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2/2）

我愤懑什么？这些情感作用也很难在简单的书信上表达，总之一句话就是，我看不惯各人抱着自己现在的环境而把一切看得美丽或是都看得丑恶。人类有一种擅长的本领，就是“擅忘”和“擅醉”，吃得饱一些的人，他们行为和思想都同饥饿的人有显明的差别，所以，在文学上，某一个时代，某一个阶层，一定有他们自己欣赏的范围和代表的作品，这些都是起变化的，假如他们从某一种人跳到另一等人的话，他们的行动和思想以至对艺术的看法，或生活的意义，立刻有了明显的差别。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的时候，他的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是后来他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肆描写女人的生殖器，细腻之至。从这件事上看沈从文依然姓沈，写文章依然写文章，似乎没有变，可是他的文章内容变了，人无耻了—为了什么，因为他发挥了人类的“擅忘”和“擅醉”的长处，压根儿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人，是这一个缘故，他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似乎洋房和沙发命令他要沉醉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知识分子，只要稍有些聪明的人，立刻懂得这个，古人称之为及时行乐，今人称之为利用环境。如此而已，可是我觉得非常难受。

十年来我看清了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我的能力非常低，可是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我对自己常常是不满意的，正如对人家也不怎么满意，这是老实话。我常想，难道我活下来就这么想求得一个安安稳稳荫蔽之地，找一个老婆弄个儿子，于是每天吃饭，到老叹出最后一口气、死掉……难道这就是我的生活么？老朋友，但愿我们有限的几个人都不要活得像这样可怜。

我们的学问、经济状况和办事能力是可怜的，但是我们的脑子和向往至少不能可怜。人性，人性，我是倔强到底的，虽然我自己压在生活的重轭下，受着鞭笞和嘲弄，我也确如老牛一样忍受着，但是我的脑子和行为上，绝对没有变得失去弹性，或变为平平稳稳的生活愿望。实在讲，在这个天地中，你要平平稳稳做事情，你要舒舒服服把自己幻想的种子结成花朵是不可能的。

人比作是老姜，也要有辣味，人比作是酒，也要有酒性。否则，所谓老姜和酒又是什么东西了呢。

我变得很厉害，连对仅有的朋友xx和xx也各有不等的态度上的变化，我只有慨叹自己失掉的意志和他们的童心。不过仅有童心是不够的，这里我所指的童心者，仅是当初兰墩打游击时的各人的神采。总之，生活确是受些影响，在一些朋友中以我的生活最不安定是事实—我并不嫉妒他们，但愿他们能生活得好，我只要把我的个性保护得很好。如果我的武器是长矛的刺，那么刺呵，你就更尖锐和锋利些，如果我的个性是老姜，那么你更辣些，姜辣之至老弥烈。人就要如此，也需注意的就是刺得方向正，辣得味道不酸就是了。

我的老朋友，我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你是我朋友中值得记忆的一个。可是生活的重轭，生活的锉刀，生活的暴风疾雨，生活的丑相和臭味，把你的颈项、肩背、眼睛和鼻子耳朵完全给弄毁了、打碎了。你在黝暗的地层下或是煤层下，爬着，爬着，哪里是花？哪里是清流？哪里有挺着背脊行走的人，哪里有温醇的酒一般的笑声呵？假如你找不到的话，那么你捧一握岩洞中掉下来的水按在额上清凉一下，你就会知道—等挖煤的时间过去后，你从几十丈的升降机上爬出煤洞的时候，太阳，花朵，和一切你看了会大笑的景物，在向你哄然爆出笑声来。老朋友，你的信条，在地下永远没有的，只有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才存在，多着呢，多着呢！我就知道，而且看见过。

你存在着的，是知识分子的毛病，我们大家都害病，只要大家没有失掉人性，总可以治愈的。人可以谦虚，但是不要自卑，人不可以狂妄，但不需畏缩，我就如此。所以，虽然我一无成就，我也不肯马上掉手。我不愿意在求得一个温饱的机会中丢掉我具有的活力，请你相信我，我们心胸中的愤懑和厌恶，正可以激起我们强硕的正义感。

你同x通信吧，他是一个太温醇的人，我时常责备他的温情的作风，他很少能把自己的感受，化作暴风巨涛扫荡出巨声来。我对他这个性很抱憾，因为我满身火辣气和强烈的爱憎是不能强加到他身上去的。也许他以为我稚弱，但是我宁可稚弱，我始终要这样的，谁也不能劝慰。我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一群苦难永远追踵着的人，我只要你安安稳稳的境遇下，让活力、弹性以及胸中的火种一起重新跳动和燃烧。你还没有把掩护的旗举起来，那么举起来。年轻的，我们是年轻的，我们会幸福，会有一天驾驶着一条小白帆船在碧玉色的海中飞扬歌唱。

一九四八年五月，维德去看望苏州老友郑巴奋。一九四三年他在日伪杭州监狱关押，郑不时与他通信，资助和关心他，他们建立了友谊。郑给他的一封信上曾这么写：“你们像一盏明亮的灯把我前面的路照亮了，我将以一颗洁白的善良的心，诚挚地接受你们给我对于人类的爱……”可以说是患难之交。此时郑在《苏报》当记者，关系很多，认识的人多，介绍他就任苏州税务局分处主任一职。

一次去苏州，我和维德、郑三人坐在沈志痕（国民党县政府秘书）的汽艇上，甲板上有几个卫兵守护，沿苏州外圈各城门的河道游览，欣赏湖光山色。经过一个城门边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城门上方挂着一个木笼，内有一个人头。沈说，这是一个共产党游击队员，我们抓住后砍头示众的。这情景令我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不忍直视！

沈志痕是郑的朋友，文绉绉的，高高的个子，书法很好，他妻子也姓姚。沈对我的印象很好，到上海还来过亚尔培路的家里做客，他给我写过信。（解放后“肃反”，沈被“镇压”。）

父母对我找对象的事，一直很着急。我虚龄十六七岁时，就有人就做媒介绍，我都拒绝了，此时我已虚龄二十二岁。有一天，我把维德二十三岁时一张照片给我母亲看，说他姓金。母亲端详了一会开玩笑说，他长相不错，脸架子有点像“黄金瓜”（一种椭圆形甜瓜）。母亲说，几时带他来，让我和阿爸看看。

记得是九月下旬，维德托人从苏州送来两大蒲包的大闸蟹，令家人大为惊愕：“怎么这么多，一下子怎么吃得了？时间放长了都要瘦了！”我父亲每天中、晚两餐都喝绍兴酒，这次足足买了十瓮（这些酒多年后打开，酒香横溢，往往浓缩成了半瓮），准备请这位未来女婿同饮。

还记得维德第一次来我家的样子，他与父母谈笑风生，赢得全家的好感和认可。

我俩在金门大戏院买了八张《清宫秘史》电影票，共三百二十元，次日请父母等家人观看。也记得那天，我们顺路走进了一家西式古董店，维德买了一个木雕旧果盘（内嵌八音钟），给我买了一个皮夹。他喜欢“淘”旧货，曾经在中央商场等地买来英式蓝花瓷盆、白瓷大茶壶、糖缸、日式套盒，以及宣德炉和一对日本旧画—直接画在留有白桦皮的木段上。

有一次，维德来信说，在苏州买了一张红木旧床，四把雕花法式沙发椅（其中两把有扶手），一个法式长沙发，一张柚木圆桌，另一张是桌围和四腿透雕梅花的大圆桌，这些家具都请店家翻新。双人长沙发椅新做了深蓝色丝绒面，配本白镂空花朵的沙发椅套，并称已经借了房子，打理后运去了家具。另告诉我，他母亲在黎里镇的老宅，腾出了楼上房间，也买了三件沙发请船家运去了，我们婚后也可以去那里住。

这些旧家具中，几件单人沙发属于稀有样式，我们婚后一直使用。记得我女儿幼时，晚饭后常常蜷缩在这椅子上睡去，它们都在“文革”中消失，只在照片中永远留了下来。

五

一九四七春天，复旦的进步社团有了很大发展。五月份在“争取民主”的口号下，开始了“学生自治会”的竞选，通过各系推荐商讨，正式提名十七位候选人，组成“五院联合竞选团”，都是各系品学兼优的学生，我系李自昆 [11] 为其中之一。国民党三青团一批学生，也成立了“不谈政治竞选团”，斗争激烈。

“五院联合竞选团”开展大量的宣传工作，并请校外一位画家，把竞选同学的人像画在大黑板上，各人占一面，有黑板的五分之三大，下方写简单介绍，然后把黑板醒目地摆在学校门口，谁都看得到，在校园里装了几个广播大喇叭，反复宣传竞选人，播放有关歌曲，做了细致的个别联系和动员。

“不讲政治竞选团”担心自身宣传力量不足，因此到处请客、吃饭、送衣料、许愿“下学期可以完全享受公费”等。在将近投票前，“不讲政治竞选团”忽然在101教室训导处前，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五院竞选团”的竞选人之一袁永宝，有政治背景，是“共产党李先念部队”的政治部主任云云。

在五月十二、十三两日，全校三千多名同学百分之七十参加了投票，气氛紧张热烈。为防止作弊，双方言定：投票者必须具名。投票箱很大，双方及校方各有开箱钥匙，两边又都怕出意外，日夜守在箱子旁，甚至睡在箱子上。

那时我住在第二宿舍b7，我们八个同学，包括虞和静等人都衷心拥护“五竞”，希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宣传十七个候选人的十七块大黑板，都是我们八人在天黑后搬进宿舍，第二天一早又搬回原处，连续数天。

投票结束的次日，五月十五日就要唱票、开票。我们兴奋又紧张，为能早一点进会场占位子，那天一早四点钟，天未亮，虞和静就把我推醒了，我们立即起床，其他同学也都醒来，到其他房间叫醒同学鲍静佩、颜焕珍等，我们拿了一大叠报纸向“子彬院”101会场走去，发现大门紧锁，于是搬来长凳，我和鲍静佩首先从会场窗口爬进去，其他人也陆续爬进来，把一张张报纸放在每个椅子上占座位，一直忙到天明，我们都坐在座位上等候。近八点时，工友开启了大门，走进会场一看都惊呆了，全场八百个座位几乎都被人和报纸占满了。

唱票分三个组同时进行，接近中午，很多同学都在会场内吃点心、面包等充饥，不离现场。双方的票数在开初不相上下，势均力敌，下午两三点钟，“五竞”的票数开始不断上升，再过两小时，“五竞”完全占优势，我们的心都放了下来，高兴极了。天将黑时，会场突然骚动起来，场外涌进来大批“三青团”成员，霎时塞满了走道和每个窗槛，他们大声高喊，干扰唱票。“五竞”骨干就把校长章益、教联主席张志让先生请了来，请他们压阵，请他们讲话，强调学生会是民主选举，应维护民主，总算顺利进行到了最后，开票结果是：“五竞”胜利了。

一九四八年这一年，物价飞涨，蒋经国来沪“打老虎”，规定黄金、白银、美元必须兑换为金圆券，银楼业经手的就是黄金白银，因此引发全上海银楼关门停业。父亲也关了店，非常忧虑，为日后生计，打算改营绸布店，通过新泰绸布店的关系（我阿嫂的长兄），购进了一批布匹，却也因沪西“大自鸣钟”周围本有恒大、宝大、西陆正大三家绸布店，恐有不利，在举棋不定和无奈中，父亲忧心如焚，突发心脏病，家庭医生黄钟急来治疗，建议父母暂去亚尔培路新屋休养几天。我记得这天是十一月十七日早晨，父亲自觉好转，打算回“大自鸣钟”的家。当时他从三楼下来，经过我房门，听到他的脚步声，我躺在床上看《虾球传》，大声说：“阿爸，我不出来送你了！”到了下午四点，我正在温习功课，母亲来电话说：“阿爸不好了！赶紧过来！”我坐上三轮车急匆匆前去，到家里二楼，见父亲躺在沙发上，人已故去。

母亲说，父亲午睡醒来，坐在沙发上说，他觉得气闷，不舒服，要一张凳子给他搁脚，再没有说什么话，就过世了。那年他六十五周岁，母亲五十岁，我二十一岁。我一直握着他的手，整整一夜守在他身边，悔恨自己没有开房门，没有见到他生前最后一面。

维德得知我父亲去世的消息，赶来上海，在父亲遗体前下跪磕头。丧事期间，税务局人员到我家放话，索要巨额遗产税，母亲和大哥难以应付，多亏维德出面交涉，接连洽谈了几次，最后得到妥善解决。父亲入葬虹桥公墓的事，也由维德操办，家人非常满意，母亲和兄嫂从此都称呼维德为“老金”，子侄一直称他“金伯伯”，对他尊重有加。

父亲故世后，我家就不再住亚尔培路了。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日记：1949年1月9日]

今是某某结婚，很晚才起来，下午到亚尔培路梳妆。从“新新”出来，走了一大段路，高跟鞋也不难行，人更高了，觉得很不错，几时一定再去买一双。婚礼再俗气也没有，冷清清没一点热闹的气氛，新娘低着头，给人拖来拖去，为什么不大方一些。如果再这样下去，真要把自己闷死了。散后大家来我家，互相开玩笑，讲零碎事，国家大事。寒假接着要来了。

突然想到，我为什么现在才想到，可以办一个义务学校？

大家草草商量起来。我家草鞋浜的房子可以利用，教师没有问题，经费哪里来？还要去教育局登记。

明天请徐来问问。

[日记：1949年1月10日]

晚饭后，南山与徐来。徐说，还是办正式小学。如果可以办，这就是我未来的事业？徐讲了教育界的事，校长怎样克扣薪水。我们办小学，可以收半费，或者做晚上的义校，成人的教育。对啊，可以这么办，经费，我有五两金子，准备试问妈妈看看。只是觉得徐有点市俗，不大可以信托。我们要提防他，然而也不放弃他。

[日记：1949年1月11日]

昨晚太兴奋，睡不好。下午上了英文回家。晚上申、赵来，一起去草鞋浜看了房子，天晚看不仔细，面积很大，可以上课，地段是四通八达的，可惜妈今天太忙，没有机会与她说。

赵很起劲，说他表弟是乡下小学的校长，可帮助我们的地方极多。

可以一面办登记，一面开始招生，把房子粉刷一下，下星期就可以去办公？昨还想去“建承”问老戴，比如招生广告和报名等等，要做马上就做。最起劲的，是我和南山两人。很晚了南山还来电话，他是这样的兴奋。

[日记：1949年1月13日]

下午好闷，办学校事情可以说有了头绪，妈一万分的反对，我怎么办？

[日记：1949年1月16日]

早上看书。心里好闷。有人来，是附近的校长。黄昏王丹心来，谈出一点眉目，但经费怎么办？

[日记：1949年1月17日]

徐来电话，说预算肯定成功，他可以做会计主任。我实在不敢相信他。但不信他，信王的朋友吗？

[日记：1949年1月20日]

办学校的事简直有点气馁。我的确有点消沉。决定不靠徐，我们自己来，应该有办法的。

[日记：1949年1月21日]

我又快乐起来了。这一星期什么也没做，真是很浪费，昏了头，一定要等王，但他们又非得下星期来。准备请葛去找泥水匠，南山买课桌，明晚大家来写招生广告，下星期一开始招生是再好也没有了，这事不能再松懈了。我觉得我们有希望，一定会成功。

[日记：1949年1月22日]

昨天还寄他一信，想不到今天vd来了，是为办学校的事而来，说钱是一点没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人事问题，把事情都托给别人做，这样在工作中就失去了意义，徒有虚名。这盆冷水浇得我好失望。他的话是对的，我没有真正知心、亲心的朋友？

我和维德的关系，在这年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话：

迎接新的一年，与vd在一起是快乐的，似乎永远不能使我满足（总是离离聚聚）。但我肯定，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俩的日子会比任何朋友过得美满、幸福快乐。他也说，追忆的日子是美好的，将来会更美好。

当时维德已经三十岁了，他这么大年龄还没结婚，在过去是稀见的。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一场大风大雨之后，我在维德不知的情况下，去苏州看他租的新宅。天色已晚，我对门房说找金先生（他化名金子翊），对方说没有此人。难道是地址弄错了？我转身，茫然不知所措，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是维德，他的房间离大门不远，听到我的声音立刻跑了出来。我非常高兴，这是一段阳光明媚的回忆。

这个阶段，我在复旦读四年级下，形势动荡，上课很不正常，有时只因为老师请假，学生只能回来。到了四月初，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复旦，责令学校紧急疏散，强制师生们当天三时必须撤离学校。我是事后才得到这消息，请申怀琪陪我到校，想把铺盖搬回家，谁知校内已看不到人，宿舍一片狼藉，我的两条被子、床单、垫褥和枕头不翼而飞，匆忙中只能把散落一地的衣架和虞和静留下的小书桌搬回来，这就是我迟去一步的结果。

为李自昆送行时复旦同学合影，1948年夏。

同学张家姐妹家，延安西路一大宅内，1948年除夕。

重逢，1945年。左申怀琪，刚从河北返沪，右赵南山，毕业后曾去新四军根据地，此时二人突然返沪，我喜出望外。

摄于大来照相馆，粉底白圈的旗袍。

到四月二十日，传说解放军已渡过长江，此时的上海，每到晚上十时就实行“戒严”了。

我很惦念在苏州的维德，知道萧心正、倪子朴常和他相聚。但是电话已经打不通。直到四月二十四日，为迎接上海解放，他从苏州辞职回到上海，在我家暂住，母亲兄嫂很欢迎他，一张席梦思沙发，抽出下面一层钢丝床，铺上被子就可以睡。

这段时间我俩发生了小争执，我希望他能写作，成为一个作家。他却总是讲一些大道理，也显得烦躁不安。在五月十九日一次谈话中，他说自己虽然爱好文学（这是我俩相同的爱好和话题），但不会成为作家的，写作不是他唯一的爱好，他对社会更有兴趣。我似乎恍然明白了什么，但他究竟为“社会”干些什么？没有深究，只知道他经历的这些年，一直很不安定，但是他从不讲个中内情，究竟从事什么秘密之事，我仍然没有过问。

随后是五月了。我和维德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日记：1949年5月25日]

炮声响了一夜，天还没有大亮，就被唤醒起来，窗外、店门前都坐满了士兵。家人七嘴八舌说是国民党的败兵，心里挺紧张，倒是妈看出来，他们的军帽和军服不同，颜色也不同。正说着，楼下敲门，妈下去开，我们在门旁，知道是人民解放军，真有这样的事吗？

我的心欢喜得呆了，是感动，引起无数思绪，终于到了这么一天了。

[日记：1949年5月30日]

今天送vd去苏州，火车站是从未有的拥挤，看他挤进售票处，我就回去了。回来后感到空虚，他走了更增加这样的气氛。

在这万众欢腾的日子里，我欢欣鼓舞，也若即若离，总是心神不定。我不合群，没有全心全意投入学生运动，自以为是“左倾”进步学生，可家里生活富裕。正在谈恋爱，他的生活又如此不安定……大学不比高中，是宽广的天地，但我却有无所适从之感，我没有迈向群体，最使我悔恨的是，以前有人让我扮演《雷雨》中的繁漪，被我婉拒，参加学校活动太少了，读书不专心，热衷自己的小天地（虽身陷小天地中，然而并不真正快乐，苦闷不断，心中常常忐忑），陷入恋爱的深渊中而无法自拔。大学很自由，愿意住就住，不住就回家，走读有校车，只要读满学分，没人管你。从小到大，父母其实并不管我读书成绩好坏，我的学分没有读完，还须继续—但这次我下定了决心，不再继续读下去了，文凭也不要了。我准备去哪儿呢？

好友李自昆。

背文：“□看这张相片，看多了，你会记不得我是怎样笑着，或是怎样凝神听你低低的谈话。”

好友李自昆（图左者）、张廉云。

背文：“离开了你们，我们感到寂寞，不得已只有和照片上的这个傻小子为侣了，他现在是我们的好友——小虎子。”

此时，唐凌生回到了上海，申怀琪通知我们见面。唐是某部队文工团指导员，驻扎在今延安西路一幢洋房里，他的宿舍即办公室。我们见面前，申事先已经告诉他，说我有了对象。唐对我旧情不忘，本意是要我加入文工团。我和唐在路上边走边谈，谈双方别后的经历。他没有对象，没忘记我。我当然也只能和他到此为止。

蒋锡金、朱维基先生在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回到上海，朱送我一张照片，蒋写了一信，推荐我去《解放日报》找恽逸群，我没去。申怀琪和上海戏剧学校同学王xx、吕宁参加上海总工会文工团，让我六月去总工会填了表，我到蓬莱路会部去了一天，见这些人吵吵闹闹的，我有些难受，感觉待不下去，第二天就再不去了。

此时我已决定不再继续复旦的学业，到校开了肄业证书，遇到本系低一级同学陈魁荣（后改名陈华），他递来一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校内第一次公开成立的）入团申请书，让我填了表。他说：“希望你继续读书，做团的工作，以后转党。”不久，我看到报上的广告：号召青年学生参加“南下服务团”，报考“青年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可去各机关工作。我报考“北平新华社干部训练班”，同时也报了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的“短期训练班”（接受大专学历以上者），学时四个月。以往因我没有离沪，影响了投身革命的热情，这次要下决心改造思想，适应形势，就要离开上海，离开维德。今后会怎么样，一时难以考虑。但我心里有他，相信以后我们总会在一起的。维德没有反对。等到军大短训班的成绩揭晓，我被录取了。

六

全体学员坐闷罐车开行一个晚上，于次日晨到达南京，改坐卡车前往学校所在地，人们敲锣打鼓欢迎大家到来。第二天看报纸，发现“北平新华社干部训练班”公布的录取名单中也有我的名字，就向班干部提出离校的请求，身边有两人也和我同样情况，结果我们都未获校方同意，只能留下了。

短训班由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政治部直属，所在地在中山门城墙旁的半山园，走过荒芜的原中央博物院，就见到原国民党政府盐务局旧址。这里有一大批房子，政治部机关也设在此，规模很大，校本部在黄埔路，规模更大。学员住原盐务局一幢二层楼房，楼上打地铺，楼下是学习室，每个人发一个小凳子，听报告、讨论都坐这小凳。全体一共五个中队，四个中队都是男生，五中队是男女混合，每个中队分为八至九个班，我们女生从6到9班，男生是1到5班，每班约十至十二人，男生多于女生。每三个班设两名区队长，都是政治部委任的党员干部。

开班不久，数千名学员集合在校本部大操场，举行开学典礼，听陈毅校长“为人民服务”的报告，他嗓音洪亮，如叙家常。记得他做了一个比喻：你们要像关公一样，过五关斩六将，临近现在，是参加革命，是过第一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去校本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整个上午开大会，下午到晚上，参加市里的庆祝大游行。

每个学员穿军装打绑腿，填写“入伍志愿书”。全班学习的课目是“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最后阶段是“思想改造”。各班选有班长，负责抓班内生活，学习班长主持每天的学习和每星期一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改造思想，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我压制自己的脾气和“尊严”，接受了他人的批评，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当然同时也批评别人，大家都很认真。

我被选为班长，后来当学习班长，每天收取班内的学习讨论情况，向中队汇报，班里配有“互助组”，区队长轮流过来参加。这里继承了“抗大”的传统校风，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时常唱《国际歌》、校歌。每月发津贴二至四元，小卖部有牙刷牙膏，包括花生米出售。

每天的出操和饭前，都要集合，早操学习检阅的正步。每餐饭菜，由值日生到食堂装入大盆里，再给大家分食，完全是部队的生活。一九五〇年元旦，也留给我甚是惊骇的印象，我们正在早操，为改善伙食，在这天清早食堂杀猪，为了免遭受杀身之祸，猪不断地奔逃，它们的叫声凄惨高亢，打开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感到极为不安。

班里同学都有各自的经历，比较芜杂，年龄大的竟然是四十岁，也有三十岁的。有当过银行襄理的、结过婚的、生有子女的、原一直当教师的，也有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工作几年的技术员，以及工程师，早年到延安再被派去香港做情报工作、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夫妇，等等。校方虽要求学员的学历是大专以上，但个别高中生也收了。

就读于南京华东军事政治大学，1949年9月。

星期日放假，我去新街口玩、拍照，坐的是马车，也去白下路看过二姨母。这年十一月十二日，班里同学去中山陵，遇到了宋庆龄，而我在这天却去了玄武湖。后来又有了新规定，两人以上出门都要排队，不可在路上喧哗嬉笑，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

一直参加集体活动，去农村访问、到中华门外修机场、排演活报剧，在中山陵音乐台开团员合唱大会。冬天是集体列队去南京一家浴室洗澡。

刚来不久，校里发生了两件事。我所在的五中队，有两个男同学和一个叫邹佩英的女同学，三人相约离校出逃，引起了轰动。同学们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后得知这三人被班部派人追回了，其中的白姓男同学，因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听说在“肃反”时被枪决。另一件事是，其他中队一男同学的爱人来校探望，队部把她安排在单独的宿舍里，居然有另一男同学悄悄爬窗进去，最后被发现，结果逃掉了。为了抓住这个同学，大家好几个晚上都轮流值班，躲藏在暗处，等候他再出现，结果却没等到，不了了之。

在“思想改造学习”的最后阶段，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诉苦大会”，鼓励大家“吐苦水”，说出在反动派统治时如何受到迫害和奴役，有的女同学甚至把隐私都坦白出来……这样的活动，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才有挺起腰板做人的日子。学员都非常认真，在这最后的学习阶段，希望向党透露心声，把这看作对党的忠诚。

关于女同学交代隐私事，一九九〇年某同学来沪聚会，谈起时还有不满—当时就是鼓励大家讲嘛，都是革命同志，应该畅所欲言，什么都可以说、都应该说，每人要发言，过程都有记录，并允许同学提出疑问，发言人必须回答，因此有些女同学，甚至说出了个人情感纠葛、隐私等等最具体的细节，并被一一记录在案。某同学一次经过办公室，发现两个干部在查看这些记录，竟然边看边嬉笑、讥讽。

来南京以后，我很少给维德写信，也很少给家里去信，却很想念他们。

维德来南京看过我两次，一次是十一月初，我刚到学校不久，他突然从上海赶来，走进盐务局宿舍我班的所在地，请人找到了我。然后一起去他住的秦淮河旅社。记得那天我脱了军装，穿一件红毛衣，和他到市里逛了一个下午。第二次，大约是一九五〇年初，正好是个假日，我去白下路他所在旅社。他坐的夜车，凌晨三时才到，正在休息。我去旅社楼下接待处询问，店方回说：查无此人。就如上次我去苏州一般，我在茫然中走出大门，没走几步，维德就在二楼阳台喊住了我。这次见面非常高兴，下午他就回沪了，我则按时回班。也是在这一次，我得知他已在上海总工会工作，说等我结业后，设法调我回沪。对今后的生活，我们充满了希望，感觉幸福的人生就近在眼前。

去农村访问演出。

在宿舍外留影。

在室外草地上互助组学习。

小组生活会。

苏式军装照。

合唱团排练。

当时维德已三十一岁了，上总女工部的同志，总给他介绍对象，他说已经有“爱人”了，这二字是新社会的说法，到四月份我将结业，他就打了报告，作为结婚对象，要求调我回沪并分配工作。

结业阶段，调出了不少的同学，留下的同学转“政教班”，学习“中国革命史”，我仍然是学习班长。学习生活依旧，心里则开始默默等待调令。南京热得早，每天几身汗，校里却有奇怪的规定，洗澡不得用自来水，必须去河边挑水。每晚我尽可能挑有风的地方睡，甚至睡到门口，心里特别想离开这里，虽平时的学习、发言如前，内心却开始焦虑不安。等了很久，直到七月十五日这天，教导员找我谈话，通知我调动的事，居然还认真地问我，愿不愿意回沪？我说我愿意。心想我怎么会不愿意？后来知道，这是按规定的问话，必须要有本人的表态。

于是我领了车费，向班小组通报，也与接近的同学们一一告别。我与高次竹很谈得来，小资产阶级情趣相投，临走前的黄昏，我俩买了花生米边走边谈，坐在宿舍一个角落，她居然因我离去而哭泣起来。

次日上午，我洗了头发，领到钱，买了几个茶叶蛋。天气很热，太阳晒得皮肤发痛，我向林敏教导员道别，同学们也都在等着送我，我流了泪，坐上三轮车时，教导员红着眼。我与高次竹同坐一辆车，丁绮箮、李彬另一辆，她们和我都有很深的感情，送我去火车站。

三轮车在广阔的大道上驰骋，回望紫金山石头城的政治部大院、中央博物院、田野绿树，渐渐离我远去。别了，我留恋你们，你们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满怀空虚到了这里，面对你们曾经多么陌生，一切将改变了，过去的不再复回。

我上了火车。当时李彬说：“那就永远不再见了？”我说：“我不相信，有一天我们会重逢，人不会永远固定在一个地方，也难以永远厮守一起，但你们都曾在我心中开过花……”两点钟，火车就要开动了，我紧紧握她们的手，而后不停地挥手，直到她们从我眼中消失。

我身着戎装，戴苏式大檐帽，在上海火车站下了车，然后雇了三轮车，车夫看看我的打扮，判断我新到上海，付车费时敲了我竹杠。晚上九时到家，我飞也似的上楼。我知道此后，我将迎接全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