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酝酿风暴（1/1）

茶树从中国移植到印度的这段过程，

比旅人横越两国间高耸入云的山峰还更为艰难，更出人意料。

从哥伦布远航到工业革命的三百年间，三种跨大陆贸易盛行一时。其一是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买卖，其二是美洲所产的金、银大量出口到欧、亚洲，其三是向来被称为致瘾性食物（咖啡、茶叶、糖、巧克力、烟草、后来的鸦片）的愈来愈畅旺的贸易。三种贸易中只有最后一种在进入工业时代后仍持续不坠。

这些致瘾性温和的小奢侈品，大部分输往欧洲；大部分的售价渐渐便宜到大众消费得起，因为（不管它们原产于哪里），欧洲人开始在美洲大面积栽种，且当地土地便宜，又有成本低廉的奴工。

只有茶叶生产从未转移到美洲。茶叶继续作为亚洲农民的作物，免于欧洲人的直接掌控长达四百年。但茶也成为英格兰的国民饮料，而英格兰身为工业界、殖民界的超级强权，不遗余力欲掌控其他不可或缺之原料的生产，唯独未能掌控茶叶生产。什么因素使茶变得如此重要，使它的际遇如此不同于其他“致瘾性食物”？

至少在公元6世纪时中国人就已知道茶，不久后且传播到日本、朝鲜。最早将这种新饮料带到中国以外者是日本僧侣。他们来中国佛寺求道，随之将这种提神剂带回日本。求道与提神两者之间未必没有关联。佛僧为通过取得圣职的考核，得埋头钻研佛典，而传说中他们发现茶叶有助于他们辛苦钻研时保持清醒，自此佛僧成为茶叶最主要的消费者。过去，这种饮料不便宜，且从未成为普受喜爱的饮品，即使在中国亦然；北方的穷苦人家通常喝白开水。但随着爱喝茶的人变多，华南许多丘陵上（唯一适合种植的地方）迅即遍布茶园，从而协助促成了中古中国的商业革命。在许多地方，人们还开始把这饮料和华夏文明、殷勤招待、士大夫间的讨论联系在一块儿。这饮料变成象征身份地位的奢侈精品，从而使它成为外销到东亚其他地方、东南亚、中亚的珍贵商品。华北穷人曾常按照华南人喝茶时那套礼仪喝白开水，有时甚至称白开水为茶，从而明褒暗贬地讽刺了世人将茶与上层社交活动联系在一块儿的象征性意涵。

事实上，茶在国外如此受欢迎，不久后，它就成为中国政府所喜爱运用的战略性商品。中亚的游牧、半游牧民族（蒙古人、厄鲁特蒙古人、突厥人等）渴求茶叶，不久，茶叶就成为中国卖给他们的主要商品，以换取他们所饲养的战马（世上最精良的战马）。因此，中国政府有时试图将茶的生产、运输纳为国家专营，以确保取得足够这项贸易所需的茶叶，且将价格控制在他们所负担得起的范围内。12世纪时，财政拮据的政府将茶叶收购价格定得太低，以致毁掉一些产茶中心，此后的政府转而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即规范茶贸易而不亲自经营茶贸易。

饮茶习惯从中亚又传到俄罗斯、印度、中东这三个新市场。这些地方或因伊斯兰教义而禁止喝酒，或因地理环境种不出葡萄，酿不出葡萄酒（俄罗斯），而加糖茶（东亚所没有的饮用方法）正好提供了葡萄酒的代替品，因此大受欢迎。

但部分因为茶所具有的战略价值，栽种区的扩散远慢于饮用习惯的传播。过去，将茶树带离中国属犯法行为，直到19世纪中叶，全世界茶叶大部分仍产自中国（日本约略能自给自足，但非出口国）。亚洲大部分地区满足于倚赖中国提供所需的大部分茶，但17世纪开始引进这饮料的欧洲人，久而久之较不愿接受这种垄断安排。

葡萄牙人于16世纪闯入东南亚时，发现了供出售的茶叶，但大部分是劣质茶种，因为劣质茶种比良质茶种更经得起离开中国后的长期运送。茶于17世纪见诸英格兰、法国、荷兰的文字记载，但当时欧洲对茶需求不大。事实上，当时西欧人的观念似乎主要将茶叶当药，而非当日常饮料。1693年，就连英格兰的人均茶叶进口量，大概都不到三克。

18世纪，情形全盘改观。1793年，英格兰的人均茶叶进口量已超过四百五十克；该国的茶叶总进口量可能增长了四百倍。口味上为何有这么突然的改变，原因不明，但用来加甜的糖突然可以便宜买到，无疑是原因之一。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期间，拜美洲大陆奴隶种植园之赐，糖首度成为欧洲一般大众买得起的商品。社会生活的改变，无疑也是原因。愈来愈多工匠出门到作坊（或某些情况下到早期工厂里）工作；工作时间变得较死板，中午时回家吃顿慢悠悠的午餐变得较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在工作时利用短暂休息时间，补充点咖啡因和糖，就成为一成不变的工作日子里重要的一部分。即使工业时代初期这些变动不完全是促成喝茶习惯兴起的原因，茶无疑有助于降低这些变动的冲击。茶终究取代杜松子酒和啤酒，成为英格兰的国民饮料。早期工厂相当危险，工人若昏昏沉沉，笨手笨脚，难免发生伤害。若没有茶、糖取代酒作为英格兰的主要廉价饮料（和热量的补充来源），情形可能远更糟糕。

倚赖茶当然有其代价，而英国不想持续付出这代价。随着茶叶进口量遽增，英格兰开始寻找可同样大量卖到中国的商品，因为进口茶叶全以白银支付，英格兰白银流失严重。经过几度寻找，英格兰人终于找到理想的商品，亦即种于他们印度殖民地的鸦片。这一决定最终导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英贸易的局势，造成许多中国人吸鸦片成瘾的问题。

在这一“解决办法”付诸实施之后，欧洲人才开始着手在他们的殖民地里种植这种植物（欧洲本身种不成茶树）。茶树最终在1827年出现于荷属爪哇，1877年出现于英属锡兰。但在那之后，从这些岛屿所生产的茶，仍不敷欧洲人的需求。

要一举解决欧洲需求，仍需要更大面积的种植区。印度东北部人烟非常稀少的阿萨姆地区，非常适合种茶。1839年，鸦片战争开打之际，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但直到1880年代，才真正开始生产。1854年颁行了《阿萨姆茶叶开垦法案》（assa tea clearance act），凡是承诺到此种植茶树供外销的欧洲种植园主，均授予本地区多达一千两百公顷的土地。但原住民有别的想法：清除森林开辟茶园（或其他任何种私人房地产），将意味着他们半游牧生活方式的消失。

英国当局费了好一番力气（从直接动武，到课征税赋迫使原住民负债，到立法禁止他们“侵入”在一夕之间批予外国人的林地、在这些林地“盗猎”），才将他们迁离家园。然后又花了更大力气建立运输网（包括靠大幅补助兴建的铁路），以将大量茶叶运出这偏远而多山的地区。

久久之后，这办法收到成效。1870年左右到1900年间，阿萨姆的茶叶输出量增加了十九倍，喜马拉雅山麓丘陵其他地区也开始种植茶树（其中闻名遐迩的产地大吉岭，就位于看得见珠穆朗玛峰的地方）。最后，西方终于得以自行生产足敷需求的大量茶叶，消费国自此牢牢掌控茶叶生产，不受制于原产茶国，一如他们之掌控了咖啡、糖、其他提神食品的供应。但茶树从中国移植到印度的这段过程，其实比旅人横越两国间高耸入云的山峰还更为艰难，更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