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通用电气的神话（1/2）

阿尔斯通将全部能源业务出售给通用电气。当然，它并不是随意转售给其他工业集团的。正如我在22年职业生涯中了解的，通用电气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它还体现了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2014年，通用电气位列全球第六大公司，业务几乎涉及所有战略领域：电力、天然气、石油、医疗设备、航空和运输。它也生产家用电器：冰箱、烤箱、炉灶、洗碗机、热水器。2013年以前，它一直持有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股权。此外，通用电气旗下的金融子公司，即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之一。这家子公司受到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注资1 390亿美元），它不但会倒闭，还会连累母公司通用电气。与福特、通用汽车和沃尔玛一样，通用电气的产品几乎在美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席之地，它属于“美国国宝”。

2014年春天，出现了一位对华盛顿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杰夫·伊梅尔特。13年前，就在发生“9·11”事件4天前，他接管了通用电气公司。通用电气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父亲和他的妻子是通用电气的老员工，他自己也在通用电气工作了近40年。伊梅尔特是一位厉害的谈判专家，是共和党强硬派，与奥巴马关系密切。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他为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主席。赋予他的使命就是，重建美国经济。这位大老板全身心地投入到使命之中，始终遵循着一个原则：生意就是生意。有一次他在巴黎如此说道：“商场如战场。如果你想在这里寻找爱的痕迹，坦白地说，你还不如买条狗。”

做生意可以，但不能不计代价。我在阅读法律文件的过程中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通用电气因挪用与以色列签订的某份军购协议的利润余额而被处以6 900万美元的罚款。这项处罚对公司内部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通用电气的管理者随后清理了他们的团队，并在那时通过了严格的“道德宪章”（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在这方面，通用电气的副总裁本·海内曼相比公司其他管理者更胜一筹。直到21世纪初，他一直负责公司合规业务，被美国律师协会的同行盛赞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法律专家之一。在他的领导下，通用电气赢得了“白衣骑士”的美誉，并与美国司法部反腐败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用电气通常会向转行困难的检察官提供合规部的管理职位。截至2014年，已经有15位检察官在那里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从2000年开始，通用电气也认识到受腐败案牵连的公司管理层是理想的“猎物”。通用电气毫不犹豫地提出收购这些公司的想法，并以承诺帮助管理层同美国司法部谈判为诱饵。正如我向斯坦指出的，通用电气在10年内通过这种方式收购了4家公司。阿尔斯通是其“猎物”计划中的第五个，也远不是最大的一个。2004年，通用电气吞并了美国公司鹰视技术。这家公司被指控在向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的机场提供爆炸物探测器的项目中行贿，在通用电气与美国司法部的密切配合下，最后达成了一项终止起诉的协议。 [1]

我还注意到，在电力生产方面，几乎通用电气的所有国际竞争对手都曾经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并被迫支付巨额罚款：2010年abb公司被罚5 800万美元；2008年德国西门子被罚8亿美元，8名工作人员被起诉，包括1名执行委员会成员；日本日立公司被罚1 900万美元。现在轮到阿尔斯通被罚。与此相反，在这个领域里，那些将通用电气的电力设备加入供货方案的美国大型电力供货商，从来没有一家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被美国司法部盯上。例如，柏克德公司（承揽过建造美国驻外使馆的项目）、博莱克威奇公司、福陆公司、石伟公司、萨金伦迪公司，以及两家锅炉制造商——福斯特惠勒公司（业务甚至涉及石油领域）与巴威公司。然而，这些公司都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上竞标，参加燃气、燃煤、核能和风力发电站等各类设施建设。在这些厮杀激烈的竞争性项目中，如果从未用过中间人服务，那么它们是如何杀出重围的？

这些公司确实得到了美国的外交支持。例如，2010年，通用电气与伊拉克政府在场外达成协议（没有经过真正的招标程序），以完全不符合市场行情的条件，向其出售价值30亿美元的燃气汽轮机。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时伊拉克根本没有能力建造发电厂，因此巴格达虽然采购了十几台燃气汽轮机，但是却不知道用它们来干什么。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敢说“不”字。通用电气有时也会作为分包商向工程承包商供货。它向负责一揽子交货的电站总包商提供燃气汽轮机，当然是总包商负责给中间人付酬劳。在这个“游戏”中，通用电气在亚洲市场上的首选合作伙伴是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大型贸易公司（商社），这些公司也从不担心会被美国司法部盯上。

2014年春天，通用电气表现得像是反腐败斗争中的无差别级冠军，又像沟通方面的“艺术家”。虽然它提出的收购条件明显不公平，但在柏珂龙的支持下，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对外界宣称（应该是说给他们自己的听众的）他们的提议“对阿尔斯通来说是最佳解决方案”。

为了证明这一点，杰夫·伊梅尔特提出了两个论据。首先，通用电气在法国并非无所作为。该公司从20世纪60年代末入驻法国以来，目前在法国境内雇用了10 000名员工。其次，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渊源颇深”。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两家公司的关系远非伊梅尔特想让我们相信的那般美好。我和大部分阿尔斯通员工一样，始终记得贝尔福事件。通用电气向我们出售了燃气汽轮机的专利后，在商业条款方面的态度开始变得非常强硬，不再同意向我们转让功率更大、效率更高的新产品，这导致我们手里的专利成了一堆过时的废纸。因此，1999年，阿尔斯通不得不把自己的燃气汽轮机业务转卖给通用电气（包括标志性的贝尔福工厂及其所有员工）。

不管怎样，通用电气在法国待了几十年后，已经摸透了这个国家，了解了法国的经济结构、法国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法国的文化，特别是法国的政治网络，而且通用电气的管理者都是游说大师。

2006年，杰夫·伊梅尔特招募了一位既有魅力又有才华的大使：克拉拉·盖马尔。她被任命为通用电气法国公司总裁，2009年升任通用电气国际副总裁。她在巴黎左右逢源，拥有极广的人脉。身为“妇女论坛”主席，2011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中，她排名第30位。这位毕业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时尚优雅的女士，无论是在部长办公室接受召见，还是在摄影棚内录制电视节目，都游刃有余。

2014年春天，她通过外交手段迅速化解了爆发在通用电气与法国政府之间的危机。但蒙特伯格仍然非常生气，在部长办公室向柏珂龙下了最后通牒。2014年4月29日，也就是在3天后的法国国民议会上，他重述了一遍那4个论点，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指控。“自2月以来，”他谈道，“我就一直在询问柏珂龙，我们这家龙头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而且我的问话是正式、郑重和严肃的，他一直说他没有任何联盟的计划！”部长最后说道：“难道要经济部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测谎仪吗？”早些时候，蒙特伯格还在rtl电视台批评柏珂龙：“他平时总是要求部长给企业提供帮助，而自己却秘密进行交易，还忘记打电话告知部长，这是一种缺失国家道义的行为。”蒙特伯格并不满足于仅仅喊一喊口号，他开始采取行动。首先，他礼貌但坚决地回绝了与刚到法国准备签署协议的伊梅尔特的会面。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接见伊梅尔特的。但是，他向伊梅尔特转交了一封信并提醒他，在法国，“能源部门的收购项目，特别是核能，都需要经过法国政府的批准”。他还向阿尔斯通的董事们发出了警告。“大家当心，”他通知他们，“这次出售可能违反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实际上，这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蒙特伯格试图先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他想在正式组织工业与司法领域的力量进行双重反击之前，先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斗争。在司法方面，他确信美国人正在勒索阿尔斯通，但他没有可以放到奥朗德办公桌上的切实证据。所以，他转而寻求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的帮助。然而，该机构却拒绝为他提供服务，他只好自己去寻找证据。蒙特伯格在工业部紧急成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专案组，挑选了4名顾问，给他们安排了深入挖掘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合作底细的任务。这“4个火枪手”迅速掌握了美国诉讼程序的详细情况，并且一路追根究底查到我的案子。那时，他们甚至试图与我建立联系。

专案组的一个顾问直接打电话给在新加坡的克拉拉。克拉拉表达了她的惊讶之情。毕竟1年前我被捕时，法国政府没有出面干涉。克拉拉非常怀疑对方的身份，在她看来，这名部长的顾问太年轻，她甚至在某个瞬间认为他可能是个冒名顶替者。克拉拉要求他通过工业部的邮箱给她发一封邮件，以确认他的身份。这名顾问给克拉拉发送了邮件，但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对我而言，我应思考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所有的通话内容和在探视厅的对话都会被记录下来，并发送给检察官。唯一不会被监督的自由交谈时刻，就是我和我的律师见面的时候。但由于我怀疑斯坦的可靠性，所以我很难对他推心置腹。幸运的是，我的律师马库斯·阿斯肖夫在美国待了一个星期，并来罗得岛州的怀亚特看守所与我见了一面。他的探视让我欣喜若狂，因为这是我1年多来首次可以跟一个人坦诚相待、畅所欲言。我们在一起待了6个多小时。我的妹妹朱丽叶特此前把情况都告诉了他，我终于明白之前我和家人的通话中出现的许多暗示指的是什么了。至于蒙特伯格的顾问试图与我取得联系这件事，我一时左右为难。当然，我内心深处希望帮助他揭发真相，但是我的家人和律师马库斯·阿斯肖夫都表示反对。我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看守所被关了1年，被美国司法部当作“人质”以逼迫阿尔斯通合作，我还可能面临10年的监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司法部得知（他们一定会知道，因为马库斯认为我的家人和他本人极有可能都已经被监听）我间接帮助蒙特伯格阻止通用电气的收购计划，可能会在美国被监禁更长时间。所以我只能不情愿地让克拉拉与蒙特伯格的顾问保持距离，并且不要回复部长办公室的邀请。

无论如何，蒙特伯格主要是在工业经济领域发起反攻。为了推迟通用电气的收购，他转而联系阿尔斯通的另一大竞争对手——西门子。西门子很快回应了他的请求。

西门子首席执行官乔·凯飒在其转交给法国财政部的意向书中提议，由西门子接管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作为交换，西门子将其大部分的铁路业务出售给阿尔斯通，包括其高速列车ice（以及54亿欧元的订单）和机车业务。据这位德国富商称，他的提议是“建立两个欧洲巨人绝无仅有的机会：法国成为运输业巨头，而德国则成为能源业巨头”。凯飒承诺在3年之内都不会裁员，还说准备把核能业务交还给阿尔斯通，以“使法国的利益得到安全的保障”。由于这个提议相当有分量，蒙特伯格成功地使阿尔斯通董事会推迟了向通用电气出售股权的决定。他初战告捷。原本想在72小时内秘密完成收购的柏珂龙，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策略。

但是在政治方面，刚刚拥有主动权的蒙特伯格却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权。时任法国总统将这项收购案接了过来，他与曼努埃尔·瓦尔斯，以及其他与此项收购案有关的部长紧急成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奥朗德也想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他不信任这位做事张扬的部长。因为这位部长有一个让人恼火的习惯——不喜欢与领导充分沟通就擅作主张。2012年11月，蒙特伯格在印度钢铁企业阿塞洛米塔尔事件上擅自放出狠话：“阿塞洛米塔尔可以撤出法国了。”这令奥朗德无法忍受。这些心血来潮的话取悦了左翼社会党，但是也激怒了爱丽舍宫。爱丽舍宫决定任命一名谈判代表——大卫·阿泽马，法国国家股份代理机构的主管。虽然法国政府不再是阿尔斯通的股东，但这并无大碍，毕竟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迫在眉睫。阿泽马拥有良好的个人形象：他是高级公务员、左派人士，也与企业关系融洽。他直接受蒙特伯格领导，但他同样需要向马克龙汇报工作。

2014年4月底到5月初，在怀亚特看守所，我试图通过每天早上收看几分钟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来关注这场涉及众多政治家与企业家的事件。但是美国人对这件事的关注程度远低于法国人，所以我不得不等着克拉拉几乎每天寄来的剪报。

5月初，我给莉兹打电话，想了解斯坦是否按照承诺与美国司法部取得了联系。她告诉我，她的老板只是简单地口头询问了他以前在检察院的熟人。根据这条消息，她向我保证美国司法部没有和柏珂龙达成任何协议。当然，我的律师无法保留关于这场非正式“谈话”的任何证据。总之，斯坦继续把我当傻子。然而，自霍斯金斯在2013年7月被起诉，至今已经有10个月，显然，美国人的调查在公司的某个层面戛然而止，他们不再需要顺藤摸瓜去追究柏珂龙。这本来是事实，但他们却认为我在错误解读。我再次要求莉兹白纸黑字地写给检察官，同时要求检察官书面回信确认，他们与柏珂龙没有达成任何形式的交易。他们从一开始就欺骗我，我希望能掌握一件物证。

“坦率地讲，我不建议您这么做，”我的律师对我说，“我认为检察官现在已经准备好审查您的保释申请。他们刚同意释放霍斯金斯。”

“那对他来说更好。但我仍然对美国司法部区别对待我与霍斯金斯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