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爆料（2/2）

卡尔曼·华盛顿的故事很有帮助，但我很快就有了更好的信息来源：另一位希拉洛斯的内幕揭发者。我注意到泰勒·舒尔茨在领英上浏览过我的资料，于是通过领英的站内信息功能给他留了言。我觉得他一定是从其他离职员工那里听说我正在四处打探。从我给他留言，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我以为他不会回复的时候，电话响了。

电话是泰勒打来的，他似乎急于倾诉。不过，他非常担心希拉洛斯会跟踪他。他用一个无法追踪的一次性手机给我打电话。在我同意为他保密后，他大致给我讲了在希拉洛斯八个月的故事。

泰勒与我谈话的动机来自两个方面。跟艾伦一样，他担心患者拿到不准确的检测结果。他还担心他祖父的声望。尽管他觉得希拉洛斯最终会被曝光，但他想加速这个进程，给祖父机会洗刷自己的名声。乔治·舒尔茨已经94岁，也许无法熬那么久。

“他经历了水门事件、伊朗门丑闻，依然保持着他的正直，”泰勒告诉我，“我肯定，如果他活着，就会熬过希拉洛斯事件，重回正轨。”

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泰勒打印了他给霍姆斯的邮件以及巴尔瓦尼的回复，把它们塞在衬衣下面，偷偷带了出去。他还有自己与纽约州卫生部就能力验证讨论的往来邮件。这对我不啻天外之音。我要求他把所有东西都发给我，他很快照做了。

是时候前往帕洛阿尔托了。但在去之前，我首先还要去拜访其他地方。

我需要证明该公司正在产生不准确的检测结果。唯一的办法，是找那些收到了有问题的实验室报告的医生，让他们的患者去其他地方重新检测。要去做这样的搜寻，最佳地点是凤凰城，希拉洛斯在那里已经扩展到40多个网点。我的第一想法是去拜访卡尔曼·华盛顿，但她已经离开了她所工作的沃尔格林诊所——位于奥斯本道（osborn road）和中央大道（central avenue）拐角。她也没有自己谈及的三位患者的姓名。

不过，我仔细查看yelp [3] ，寻找是否有人抱怨在希拉洛斯的糟糕体验，由此找到了另外一条线索。很显然，一个像是医生的女性用“娜塔莉亚·（natalie ．）”的名字曾经抱怨过。yelp有一个功能，可以让你发送信息给评论者，所以我发给她一条留言，留下我的联系信息。她第二天打了电话过来。娜塔莉亚·的真实姓名是妮科尔·桑德内（nile sundene），她是凤凰城郊区喷泉山（founta hills）的一名家庭医生，对希拉洛斯非常不满。去年秋天，她把自己的一位病人送到急救室，就是因为收到该公司令人惊骇的实验室检测报告，结果却发现是一场虚假的警报。我飞到凤凰城，去会见桑德内医生和她的病人。我还计划在那里不经事先通知，直接拜访其他使用过希拉洛斯的实验室检测的执业医生。我从一个业内来源那里获得了六七个他们的名字。

桑德内医生的病人莫琳·格伦兹（nz）同意在她家附近的星巴克与我见面。她是一位个子娇小的女性，50来岁，是艾伦·比姆所担心的两幕景象之一的绝好展示。她从希拉洛斯得到的实验室报告结果显示，钙、蛋白质、葡萄糖和三种肝酶异常升高。由于她又抱怨有耳鸣（后来确诊是缺乏睡眠导致），桑德内医生担心她处于即将中风的关键时刻，直接给她送到医院。感恩节的晚上，格伦兹在急诊室待了四个小时，医生在她身上做了一连串的检查，包括一次ct扫描。直到由医院实验室做了一套新的血液检测，结果回复正常后，她才被允许离开。不过，那还不是故事的结局。为了以防万一，她在随后的一周又做了两次核磁共振（ri）。她说直到那些检查也已恢复正常，她才最后放下心来。

格伦兹的例子很引人注目，因为它展现了由不准确的检测结果带来的健康担忧在情感和金钱上的代价。作为一名独立房地产经纪人，她自己投保，有一份高自负额的健康计划。急诊室和随后的核磁共振花了3000美元——她需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拿钱出来付。

当我在桑德内医生的办公室与她会见时，我了解到格伦兹不是她发现检测结果可疑的唯一病人。她告诉我，有十几个病人检测出来的钾和钙的水平都高得可疑，她也怀疑那些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她曾给希拉洛斯写了一封信投诉，但那家公司甚至都不肯对此予以承认。

在桑德内医生的帮助下，我决定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她给我开了一张实验室检测的单子，第二天早晨，我拿着单子去了离我酒店最近的一家沃尔格林门店，尽可能快一些，以保证最准确的读数。沃尔格林门店中的希拉洛斯健康中心并没有很多可看的东西：一个小房间，比壁橱大不了多少，有一张椅子，小瓶的水。与西夫韦不同，这家连锁药店并没有花很多钱重新装修门店来打造高档诊所。我坐下来，等了一会儿，抽血员把我的单子输入一台计算机，然后通过电话与什么人说话。她挂断电话后，要求我把袖子卷起来，把压血带缠在我的手臂上。为什么不是指尖取血？我问道。她回答说我的单子中有部分检测需要静脉抽血。对此我并不怎么惊讶。艾伦·比姆向我解释过，在希拉洛斯列出的240项检测中，只有大约80项是基于小剂量的手指针刺取血样本（有12项在爱迪生设备上做，其他60–70项在被破解的西门子机器上做）。其他的，他说，需要使用霍姆斯在媒体采访中比作中世纪酷刑的技术：可怕的皮下注射针头。现在，我自己可以证实这一点了。从沃尔格林门店出来后，我开着租来的车，来到附近一家实验室集团的网点，又做了一次抽血。桑德内医生答应，两套检测结果出来后，她会都发给我的。经过仔细考虑，她说自己也都会去这两个地方做检测，从而扩大我们的比较样本范围。

在随后的几天，我登门拜访其他医生的办公室。在斯科茨代尔（sttsdale）的一家诊所，我和阿德里安娜·斯图尔特（adrienne stewart）医生、劳伦·比亚兹莱（uren beardsley）医生和萨曼·里扎夫（saan rezaie）医生作了交谈。斯图尔特医生讲述了她的一个病人，在最后一分钟推迟了计划很久的爱尔兰旅行，因为来自希拉洛斯的一份检测结果表明她可能患有深静脉血栓（deep ve throbosis，dvt），这种情况是有血凝块形成时才会发生，通常在腿上。患有dvt的人不建议乘坐飞机，因为血凝块有破裂的危险，可能跟随血液流动，并停留在肺里，导致肺栓塞。后来，患者的腿部超声波结果以及来自另一个实验室的第二套血液检测结果都显示正常，斯图尔特医生便将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扔到了一边。

后来希拉洛斯发给她另一位病人的实验室检测报告，显示tsh值异乎寻常地高，上述事件令她产生了怀疑。这位病人已经在服用甲状腺药，检测结果表明她的药量需要提高。在做出决定之前，斯图尔特医生要求病人去索诺拉·奎斯特（nora est）——奎斯特公司和班纳健康医疗集团（banner health）联合投资的企业——重新检测。索诺拉·奎斯特的检测结果表明是正常的。如果她相信了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增加了患者的药物用量，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斯图尔特医生说。病人已经怀孕，增加她的给药量会使得她的甲状腺激素水平过高，置胎儿于危险中。

我还在斯科茨代尔另一个街区碰到了家庭医生盖里·贝茨（gary betz），在去年夏天他的一位病人经历一场糟糕的体验之后，他不再把病人送到希拉洛斯去做检测。那位病人也是女性，正在服药降低血压。这种药的副作用之一是钾含量高，因此贝茨医生经常要查看她的血液情况。希拉洛斯的检测报告显示病人的钾含量接近临界值，贝茨医生办公室的一位护士让病人回去再次检测，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但第二次去检测的时候，抽血员三次抽血都没有成功，然后把病人打发回家。第二天，当贝茨医生知道此事以后，非常愤怒：如果原来的结果是正确的，他必须尽可能快地得到确认，才能改变对她的治疗措施。他让病人去索诺拉·奎斯特重新检测。结果出来后，表明又是一次假警报：索诺拉·奎斯特得到的钾含量数值比希拉洛斯的结果低得多，而且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贝茨医生告诉我，这一幕粉碎了他对希拉洛斯的信任。

正当我打点行装，准备结束行程的时候，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人自称马修·特劳布（atthew traub）。他为一家公关公司dkc工作，说他代表希拉洛斯。他知道我正在忙活关于该公司的报道，想知道是否有什么信息可以为我提供帮助。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而且正是时候。我原本计划一回到纽约就与希拉洛斯公司联系。在《华尔街日报》，我们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叫作“不出意外”。如果没有告知报道的主角我们的报道中收集的每一条信息，并且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应对和回应所有一切，一篇报道是不会见报的。

我写信回复特劳布，证实我有一篇正在工作中的报道。我问他，是否可以安排与霍姆斯进行一次访谈，以及拜访希拉洛斯的总部和实验室？我告诉他计划在5月初来旧金山湾区，大约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在那个时候跟她见面。 他说他会查看霍姆斯的行程，然后回复我。

几天后，我已回到《华尔街日报》的办公室，收发室的一位员工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它来自桑德内医生。里面是我们来自希拉洛斯和实验室集团的实验室报告。 我检视自己的检测结果，注意到许多不同之处。希拉洛斯将我的三种检测值标记为异常高值，一种为异常低值。然而根据实验室集团的报告，所有这四种指标显示都是正常的。同时，实验室集团将我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蛋白胆固醇（或者称为有害胆固醇）都标为过高，而希拉洛斯的报告将前者列入“合理”，将后者列入“近似最优”。

与桑德内医生在自己报告中的发现相比，那些差异属于温和的。按照希拉洛斯的结果，她的血液中的皮质醇低于1毫克/分升。如此低的数值，通常认为与艾迪生病（addin’s disease）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由于极度疲劳和低血压导致的危险状况，如果没有得到治疗，可能导致死亡。然而，她的实验室集团报告显示的皮质醇水平为188毫克/分升，是在健康人的正常范围内。对于哪一个值是正确的，桑德内医生完全没有疑问。

我收到特劳布的回复，他说霍姆斯的时间表排得太满，无法在这么短的期间安排我的访谈。我决定不管如何都飞到旧金山，与泰勒·舒尔茨和罗谢尔·吉本斯当面会见。另外还有一位希拉洛斯的前员工愿意与我对话，如果我为她保密的话。

新的消息提供者与我在奥克兰大学路（lle avenue）的一家小啤酒馆特拉普供给（trappist provisions）碰面。她是一位年轻女子，名叫艾瑞卡·张。像每个与我对话的希拉洛斯前员工一样，她一开始非常紧张。但当我将自己已经收集的信息有多少告诉她以后，她明显放松下来，开始给我讲述她知道的事情。

作为一位曾在希拉洛斯实验室工作的人，艾瑞卡亲眼见证了2013年12月的实验室检查。跟艾伦一样，她觉得州巡视员受到了误导。她告诉我，实验室成员得到明确的命令，在检查期间不得进出诺曼底，通向诺曼底的门一直被锁着。她还告诉我她与泰勒的友谊，以及泰勒辞职的那天晚上她在乔治·舒尔兹的房子里参加的晚宴。像泰勒一样，她也对爱迪生设备的检测验证过程中科学严谨性的缺失感到惊骇。她说希拉洛斯决不应当启动对病人样本的检测。这家公司一贯对质量控制检查的失败视而不见，表现出对病人疾苦的完全冷漠，她说。最后，她说自己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她害怕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些话强劲有力，很显然，从艾瑞卡所受困扰的程度，可以知道她对这些事是多么在意。

第二天，我开车来到山景城（ounta view），这里是谷歌公司总部所在地。我与泰勒在一个叫作斯泰恩（stes）的露天啤酒馆见面。那是傍晚时分，这个地方挤满了硅谷的年轻专业人士，享受他们的快乐时光。我们找不到座位，于是站在外面阳台上的一个木头啤酒桶旁边，拿它作桌子。灌下1品脱 [4] 冷啤酒的同时，泰勒给我更为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希拉洛斯度过的时间，包括离职那天接到母亲转述霍姆斯威胁的疯狂电话，以及当天晚上他和艾瑞卡试图说动乔治·舒尔茨。他努力想遵从父母的建议，将整件事情抛在脑后，但发现自己做不到。

我问他，是否认为祖父仍然忠于霍姆斯。是的，泰勒心中对此几乎没有疑问，他仍然忠于她。当我问他，是什么让他这样认为，他披露了一条新的秘闻。舒尔茨家族的传统，是在这位前国务卿的家里庆祝感恩节。那天，当泰勒、泰勒的弟弟和父母来到祖父的家里时，迎面遇到霍姆斯和她的父母。乔治也邀请了他们。泰勒辞职仅仅过去七个月时间，创伤依然新鲜，但他被迫装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次尴尬的晚宴对话，话题从加利福尼亚的干旱漂移到希拉洛斯新总部的防弹玻璃。对于泰勒而言，最煎熬的时刻，是霍姆斯站起来祝酒，向舒尔茨家族的每一个成员表达她的爱和感激。他说他差点没能控制自己。

泰勒和艾瑞卡都很年轻，当时都是希拉洛斯的初级职员，但我发现他们可以作为可信赖的信息来源，因为他们对我说的事情与艾伦·比姆的说法互相佐证。我也被他们的道德良知所打动。他们强烈地感到所见证的事情是错误的，愿意冒着风险告诉我，想纠正那错误。

我下一个见到的是斯坦福医学院教授菲丽丝·加德纳，霍姆斯十二年前辍学时，曾经拿自己最初的贴片想法向她咨询过。菲丽丝领着我游览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和周边的环境。我们开着她的车闲逛，我惊讶于帕洛阿尔托是多么的狭小和孤立。菲丽丝的家就在乔治·舒尔茨那座盖木瓦的大房子的山脚下，两者的土地都属于斯坦福。菲丽丝遛狗的时候，经常会碰到钱宁·罗伯特森。胡佛研究所就在斯坦福大学校园的正当中，乔治·舒尔茨和其他希拉洛斯董事会成员在那里拥有办公室。佩奇磨坊路上的希拉洛斯新总部只有不到两英里远，所在的土地也是斯坦福所有。然后是一个奇妙的转折，菲丽丝告诉我，那个地方以前是《华尔街日报》的印刷厂。

旅程的最后一天，我与罗谢尔·吉本斯会面，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缅甸餐馆仰光红宝石（rangoon ruby）吃午餐。伊恩去世已有两年，但罗谢尔仍旧悲痛不已，极力忍住泪花。她谴责希拉洛斯要为他的死负责，只愿他不曾在那里工作。她提供了一份医生诊断单的复印件，希拉洛斯的一位律师鼓动伊恩利用这个单子，规避在富兹一案中作证。 律师邮件的时间戳显示，发送时间正是在伊恩自杀之前的几个小时。尽管罗谢尔从丈夫那里继承的希拉洛斯股票期权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但她仍然公开发出声音。她不在意金钱，她说，而且不管怎样，她不相信这些股份真的值什么钱。

第二天，我飞回纽约，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报道所需的主要关键资料，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发表。但这是低估了我正在对抗的人。

注解：

[1] 　深层背景信息来源（on deep background），即不披露个人背景信息的情况下提供消息。

[2] 　蒂莫西的昵称。

[3] 　美国著名商户点评网站。

[4] 　品脱，容量单位，1品脱约等于057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