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剧、对比、意外（1/2）

一点三十分，在大都会酒店的总经理办公室里，罗斯托夫伯爵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桌子另一边坐着的是一个脑袋窄小、举止高傲的人。

伯爵在广场餐厅接到“主教”的传唤时，还以为出了什么急事。因为来人耐着性子等他喝完那一小杯咖啡之后，便立刻把他带到了行政办公室。伯爵进了办公室的门，“主教”却连头都没抬，仍自顾自地在桌上签着文件。他把手里的钢笔晃了晃，朝摆在桌子前的空椅指了指，表示他待会儿才有空。

“谢谢。”伯爵也敷衍地点头，接受了这一敷衍的提议。

伯爵不喜欢坐着干等，于是趁着没事的这几分钟将办公室打量了一番。与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使用此屋时相比，这里颇有些变化。尽管前任经理的办公桌还在，但桌面上已不像从前那样空无一物，不仅堆着六沓文件，还摆了一只订书机、一个笔架和两部电话（这么配置估计是为了让“主教”可以一边往政治局打电话，一边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晾在电话上等）。紫红色的躺椅不在了，据说那位老迈的波兰人最后就倒在了那张椅子上；现在那里立着三个灰色的有着不锈钢锁的文件柜。原先挂在墙上用来装饰红木镶板的狩猎场景画也被换掉了，取而代之的当然是领袖们的画像。

“主教”心满意足地在十二份文件上签完名之后，又把今天的第七沓文件放在办公桌的边上。他把手里的钢笔放回笔架，然后直视着伯爵的眼睛。这在今天还是头一次。

“据我所知，你是个习惯早起的人，亚历山大·伊里奇。”片刻沉默之后，他开口说道。

“意志坚定的人通常都这样。”

“主教”的嘴角轻轻地耸了耸。

“那当然。意志坚定的人。”

他把手伸到桌子边上，将那沓最新的文件摆整齐了些。

“你七点左右就在你的房间里用早餐？”

“对。”

“然后八点，你习惯到大堂去看会儿报纸。”

该死的家伙，伯爵在心里说道。他这么着急地打断自己美妙的午餐，把自己叫来，就为了问这些吗？显然，他肯定又有了什么鬼点子。可他为什么总要带着偏见呢？就不能有话直说吗？还是他不喜欢那种风格？难道他们要一直坐在这里，将伯爵一天内的安排过一遍？距离“三巨头”的每日例会只剩下不到一小时了。

“是，”伯爵有点不耐烦地承认道，“早报我一般都是早上看。”

“但你是在大堂看的。你会下到大堂来。”

“没错，我都是沿着楼梯下到大堂来，大堂里很舒服。”

“主教”仰靠在椅背上，他脸上的笑容稍纵即逝。

“那你也许已经知道早上八点差一刻时发生在四楼走廊里的事了。”

准确地说，伯爵是七点之后不久起床的。他先做了十五个深蹲外加十五次拉伸，接着享用完他的咖啡、饼干和水果（今天是橘子），然后洗澡、剃须、换衣服。他在索菲亚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后，便离开了卧室，准备到大堂去，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报纸。下了一截楼梯，便出了塔楼，然后穿过走廊来到主楼梯。这都是他惯常的路线。可今天，刚下到五楼楼梯口，他便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骚动。

他当时的第一印象是有十五个声音在用二十种语言高声叫喊。随之而来的还有重重的摔门声、盘子被砸碎的声音，以及一种持续而粗厉的鸟叫般的声音。等他大约在七点四十五分下到四楼时，那里已乱得不可开交了。

那层楼几乎每扇房门都已经敞开，所有客人都站到了走廊里。那些人当中，有两名法国记者，一位瑞士外交官，三名从乌兹别克来的毛皮商人，一位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还有一位被遣送回国的男高音歌手和他的四位家人。他们都穿着睡衣，大多数人都在手舞足蹈地表达着自己的强烈不满。而与此同时，三只成年的鹅正一边嘎嘎地叫，一边扇着翅膀在这些人的腿中间到处乱窜。

有几个女人被吓得仿佛是鸟身女怪降临在了她们头上。那位男高音的妻子胆小地缩到她丈夫硕大的身躯后面，而克里斯蒂娜，酒店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则吓得背靠着墙，手里紧紧地攥着空托盘挡在胸前，而她脚下，摔碎的餐具和洒了一地的荞麦粥混成一团。

男高音的三个儿子倒是表现出了些胆量。他们开始朝三个不同的方向出击，一人追赶着一只鹅。可这时，那位梵蒂冈来的大使却让男高音管管他的那些孩子，让他们注意自己的举止。只会说几句意大利语的男高音却对这位高级教士说：“你少在我跟前指手画脚，我不吃那套。”旁边还站着一位瑞士外交官，尽管他的俄语和意大利语都说得非常流利，但他只是一言不发地在一旁听着，再次彰显了他们国家一贯秉持的中立立场。高级教士往前一步，正想傲慢地再发表一番高论，这时，其中一只鹅，由于被男高音的大儿子逼到了墙角，情急之下从教士的双腿间飞快地窜进了他的房间。而紧接着，他屋里逃出来了一位年轻女人。她看上去绝对不可能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只见她身上只裹着一条蓝色的和服式晨衣，逃到了走廊上。

此刻，骚动已把五楼所有客人都惊醒了，有几位甚至沿着楼梯走了下来，想一探究竟。站在最前面的正是那位从不废话、被报纸称为“大得克萨斯州”的美国将军。将军一下来，迅速地对战场局势做了一番评估，然后伸手便抓住了一只鹅的脖颈。他抓获这只大鸟的速度之快让围观的众人立刻信心倍增，甚至有人朝他欢呼起来。不过，当他把另一只手也伸过来，紧紧地箍在鹅的脖子上打算把它拧断时，这个动作立刻惹得那位裹着蓝色晨衣的年轻女人尖叫连连，男高音的女儿则淌下了眼泪，瑞士外交官则开始声色俱厉地斥责他。鉴于这一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在实施之际遭到了阻挠，将军被这帮平民的软弱给激怒了，他大步流星地跨进教士的房间，把鹅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又过了片刻，一心想恢复秩序的将军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迅速地逮住了第二只鹅，动作极其娴熟。他举起手中的鹅，向在场众人表示他打算平和处理它。可就在这时，扎在他腰间的衣带突然松了，他的睡袍敞开来，露出了里面那条橄榄绿的旧三角内裤。男高音的妻子一见此状，吓得几乎晕过去。

站在楼梯口的伯爵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他感觉身边似乎有人，转身发现原来是将军手下的副官。这家伙颇爱交际，早已成为夏里亚宾的常客了。副官朝楼道里扫了一眼，心满意得地长叹一声，然后说道（并未朝某个特定的对象）：

“我太喜欢这家酒店了。”

所以，伯爵知不知道今天早上八点差一刻时发生在四楼走廊里的事呢？你为何不问挪亚知不知道大洪水，或者亚当知不知道苹果是什么呢？伯爵当然知道。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了。可就他知道的那些情况，到底是什么这么要紧，连一杯咖啡都不让他喝完，就把他叫到“主教”的办公室来呢？

“我知道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伯爵肯定地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从楼梯口经过。”

“所以你亲眼看见了这场混乱？”

“是的。我是看着这件滑稽的事发生的。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把我叫到这儿来。”

“这么说，你还蒙在鼓里呢。”

“事实上，我确实很困惑。我都被弄糊涂了。”

“当然。”

“主教”沉默了片刻后，又在脸上挤出了最标准的基督徒式微笑。他站起身，走到屋子对面的墙边，就像与人交谈时若无其事地在办公室里走动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他小心翼翼地把马克思先生的画像扶正。那幅画像挂在墙上的钩子上，不知怎的歪了，这对屋子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性是个极大的破坏。

“主教”回过身来，继续说道：

“我想知道为什么在描述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时你会弃‘骚乱’一词不用，而用‘滑稽’来形容。滑稽似乎意味着它带着点孩子气……”

伯爵闻言，想了想。

“你怀疑是男高音的那几个小男孩干的？”

“不大可能。因为那几只鹅原本关在博亚尔斯基餐厅储藏室的笼子里。”

“你的意思是埃米尔跟这件事有关？”

“主教”没理会伯爵的提问，他回到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大都会酒店，”他完全没必要告诉伯爵这些，“常常要接待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最知名的艺术家。当他们踏进酒店的大门，就有权希望自己能享受到无与伦比的舒适和服务，以及一个不那么乱糟糟的清晨。不说你也知道，”他一边伸手去拿笔一边打住了话头，“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的。”

“很好，”伯爵边说边从椅子里站起来，“如果真要查个水落石出，我敢肯定没人比你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了。”

伯爵一边从行政办公室出来一边孩子气地嘀咕道：乱糟糟的清晨……

“主教”以为他是个傻瓜吗？难道他以为伯爵没看出他这是冲谁来的？他在暗示什么？小索菲亚怎么可能会跟这件事扯上关系？

伯爵一眼就看穿了“主教”心里打的算盘，作为回击，他原本可以含沙射影地讽刺他几句，还能把那几句话说得像诗一样抑扬顿挫。可将索菲亚跟这件事扯到一起实在是太没根据，太荒谬，也太让人忍无可忍了，根本不值得回应。

诚然，伯爵不否认索菲亚有她顽皮的一面，这一点她和别的十三岁的孩子一样。可她不游手好闲，不惹人讨厌，不是懒惰和无所事事的人。事实上，伯爵从经理办公室回来的路上，发现她正坐在大堂里，读着一本不知名的大部头教科书。其实大都会酒店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一幕都再熟悉不过了。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坐在那张椅子里，背诵大写字母，练习动词变位，或者解x和y的方程。跟玛丽娜学缝纫或者和埃米尔一起做调味汁的时候，她也是同样投入和专注。假如你让所有认识索菲亚的人来描述她，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她是个好学、羞涩、守规矩的孩子。用一个词概括的话，就是端庄。

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上走，一边在脑子里像法学专家一样列举着相关证据：八年来，索菲亚没发过一次脾气；她每天都刷牙，从不逃学，也不使小性子；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是穿衣、做事还是吃豌豆，她都从无怨言。即使是那个她一直很喜欢玩的自创小游戏，也是以远远超出她年龄的镇定作为基础的。

那个游戏是这么玩的：

如果他们俩在酒店的某个地方坐着，比如说，周日上午，他们在书房里看书。中午十二点的钟声一响，伯爵会立刻放下手里的书，离开房间，去理发师那里赴他每周一次的约。他会先在塔楼里下一截楼梯，然后穿过走廊来到主楼梯，然后，他会继续沿着主楼梯再往下走五层楼，直到到达底层。一路上他会经过花店和报摊……可等走进理发店一看，索菲亚已经坐在靠墙的凳子上静静地读书呢。

伯爵自然会惊讶得连呼上帝，而且，不管他当时手里攥着的是什么，它都会在他的惊讶中掉落在地（今年已经掉过三本书，外加一杯葡萄酒了）。

即使我们抛开一个事实不谈，即这个游戏对一个年近六旬的男人来讲极具挑战性，这位年轻姑娘的特长仍然足够令人惊叹。她仿佛能在一眨眼的工夫内将自己从酒店的这一头传送到另一头。这些年来，她对酒店中所有的秘道、后通道和连接门一定都已经了如指掌，同时，她还培养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时间感。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她被人发现时所表现出的那份超凡脱俗的镇静。不管她刚才跑了多远的路，有多快，她都不会流露出任何自己剧烈活动过的迹象。心不跳，气不喘，眉头上一滴汗都不会有。而且，她也从来不会咯咯地笑，或者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相反，她的神情总是认真又害羞，举止也很得体。她会友好地冲伯爵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便故作端庄地低头重新看书，还伸手翻上一页。

这么镇定的一个孩子会想出把鹅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阴谋吗？这简直太荒谬了。你干脆说古巴比伦的通天塔是她弄倒的，或者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被她敲掉的。

没错，当主厨获知瑞士外交官点了份烤鹅并质疑鹅肉不新鲜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吃晚饭。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她对她的埃米尔叔叔的忠心。可即便如此，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早晨七点把三只壮实的家禽弄到这家国际大酒店的四楼去呢？伯爵一边打开房门，一边得出了最后的结论：这个想法既不合逻辑，也不合自然规律，更违背常识。

“我的天哪 (2) 。”

片刻前还坐在大堂里的索菲亚此时正稳稳当当地坐在大公那张办公桌前，津津有味地读着她那本大部头书。

“哦，你好，爸爸。”她头也不抬地说道。

“噢，别人进屋的时候，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抬头看一眼来人，这种礼貌已不再需要了是吗？”

索菲亚的身子在椅子里转了一下。

“对不起，爸爸。我看书看得正兴起呢。”

“嗯。什么书？”

“讲同类相食的。”

“就是讲吃人肉的！”

“米歇尔·德·蒙田写的。”

“啊，好啊。如果是这样，我敢说，这时间花得值。”伯爵坦承道。

他一边朝书房走，心里一边琢磨。米歇尔·蒙田？忽然，他朝那张写字台的底座瞥了一眼。

“那是《安娜·卡列尼娜》吗？”

索菲亚顺着他的目光望了过去。

“对，我想是的。”

“它在那儿干吗呢？”

“只有它和蒙田那本书一样厚。”

“一样厚？”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能说，换了是安娜·卡列尼娜，她绝不会因为你和蒙田一样厚，就把你拿去垫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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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想法太荒谬了，”伯爵说，“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怎么可能带着三只如此壮实的鹅爬上两层楼梯而不被任何人察觉呢？再说了，我问你，她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当然不会。”埃米尔说。

“不，绝对不会。”安德烈也同意。

三个人都愤怒地摇了摇头。

在一起共事多年有一个好处，即每天可以省却许多无聊的客套话，留出充裕的时间来讨论更值得关心的事，比如说风湿病、公共交通不力，以及某位被莫名其妙提拔上来的人小题大做的行径。二十年了，“三巨头”的全部成员对坐在文件堆后面的那位小肚鸡肠的男人早已有所领教，同时，也对那位从日内瓦来的所谓“美食家”甚至连鹅和松鸡都分不出来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太让人气愤了。”伯爵说。

“真是的。”

“还是在例会前半小时把我叫过去的。我们这儿要讨论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

“可不是嘛，”安德烈表示同意，“亚历山大，这倒是提醒我了。”

“什么？”

“在今晚营业之前，你能不能让人把送饭菜的小升降机打扫一下？”

“当然。里面很脏吗？”

“恐怕是的。不知怎么回事，里面掉了一地的羽毛……”

说完这句话，安德烈伸出他那根颇有传奇色彩的手指在嘴唇上刮了一下，而埃米尔则假装在喝茶。伯爵呢？他大张着嘴，却不知做何回答——如何说出一番直戳要害，而且许多年后仍会被人们拿来反复说的俏皮话。

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年轻的伊利亚拿着木勺走了进来。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埃米尔失去了一名又一名经验丰富的员工，连爱吹口哨的斯坦尼斯拉夫也未能幸免。因为年富力强的成年男人都参了军，他的厨房不得不用上许多青少年。伊利亚是一九四三年被雇用的，他在一九四五年按资历被提拔成了副主厨，当时他才十九岁。埃米尔给了他一把木勺，而非切肉刀，这多少能体现他对伊利亚业务能力的信任。

“怎么啦？”埃米尔颇不耐烦地抬眼问道。

伊利亚没回答，他有些犹豫。

埃米尔瞅了瞅“三巨头”的其余两位，不屑地翻了个白眼，仿佛在说：你们瞧瞧，我每天都在跟什么人共事？然后，他又向他的徒弟转过身去。

“谁都看得出，我们几个有事正忙呢。看来，你是觉得你的事更重要，所以必须打断我们。那好，有事就说，趁我们还没等断气，赶紧说。”

年轻人张了张嘴，却没有出声，他只是用勺子冲厨房指了指。“三巨头”的所有成员顺着他手里的那把餐具所指的方向，朝办公室窗外看去。只见后楼梯的门边站着一位神情落魄、穿着一件破破烂烂冬袄的人。一见此状，埃米尔的脸立刻涨得绯红。

“谁让他进来的？”

“是我，先生。”

埃米尔猛地站起身，差点连椅子都撞翻了。他从伊利亚手中一把夺过木勺，就像司令官把肩章从失职的军官身上撕下来一样。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成了傻瓜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了，是吗？嗯？才一转背的工夫，你就被提拔为笨蛋委员会的总书记啦？”

年轻人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不，先生。我没被提拔。”

埃米尔拿起木勺猛地往桌上一砸，差点将它摔成两半。

“你当然没有！我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要让乞丐进到厨房来？难道你还不明白，你今天给他一片面包，明天就会有五个他的朋友找上门来，后天兴许会有五十个？”

“是，先生，可……可是……”

“可什么，可是什么？”

“他没有要吃的。”

“哦？”

年轻人朝伯爵指了指。

“他要找亚历山大·伊里奇。”

安德烈和埃米尔一齐惊讶地朝他们的同事看去。伯爵透过窗户朝外面的那位乞丐看了一眼。然后，他一言不发地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和他那位已八年未见的老友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尽管安德烈和埃米尔从未见过这位陌生人，可一听到他的名字，他们便立刻知道他是谁了：那个曾经和伯爵一起租住在修鞋铺楼上的人，那个每十五英尺一个来回地踱着步总计踱出了数千英里的人，那个热爱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的人。当然，后二者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以《刑法》第58条的“反革命罪”受到了审判和刑罚。

“请别客气，”安德烈打了个手势说，“你们可以用埃米尔的办公室。”

“对，”埃米尔也附和道，“我的办公室，你们尽管用。”

出于无可挑剔的天性，安德烈领着米什卡来到背对着厨房的一张椅子前坐下。埃米尔则拿来了面包和盐摆在桌上，这是俄国人表示好客的古老传统。过了片刻，他又端来一盘土豆和小牛排。然后，主厨和主管就离开屋子，并带上门，让这两位老朋友的交谈不受打扰。

米什卡盯着桌上的东西看了看。

“面包和盐。”他微笑着说。

看着桌对面的米什卡，伯爵心里顿时有两股格外矛盾的情感交织在了一起。一方面，他因为突然再次见到了年轻时代的老友而喜出望外（无论何时何地，这都是一件大喜事）；可另一方面，伯爵也需要面对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那就是米什卡的这副形象。他比以前瘦了三十磅，身上穿的是件磨破了的外套，走路还拖着一条瘸腿，难怪埃米尔一开始会把他误认成乞丐。当然，这些年来，伯爵也觉察出了岁月在“三巨头”每个成员身上流逝的痕迹。他注意到安德烈的左手有时会无端发抖，埃米尔右耳的听力也在慢慢减退。他还注意到，前者的头发已变得斑白，而后者的也已经越来越稀疏。然而在米什卡身上发生的远非时间造成的损害那么简单。他的身上体现出两个决然不同的人和两个决然不同的时代。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米什卡的微笑。年轻时的米什卡从来都是一板一眼，说话也从不带刺。可刚才，当他说“面包和盐”的时候，他脸上挂着讽刺的微笑。

“见到你我真高兴，米什卡，”过了片刻，伯爵终于说道，“当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已被释放的消息时，别提有多高兴了。你什么时候回莫斯科的？”

“我没有。”他的朋友带着陌生的微笑答道。

米什卡接着解释道，在熬完八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一个奖励：被划入“减六”的级别。为了来莫斯科一趟，他特意找了个同情他而且和他相貌相似的人借了本护照。

“这样好吗？”伯爵关心地问。

米什卡耸了耸肩。

“我是今天早上从亚瓦斯坐火车来的。今晚我还得回亚瓦斯去。”

“亚瓦斯……那是在哪儿？”

“在种麦子和吃面包这两个地方之间的什么地方。”

“你在教书？”伯爵试探着问道。

“没有，”米什卡把头一摇，说道，“他们不鼓励我们教书，也不鼓励我们读书和写作，连吃饭都几乎不鼓励。”

就这样，米什卡开始描述他在亚瓦斯的生活。在描述的过程中，他用了很多第一人称复数，伯爵听了还以为有劳改营的狱友和他一起搬去了那里。可慢慢地他才听出来，原来当他说“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指其他什么人。对米什卡而言，“我们”包括了他和他所有的狱友，不仅仅是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认识的那些，还包括了上百万甚至更多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谢夫沃斯特拉格劳改营里或者白海运河上艰苦工作的那些人，不论他们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会一直干下去。

米什卡沉默着。

“到了夜里，就更有趣了。”片刻之后，他接着说。

“把铲子放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营房之后，我们会吞下几口稀粥，然后用毯子把浑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脑子里免不了会有一些意外的念头冒出来，一些不请自来的回忆让人不住地审视、估摸和掂量。在很多这样的夜晚，我发现我又想起了你在酒吧里碰见的那个德国人，就是声称伏特加是俄罗斯对西方所做的唯一贡献，并且打赌说谁也说不出三样别的贡献来的那位。”

“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借用的是你的话，说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小说是叙事作品中的压轴之作，接着又搬出了柴可夫斯基，然后还给那个乡巴佬点了份鱼子酱。”

“没错。”

米什卡把头摇了摇，然后微笑地看着伯爵。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又想到了我们俄国人的另外一个贡献，萨沙。”

“第五个贡献？”

“是的，第五个贡献：火烧莫斯科。”

伯爵吃了一惊。

“你说的是一八一二年那次？”

米什卡点了点头。

“你想象得出拿破仑当时脸上的表情吗？凌晨两点他被人从梦中叫醒，从克里姆林宫崭新的卧室里出来后他才得知，数小时前被他占领的这座城市已经被它自己的人民一把点燃，正在熊熊燃烧。”米什卡无声地笑了，“是的，火烧莫斯科简直太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了，我的朋友。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已经成了一种模式，它只是从上千年的历史中选摘出的一个事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俄罗斯人早已证明，我们非常善于摧毁自己创造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脚瘸了，米什卡没有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可伯爵看得出，他正在用他的眼睛踱着。

“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传世名画，萨沙，就是那些被世世代代悬挂在庄严的大厅内，能代表民族身份的画作。法国人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荷兰人有伦勃朗的《夜巡》，美国人则有《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而我们俄罗斯人有什么呢？是双胞胎似的两幅画：一幅是彼得大帝在夏宫训斥王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另一幅是列宾的《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儿子》。几十年来，这两幅画为我们的民众所尊奉，为我们的评论家所赞美，并被我们勤奋的艺术学生争相描摹。可他们描绘的都是些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最开明的一位沙皇——对自己的长子心怀芥蒂，并且即将判处后者死刑，而另一个则是用笏杖击中了大儿子太阳穴的伊凡大帝，一生中从未退缩过的他正搂着儿子的身体。

“我们的教堂以独特的美、色彩亮丽的塔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穹顶闻名于世，可我们却将它们一座接一座地夷为平地。我们把古代英雄的雕像推翻，把他们的名字从街道名称上抹去，仿佛历史上的他们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对诗人呢，我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耐心地等着他们自己沉默下来。”

米什卡拿起叉子，把它插在一块没动过的牛肉上，然后举在了空中。

“你知道吗？在三十年代，当他们宣布要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一半的农民宁可把自己的牲畜杀了，也不愿把它们交给合作社。一千四百万头牛啊，就这么交给了秃鹰和苍蝇。”

仿佛为了表示尊重，他把肉又轻轻放回到盘子里。

“这叫我们怎么理解呢，萨沙？发动自己的人民，摧毁他们自己创造的艺术，破坏他们自己的城市，杀戮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而没有丝毫懊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定太让人震惊了。他们一定觉得，我们俄罗斯人是如此残酷和冷漠，没什么东西能被我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就连从我们腰胯下面出来的亲生骨肉也不例外。这样的想法令我痛苦，搅得我心神不宁。即使我已经疲惫不堪，可一想到它，我便会在床上辗转难眠，直到天明。

“后来，有天晚上，他到梦中来找我了，萨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他给我念了好几段诗，那么美，那么令人难忘的诗，都是我从没听过的，描写的是桦树皮在冬日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的情景。可接着，他却长叹了一声，往他的左轮手枪里填上子弹，然后把枪管对准了自己的胸口。惊醒之后，我突然明白了过来，原来这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并不可恶，也不是什么令人羞愧或令人憎恨的事，它反而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把枪口转过来对着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们比法国人、英国人或者意大利人更冷漠、更没文化，正好相反，我们之所以要摧毁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相信绘画、诗歌、祈祷以及人自身所拥有的力量。”

米什卡摇了摇头。

“记住我这句话，我的朋友：这绝不会是莫斯科最后一次被我们自己人烧为平地。”

和以前一样，米什卡越说越激动，有时他甚至像在自言自语。直到说完，他才往桌子对面看去，见伯爵脸上是无尽的悲伤，他突然大笑起来，笑声中没有痛苦，没有嘲讽。他把手伸到桌子的那边，紧紧攥住了老朋友的小臂。

“我看得出，萨沙，我刚才提到手枪的时候，你在替我担心。可你不用担心。我还没完呢。我还有事得做。其实，这也正是我偷偷地回莫斯科的原因：我得去趟图书馆，为了我正在进行的一个小项目。”

伯爵一直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同时，他也从米什卡的眼里发现了些许昔日的神采。在他冒冒失失地让自己陷入目前的困境之前，他的眼里永远都闪烁着那样的光彩。

“是诗歌吗？”伯爵问。

“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我想是的。但它比诗歌更重要。它是那种可以作为地基搭建起其他东西的东西。眼下我尚未准备好把它拿出来给别人看。但一旦准备好了，你会是第一个看到的人。”

他们从办公室出来后，伯爵把米什卡带到了后楼梯。这时，厨房里早已忙开了。案台上有人在剁洋葱，有人在切甜菜，还有人在给母鸡拔毛。埃米尔站在炉火旁，上面同时煨着六只罐子，他朝伯爵打了个手势，让他等一等。他把手在围裙上揩了揩，然后走到门口，手里拿着一包用牛皮纸包着的食物。

“这点东西你留着路上吃，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

米什卡似乎被这一举动惊呆了。有那么一会儿，伯爵甚至以为他的朋友会出于原则而拒绝这一好意。但米什卡谢过了厨师，把那包东西接了过去。

这时安德烈也来了。他也表示，自己很高兴终于有机会见到米什卡本人，并且祝他好运。

表达完他的感激之情，米什卡把通向楼梯的门打开，却又停在了那里。他朝忙得热火朝天、琳琅满目的厨房里看了一眼，又把眼光依次落在儒雅的安德烈和真诚的埃米尔身上，最后，才转向伯爵。

“谁又能想到，”他说，“许多年前，当你被判在大都会酒店终身监禁的时候，你其实成了全俄罗斯最幸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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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半，伯爵刚走进黄厅，奥希普便把手里的香烟掐灭，然后从椅子里跳起来。

“啊！你来了，亚历山大。我本以为到圣弗朗西斯科 (3) 去几天就能回来。结果一去就是一年。劳驾把灯关了，行吗？”

奥希普兴冲冲地到大厅后头去了，伯爵则心不在焉地坐下来，把餐巾铺在了腿上。

“亚历山大……”

伯爵回过头一看。

“啊？”

“灯？”

“哦。抱歉。”

伯爵起身把灯关了，然后就在墙边站着。

“你要不要坐回来？”奥希普问道。

“啊，对。当然。”

伯爵回到桌旁，却坐在了奥希普的椅子上。

“你没事吧，我的朋友？你好像有点反常……”

“不，不，”伯爵笑着保证道，“一切都很好。请开始吧。”

奥希普又等了片刻，然后，他摁下开关，便赶紧回到了桌旁。餐厅的墙壁上闪现出巨大的电影画面。

自那次“德·托克维尔风波”发生后两个月，奥希普回到黄厅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放映机和未经删剪的《赌马风波》电影拷贝。从那天晚上起，两个人将所有历史名著束之高阁，转向了电影，以此增进他们对美国的了解。

其实早在一九三九年，奥希普·伊万诺维奇就已经掌握了英语中的过去完成进行时。可他认为，美国电影仍然值得他们去仔细研究，因为它不仅是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实施阶级压迫的工具。因为通过电影，那些美国佬显然已经找到了一个每周只花费五分钱便能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安抚得服服帖帖的途径。

“看看他们的经济大萧条，”他说，“从开始到结束一共持续了十年。整整十年，无产阶级被扔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他们沿街乞讨，到教堂门口求助。如果说美国工人想要摆脱身上的枷锁的话，不在这个时候，那还能在什么时候呢？可他们揭竿而起了吗？他们扛着斧头去砸那些富豪家的大门了吗？根本没有。相反，他们拖着脚步进了离家最近的电影院，在那里，银幕上最新的幻想故事就像用链子拴着的怀表一样悬挂在他们眼前。是的，亚历山大，这个现象绝对值得我们下功夫去好好研究。”

于是，他们便开始研究起来。

伯爵可以证明，奥希普对这项任务绝对重视。播放电影时，他几乎坐不住。看西部片的时候，如果影片中有人在酒馆打架，他会紧攥着拳头作势挥上几下，先是照着肚子来一记左拳，然后再冲着下巴来一记上勾拳。而当费奥多尔·阿斯泰尔和金杰·罗杰斯开始跳舞时，他也会把手指张开，搁在自己的腰边轻轻地拍着，脚也会在地毯上一前一后来回地挪动。当影片中贝拉·卢戈西 (4) 从黑影中突然冒出来，奥希普甚至从他的座位里蹦起来，差点摔倒在地板上。到影片最后，银幕上已经出现了演职人员的名单，他仍然会意犹未尽地摇着头，脸上仍带着一副道义没有得到伸张的失望表情。

“可耻。”他嘴里还会说。

“真丢脸。”

“阴险！”

不管看的是什么电影，奥希普都会像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一样把影片冷静地剖析一番。音乐片不过是“用根本无法实现的白日梦来安抚穷苦大众的一盘糕点”。而恐怖电影则“使的是障眼法，它不过是把劳动者的恐惧用漂亮女人的恐惧来替代了”。轻歌舞喜剧则是“荒谬可笑的麻醉品”。西部片呢？它们是所有宣传中最狡猾的：在这些寓言中，恶人永远成群结队，他们大呼小叫，杀人越货；而美德则永远被一个孤独的人拥有，他甘冒生命危险去捍卫别人的私有财产。结论是什么呢？“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好莱坞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一股力量。”

奥希普的确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后来他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黑色电影 (5) ”的美国电影流派。他立刻迷上了这一类片子，《契约杀手》《辣手摧花》和《双重保险》统统被他找来看了个遍。

“这是怎么回事？”有时，他会没有具体对象地发问道，“这部片子是什么人拍的？谁主使的？”

这一部接一部的片子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将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斥着腐败和残忍的国度；在那里，正义者都是乞丐，善良的人都是傻瓜；在那里，忠诚就像薄纸片一样脆弱，而个人利益则如钢铁般坚不可摧。换句话说，他们将资本主义的真实嘴脸原封不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亚历山大？他们怎么会允许这些电影被拍出来呢？难道他们就没意识到这些电影正在撬动他们的制度基石吗？”

在所有类型的明星当中，没有谁比亨弗莱·鲍嘉更能吸引奥希普了。除了《卡萨布兰卡》（奥希普认为它是给女人看的），他们把鲍嘉演的所有电影都看了至少两遍。无论是《化石森林》《江湖侠侣》还是《马耳他之鹰》，奥希普都极其赞赏该演员的硬汉形象，他讥讽的言辞，以及他一贯的喜怒不形于色。“你注意到了吗？在电影的开始，他总是显得很不合群，很冷漠，可一旦他被激怒，亚历山大，他比谁都愿意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他比谁都具有洞察力，行动起来也更坚决，而且从不后悔。这才是真正意志坚定的人。”

在黄厅里，奥希普吃了两大口埃米尔用鱼子酱汁炖的牛肉，又喝了一口格鲁吉亚酒，然后才抬起头来；这时，银幕上出现的正好是金门大桥的画面。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萨姆·斯佩德又被一位迷人而神秘的旺徳利女士找到，并给他送来了一笔生意。而斯佩德的又一位合伙人被人在小巷里枪杀，几小时之后，弗洛伊德·瑟斯比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这次，又是乔尔·卡伊罗，也就是“胖子”，他和布里吉德·奥肖内西二人暗中串通，在斯佩德的威士忌里下了药，然后朝码头奔去，他们的企图眼看就要得逞。在斯佩德处理他头上的伤口之际，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陌生人闯进他的办公室，把一袋钱扔在地板上，然后便倒在沙发上死去了。

“你觉得俄国人特别野蛮吗，奥希普？”

“这是什么意思？”奥希普轻声问道，仿佛旁边还有人，而他不想打扰他们。

“你觉得我们在骨子里是不是比法国人、英国人或者这些美国人要野蛮一些？”

“亚历山大，”奥希普低声说道（斯佩德正把死者的血从自己的手上洗掉），“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呀？”

“我是说，我们是不是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毁掉自己创造的东西？”

奥希普的眼睛本来一刻也没离开过银幕，可一闻此言，他立刻转过头来紧紧地盯着伯爵，眼里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接着，他突然站起身，咚咚几步走到放映机前，暂停了电影，而此刻银幕上的斯佩德刚把那袋钱放在桌上，并从兜里掏出一把小折叠刀来。

“你可能还没看出这里正发生什么事吧？”他一边指着银幕一边说，“从东亚到圣弗朗西斯科港的旅途上，雅各比船长一共中了五枪。他从燃烧的船上跳下来，跌跌撞撞地穿过整座城市，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为我们的斯佩德同志送来了那个外面包着纸并用绳子捆着的神秘包裹。而你却在这个时候来谈一些空洞的理论！”

伯爵转过身，抬起手挡住投影机里射出的眩光。

“可是，奥希普，”他说，“他打开包裹的那一段我们看了不下三遍。”

“那又怎么啦？《安娜·卡列尼娜》你读过不下十遍，我敢打赌，读到她卧轨自杀的那一段时，你还是会痛哭流涕。”

“可那完全是另一码事。”

“是吗？”

接下来是沉默。然后，奥希普气恼地关了投影机。他重新打开灯，回到了桌边。

“好吧，我的朋友。我看得出，你有心事。说吧，看看我们能否帮你把问题想通，否则，咱们的学习也没法进行。”

于是，伯爵把与米什卡的交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奥希普。事实上，是他向奥希普转述了米什卡对莫斯科被焚毁、雕像被推倒、诗人被禁言以及一千四百万头牛被屠杀等事情的看法。

适才有些恼怒的奥希普此刻却听得非常认真。听到米什卡的某些观点时他偶尔会点点头。

“好吧，”伯爵一讲完，他便说，“让你觉得不安的究竟是什么，亚历山大？是你朋友的话使你震惊？它伤害到你的感情？我明白你是担心他的心态不正常；也许他的观点是对的，可他的情绪不对。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你什么意思？”

“就像《马耳他之鹰》一样。”

“奥希普，得了吧。”

“不，我是认真的。那只黑色的鸟，它不就是西方文化的象征吗？而那座雕塑是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们用金银珠宝建起来向国王致敬用的，它早已成为教会和君主制的标志，而欧洲所有的艺术和思想都是在这些贪得无厌的制度与机构上创造出来的。谁又能断言，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爱和电影中那个‘胖子’对他那只鹰的爱一样，没被人误导且没被人利用呢？也许正是需要扫除这种观念，他们的人民才有希望取得进步。”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柔和起来。

“布尔什维克人不是西哥特人 (6) ，亚历山大。我们不是攻进罗马城以后，出于愚昧和妒忌把那里的文明尽皆毁灭的野蛮人。正好相反，一九一六年的俄罗斯才是个野蛮的国度。它是全欧洲文盲率最高的国家，它的大部分人仍生活在改良的农奴制之下：人们仍旧用木犁耕地，晚上回到家不是打老婆就是喝伏特加，一直喝到酩酊大醉，然后瘫倒在椅子上，睡到黎明然后再跑到东正教的圣像面前极尽谦卑地祷告一番。也就是说，他们的活法和五百年前他们的祖辈一样，没有丝毫区别。也许，正是我们对那些雕像和教堂的热爱扯了我们的后腿，让我们无法进步，这难道不可能吗？”

奥希普停了下来，把他们俩的杯子重新满上。

“如今我们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我们把美国的速度与苏联的目标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即将在全俄罗斯消灭文盲。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妇女们，我们的第二种农奴，她们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不再低人一等。我们还兴建了许多崭新的城市，我们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了欧洲绝大多数国家。”

“可代价是什么呢？”

奥希普在桌上啪地一拍。

“最大的代价！难道你以为美国人取得那些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成就不用付出代价吗？去找他们的非洲兄弟打听打听吧。你以为，他们的工程师在设计雄伟壮观的摩天大楼，或者建造高速公路的时候，会因为那些漂亮的小农舍挡了道而犹豫要不要铲平它们哪怕一秒吗？我敢担保，亚历山大，他们才不会呢，只要把炸药一埋，他们便会亲手按下引爆器。就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在这个世纪剩余的时间里，主导世界的将会是我们和美国人，因为只有我们这两个国家学会了如何排除历史这个障碍，而不是俯首帖耳地拜倒在它面前。可美国人是用它来为他们钟爱的个人主义服务，我们则用它来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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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十点，和奥希普分手之后，伯爵并未直接回六楼，而是去了夏里亚宾酒吧。他原本以为这时候酒吧里会空旷一点，可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已经有一大帮人在大声喧哗。人群中有记者、外交使团成员，还有两位身穿小黑裙的年轻女招待。而喧闹人群的中心，又是那位美国将军手下的副官。这已经是他连着三个晚上出现在这里了。他耸着肩膀，伸着双臂，双脚在地板上一前一后地来回移动着，就像站在垫子上的摔跤手一样讲着他的故事。

“老波特豪斯突然侧身，避开了神父，然后一边缓缓地朝第二只鹅逼近，一边等着他的猎物朝他的眼睛看过来。诀窍就在这儿，现在你知道了：让对手看到你的眼睛。因为在那短暂的一瞬，波特豪斯会让他的对手们误认为它们和他势均力敌。接着，往左移动了两步的波特豪斯又突然往右移动了三步。而对面的鹅立刻被他晃得失去了平衡，它的眼睛也不由得对上了老波特豪斯的眼睛，而这正是波特豪斯跃起发动攻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