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就是这条路（2/2）

高级导师向我说明圣凯瑟琳是很进步的学院，一九六二年刚成立，致力于招收公立学校的学生，是为数不多的男女混合学院之一。

“贝娜齐尔·布托 [4] 是这里的学生。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萨默维尔学院攻读过化学，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贝娜齐尔·布托是谁。

“你希望有女性首相吗？”

希望……在阿克灵顿，女性只能做妻子、教师、理发师、秘书或者在商店干活，此外不可能做别的事。“嗯……女性可以做图书管理员，我考虑过做这份工作，不过我想写自己的书。”

“哪种书呢？”

“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写作。”

“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这样。”

“阿克灵顿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不写作。”

对话暂停了片刻。英文系讲师问我，是否认为女性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从未想过这件事。

“事实上，她们多半排在字母顺序的前列——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艾略特……”

“我们当然会研究这些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在课程大纲里，虽然你会觉得她很有趣——但是和詹姆斯·乔伊斯相比……”

这合理地介绍了牛津学位课程的偏见与喜好。

我离开圣凯瑟琳学院，沿霍利韦尔街走到布莱克韦尔书店。我从没见过整整五层楼的书店。我觉得头晕目眩，仿佛一时间吸入过多氧气。这时我想到女性。在这所有的书里，女性花了多久才得以写出属于她们的那部分，为何女性诗人和女性小说家至今仍然这么少，被公认为重要作家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情绪激昂，满怀希望，也为先前听到的话而忧虑。作为女性，我会不会成为旁观者，而非贡献者？我能不能攻读那从来想都不敢想的目标？无论能否实现，我必须尝试。

后来，我获得成功，却被指责为傲慢，我想把那些误解的记者都拽来这个地方，让他们看看，一个女人、一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想当作家，想当好作家且相信自己够好，对她而言，这不是傲慢；这是政治。

无论那天我讲了什么，结果还是好的；我被录取了，延期一年。

这将我直接送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一九七九年大选面前。撒切尔气宇轩昂、有理有据，她知道一条面包的价格。她是女性——这使我觉得自己也可以成功。如果杂货商的女儿能当首相，那么像我这样的姑娘也能写一本书摆上英国文学a至z散文部的书架。

我投了她的票。

如今，说撒切尔改变了两个政党已是陈词滥调：她改变了她的政党以及在野党左翼工党。较少为人记起的是，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在英国永远粉碎了战后共识——这共识已维持三十多年。

回溯一九四五年，无论你是英国或西欧的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可能用过了时又不足信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在战后重建社会，那将带来非正规劳工，使物价不稳，病人、老人、失业者无补助。我们需要住房、大量的工作、福利国家制度、公用事业与交通运输的国有化。

人类意识转向集体责任是真正的进步；我们理解了我们不仅对国旗和国家、对孩子和家庭负有义务，也对彼此负有义务。社会。文明。文化。

这种意识上的进步既非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或慈善事业，亦非出自右翼政治；它来自战争的实际教训以及——相当重要的 ——社会主义的优越论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经济趋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援助，油价飙升，尼克松允许美元汇率自由浮动，难以控制的工会争议，对左派的一种存在性怀疑，这些促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右派击退了关于公平、平等社会的恼人争论。我们要追随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同伴，回到以前的市场机制与自由放任，将之装点成新的救恩。

欢迎ta——there is no alternative [5] 。

一九八八年，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将战后共识称为“战后错觉”。

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当金钱成为核心价值，教育就会迈向实用功利，精神生活也不算益事，除非产出可量度的成果。公共事业不再重要。随着廉价住房的消失，选择赚钱花钱之外的生活方式变得非常困难。当社群被摧毁，剩下的只有苦难与偏狭。

我不知道撒切尔主义会出售我们的国有化资产与产业来支撑它的经济奇迹。

我不了解社会私有化的后果。

我驾车在高架桥下，途经工厂低谷区。驶过以琳五旬节教堂时，我看见爸爸身着工装走出来。他正在刷油漆。我松开油门，差点要停车。我想道别，但我没有，因为我不能。他看见我了吗？我不知道。我望着后视镜。他要回家了。而我要走了。

出了镇子，穿行在奥斯沃尔特威斯尔，经过狗饼干工厂。有一些小孩在边门等待粉红色、绿色的骨头形状的碎饼干。其中只有一个孩子牵着狗。

我开着我的莫里斯小面包车——“顽童”的继任者，车上载了一辆自行车、一大箱书、一个装着衣物的小行李箱、一包沙丁鱼三明治，还有二十加仑罐装汽油，没人告诉过我高速公路上买得到汽油。面包车的发电机有问题，我不敢熄火，只能把车停在高速公路路肩，跑到车边加油，再开车上路。我不管了。

我要去牛津了。

[1] rreer（1939－），澳大利亚学者、作家、女性主义运动家。《女太监》（the feale eunuch ）是杰梅茵·格里尔第一部著作，也是其最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书中剖析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的压迫，女性囚禁于传统思想的牢笼之中，从而成为“被阉割的人”。

[2] 《无名的裘德》中，主人公裘德父母双亡，由穷亲戚抚养成人，当了石匠，他来到知识圣地基督寺（影射牛津），由于社会等级偏见，始终被拒于高等学府门外，他的长子吊死弱弟幼妹后上吊自尽，裘德绝望潦倒，年未届三十病卒。

[3] 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水手比利·巴德》中的主人公，他生性天真，不善言辞，每逢危急关头便容易出现口吃。

[4] benazir bhutto（1953－2007），巴基斯坦前总理，曾在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深造。

[5] 常缩写为ta，意指“别无选择”，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口号，用以表示市场经济是当时唯一可行的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