船员们一起祈祷。此时的他并不知道，现在这位国王已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第二天早上，10月25日，星期四，由“特立尼达”号带领着其余三艘船驶过荒凉的岬角，进入到另一个陌生水道。麦哲伦把它称作“托多斯·洛斯·桑托斯海峡”（canal de todos los santos），也就是现在的“麦哲伦海峡”。 在麦哲伦右舷船艏就是南美洲最南端，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们在一座大岛和一群迷宫一样的小岛前抛锚，这些岛屿位于合恩角下方，距离南极350英里。由于温度太低，这里的土著居民冻得瑟瑟发抖，不断地生火取暖。麦哲伦能清楚地看见这些烟火，因此他把这里称为“火地岛”。
穿过这条蜿蜒曲折的水道对所有船员都是个挑战，尤其是对于船上的舵手来说，他们只能依靠木制的舵柄和笨重的船帆吃力地航行，这让他们筋疲力尽。这些通道交叉缠结在一起，让船员们疑惑不已。在不同的交叉口，可以通向西方、北方和南方。他们前面经常突然出现两条水道，麦哲伦只能被迫停止前进，派遣船员向前侦探，直到他确定哪条道路能够通行。所有海湾形状各异，而且经常有大量岩石突然横在中间，差点撞破船底。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接连遭遇一阵又一阵的风暴，有时候几乎要掀翻领航船只，即麦哲伦的“特立尼达”号。之后天气有所好转，他们十分幸运。后来的船员发现这种恶劣的天气在这个海峡很常见。这确实是一个阻碍他们顺利通行的重要原因。
在海上又航行了1个月，没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传说中的那条通道。他们已经向前行驶了300英里，现在，能不时看见从未见过的鸟儿从头顶飞过，很明显，他们进入了另外一个海域。这时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岔道口。在命令“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森”号侦测东南方向的海路，同时5天内必须返航后——“特立尼达”号和“维多利亚”号则原地等候——麦哲伦召集了所有船长开会。他现在面临一个抉择——是现在带着他们的发现立刻回国，还是继续寻找香料群岛——他也希望大家汇报一下船上剩余食物的情况。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的食物很快就要吃完了，最多只能再撑3个月。“圣安东尼奥”号的领航员艾斯特瓦·高莫斯强烈地建议应该立即返回。食物短缺不是唯一的原因，除此之外，船只也急需修理，而且没有人知道香料群岛还有多远。如果路途很远的话，整个船队将难逃厄运，他们或渴死，或饿死，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
这是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在《麦哲伦航行日记》中关于麦哲伦海峡的一张插图。他在1521年10月21日这天的记录中写道：“我们奇迹般地发现了一个海角，并将其命名为维尔赫纳斯角……它周围群山环绕，山上覆盖着积雪。它连接了另一个大洋——太平洋。”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麦哲伦并不赞同。他说，大家应该继续前行，尽管一定会有各种困难，但即使他们最后只能吃船上的皮革，他也会遵守对国王卡洛斯一世的诺言，并且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他们，指明一条出路。麦哲伦还下令船长们不能向船员透露食物短缺的消息，否则就判处死刑。然而，高莫斯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继续航行面临的危险让他不寒而栗，甚至超过了对麦哲伦发出的死亡威胁和叛逆者将被五马分尸的恐惧。他决定带着自己的船逃离船队。在侦测东南方向的通道期间，梅斯基塔指挥的“圣安东尼奥”号便已经向塞拉诺的“康塞普森”号暴露了明显的逃跑迹象。当时塞拉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作为船队指挥官的表哥，梅斯基塔不可能背叛麦哲伦，他猜想“圣安东尼奥”号的领航员可能已成功地发动了反抗麦哲伦的叛乱。
麦哲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那艘最大的船只以及船上的大批食物驶回西班牙。他现在只剩3艘船了，而且原本就很糟糕的粮食补给状况，现在更加恶化了。但他仍然没有考虑要改变航线。11月21日，“在南纬53度的伊斯里奥河（rio del isleo）河口、托多斯·洛斯·桑托斯海峡”，麦哲伦作为船队指挥官，作出一个“重要决定”——继续航行。
航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他的决心更加强了，因为之前派出去的另外一艘小艇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巴尔博亚所说的“南海”已经找到了。他匆忙赶到那里，眼前是一片一望无际、深不见底、神秘莫测的蓝色大海。这是哥伦布、平松、卡波特和韦斯普奇穷尽一生都在苦苦寻找的地方。它平静的外表让他想起为它取个名字，而且应该要与“平静”有关，尽管名字是后来才取的。一开始，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这也许是他长大成人后第一次这样，他积攒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唐·安东尼奥（don antonio）写道：“指挥官（麦哲伦）激动得哭了。”
这支船队在太平洋——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海洋——行驶了12600英里，这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传奇。就像其他许许多多的传奇一样，它也是人类受苦受难的故事，是被逼到绝境的人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故事。没有地图，没有充足的导航工具，更不知道他们自己身处何地，就这样，他们一直航行了3个多月，从11月一直到次年的3月，他们凭借着破损的桅帆，冒着炎炎烈日向西北方向航行。
麦哲伦看到太平洋的第一眼。
即使在航海大发现时代，麦哲伦的情况也是绝无仅有的。以前的探索者们知道，如果一切都失败了，他们总能回到欧洲。但是，麦哲伦已经没有这个选择了。因为当时的他对南美洲并不了解——他驶入的那个海湾，之前从未有人到达过——他也没有可以靠岸的基地。一旦驶离了东边的海岸，他就只能向前继续航行。
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图被称作马里斯太平洋海图（aris pacfici），由16世纪著名的佛兰芒人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 orteli）创作于1589年。当时人们对太平洋的了解还知之甚少，这幅图是太平洋海图最早的印刷版本。为了彰显麦哲伦的功绩，“维多利亚”号被明显地画在了南美洲西海岸的位置。奥特柳斯画笔下的太平洋显然比实际要小很多，但却从此揭开了人类探索地球上最大海洋的序幕。
他没办法知道太平洋的广阔。他所掌握的任何信息都大大低估了太平洋的宽度。欧洲人相信托密勒所谓存在一个未知南方大陆在支撑世界，它是平衡球形世界的关键，没有它世界就会倒塌的说法。麦哲伦所有行动依据都是建立在这些假说之上的。可实际上，这些假说都是错的。如果麦哲伦知道他要航行的实际距离，他一定会对此表示质疑。在欧洲，没有人想过会有如此宽广的海洋存在。似乎他所有信息的来源——地图绘制员、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都联合起来背叛了他。当时被认为可靠的夏纳尔地球仪，将日本标在了墨西哥以西几百里格处。事实上，麦哲伦看过或听过的所有情报都告诉他，航行后不久就能够找到日本。然而他在地球上最浩瀚的海洋上迷失了方向，这个人迹罕至的大海是如此广阔，以至于就是把地球上的陆地都搬移进来，海面依然还会那么宽广。
这支远航船队在离开圣路卡前带了420桶酒，现在所有的酒都被喝光了。随后越来越多的食物被吃光——奶酪，鱼干，咸猪肉，大豆，豌豆，凤尾鱼，谷物，洋葱，葡萄干，小扁豆——最后他们只剩下一桶桶令人作呕的臭水，以及一些饼干。这些饼干被碾成了灰色的粉末，里面混杂了黏糊糊的老鼠屎和蛆虫。这些东西与木屑相混合，就像一堆恶心的垃圾，人们只能捏着鼻子吞下去。甚至连老鼠也成了抢手货，每只老鼠价值半个金币，因为它们可以被烤来充饥。船队指挥官曾经告诫过，他们最后可能会不得不吃皮革，后来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写道，船员们的胃已经被完全掏空了，这些“饿得发晕的伙计们”不得不去啃覆盖在桅杆上面的兽皮。他解释道：“因为这些被扒下来的皮革都经过‘风吹雨打日晒’而硬化了，所以我们必须先将它们放到甲板上四五天使其软化，然后再在火上把它们烤了吃。”
太平洋的风平浪静使船员们感到抓狂。然而正如唐·安东尼奥认为的那样，这样的太平洋也拯救了他们：“要不是圣母和上帝赐予了这么好的天气，人们早就死在这茫茫的大海中了。”但还是有一些人死去，19名因饥饿而死的水手被扔进大洋。而活下来的人都瘦得两颊凹陷，形容枯槁，并且皮肤溃疡，腹部因为水肿而膨胀。坏血病让他们牙龈肿胀，牙齿脱落，疼痛在口腔内蔓延，吞咽食物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完全不能吞咽。因为身体太过虚弱，许多人站都站不起来，只能在甲板上爬行，或蜷缩在角落里。即使那些能够站起来的人也只能拄着拐杖行走，虽然只有20岁，但看上去却像是老年人。
他们没见到任何其他船只的踪影，事实上，在他们离开圣胡利安湾后的6个月时间里，就再也没碰见任何人。当他们饱受折磨，在半途看见岛屿的时候，他们再次误认为那就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地方，然而这些岛屿最后都被证明是无人岛，也没有地方让他们可以靠岸。最后，在1521年3月6日，正当他们中间最坚强的人都要对生活失去希望时，他们终于真正地着陆了。这个岛屿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海域。在这座无名岛上生活的密克罗尼西亚人对他们充满敌视——也许是被那3艘破船上散发出的臭味熏到而对其疏远。不管怎样，关岛总算让他们得到了暂时的解救。当这些岛民偷走了船队的一艘小帆船后，麦哲伦派了40名士兵将小船夺了回来。他们再次回到了船队，更重要的是，带回了新鲜水、鱼、水果、家禽和肉类。
经过3天的休整，他们重新启程。3月16日，“特立尼达”号、“康塞普森”号以及“维多利亚”号在今天的莱特湾（ceyte gulf）看到了菲律宾萨马岛（isnd of saar），在它的南边是苏禄群岛（suan）和洪蒙洪岛（hoonhon）。据皮加费塔的记载，麦哲伦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摩鹿加群岛，但这是不可信的——麦哲伦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航海员，对大洋洲十分了解，所以他不会混淆南北纬。香料群岛在1000多英里之外。最可能消除唐·安东尼奥内心不安的是，船队指挥官意识到了要将摩鹿加群岛从葡萄牙那里夺过来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决定转而求其次，将这个群岛变为西班牙领土。他宣布这座岛屿以及岛上所有的人和牲畜都属于他的国王， 即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国王 注88 。
热情的土著居民给麦哲伦船队送去了粮食、水果和蔬菜。
他选择在洪蒙恩岛登陆是因为这个岛屿看上去几乎没人居住，他的手下已经很虚弱了，不能再应对任何不友好的行为了。但是有一些当地土著十分热情，从苏禄群岛送来了大量的橘子、棕榈酒、家禽、蔬菜以及两种欧洲人从没见过但十分有营养的食物：香蕉和椰子。当船队指挥官送给他们方围巾、钟表、黄铜、手镯、绚丽的红帽子以及五彩玻璃珠作为回赠时，他们都非常喜欢。
在人们休息放松时，船队指挥官想起了过去被“冤枉”的事。塞维利亚港口的官员们曾嘲笑他的货物清单中有这么多花哨的物品。而实际上，巴利亚多里德枢密院在发现麦哲伦的货物单中有如此多的物品（包括1000多把镜子，50把剪刀以及2万个口哨等小物品）时，甚至对是否支持这次探险开始犹豫不决。但麦哲伦解释了与一个陌生的民族建立友好关系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他在东方国家的经历告诉他，这些花哨的小物品能让彼此更容易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他一再炫耀自己对这些岛屿的了解——甚至展示他在马来亚的奴隶恩里克——枢密院最终相信了他的辩解，但是码头上那些装腔作势的达官贵人们却对他怀恨在心。
奴隶恩里克仍然和他在一起，在当了麦哲伦3年忠心耿耿、有权有势的奴仆后，他出乎意料地送给了主人一份宝贵的礼物。3月25日，他们到达菲律宾后的第二个星期，这支探险队转移到了与利马萨瓦岛（isnd of liasawa）相邻的岛屿。他们到了米沙鄢群岛（visayan isnds），这个群岛是菲律宾群岛的一部分，与苏门答腊岛以及马来亚半岛都有着文化和语言上的联系。他们刚一登上岛屿，麦哲伦就听到了一阵阵欢呼声，顺着吵闹声走过去，他发现他的仆人被一群兴高采烈的土著包围着。很快他便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恩里克就出生在米沙鄢群岛，后来成了奴隶被卖到了苏门答腊岛，再被送往马六甲，麦哲伦就是在那里买到他的。自从1512年离开马来亚半岛后，他已经陪他主人去过印度、非洲、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地方，并且在18个月前加入了这次航行。他对语言十分有天赋，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都说得很流利。在利马萨瓦岛，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自孩童时期便会的母语，所以便加入到与他们的交谈中，那里的人们像欢迎自己人一样欢迎他。
这次偶然事件意义重大。恩里克只是高兴地用马来亚语与当地人交谈，但麦哲伦简直是欣喜若狂。他们都回到或将回到熟悉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一直向西航行，他们会回到他们第一次认识的地方。很显然，恩里克才是世界上第一位完成地球环行的航海家。在完成了这次全球航行后，这支探险队也第一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在基督教世界，这一天是复活节，即圣周。圣胡利安湾叛乱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传说中的通道也已经找到了，通过它穿越大海，实现了环球航行。麦哲伦和他的伙伴们都十分高兴，激动不已，似乎重获新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不祥的——之所以不详，是因为其他人与麦哲伦的庆祝方式完全不一样，甚至是互相冲突的。4月7日，当麦哲伦花了3天时间带领船队来到位于莱特岛（isnd of leyte）和内格罗斯岛（isnd of negros）之间的宿雾岛（isnd of cebu）时，他们在航行中发生了冲突。指挥官和船员之间的碰撞以戏剧性的冲突开始，最后以悲剧结束。
那时的水手们以古老的方式表达他们侥幸逃脱死亡的欢乐。他们大都很年轻，经过2个星期的休息和正常饮食后，他们感觉自己获得了重生。自从1519年末，也即15个月前离开巴西时，他们就再也没有碰过女人了。即使宿雾岛的女孩子们都用长罩衣裹得严严实实，这些水手们的纪律也能被欲望打败。事实上，当地的传统是只有结了婚的女人才能穿衣服。这群年轻人之前生活在一个将裸体视为不雅的社会，现在突然被一群裸体的性感少女包围，顿时春心萌动。两性的接触带来了巨大的诱惑，而浓密的雨林又给他们提供了机会，最后造成了纵情狂欢这一结果。这些男人都变得狂野起来。后来他们谈到，菲律宾少女都很喜欢白人，因为他们比当地的男孩更有情调也更强壮。当然，这也是他们事后说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行为受到抵制。很显然这两种文化的相遇引起了性观念的冲突。作为基督教徒，这些船员一直受到罪恶感的压抑，这种压抑增强了他们对性欲的渴望，而那些没有罪恶感、天真无邪的女孩们却很享受这种在这方面的堕落，当然她们也非常喜欢那些礼物：镜子、手镯和小刀。
所有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麦哲伦应该早点立规矩禁止这样做。但是后立的规矩也并没能约束他们，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麦哲伦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他需要一个严守纪律的人，然而在这个危机时刻却没人能担此重任。他尝试了一些补救措施。在他的命令下，牧师佩德罗·德·瓦尔德拉玛（pedro de valderraa）宣布与异教徒的女性发生关系是死罪。不幸的是这个命令所带来的后果仅仅是一场无礼闹剧。在与这些女孩发生关系前，船员们会先给她们洗礼，这样做便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仪式，并且将牧师的威胁视为一个玩笑。当然，那些菲律宾男人并不觉得这很有趣，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随着这种骄奢淫逸的继续，土著父亲兄弟们认为他们的热情被利用了，尤其是那些已婚男子。在灌木丛里与船员们一起寻欢作乐的女人不仅有未婚少女，还有不少已婚妇女。一些船员已经对那些妇女失去了自控力，而那些妇女也很感激他们送的镜子手镯等礼物。状况越来越不稳定，且愈演愈烈，更是造成了一些威胁。
虽然发泄自己的欲望是这些船员犯下的最臭名远扬的事，但远不止这一宗。船队的其他规矩也被船长和船员们公然藐视。事实上最大的犯罪者是船队指挥官的小舅子。入秋以来，麦哲伦最信任的是“维多利亚”号船长杜尔特·巴博萨和“康塞普森”号船长胡安·塞拉诺。所有船员都被禁止私自与当地人进行私人交易，但是还是有一些船长，例如“维多利亚”号的船长偷偷地用铁与当地人交换黄金和珍珠。铁对于这个岛上的人来说是十分新奇也是很有用处的东西，而黄金和珍珠对他们来说却很普通也毫无用处，他们那时根本不知道黄金和珍珠的价值。巴博萨还犯了酗酒罪，并且未经许可就擅自离队。尤其是他的好色，即使在那群放荡不羁的人中也是出了名的。在这个关键时刻，麦哲伦还在想着其他事情。但是当他的小舅子在大吃大喝3天后被士兵绑回到船上的时候，这个船队指挥官也不得不采取措施了。巴博萨被逮捕了，他被铐上了手铐，降职，被解除了船长一职。
如果船队指挥官早就采取这样的措施，严肃整顿纪律，他也许能在这次航行中幸存下来，并享受胜利果实。然而在当时他也沉浸在喜悦之中，有些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当他的船员都沉湎于纵情欢乐时，他正在尝试另一个探索。自从来到菲律宾群岛后，他就对宗教十分狂热，但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虔诚。正如4个世纪后到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一样，他已经将对宗教的热情与对帝国主义的狂热混淆了。甚至当他劝说菲律宾人信基督教的时候，他也希望他们能臣服于西班牙。他需要的是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信仰——对他而言，这是一次带着耶稣受难像和旗帜的“十字军东征”。
3月31日是复活节，也是他们在利马萨瓦岛的第一个星期天，虔诚的麦哲伦相信这是上帝为他提供的一个机会。于是他紧紧抓住了这次机会，带着具有神圣色彩的手镯、珠子——一场绚烂的弥撒——向利马萨瓦岛的主人传播宗教。他要求牧师瓦尔德拉玛发挥自己的天赋来庆祝这次宗教仪式，并命令其他人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这位船队指挥官想要一场表演，他如愿以偿了。祭坛设在岸上，发光的十字架固定在上面。祭司穿上祭衣主持复活节仪式，船队指挥官和船员们一一登上祭坛，亲吻耶稣十字受难像。当岛民们靠近时，炮兵们在船上齐发炮弹，所有人都拍手叫好。
那天早晨船队来了两位客人——克拉姆布酋长（rajah bu）和他的弟弟西阿努伊（siaui）。克拉姆布统治着棉兰老岛，其统治范围还包括苏禄群岛。麦哲伦已经开始留意有影响力的酋长——一旦他们接受基督教，就可以以国王名义统治，直到西班牙任命的官员到来。复活节精彩的表演让麦哲伦达到了他的目的。在瓦尔德拉玛主持完弥撒仪式后，这两位尊贵的客人跪在祭坛前，模仿他们之前受洗者的动作。根据当时的记载，他们命令当地的木匠制作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立在最高的山顶上让岛民们可以看见并且膜拜。在他们离开前，麦哲伦告诉这对兄弟，如果这里发生了异教徒与原住民的战争，他的士兵和船队都交给他们调遣。如果人数还不够的话，他会再从西班牙带一支舰队过来。
在宿雾岛他见到了一位更有权势的人物——酋长达图·胡马邦（datu huabon）。这位酋长的随从包括一位不久前从暹罗来的穆斯林商人，他认出了船队上面的圣詹姆斯十字架，于是小声说这些游客是印度和马来亚半岛的海盗。胡马邦没有听从他的告诫，他一见面就热情招待麦哲伦，借助恩里克的翻译，很快就同意了永远和西班牙保持友好关系。在麦哲伦的强迫下，他也同意焚毁异教徒圣象，把耶稣当作神和救赎者一样崇拜。麦哲伦再次充当了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酋长改信基督教的入教仪式在复活节后的第二个星期天举行，这次仪式比在利马萨瓦岛那次的更加盛大且隆重。胡马邦的子民们密密麻麻地围在一个集市的广场上，在这个广场中间设有一座被棕榈枝装饰、高大肃穆的祭坛。在祭坛后面，一个大棚下方是两个缠绕着红色和紫色绸缎的宝座，胡马邦坐在其中一个宝座上面，另外一个宝座上坐着的则是麦哲伦。
1521年4月，麦哲伦在宿务岛为酋长达图·胡马邦及其几百名追随者举行了受洗仪式，在此期间，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被竖立起来。现在在宿务有一个小教堂，当年的十字架还在，不过用一个空心外框将其包裹在了里面。教堂穹顶的壁画描绘了当时当地民众皈依基督教的场景。
麦哲伦导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入城仪式。他穿着整洁的白色长袍，后面跟着40名穿戴闪亮盔甲的士兵，举着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旗，这是王旗自从20个月前在塞维利亚圣玛利亚教堂亮相后第一次被展示。当乐队演奏进行曲的时候，船队的头目们站在船队指挥官身后。西班牙人都低下了头，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竖立在台上，船队的大炮在港口发出轰鸣声。不过这差点就打断了仪式。当地教徒是第一次听到炮声，急忙恐慌地四处逃离，但是当他们看见自己的首领——他已经事先被告知了——仍然保持镇定时，又都回到了原地。
酋长跪下来接受洗礼，麦哲伦作为他的神父为他重新取名为唐·卡洛斯（don carlos）。他的继承人、兄弟，以及当利马萨瓦国王的侄子都在他之后接受了洗礼；就连那个穆斯林的商人也不得不接受了洗礼。他们分别取名为赫尔南多、胡安、米格尔和克里斯托巴尔。前面这些都只是形式上的流程，然而接下来出现的一些礼仪则让欧洲的天主教徒和其他人都目瞪口呆。按规定，所有基督教信徒都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至少要在口头上这样承诺。然而，胡马邦拒绝这样做。胡马邦既想拯救自己的灵魂，又不愿抛弃众妻妾。在漫长的协商后，麦哲伦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要知道，类似的问题，亨利八世的特使在上诉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过程中就落败了。神父佩德罗·瓦尔德拉玛被说服放过酋长的这一癖好。因而那些习惯穿花哨衣服、擦口红、涂指甲的女人（一共有40个）都被一一赐予了西班牙名字，例如胡安娜、卡塔里娜、胡安妮塔以及伊莎贝拉。胡马邦最宠爱的女人——取了与患精神病的西班牙王太后同名的名字：丹娜·胡安娜（do&241;a johanna）——获得特别关照，而且由于她比别人的等级高，所以麦哲伦还送了她一个圣母玛利亚及圣婴的木雕像。随后观众也被邀请接受基督教洗礼。
然而当日只有几百人前来观看，但到了第二个周末，几乎每一个宿雾岛居民——根据船队的船员所说，共有2200人——都选择信仰基督教。这种大量的信仰转变对麦哲伦来说是一个伟大胜利。这也是关于宗教狂热的一个显著例子，像他这样的宗教狂热分子也许被赋予了超自然能力。在户外接受过洗礼后，胡马邦将他带入屋内，并告诉他，岛上的统治家族里有个成员很想接受洗礼，但由于重病未能参加，实际上他已经快死了。船队指挥官找到了那个重病患者，按唐·安东尼奥的话来说，那个人已经“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了”。麦哲伦还注意到别的一些事情：照顾这个痛苦男人的女人也在为他祈祷，但是是以异教徒的身份进行祈祷的，因此激怒了他们刚刚抛弃异教神的酋长。身兼船队指挥官和传道者身份的麦哲伦也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他谴责了这些异教徒护理人员，把她们赶了出去，最后他决定依靠信仰来治疗这位病人。在胡马邦的见证下，他发誓要证明基督教信仰可以治愈任何疾病。在对那个病人、病人的妻子以及他的10个孩子进行洗礼后，他问那个男人感觉怎么样。奇迹出现了，他竟然有力气说话了，断断续续地回答道自己感觉还不错。随后麦哲伦将他浸泡在养生用的牛奶和草药里，不到5天时间，这个原本已经被放弃的男人竟然又可以四处活动了。
这件事在菲律宾人以及船队头目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过他们双方的看法不同。当地居民开始很乐意地皈依基督教，而那些头目们则感到十分担心。慢慢地，船队指挥官对宗教的狂热让他们感到困扰。他们认为自己很虔诚，但是他们也知道智慧的上帝并不会关照那些一直创造奇迹的人。大家都熟知或听说过至少一个让公众失望和不耻的传道士。他们想到如果船队指挥官的病人在他的眼皮底下倒下或者死了，那会发生什么，一想到这些，他们就不寒而栗。而且他们将麦哲伦对当地人的无私和宽容视为愚蠢，这与指导早期探险者们建立殖民统治的伊比利亚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次探险是由科迪斯或由冷酷无情的达·伽马带领，那菲律宾人就会成为不信奉基督教的奴隶了。然而不是麦哲伦的所有头目都持这种观点，也没有人要当面责备他，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在宿雾岛已经停留了3星期，是时候起航了。
在船队指挥官发起的船队指挥会议上，他们提议应立即起航。没有人提到因为船员的好色，当地人对他们越来越充满敌意。相反的，他们只是提出了他们的理由，然后选出一个最擅长演说的代表去阐述。塞拉诺现在是船队的资深船长，他指出他们这次航行的目的不是建立殖民地或传道，而是探索从西边去香料群岛的路线。这才是他们唯一的使命。实际上，国王的命令里明确规定不能违背这一使命。其他人也纷纷发言。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们回想起麦哲伦曾经在这里表示，要尽可能地详细描述这个群岛。现在他们已经完全了解宿雾岛，没有理由再继续停留下去，是时候出发了。
但麦哲伦再次表示反对。在与菲律宾人接触后，他认为让他们忠于西班牙是他的责任。对他而言，胡马邦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酋长了，他是一位基督教国王唐·卡洛斯。更让与会者不安的是，麦哲伦透露已经给了唐·卡洛斯一些保证。实际上，是在重复对克拉姆布和西阿努伊的承诺，即胡马邦的敌人也是西班牙的敌人；任何拒绝承认他权力——或基督教神圣性——的人都会被杀，并被没收财产。
他还告诉处于惊讶中的与会者，这样的敌人是存在的。这个敌人的名字叫拉普拉普（pupu），他是附近的小岛麦克坦（actan）的酋长。历史上，麦克坦一直归宿雾岛酋长统治，但是拉普拉普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反叛者。他对西班牙船队充满敌视，最近甚至拒绝给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提供食物。麦哲伦将对这种拒绝的回应视为一次炫耀实力的大好机会。他想建立一支海上报复分队，组织士兵给这个反叛者一个教训，并且由自己亲自来领导。
麦哲伦认为，接受洗礼的胡马邦已经变成为基督教国王唐·卡洛斯，是西班牙的同盟者，他的敌人就是西班牙人的敌人。这是一幅19世纪的插画，描绘了胡马邦接受洗礼的场景。
他的头目们对此都感到很惶恐。西班牙国王特意交代船队指挥官必须与船队时刻一起，远离所有其他岸上势力。事实上，不论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政府，他们制定的最基本规则之一，就是探险队的指挥官不能冒风险去参加任何危险的行动。杜亚特·巴博萨提醒了他的姐夫，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就因为违反这个规则，在拉普拉塔河丢掉了性命。麦哲伦对他的警告置之不理。自从麦哲伦作为信仰治愈师首次成功亮相后，他越发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他告诉与会者，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会依靠耶稣以及女庇护人圣母的支持。有了他们的支持，他是绝对不会失败的。
在1521年的4月末，在这场完全没有必要的战斗的前夕，麦哲伦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鲁莽、轻率、粗心过，也把自己在东非、印度、摩洛哥、马来亚学到的军事策略忘得一干二净。但当时他并不是一名基督教士兵。而现在有了上帝的庇护，他十分蔑视那些在军事行动前应做的预防措施。他同时向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宣布，他将在4月27日，星期六，向麦克坦发起进攻——他相信这一天是他的幸运日——他还邀请宿雾岛居民前来观看。在进攻前，那些专业的士兵们开始侦察地形和潮汐，以防要进行水陆作战。然而由于他对所学的都已经不屑，所以完全没有注意到麦克坦的暗礁，这些暗礁在退潮时——麦哲伦选择的进攻开始时间——会阻止海上船只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士兵们希望得到盟军的支援，酋长表示愿意提供1000名精兵，鲁麦王子建议自己率领一支队伍绕到敌人后面登陆进攻，而与拉普拉普不和的祖拉酋长也主动请缨，在西班牙人登陆时，自己愿率领手下从侧翼进攻敌人，但这些建议都被麦哲伦高傲地拒绝了。他要求他们以及所有皈依基督教的酋长在菲律宾木舟上观看这场战斗就行了。他说他不需要任何帮助，他的士兵一定会独自打赢这场战斗。
麦哲伦的战略并非没有先例可循。萨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uel eliot orin）指出过：“绝大多数入侵非洲和美洲的欧洲人都认为要与当地最近的部落联盟，就必须要有效部署火炮去对付周围敌人。”尚普兰（chap）攻打加拿大、科迪斯攻打墨西哥、英格兰攻打卡罗莱纳，以及葡萄牙攻打印度和非洲的战争都胜利了，因为他们都采用了分散的军事战略。但是麦哲伦虽然手中掌握着大好形势，可他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
如果他选对了作战对象，有足够兵力，而且战略运用得当的话，也许会成功。尽管麦哲伦面对的敌军人数大约有1500到2000人，但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受过训练、惊恐万分的暴民，装备也只有最原始的武器。这些人原本可以被由船队的卫队长贡萨洛·戈麦斯·埃斯皮诺萨率领的150名装备良好、使用弩以及火枪的西班牙士兵轻易击败。科迪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 pizarro）曾面对同样数倍于己的墨西哥人和秘鲁人敌人，击败了他们，但麦哲伦拒绝采用常规作战方法。他将作战人数限制在60人，因为他想让菲律宾人看看他的基督教士兵是如何战胜强大的敌人的。而且他只想从每条船挑选20名志愿者。这就意味着他的队伍里强健的水手都会被留在船上。根据唐·安东尼奥记载，麦哲伦的队伍是清一色的杂牌军，由毫无战斗经验的厨师、船员、船舱服务员等组成——这些人根本就不适合这次任务，且对武器也不熟悉，以至于连盔甲都穿不好，而这本该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重要优势；给他们发了胸衣盔甲，却没有给他们发——这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护胫盔甲。船队指挥官成了他们唯一的军官。当然这也是他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因为所有管理团队成员都反对他的计划，麦哲伦就把他们全部排除在外。
对拉普拉普的羞辱也导致了他的失败。麦哲伦决定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星期五后半夜，这些志愿兵们准备于此时上船登岸——他们没有经过任何训练、演习，甚至没有军官同行——他们的船队指挥官向岸上发出了最后通牒，他选了他的奴隶恩里克以及穆斯林暹罗商人（现在他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巴尔）作为使者。叛军首领被告知如果他承认宿雾岛酋长为“基督教国王”，接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并向船队指挥官致敬的话，就可以获得赦免；如果他继续反抗的话，他将会尝到西班牙长矛的厉害。拉普拉普对这些条件嗤之以鼻，他愤怒地回复了麦哲伦，讥讽地说自己的军队也装备了长矛，而且是用最好的竹子制作而成的，并装有坚硬而锋利的矛头。在信的最后，他还不忘嘲讽这帮西班牙人。这个小酋长补充道，如果西班牙士兵能将这场战斗拖延到第二天早晨的话他将十分感激，因为他的军队在那时会更强大。麦哲伦对此的反应实际上反而帮助了他们，因为他高估了对手的智商，认为这个请求是想诱使他在晚上发动攻击，于是麦哲伦推迟了作战计划。当然这和他的最终失败关系不大。这个只有60个人的登陆部队还是在黑暗中到达了。短暂划行后，这3条小船在天亮前搁浅了3个小时。
他们并没有上岸，当第二天（星期六）太阳升起、海水退潮后，他们发现船已经在暗礁上搁浅，此时距离海岸仍然很远。麦哲伦意识到这些小船根本不可能穿过礁石，于是留下11个人在船上用大炮瞄准岸上。随后率领其余队员下水，向岸上发起冲锋。皮加费塔写道，当时许多人都劝他不要亲自带队，“但是他就像一个善良的牧羊人一样，不肯抛弃他的羊群”。
士兵们拖着笨重的盔甲在齐腰的海水中缓慢前行。其中一些战斗经验相对丰富的士兵突然意识到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掩护，因为暗礁离这儿太远了，小船上的炮根本打不到敌人。船队上的大炮倒是可以覆盖到敌人，但巴博萨和塞拉诺因为没能参加这次行动，现在正在甲板上生闷气，而且船队指挥官也没办法联系到他们。
在带着所有的进攻装备艰难行进后，水手们已经显得十分疲惫，甚至比登陆前还要累。他们除了疲惫，还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3支赤手空拳的军队，而且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部署在岸边，而是在内陆。根据皮加费塔的描述，拉普拉普采用了非常简单的战术，他把军队部署在三角形战壕后面，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来打击入侵者。他和他的护卫驻扎在新月形最深处，那里在西班牙人的炮火范围之外。如果想要擒住他，就必须带领军队进行追击。麦哲伦的经验告诉他，必须尽快谨慎地撤军，但是毕竟他曾经夸下过海口，撤军会让他颜面扫地。所以他还是下令开火了。这些受过长矛和弓箭训练的船员们表示他们将全力以赴，但是他们却胡乱发射，什么也没打到。没有一发炮弹、子弹和箭头伤到小酋长，子弹和箭头都打在了敌人的木制盾牌上。根据一直与麦哲伦一起战斗的皮加费塔描述，一开始岛上的防御者听到枪声就往后撤，但这种撤退是短暂的。用安东尼奥的话说，麦哲伦“想为后面的战斗留下足够弹药”，于是大喊道“快停火”，“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命令。当岛上的人意识到对方的炮火没有一点杀伤力的时候，他们停止了撤退。他们喊声越来越大，从四面八方赶来，一边拿着盾牌前进，一边不断用弓箭、标枪……石头甚至污秽物来攻击我们，我们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一些敌人开始用长矛攻击我们的指挥官”。
在麦克坦岛之战中，麦哲伦悲剧性地遭遇了自己的滑铁卢。这是1626年出版的一幅地图，上面描绘了麦克坦岛之战。
登陆的士兵们不断前进，直到麦哲伦意识到这是敌人的一个陷阱。为了恐吓这些敌人，麦哲伦派遣了一小队人马去放火烧掉附近的一个村庄。安东尼奥写道：“这增加了敌人的愤怒。”实际上情况比这还要糟糕。这一小队人马被截断了，尽管他们有盔甲保护，但是包括塞诺拉的女婿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刺死了。船队指挥官终于开始警惕，下令所有人撤回到小船上。他运用了十分巧妙的撤退方法：将他的人马分为两拨，一半在海湾抵抗那些持长矛的敌兵，另一半越过壕沟。一切都进展顺利，直到穿越最后一条壕沟时，遇到了一个障碍物，被困在那里。拉普拉普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将自己的兵力分散开，从西班牙士兵的两侧追击，试图在他们回到船上之前截住他们。
这个时候，麦哲伦开始为他把大部队留在船队的决定付出惨重的代价了。士兵们四处逃命，有将近40个人冲向大海。他们艰难地穿过珊瑚礁，回到船上，畏缩在那里，留下他们的指挥官被团团包围，战斗到最后一刻。他身边还有一群忠于他的手下：安东尼奥和其余几名士兵。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场面混乱血腥，但是有许多观看的观众：宿雾岛的酋长、鲁麦王子、祖拉酋长、受洗过的其他酋长，以及船上那些还没有从惊恐中缓过神的士兵。那些刚归顺基督教的菲律宾人正等着圣玛利亚、圣徒、胜利女神以及耶稣等的出手相助，但是没有出现。费迪南德·麦哲伦，这个圣地亚哥勋章获得者、西班牙基督教国王的使者，没有看到奇迹的到来。最后，一些新的基督徒、宿雾岛上的士兵再也无法袖手旁观了，于是赶去麦克坦救他们的神父。就在他们登陆时，停在海上的西班牙船队发射了一枚炮弹。于是在卡斯蒂利亚人视为幸运日的星期六，有4个赶去救援的人被炮弹击中身亡，其余人也被冲散。
但是要杀死船队指挥官也花费了很大力气。一支毒箭射中了他裸露的右脚，他把箭拔了出来继续作战。皮加费塔写道，麦哲伦和他的战友们被包围在水深及膝的海水中，受到石块、弓箭和标枪的攻击——当地人会拾起同一根标枪攻击五六次。有两次麦哲伦的头盔被击中打落，幸亏被他的士兵找回重新戴上。最后他的脸被刺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挡住了他的半只眼睛。他用长矛刺中一个敌人，但是对方身体掉落下的重量让他无法把长矛拔出。赤手空拳的他想拔出佩剑，却发现无法拔出，原来他右臂肌肉受了伤，无法发力。拉普拉普的士兵看到他孤立无援，逐渐向他逼近。麦哲伦身边只剩下4个人了，他们试图用圆盾罩住他，但是一个土著人挥舞着弯刀，向圆盾下面砍去，砍中了麦哲伦的右腿。麦哲伦掉入海中，血流不止的皮加费塔看见12个土著人“用铁制和竹制的长矛刺穿了麦哲伦的身体，直到他们杀死了我们的明镜，我们的阳光和安慰，我们的向导”。唐·安东尼奥、恩里克和其他的两个人顺利逃脱。安东尼奥写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随后竭尽全力地回到已经开动的船上。”
这幅19世纪的版画描绘了麦哲伦最后的生死关头：几名拉普拉普的战士将人单势孤的麦哲伦包围，正如皮加费塔所描写的那样，他们“用铁制和竹制的长矛刺穿了麦哲伦的身体，直到他们杀死了我们的明镜，我们的阳光和安慰，我们的向导”。
麦哲伦连完整的遗体都没留下。那天下午，悲伤的酋长想要赎回他的遗体，给麦克坦岛获胜的首领带去价格不菲的铜和铁作为赎金。拉普拉普非常高兴，他一生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财富。然而，他没有办法交出尸体，因为连他自己也找不到。在宿雾岛使者的陪同下，他和他的手下一起仔细搜寻麦哲伦死去的海域。战场上散落着弓箭、丢弃的长矛、盔甲的碎片，尸横遍野，这已经是全部东西了。人们没有找到任何与麦哲伦相关的东西。没有碎肉、器官或骨头碎片。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尽管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凶残的敌人杀红了眼，直接将他撕碎，让海水冲走了他的血液。由于在幸存下来的探险者回到西班牙之前，麦哲伦的妻子和孩子已在塞利亚维过世，似乎所有关于费迪南德·麦哲伦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据都统统消失了。
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虽然他的生命终结了，但是他的航行还没有结束。可以肯定的是，船队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接下来的几天。西班牙人头上的荣耀光环消失了，如同他们的船队指挥官一样。那些抛弃他们指挥官逃回船队的士兵，他们的可耻行为在菲律宾人心目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是他们失去光环还有另外的原因。就在麦哲伦的葬礼结束后，一些好色的船员们依旧对船队的损失无动于衷，继续与菲律宾的女子追欢取乐，导致当地人对他们越来越厌恶。很久以后，当这支船队的一名热那亚船员在被问及为什么菲律宾的米沙鄢人会对他们这么反感时，他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侵犯了当地的女人。”
他们能够感觉到当地居民对他们的日益反感。宿雾岛的首领恢复了以往的异教信仰和狡诈。在这场悲惨而又毫无意义的战斗之后的星期四，他恢复了自己原来胡马邦的名字，并向船队送了一封信，邀请29名西班牙人——最优秀的指挥员和经验丰富的领航员——在海边和他一起进餐。唐·安东尼奥拒绝赴宴，根据他的记载，还有另外两个人产生怀疑，中途逃离了宴会回到了船上，因此他们活了下来。其余的人，包括杜亚特·巴博萨以及塞拉诺，都被残忍杀害。船员们恐惧万分。他们登上了“特立尼达”号、“维多利亚”号和“康塞普森”号，借着潮水，漫无目标地逃离了这座岛屿。在驶离了宿雾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的保和岛（lsnd of bohol）后，三艘船只剩下了两艘。“康塞普森”号严重漏水，而且由于没有足够的船员驾驶它——自从离开圣路卡后，船队已经损失了150名船员——因此，他们不得不放火烧毁它，并将其沉入海底。
1521年11月6日，在印度洋群岛航行4个月后，“维多利亚”号抵达摩鹿加群岛。随后“特立尼达”号——麦哲伦船队的旗舰——也到达了。不过“特立尼达”号却没能回到欧洲。这是它的最后一程，但不是因为船身条件不再适合航海了。这艘船现在的船长是戈麦斯·德·埃斯皮诺萨，他曾是9个月前麦哲伦镇压圣胡利安湾叛乱的得力干将。但这一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他向北打算行驶到北海道的途中（并试图到达巴拿马），“特立尼达”号先是被大风吹到了南方，随后又碰上了一支葡萄牙舰队。舰队指挥官安东尼奥·德·布里托（antonio de brito）听说这是麦哲伦的航海探险队，但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于是想要逮捕他。最终葡萄牙舰队在摩鹿加群岛的特尔纳特岛（ternate isnd）包围了“特立尼达”号，扣押了文件，拆除了船帆和其他设备。莫里森写道，在一次风暴中，它“四分五裂了”，“变成了一堆废品”。布里托后来发给里斯本的报告证实了那个年代的残忍。他砍掉了“特立尼达”号上一个船员的头——他解释道，因为那是一个葡萄牙人，是一个背叛者——他甚至打算烧光船上所有的物品。不过，他写道：“我在马六甲扣留了他们，因为这是个对人无益的国家，很适合在这里杀死他们。”于是这艘船上只有4个人幸存下来，并最终回到欧洲。
相比之下，“维多利亚”号则幸运得多，它运回了26吨香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艘船的现任船长是胡安·塞巴斯蒂安·德·卡诺，他是一年半之前圣胡利安湾叛乱的发动者之一。他和他的领航员弗朗西斯科·阿尔波（francis albo）出色完成了环球航行。与麦哲伦不同的是，他们没有遇见不知名的海域；他们碰到的都是熟悉的且在地图上已经有标注的海域。然而，他们还将面临另外一个挑战。由于船帆印着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十字架，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这为他们抢劫“维多利亚”号提供了合理的借口。曼努埃尔一世的帝国幅员辽阔，环游半个多世界的卡诺和阿尔波不得不绕过马六甲海峡、东印度群岛、非洲（典型的如莫桑比克）。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要避开佛得角群岛，因为这座群岛早在1495年就已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了。根据皮加费塔的记载，全体船员发誓，宁死也不愿意落入葡萄牙人之手。
对于领航员来说，这意味着他要引导一艘摇摇晃晃、破烂不堪而且正在被虫子吞噬的船，完成一条漫长的绕行路线。从裂缝中涌进来的海水，似乎加重了这些破碎的木板发出的痛苦呻吟。极度虚弱的船员们仔细修补这些木板，小心谨慎地渡过印度洋，绕过非洲的最南端，并在这条船即将完全报废之时，到达非洲的西海岸——他们一共备受煎熬地绕行了17800英里， 是39300英里的环球航行中最长的一段 注89 。在这段极度痛苦的8个月中，有19名船员死去。3年前离开西班牙时，船队共有265人，而现在，只剩下了18名瘦骨嶙峋幽灵般的船员。他们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与伊比利亚敌人遭遇，但侥幸逃脱——他们装作刚从美洲回来——在1522年9月4日，观察员看见了圣文森特角（cape st vcent）。4天后，“维多利亚”号到达了圣路卡，胜利完成了环球航行。之后沿瓜达基维尔河航行抵达塞利维亚。
西班牙人原以为这支船队已经失踪，早已对他们不抱任何期望。现在，这些幸存者们成功返航，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用他们同胞的话来说，“这是自从上帝创造世界以来最伟大最奇妙的事”。当他们的大炮在向塞维利亚的 希拉尔达塔 注90 致敬的同时，也是在庆祝他们在环球航行中发现了麦哲伦海峡、太平洋以及菲律宾，码头上的其他水手也在尝试理解这些骨瘦如柴的海员所说的话。他们成功返航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城市、西班牙和欧洲。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残酷而又讽刺的事情。正在巴伐利亚的查理五世已经走出路德事件的阴影，非常高兴地接见了船队唯一幸存的那条船的船长——这个曾经在1520年4月2日在圣胡利安湾发动叛乱、差点在船队还没到达海峡之前就颠覆了麦哲伦所有努力的人。
当然对胡安·塞巴斯蒂安·德·卡诺的推崇是因为误解。一年前，“圣安东尼奥”号在背叛者艾斯特瓦·高莫斯和同伙的驾驶下回到了塞维利亚，在这里，西班牙当局组建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这些叛徒声称船队中所有的船员都已经丧生，剩余的船只已经沉到了海底，以为自己开脱。而且他们还声称自己之所以与麦哲伦分道扬镳，是因为他们发现麦哲伦正在计划投靠葡萄牙。他们发誓，为了抵抗麦哲伦，他们制服了船长——麦哲伦的表哥阿尔瓦罗·德·梅斯基塔——拯救了“圣安东尼奥”号，并把它带回了西班牙。他们没有提到麦哲伦发现海峡的事情，提到船队进入海湾时也只是轻描淡写，但他们发誓麦哲伦对航道的探索完全是徒劳无功的。
“维多利亚”号虽然不是麦哲伦探险船队的旗舰，但是它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船队中唯一一艘完成环球航行并回到西班牙的海船。图为位于智利港口城市彭塔阿雷纳斯的一艘“维多利亚”号的复制品。
政府官员不相信他们，在获得更多有关船队的信息之前，暂时不作出最终的裁决——同时把所有相关人员关进监狱，包括船长梅斯基塔。现在，大家知道了真相，释放了梅斯基塔，并给予他赔偿。而背叛者的下场就不言而喻了。从逻辑上说，委员会的下一步应该是调查整个叛乱事件，而卡诺就是其中的一个共犯。但调查并没有发生。卡诺的话语就足够将他们保护起来，因为任何玷污他新形象的行为都是不可想象的。西班牙法官们正在面临一个选择，是应该把船队指挥官奉为圣人，还是应该尊崇带回最后一条船的船长。他们迅速作出了决定，探险队的首领现在已经是一位死去的葡萄牙人了，而卡诺不仅仅是一位西班牙人，而且还是活着返回的；此外，他还是贵族巴斯克家族的成员。因此，他的名字，而非麦哲伦的名字，开始迅速传开，受到广泛甚至夸张的赞扬。
皇帝的表现如同他在沃姆斯的愚蠢一样滑稽可笑。他把卡诺召进皇宫，封为爵士，赐予他每年500金币赏金，颁给他一枚荣誉盾徽，上面刻着“你第一次环游我”，这几个字环绕在地球图案周围——于是麦哲伦的所有功劳变成了他的荣誉。而使这一切变得无耻的当数弗朗兰西斯科·阿尔波，其实他的航海日志记载了所有的事实，没有他，“维多利亚”号也不会找到安全的港湾，他同卡诺也不会一起到达巴利亚多里德。不久，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也在皇宫受到接见，由于拥有威尼斯贵族血统，所以他是不会被遗忘的。期间，他愚蠢地向查理五世呈递了他亲笔记录的航海日记。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他的日记，幸运的是，他留下了一份副本。
这是一幅大约1800年代的版画，其蓝本是西班牙艺术家杰西·洛佩兹·恩吉达诺斯 （jose lopez enguidanos）为卡诺所画的一张肖像。
当提到麦哲伦的时候，人们都会流露出一丝嘲讽。在启航之前，他留下了一份遗嘱，但是它的受益人——穷人，囚犯，以及寄养在修道院和医院的人——都没有获得一枚西班牙金币。他的岳父迪尔戈·巴博萨现在仍在世。由于失去了两个孩子和一个外孙，也就是麦哲伦的儿子，他一直在诅咒遇见麦哲伦的那一天。卡诺的崇拜者们似乎大获全胜，好像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容易地掌控过历史——但是最终，唐·安东尼奥、其余的幸存者，以及现存的航海记录将会揭露他们。然而，如果社会上的影响和偏见能让说谎者获得既得利益，那么最厚颜无耻的谎言也难以被戳穿。甚至麦哲伦3年航海的真相被披露和证实后，人们还是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在西班牙，世界上最伟大探险家的功绩依旧不被人们承认，他的成就被贬低，并归于其他人的身上，或者如同他生命最后几天的传教执念一样，遭受嘲笑。据说，麦哲伦发现菲律宾人的时候，他们是异教徒，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是异教徒，由于他所犯下的错，菲律宾人被认为会一直是异教徒。在西班牙，人们对于这次残酷突袭行动的记忆早在16世纪末之前就已经消失。然而，菲律宾群岛的牧师尽情地“享受”着类似于对麦哲伦的讽刺。麦哲伦送给胡马邦第一任妻子胡安娜的圣母玛利亚及圣婴的木制雕像仍被完整保存并受人尊敬，而且菲律宾有6000万——占总人口的85——的天主教徒。
在葡萄牙里斯本有一处著名的地标：航海纪念碑。图为其中麦哲伦的雕像。
到16世纪晚期，麦哲伦的名字重新被人提起；麦哲伦海峡被标注在世界地图上，人们将这一重大发现归功于他。这是由比利时刻版师在1596年制作的一幅版画，在这幅特殊的世界地图上，麦哲伦（左下）与哥伦布、意大利探险家阿美利哥·韦斯普奇、西班牙探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被画在世界地图的四个角上，他们被认为是锚定地球边界的最重要的四名探险家。
在南半天球，肉眼可以清楚地看见一大一小两个翠绿的云雾状天体在夜空中旋转。它们就是麦哲伦星云。一长串的星辉让人心生敬畏，更显现出了宇宙的浩瀚无穷。这两个伴星系太远，人们只能用丰富的想象力来估测它们离地球的距离。星云中的一颗星星发出的光在真空中一秒钟所走过的距离超过186291英里，一年所走过的距离是60000亿英里，只有经过16万年，人们才能在地球上看见它。因此，这个星云的光辉在麦哲伦从麦哲伦海峡出发、穿过太平洋时发出，还要经过1595个世纪才能到达地球。这个宇宙观念会让他感到安慰，但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麦哲伦项目”则恰好相反。这位船队指挥官相信神的力量，他只会对这些试图侵犯上帝领土的科学家们感到厌烦。
在那个时代，麦哲伦并不是最聪明的人，伊拉斯谟才是；他也不是天赋异禀的人，达·芬奇才是。但麦哲伦成了儿时渴望成为的人物——最伟大的时代英雄。这位英雄独自前行，没有任何鼓励，仅仅依靠自己的信念和内心的力量。耻辱和谩骂并没有让他泄气。他丝毫不在意他人的认可、声誉、财富或者爱，他只在乎自己的荣誉感，他不允许任何人来进行评判。拉罗什福科（ rochefoucauld）并不一直是个批判者，他这样评论麦哲伦：“他做到了我们只有在他人监督或注视下才能做到的事。”跟随内心陀螺仪的指引，他一心一意地追寻着自己的梦，不管别人的排斥和失败，即使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毫不畏惧。没有人能理解这种坚韧的意志。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来自外部的激励：同龄人的认可、宽恕、爱的承诺、报酬、掌声和勋章——这些都是用来满足精神需求的。由于这些渴求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所以只有强大人格力量的人才能抑制这些需求。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很难找到其英雄行为能超越麦哲伦的一个人了。对于大多数16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他环游世界的梦想是不可思议的。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背离了自己的祖国，背负了叛国罪的罪名。他刚开始接手的那些船原本都是不适合航海的。在他出发之前，葡萄牙的间谍蓄意破坏他的航行，而且取得了一些成功。当他开始探险时，船队中的水手来自世界各地，无法用同一种语言交流，安排给他的几位船长都不服从他，几乎导致了叛乱，而之后叛乱确实也发生了。当他在拉普拉塔河极度失望时，也不能向任何人吐露自己的心声，他只能坚强地继续寻找信念中的那个海峡。当他最后就要成功时，背叛者们却带着他最大的那条船和大量的食物逃走了。而剩下4条船中，有3条没能完成航行。在穿越太平洋史诗般的壮举中，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提升了船员们的斗志和耐力。他对菲律宾的发现反而比他的最初目标——摩鹿加群岛——更有意义，他临死前都想着要把这里的人带入现代社会。
他不太光彩的死亡给他的声名带来了困扰，甚至抹黑了他的行为准则。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完成环球航行后他的兴奋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信仰上帝的时代，他被信仰所扭曲。但同当时的一些重要人物相比，他的这种扭曲算是轻微的。教皇、国王和改革者的双手无不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他的手却是干净的。对麦克坦岛的误判之举让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以说没有人愿意为自己的小错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他失去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有航行的最后成功和对自己的辩护。
他的性格当然有缺陷。但是英雄不一定要让人钦佩，很多英雄确实也是如此。他们成功背后的性格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有惊人之举的人物——不管是英雄还是其他十恶不赦之徒——通常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现实经常会掩盖住英雄们光辉的形象。因此，许多著名的政治家、作家、画家、作曲家都成了不受欢迎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朋友，这也恰恰证明了这条规律。林肯的婚姻是一场灾难；说得委婉一些，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一个伪善者。
但他们都是成功者。真正的圣斗士甚至更可能令人反感。他们的缺点尽管令人大失所望，但无关紧要。最后，他们的英雄行为照亮了黑暗。如果麦哲伦遇见了耶稣，耶稣也许会感到一阵失望，但他跟耶稣一样，都是英雄。他现在是，而且将来将一直都是。因此，在所有缅怀他的事物中，麦哲伦星云是最合适不过了。同这个星云一样，他的发现照耀着他的船队所开辟的新世界，从现在直到永远。
星辰一直在天空闪耀，点亮浩瀚无穷的蓝色苍穹，它们似乎在对信徒们许诺，虽然现在的生活可能是痛苦的，但他们可以获得救赎，因为在这神奇的天空之外就是天堂，上帝在那里等待着他的选民。处在天堂、凡世和地狱的信徒们都知道，所有的灵魂，要么在死后堕入地狱，遭受永罚，要么穿过炼狱这个《圣经》里没有提到过的地方后，获得永恒的荣耀。
这张照片是2005年哈勃太空望远镜所拍摄的小麦哲伦星云。
在当时，所有的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真实的。公众舆论还未出现，甚至连此概念都还没提出，但人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珍视信念，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信念是其唯一的遗产。皇帝、国王和诸侯才有权力去判决，而弱者只能忍受，温顺而谦卑地感激上帝，因为他会下来拯救这些身份低微的罪人。耶稣曾经在水上行走，救活死者，治愈病人，驱走魔鬼，变出面包和鱼，将水变成酒，因此，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全能的上帝的独子，与上帝、圣灵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守护着人们纯洁的心灵。虽然他们的形象模糊朦胧，但仍深受人们的喜欢。仁慈是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带给人们的安慰，它可能在任何时候出现在凡人身边。所有质疑玛利亚贞洁的人、怀疑死后世界是否存在的人、怀疑基督仁慈与和善的人，都会在第二天的黎明时分接受火刑，他在死亡时的祈求也会遭到拒绝。
这是一名不知名的艺术家于1610年为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开普勒所绘制的肖像。
在那个时候，上帝不像今天君主立宪制的国王那样慈祥，那样遥不可及。他一直在人们附近，无所不能，而且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发怒，直接向人们施加惩罚。如果农作物获得丰收，那是上帝在奖励无过之人；如果农作物歉收，那是上帝在惩罚那些自认为无过的农民，他们是恶人的后代。星辰是他神秘的珠宝，是他夜间警戒与无处不在的证据。东边的星星指引智者找到了圣母玛利亚放置圣婴的马槽，那些能看懂和阐释星星变化的人能够预测人的命运。
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3个规律，在古代天文学和现代天文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1601年，当他在布拉格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任命为帝国数学家时，他出版了第一部作品《更可靠的天文学基础》（the y），反对神造人的观点。但是当时人们都对他的“占星术”感到敬畏。 他还为皇帝鲁道夫二世占星算命。尽管如此，在一个被迷信统治的世界，信仰科学的人难免受到质疑。在他40岁事业达到顶峰时，他的母亲被控告为女巫。他骑马匆忙地赶到她身边——毫无疑问，这是出于子女的孝心，同时他也是在拯救自己。折磨和火刑通常会随之而来。如果他巧妙的干涉没有拯救自己的母亲，他也将会蒙受羞耻，失去官职，还有可能进入宗教审判所接受审判。
与修道士科斯马斯一样，巴比伦的天文学家一直坚信地球是平的。荷马（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认为地球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扁平圆盘，四周被海洋包围，上方由拱形天空笼罩着。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前500）是第一个提出地球是一个球体观点的人。亚里士多德和之后的希帕克斯也赞同这种说法。他们两人都曾经猜测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在一个轨道上围绕太阳旋转。后来这个想法被放弃，亚里士多德又坚信宇宙是一个球体，地球就固定在这个球体的中心。他们没有意识到发光的星星是恒星，而不是行星。托勒密（公元2世纪）继承了希帕克斯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地心说，即地球的位置固定不动，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星星和其他的星球都围绕着地球转动。他设计了一个精密的宇宙模型，由大大小小的圆圈组成，每个圆圈都是一个天体运行的轨道。地心说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地球固定不动的假设被基督教教义奉为经典。托勒密的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他的天文学观点统治了欧洲1300多年，在地理学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577年，一颗巨大的彗星飞临地球。全欧洲的人都看见了这颗彗星，包括年仅6岁的开普勒。
虽然哥白尼认识到了托勒密设计的精美宇宙模型存在的不足，但他的天赋并没有在他在世的时候获得认可。他似乎太过谨慎。24岁时，他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40多岁时，梵蒂冈意识到了哥白尼的同行对他的尊敬。然而，1514年，当他被邀于拉特兰会议上发表一个关于历法改革的演讲时，由于没有准备好，他拒绝了。经过多年的数学计算，他最终确信自己关于太阳系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打算把这个观点公开。他一直在犹豫，甚至直到教皇向他询问最终结论时他也没有开口。最终是他的朋友们推动了这场“哥白尼革命”。1543年5月24日，当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弗劳恩堡时，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了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
聪明的历史学家们对曾经的博学之士所得出的想法和结论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大多数人，不管年纪如何，都不会对那些新想法有太多的印象。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些新的东西。这些不可抗拒的观点迟早会变成行动，随后将获得巨大力量。对于不了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笑话，但是这些人一听说原子弹，他们的笑声就随着广岛一同消失了。但哥白尼没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然而，麦哲伦的航行在20多年来已经成为世人皆知的事情。这件事情，而不是这个想法，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侍从快马加鞭地向皇帝和教皇报告这件事。
与上帝直接展开对话的哥白尼。
惊疑随之而来。在这场漫长的航行中，从“1519年9月20日”开始，皮加费塔每天都会一丝不苟地在日记中记录所有事情。他写道，他们回到西班牙的日期是“9月6日，星期六”，但是岸上的西班牙人们不同意，坚持说是“9月7日，星期日”。唐·安东尼奥也与阿尔波核实过。阿尔波依照麦哲伦的命令，也写了一份航海日记，他也认为是9月6日。显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搞错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因此，他们陷入了一个困惑：为什么船队到达日期的两种说法会整整相差24个小时。他们刚刚证明了地球是一个球体，但他们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球体。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星际信使》（sidere nunci），这是第一本建立在用望远镜观测天体运转之上的天文学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地心说的破产。这是《星际信使》1610年首版时的封面图。
一旦他们——欧洲人——意识到了，那么问题就开始了。一个想法完全可以成为现实。想法可以通过辩解排除，或者被其他貌似合理的说法替代。但事实的可改变性就小很多了。每一个答案都会牵引出新的问题。环球航行的幸存者们发现世界的另一端有人居住，并改变了他们的信仰，给他们带去了救赎的希望。但是，哪里才是他们的天堂，哪里又是欧洲人的天堂？地狱又在哪里？随着航行的继续，其余的海员返航后不断诉说着异国他乡的故事，那里的人从没听说过《圣经》，不同的人信仰着不同的天堂。穆斯林是欧洲人眼中的异教徒，但他们的《古兰经》中有一个令人熟悉的戒指。他们相信，人在死了之后，在获得极乐之前，所有的灵魂都要经过一个炼狱般的悲惨国度。中国人心中也有一个天堂，佛教徒心中有一个极乐世界，印度教徒心中是混杂着各种各样的天堂。所有的天堂里都没有恐惧、痛苦和黑暗。基督教和这些不同的陌生信仰看起来有很多相同之处，甚至连童贞生子也非其独有。
基督教的领袖，不论是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都未能及时意识到所面临的“威胁”。同时，随着16世纪的结束17世纪的到来，科学带来的“威胁”如同 九头蛇 注91 一样无法根除。数学家们开始向几千年的信仰发出挑战。蒂宾根大学的米歇尔·马斯特林（ichael &228;stl）教授曾经是哥白尼的学生，而开普勒又是马斯特林的学生，他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了地球是绕太阳向东运行，自转一周就是一天。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行星是静止不动和永恒的，但开普勒发现了一颗超新星，当它爆炸后，他连续17个月观察到它爆炸的景象，之后才渐渐消失。他还认为，火星的轨道是一个椭圆，但这种说法甚至在天文学界中都是异端学说，因为天文学家们所了解的行星都是完美的，它们只会在圆形或者圆形组合的轨道上运行。
这是地图绘制师安德里亚斯·塞拉里厄斯（andreas celri）在1660年出版的一本地图集中的一页插图，用透视画法描绘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理论。
日心说和地心说同时存在，即使是科学家之间也争论不休，直到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才证明地心说是完全错误的，天体静止的观点也随之消失。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是无边无际的，没有中心，它一直在延伸，还有无数的星系。 1576年，随着这些理论不断扩散，有人意识到了太阳就是一颗恒星。乔尔丹诺·布鲁诺和托马斯·迪格斯（thoren）认为：“意识到太阳是一颗恒星一定是所有科学中最伟大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发现之一。”
然而，当托勒密的宇宙观已经不足以让人们相信时，这个发现就是迟早的。皇家天文学会的科林·a 罗林（l a ronan）写道：“地心说的推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撼。地球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之前人们一直相信，人类是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联系的纽带，现在这种纽带不复存在了。要否定古代社会的整个体系，就必须完全改变人们对宇宙的哲学观念。”
伽利略给威尼斯的总督演示如何使用望远镜。
事实上，那个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对过去的观念形成了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打击。那些因此遭受严重损失的人否认了一切关于地球和观念的新发现，将所有承认新观念的人称为异教徒。教皇带头进行反击。如果他不这么做反而是不正常的，因为那样会背叛之前的256任教皇。教会一直认为，当新发现的事物跟《圣经》发生冲突时，前者必须屈从。而且《圣经》的所有权威阐释一直否认日心说。
因此，罗马的宗教法庭宣称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观点“在哲学上是愚蠢的，荒谬的，完全是异端邪说，因为它与《圣经》的许多教义相违背，不论是字面含义，还是与教皇和博学多才的神学家的阐释等都相冲突”。后来的28任教皇都赞同这一判决。一直过了300年，教会才改变看法。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在1758年前一直被列为禁书，又过了70年，这本书才解禁，而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ncerng the o chief world systes）直到 1822年才解禁，此时距罗马教廷获得阿尔波和安东尼奥的航海日记已经过去了300年。
然而，教皇的固执无法恢复那些不受欢迎的神话故事。中世纪思维已经彻底破碎。它的武断、绝对权威和绝对正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它已经陷入了绝境。文艺复兴、民族主义、人文主义、不断提升的受教育水平和新开启的贸易领域等对1000多年来人们盲目遵从的虚构神话发出了巨大挑战。欧洲不再是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因为地球每天都会自转和公转，天堂和地狱不会出现在我们想象的地方，人们也开始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两个地方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没有地狱，撒旦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天堂，上帝也是虚构的，至少中世纪的上帝是这样的。但是到此，人们的理性就停留了下来。基督教徒们发现他们无法忍受没有上帝的世界，因为人们需要更高权力的信仰，于是就编造一个创世主、一个王中之王、神中之神来作为自己的信仰——正如伏尔泰在1770年写的那样：“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伏尔泰认为这是不必要的，他强调教会的存在，而不是上帝。由于伏尔泰的观点过于激进，因而受到广泛质疑。强大、热情而又虔诚的基督教徒们同他的观点斗争了近500年，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现在，全世界的基督教信仰者达10亿之众，然而，他们中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来世。怀疑的幽灵一直在圣殿和圣餐周围盘旋，信徒们希望相信，而且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能说服自己去相信上帝。然而完全抑制住怀疑是件很困难的事，尤其是世俗社会加大了信仰的难度。最煎熬的是那种失落感，即中世纪信仰的宁静和对那个时代永恒荣耀的确信已经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