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危险关系：女性之间的友谊（1/2）

2009年，两名华盛顿女子应邀参加《绯闻女孩》（gossip girl）的观摩聚会。安·弗里德曼（ann friedan）那年27岁，她带着男友同来；艾米娜托·索乌（aatou w）那年24岁，穿了一件专门为这次聚会准备的衬衣，上面印有“chuck+bir”——剧中的两名性感主角。她们一见面就引起了彼此的注意。

安是一个能说会道又风趣的高个子女孩，艾米娜（艾米娜托的简称）说她只一眼就知道安就是她生命中想要寻找的那个人。那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她就希望安和她男友朝她这边走来，可是他们没有。“那天我非常伤心，”艾米娜说。但是她回到家里发现安已经在facebook上加她为好友，那个时候她就知道，她们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也许是天意的安排，就在第二天，这两名女子又同时被邀请去参加另外一个活动。此后她们就开始经常一起出去玩，并发现她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流行文化和时装。安是记者，艾米娜是一名数字策略师，为了相互之间增进了解，她们创建了一个流行文化博客，取名“staboner”，记录她们对文学、政治和时尚的痴迷。“我们很有共同语言，”艾米娜说。

“我们的关系立刻就近了，”在一次单独采访中，安也这么承认。

虽然她们之间不是性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见倾心也是非常浪漫的。安说，她从艾米娜身上找到了她“一直想要却又从男人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促进我变得更好，又不会常常显出对我的失望”。没多久她就向艾米娜请教情感、个人问题和工作问题，让她给予帮助和建议。“这些问题别人都说问男朋友，可我都是问艾米娜，”安说。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说男人是能够让我们人生圆满的人，因此我们要和男人之间形成那种能够影响我们人生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情感，殊不知女性之间也可以结成同样的关系，这是在女性人生中常常被忽视的事实之一。

女性之间的友情长久以来就是女性生活的基石。在更早的年代，女性常常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或社会原因，很早就走入婚姻。但是如果机缘未现，没有婚姻指导她们情感和心灵的成长，同性朋友就是为她们带来慰藉的亲密伙伴。

如今，虽然婚姻从理论上来说比过去更能让人得到心灵上的满足，但是随着现代人的晚婚趋势，女性发现她们并非一定要通过和男人携手，或者一定要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才能成长和塑造自己，才能构筑梦想和树立人生目标。相反，她们还可以和同样是女性的其他人——她们的女性朋友——并肩奋斗，实现自我。

艾米娜托·索乌出生于几内亚，父亲是一位穆斯林外交官，母亲是几内亚首批获得工科学位的女性之一。艾米娜托在尼日利亚、比利时和法国长大，后来在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不久，因为母亲突然去世，她回到比利时照顾父亲和兄弟姐妹，但是没多久就又回到美国工作。九个月后，她以躲避割礼为由提出的庇护申请获得批准，留在了美国。

安·弗里德曼在艾奥瓦州东部长大，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父母都是天主教徒。

“我在这样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环境里长大，”艾米娜说，“而安是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女孩，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完全不同，我们有许多互补的地方，也存在许多分歧。”

她们共同的地方在于，两者都主张个人的独立，并且身体力行。

艾米娜的父母是家族中第一对不是通过包办婚姻而是因为两情相悦结婚的。她的祖父有三个妻子，二十一个孩子，对于来自这样一个家庭的她来说，年近三十依然未婚独居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说，单身生活根本“不属于我来自的世界，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事”。她是家族中第一个自己挣钱、单独生活的人。

安和艾米娜成为朋友几个月之后，就和她一同参加《绯闻女孩》聚会的那个男朋友分道扬镳。成年之后终又单身，这样的状态给了她极大的满足。她说，这主要是因为在她正式恢复单身后的那几年里，她发现友谊至关重要。“有两年的时间都没有过爱情，也没发生过性关系，甚至没有男人接近过，”她说。安和艾米娜都相信她们所谓的“被选中的家人”。

“我不只是从女权主义角度或学术层面来说，”安解释说，“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选择在一个人身上投资，那么你对她投入越多，她也会对你投入越多，这是感情上的一种维系。”这个观点已在科学界逐渐获得认同。根据娜塔利·安吉尔（natalie angier）的报告，非血缘家庭关系长期被人类学家认为是“拟亲属关系”，但是研究人员“近来推翻了这种区分，他们认为自我组建的家庭和传统家庭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和存在意义”，他们称之为“自发性亲属”。[1]安吉尔在报告中称，自发性亲属关系和我们所称的普通友谊，区别在于前者“常常成为一个人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可对人生起到重要作用：如赋予归属感，缓解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

安称她的朋友——主要是艾米娜——是“我的感情支柱，我的全部”。艾米娜也说，“我总是告诉安，她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那个人，这不是给她压力，只是因为那是我真实的想法。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前生有缘”。

在安和艾米娜的生活开始发生交融的几年之后，安做出决定，她要离开华盛顿接受外地的一个工作机会。这次分离对她们的打击非常大。

艾米娜对她们分别前一起做的一切依然记忆犹新——打包行李，处理物品，告别聚会，等等。在安即将远行的那天上午——她先去奥斯丁后来又到洛杉矶——艾米娜回忆她哭得非常厉害，“早上七点我去买了咖啡回来，就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哭，”她说，“那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事。”

我非常了解她的感受。

我和萨拉（sara）

我和萨拉相识于1999年，那时我们都是公司的小职员。最初我们互相间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因为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有间接的交往。很多年以后我们在一个聚会上偶然相逢，那时候我们俩都刚刚和男朋友分手，在聊着各自伤心故事的过程中开始建立起联系。

我们真正成为朋友是在我们俩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渐渐在所在城市立稳脚跟的那段时间。那时我和萨拉干劲十足，胸怀大志，都有幸在工作上被委以重任。我们从彼此身上获得忙里偷闲的喜悦和认可，我们都热切渴求放松，喜欢分析，喜欢天南海北地谈天。我们参加聚会都要带上对方，成为彼此固定的女伴。我的同事知道她，她的同事也知道我，我们知道彼此同事的各种事情，互相了解家里的故事，最终也认识了彼此的家人。

我和萨拉的关系有时只是一起喝喝啤酒、抽抽烟，但也有一般是长期伴侣或同胞姐妹之间才有的那种随意和亲密。当然，我们也会聊自己痴迷的男生，讲讲未曾与外人道之的单相思故事，说说那些激情或愚蠢的一夜情，从月经不规律到避孕套落在体内，一些女生定期会遇到的生理问题。不过这些只是谈资中的一小部分。

事实上，我们说得更多的是身上发了疹子怎么办、怎么处理办公室的闹剧，我们很少谈论性高潮或男人的阴茎。我们帮助对方寻找住处、争取加薪，我们指导对方如何更好地安排日常开支，我们一起为大选疯狂，一起分享读书心得，一起看电影，一起灭虫，一起看颁奖节目。

在友谊关系中，即使是最亲密的两个朋友也不会要求对方心里只能有自己一个。就像安说的，“女性之间的友谊，就好在它不排外，不是电影《高地人》（highnder）里的那种情形，不会说‘只能有一个’”。

因此，我们二人甚至不能称为“最好的朋友”，确切地说，我们各自都有许多“最好的朋友”。我和萨拉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圈，我们一共六人，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度假。但是我们还有各自的朋友圈。我有来自老家的朋友、大学时的朋友、关系要好的同事，还有一个已经结婚的朋友，我还经常去她家玩儿。萨拉也有来自匹兹堡的老乡、大学同学和同事。虽然我们和彼此朋友的关系不是很近，但也都非常了解，我们好像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不知不觉地，我们在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古老而又现代的关系网。关于19世纪的女性关系，历史学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曾经写道，“朋友不是孤立的二元体，相反，她们通常是高度发达的综合关系网的一部分”[2]。

友情给了我成年生活中最想得到的东西——心灵相通的感觉、共同语言和快乐——还有安所说的她和艾米娜之间的那种感觉，那是我希望、但从来没能在跟男人的爱情和性关系中体验过的。我仅有的几次恋爱，几乎让我心力交瘁，而我和女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却给了我力量，而且使我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裨益：我所渴望的其他东西也更加容易实现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信，连快乐也更加触手可及。

女性的友情不是精神安慰，也不是爱情的替代品。相互产生好感的两个女性不会安于现状，相反，她们会去寻找在爱情纠葛中缺失的重要东西，从而进一步提高要求。

“我不确定每个人是否注定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艾米娜在谈到寻找未来的伴侣时说，“但事实上，你希望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东西，我同样能从我的友谊中得到，这不仅仅是指安。我必须要为自己建这个家，我对它全身心地投入，受委屈了我可以回家得到安慰，受伤了我可以回家疗伤。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男人也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于我而言，朋友不只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和萨拉相遇四年后，萨拉的男友在波士顿有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异地恋了一年后不得不做出选择。他执意要留在波士顿，尽管萨拉在那里没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看着萨拉在选择中纠结我非常心疼。她已经30岁了，喜欢纽约，而且在纽约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也不错，她还特别喜欢她住的那套公寓，她爱她的朋友。但是她也爱男友，也想尝试和他一起生活，看看能不能适应。

人近中年面临这样的折腾，让我不禁回想起早婚的明智。毕竟，我们年轻的时候弹性大，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别人进入我们的生活，但是单身的我们在承担责任、在领导和被领导的过程中独自成长，我们自己开立银行账户、自己贷款、自己签订租约。我们打下了成年生活的基础，和别人的生活建立了联系，在这个过程中生活渐渐定型，可变性越来越小。现在却要将这一切推倒，在别处重来，这比在22岁就找个人结婚，两人一起共同建设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气。

萨拉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打包行李、处理物品。在她搬去波士顿的那天，一群朋友过来为她关上运输车的大门，和她拥抱告别，目送她驱车离去。她走了，留我独自生活，想到这里我哭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萨拉是应该走的。我希望她幸福，而且我知道，我们都希望彼此不仅能拥有深厚的友谊、有意义的工作和美好的时光，还能从爱情和性伴侣那里得到温暖而实用的关系。我们俩也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渴望爱，渴望来自爱情的承诺，渴望家庭的美好。那个时候我就想，如要实现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独立的生活。

我并不想把我和萨拉的友情，以及我们多姿多彩的生活看成是找到真正伴侣之前的替代品或临时组合，但也不能否认，我们为彼此所做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生活中实践和维持我们的亲密关系——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爱人教会我们处世之道的这些年里，我们学会分享，学会吵架后互相妥协和沟通，学会克服嫉妒、打发无聊时光。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使对方变得更坚强、更有能力（且更有可能）和伴侣建立健康幸福的联合。友情使萨拉和男友的关系成为了可能，而我就像那火箭，将太空梭送入了轨道，然后不可避免地和它脱离，独自哀伤。我之所以能够对艾米娜所讲的安离开她投奔男友的故事产生共鸣，是因为萨拉的离去是我成年生活中最大的失落之一，远远比之前和男友分手更加令我伤心。

很久以前我写了《女性朋友是新式丈夫》（girlfriends are the new hbands）的故事，分析我当时的悲痛心情——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写这样一本书。我在书中说，女性不一定要在婚姻里成长，我们的成年生活并不孤单，我们可以成为彼此实际意义上的配偶。

我哭着向另一位朋友诉说，这位长我十岁、三十好几仍旧单身的生活导师一向悲观，但是没想到这次她却安慰我说：“放心吧，她会回来的。”我说，哦，我知道她会回来看我，但那不一样。可我这位朋友却更加肯定地说：“不，她会回来的，她的生活在这里。”

我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有把握地认为萨拉会回来。萨拉怎么可能回来呢？很早以前我就从劳拉·英格斯的故事、安妮·雪莉的故事，还有乔·马奇的故事中知道人生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我太清楚这一点了。命中的安排也许可以推延，但婚姻终究还是女人的最终目的地，它就像牵引光束一样，终会将我们全都吸引过去。

可以说，我和萨拉的故事结束了。

她是我的人

安走后，艾米娜的悲伤久久不散，她重新开始做心理治疗，因为“可以说话的人走了”。同时她感到自己在华盛顿的关系网络也散了，因此打算离开这个城市。“安是我生活的中心，”她说，“没有她，华盛顿对我来说也没有了意义。”

安在洛杉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对这个新的城市也渐渐产生了感情，要她回到东部几乎是不可能了。艾米娜想起了她们俩一起在西部的那次公路旅行，安有了加州的车牌，她对新家的喜欢溢于言表。艾米娜记得她对安说：“看到你爱上加州真是太好了，就像看到格林奇[1]的心在变大。”

一对情侣，若是一方在别处找到了很好的工作，通常两人会商量是否一起走；夫妻中若一人向往北方的生活，而另一人喜欢南方，那么他们通常会协商去哪里生活，或是否要生活在一起。

假若按照我们被教导的那样，在我们的成人生活中，我们不应将朋友列入最难解的逻辑等式，不可以、也不应该围绕友情来建设我们的生活，相反，我们生活的中心应该是家庭、婚姻、工作，可能还有老去的父母……

然而安和艾米娜的友情中，确实包含了对未来的打算。她们讨论过搬家，“这种分处两地的关系让我感到非常疲惫，不久我们当中会有一个搬到另一个那里去，”艾米娜说。安也认同这个想法，但是艾米娜很难在安的城市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搬去那里也不现实。2013年，艾米娜搬到纽约，那是安最不喜欢的城市，她们尽量六个星期见一次面，2014年，艾米娜在加州北部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一天到晚给她发短信，”安说，“如果她哪天没有收到我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因为我已经死了。”有一年安带领一个团队，她非常谨慎，从来不和同事说她的感情生活或性生活，但是她说，“他们都知道艾米娜是我的人”。

“让我同事知道安，这是非常重要的，”艾米娜说，“大家都只说自己的另一半，我想让他们知道安在我心中的位置。我甚至没想过说她是我好朋友，因为安对我来说远远不止是好朋友。她是我每天都要念叨的那个人，她是我的人。”

虽然艾米娜说“我的人”这个说法，和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y）并无联系，但那正是这部剧里使用的语言。剧中最主要的人物线索是外科医生梅雷迪斯和克里斯汀娜之间的友情，两人之间不是性关系，而是彼此深爱着的友谊。她们俩都是强悍的人，经常吵架、互相较劲，却同睡一张床、同喝一瓶酒，她们都不喜欢拥抱，不喜欢廉价的情感，对工作和爱情生活非常投入，彼此亲昵、独占性地互称“我的人”。《实习医生格蕾》是珊达·莱梅斯（shonda rhis）的作品，这位多产的作家执导过形形色色的女性电视剧，因此她的娱乐王国常常被人称为“珊达乡”（shondand）——一个幻想中的女性权力世界。莱梅斯是一名有三个孩子的未婚妈妈。

长久以来，女性之间这种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在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传统婚姻家庭关系之外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学者莎伦·法默（sharon farr）曾经写道，在中世纪的巴黎，“单身女子有时可以从其他无婚恋女性的友谊中得到生活、经济和情感上的帮助”。[3]她还指出，在巴黎的税务记录中，有证据表明，在13、14世纪的时候，就有女性在一起生活、工作、交税了。

未婚女性的亲密关系非常醒目，以致两个女子之间的坚固友谊（经常还有床伴关系）常常出现在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设置中，其中就有《仲夏夜之梦》的女主人公海伦娜，她称她和赫米娅有着人与人之间那种“古老的爱”，她们是“结在同一茎上的两颗可爱的果实，我们的身体虽然分开，我们的心却连在一起”。在19世纪的美国，西进运动造成东部地区大量男子流失，女性与男性缔结婚姻的概率降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由成年女性结成家庭伴侣关系的现象，俗称“波士顿婚姻”（boston es）。

随着寄宿学校和女子学院中年轻姑娘之间的交往日渐频繁，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得到了认同，甚至这种关系还专门有个表述，叫她们“有戏”（they were“sashed”）。正如贝琪·伊瑟列所写，父母是赞同女伴关系的，他们认为这是“固定的好朋友，而且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她们可以互相教会对方信任、忠诚、宽容和忍耐”。伊瑟列指出，她们彼此在实践中培养这些品质，对于今后的婚姻一定是有利的，“即使有些已婚者从未在丈夫身上找到这种感觉”。

学者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在她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女性世界的爱与仪式：19世纪的美国女性关系》（“the fe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retions beeen won 19th century arica”）中写道，女性关系的重要部分是由前几个世纪男女世界两极分化决定的，造成了她所谓的“男女之间的情感隔离”。[4]

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女校、寄宿公寓中，或者像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工厂宿舍里，女性常常同居一室，在身心成长的过程中互相指引，在恋爱和结婚生子的过程中形成亲密的关系，正如史密斯–罗森伯格所言，她们“在情感上互相亲近”。那些在单性别环境下长大、接受教育和处世训练的男女结成夫妻后，“双方都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与另一个人的共同生活，而这另一个人，从本质上说是来自完全不同的群体”[5]。史密斯–罗森伯格在文章中写道，“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主要特点是亲密、自由的情感表达，身体接触不受约束，而男女之间的关系则往往相反”。

在过去，结婚主要是出于财务和社会角度的考虑，人们想从婚姻中得到性和陪伴的快乐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那个时候常常是友谊给了女性关心和亲情，她们和朋友进行心灵沟通，讨论政治观点。这种关系在女性生活中至关重要，即使在一方或双方成家之后，她们之间的情谊也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婚后生活再幸福的女子，也会在同性关系中寻找丈夫无法给予的东西。正如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这位忠于婚姻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母亲，在说到她的女伴苏珊·安东尼时说，“我们的生活、目标和经历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一旦分开，我们就会倍感失落”。

而常在同性身上寻找现实生活和内心深处满足感的，不仅仅是女性。在早期以男性人口居多的南方殖民地，一些男人在烟草种植园里共同生活，人们称之为“伙伴”。[6]林肯就曾和他的朋友约书亚·斯皮德（joshua speed）多年合睡一床，他在1842年致信给斯皮德说，“我想做你朋友的愿望是永远不变的”[7]。而根据《大西洋月刊》（the atntic）的报道，加菲尔德总统（jaarfield）和他的大学好友哈利·罗兹（harry rhodes）也情深意笃，他曾经写信说“我愿我们能够清醒地相拥着度过一个不眠的长夜”。[8]

同性朋友之间的亲密语言、床头的肌肤相亲，在许多现代人看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同性恋行为。有些当然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的概念，是到了20世纪初才出现的，所以现在很难回头去评判，当时许多同性之间那些有身体接触的亲密关系。

当然，也有女性不仅承认而且公开表明自己对某个同性的钟情和生活上的依恋。改革家弗朗西丝·威拉德（frances wilrd）一生只和女子相爱并建立家庭，她在1889年发表的自传中写道，“女子与女子相爱的现象与日俱增……等到每个能干而谨慎的女人都有能力体面地养活自己的时候，每个村子都会出现‘两人暗结同心’的现象，而且这两个人均为女性”[9]。

另有一些人试图强调生理冲动和爱的冲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先验主义作家、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弗勒（is）保持着长久的书信友谊，晚年她和一名男子热恋、并且可能与他结婚，她在信中谈到和另一名女子的密切关系时写道，“我一度热恋安娜，当时我有非常强烈的感觉……这种爱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无数的珍宝，并且我仍然保留至今……它是一颗闪光的宝石，照亮了许多人性的黑暗”。但同时弗勒也认为，虽然“无论男女，同性之间确实可以产生爱情”，但是这种关系“纯粹是精神上的，不受任何低级本能的亵渎”。[10]

史密斯–罗森伯格认为，由于当代人对个体的性冲动有种先入为主的认识，因此长久以来，当我们考察女性友谊的时候，社会政治背景这些因素被或多或少地掩盖掉了。女性关系中性的因素也许对她们本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真正区别，对于我们研究她们在彼此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知道，在同性恋身份远比过去惹人注目的今天，女性之间还是会建立起感情浓烈、且常常不避讳身体接触的关系。这种感情如果不细究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同性恋，但事实上她们未必有性的关系。

我在初中的时候和朱迪非常要好，若是在一百年之前可能会有人说我是“拉拉”。然而我和朱迪从来都不喜欢像许多其他女孩那样有过多的身体交流——比如说拥抱或者相互编辫子——我们之间显然是少女之间纯粹的友情。

那时我和朱迪都没有男朋友或其他女性朋友，可以确定地说，我们没有不是因为在彼此身上倾注了太多，恰恰相反，我们是青春期的孩子，精力充沛，关爱自我，渴望心灵的相通。如果没有匹配的爱情来照亮我们，我们唯有用少年人自己的强光互相照射。我们在生日贺卡上、学校年鉴的留言上、笔记本上写下长段长段的亲密话语，在课间交换。我们开着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玩笑，我们讨论海湾战争，我们一起看《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t sally），我们会因为其他朋友的闯入而心生嫉妒，甚至兴趣的改变也会引起对方的不满，生怕两人从此不能像镜像那样完全重合。

我们用什么标准来正确判定“真正的”伴侣关系呢？两个人必须经常有性的接触、有生理欲望才能算是伴侣吗？他们必须经常互相给予性的满足、而且互相忠诚吗？如果按照这些标准来看，那么，许多异性婚姻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伴侣关系。

并非只有婚姻以及以心相许的恋爱关系，才能够支撑女性的生活，也并非只有它们才能造就女性的人生，为她们指引方向，给予她们生活的激情，至少不是对所有女性都如此。

如果要略加区别女性伴侣和异性伴侣，那就是在同性关系中，不会有一方单凭性别就自动享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或更多的财富。

“叫嚣的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