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2）

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些不同意涵和价值的冲突，

如何重塑了商品所来自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

以及它所进入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

本章所收录的几篇文章，着重探讨某些动物性或植物性产品（可可、棉花、茶叶、橡胶诸如此类）的贸易。这些产品虽属于自然产物，不表示它们的用处就为人所清楚察觉乃至永远不变。它们的用处，往往是在它们的其他长处吸引人们注意之后，才为人所察觉；在其他时候，它们的用处，不只与它们本身的任何特性有关，同样程度上还与人们对于和它们密切相关的人或地所抱持的刻板印象有关。但随着它们成为全球性商品，它们不可避免地具有与它们在地方生态系统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的价值和意涵（即使我们可以说出这类角色的“意涵”），而且不同于它们原来在当地社会体制、文化体制下所具有的价值、意涵。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些不同意涵和价值的冲突，如何重塑了该商品所来自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以及它所进入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

例如，印加人知道马铃薯（本章第11节）已有数百年，欧洲人仍不知有此物。它最早引起欧洲人注意之处，在于它能在海拔数千英尺的高处生长，但这原不算是特别重要的长处，直到西班牙人大肆开采高海拔的波托西银矿，需要粮食喂饱该处数万名矿工的肚子，这一长处才显得特别突出。即使在那之后，欧洲境内首次利用马铃薯时，也并未将它当作食物，而是当作据认可撩起性欲的异国香料；一般欧洲人将它和安第斯矿工联想在一块，斥之为“奴隶食物”而不屑食用。马铃薯得以成为爱尔兰主要作物，大抵是因为它易于栽种、贮存，且敌人入侵，烧掉地面上的作物和谷仓时，马铃薯便于带着逃难。在东南亚，马铃薯让决意避开官方侵扰的人，得以迁居到无法种植水稻的丘陵地而不致饿死。今人所认为的马铃薯的主要“天赋”长处——同样的栽种面积，它的种植成本远比玉米或小麦低，提供的营养远更为多——要再经过颇长时间，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期间人口较拥挤的欧洲，才受到重视。

1849年加州的淘金热（见本章第4节），未将任何新植物引进世界市场，但随着各地人民涌向加州，淘金热将一个原本受冷落的边陲地区，化为世界商业潮流和移民潮的中心。内华达山脉所发现的金矿，以及稍后在澳大利亚、阿拉斯加的克朗代克（klondike）、南非所发现的金矿，大大增加了全球货币的供应量，促成国际贸易前所未有的增长。但就在加州的矿藏造福世界时，以明确而按部就班的计划着手开发加州的萨特（john sutter），却被迫离开这个他曾一手掌管的地区（见本章第3节）。但在其他地方，微不足道的东西，例如鸟粪，变得值钱。在智利沿海的某些岛屿上，拜非常干燥的天气之赐，堆积如山的鸟粪保存了下来（见本章第6节），但千百年来乏人问津。这些富含硝酸盐的粪堆，因为英格兰、美国同时出现的两股潮流，突然变成值钱之物。首先，极尽所能增大产量以获取最大利润的农民，把地力用到了极限；其次，同样是这些农民，雇了工人替他们的大农场干活，不想增加工人的工资，却又不愿像欧陆小农那样，用非常耗费劳力的方法恢复地力（大部分是通过非常频繁的犁田、施泥灰肥料、细心栽培适合本地微环境的种子）。因此，因为数千英里外的事态变化，原本看似完全不值一顾的东西突然变得值钱（所谓变化，不只指人口增加使恢复地力有其必要，还指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借由购买来自远处的必需品来恢复地力，比借由传统方法，更有利）。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石油贸易的勃兴将在日后使阿拉伯半岛上的沙漠，突然间变得比邻近的肥沃新月地带更为重要，使千百年来一直远更富裕、更有权势的肥沃新月地带一夕之间落居下风。促成这变化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人追求史无前例的便捷交通，以及军队需要更大的船舰、坦克等武器。

欧洲的饥渴也改变了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社会面貌（见本章第8节）。在这些平原上四处流浪、猎捕野生牛只的高卓牛仔（gaucho wboys），在有刺铁丝围篱和铁路入主这内陆地区后，也遭驯化。随着牧牛数目增加，高卓人数目和其所享有的自由随之变少。

在其他例子里，新商品被引入世界经济。新商品有时倚赖其实与该商品的原始用途和“天赋”特性皆相反的结合和混合作用而制成。胭脂虫红（见本章第5节）这种猩红色染料，曾装点了欧洲一部分最美、最昂贵的布和挂毯。那些得意展示它们的贵族，若知道这种染料是以玛雅农民肮脏、汗污的手所捕捉的数千只昆虫压碎制成，肯定要意外又震惊。

但商品用途的可塑性，不表示买者可以为所欲为。作物的天然特性和栽种作物的社会，赋予了限制。消费社会竭力欲突破这些限制，有时通过商业攻势或动武，有时通过移植作物，19世纪末期起通过合成替代品，但有成有败。

凡是大抵因社会政治因素的阻碍，而无法以低廉成本稳定获致某作物的供应时，通过移植来打破该障碍，都相当成功。因此，欧洲人有三百年时间未能打破阿拉伯人、印度人对咖啡供应的垄断；但一旦咖啡树在几个欧洲人殖民地茂盛生长，这市场的主控权就转移到加工处理业者和消费国手上。美国内战悄然逼近时，英国试图寻找替代品，以取代原由美国供应的棉花，结果就没那么成功；而且在美国恢复生产，美国产品充斥市场时，英国的上述举动，往往让其所扶植的生产者吞下苦果。但若考虑到这潜在后果的规模（1860年美国棉花占了全球输出量的三分之二），曼彻斯特倒是相当厉害地挨过了这场风暴（见73节）。

糖是由哥伦布首度带到美洲，栽种于加勒比海地区。欧洲人的嗜甜导致无数人沦为奴隶，使一座热带天堂变成集中营。海地奴隶暴动，推翻惨无人道的奴隶体制后，蔗糖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夏威夷（见本章第7节）开始为美国市场而生产。这使某些人发达致富，却葬送了夏威夷王国的独立，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与美国裔财阀统治阶级合谋，将夏威夷并入美国。但糖并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中国政府鼓励生产稻米更甚于生产蔗糖（尽管17、18世纪时华东的嗜糖程度和欧洲不相上下），且把确保边陲地区的稳定放在第一顺位。因此，尽管福建、广东、台湾在1650—1800年间名列全球最大的蔗糖产地，中国政府却未准许其中任何一地发展成以甘蔗为主的单作区。

橡胶（见本章第2和13节）在19世纪变值钱。全球橡胶需求激增时（拜脚踏车的大为风行和充气轮胎问世之赐），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巴西，未趁机向世界强索高价；反倒竭尽所能扩大产量，且往往役使奴隶采集橡胶。但亚马孙森林橡胶的采集，一样不符“理性的”资本主义标准。橡胶树棵与棵之间相隔遥远，中间穿插着别种丛林植被，采集工得“浪费”许多时间从此树走到彼树，且工人难以管理，而在巴西，工人又短缺。因此，英格兰人威克姆（henry wickha）从巴西偷偷将一些橡胶树籽带到伦敦时，其意图再明显不过。英国人将橡胶树种在英属马来亚和其他热带殖民地里新开垦出的种植园，棵棵排列整齐划一，树与树的间距在不妨碍生长的情况下达到最小。然后，更多印度、中国工人被引进，安置在营房里，从而替严密管理的“外来物种”种植林，搭配上严密管理的外来移民劳工。这种橡胶栽种方式极有效率，巴西橡胶业因此落居下风。但在这里，人员管理一样未能尽如殖民者之意，例如这些纯男性的工人最后争取到带女人同来成家的权利，且得到较高的工资以支应成家后较大的开销（他们之所以能争取到这样的待遇，有部分是因为他们非常不服管教，以致橡胶园主决定稳定的家庭生活或许能稳住他们的心，因而虽会增加经营成本，但两相权衡，或许利大于弊）。

橡胶业的消长，这时才刚开始。20世纪，轿车、卡车、坦克、飞机，都得仰赖规格不断变动的橡胶轮胎才能运行（从而从骑车兜风者到军事将领的各种人都得仰赖橡胶轮胎才能得遂所愿）。但世上前几大消费国（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大部分欠缺合适的殖民地种植橡胶树，以提供足敷所需而又可靠的橡胶来源。于是，实验室、种植园、商人、官员争夺橡胶资源，创造巨大财富，铸下悲惨大错（例如日本人企图占领东南亚）、环境灾难（例如亨利·福特在巴西广辟橡胶林却失败收场），促成怪异的结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际，德国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farben]和美国的杜邦、标准石油[standard oil]、通用汽车公司竟共享合成橡胶和飞机燃料的关键性专利），以及促成橡胶种植业者消长交替的情形。事实上，为了取得橡胶资源，他们几乎无所不为，唯独相关地方的长期稳定不在争夺者的考虑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