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商业秘密（1/2）

来到《华尔街日报》总部的希拉洛斯代表团主要由律师组成。领头的是大卫·博伊斯。他的左右有迈克·布里耶、梅瑞迪斯·迪尔伯恩以及希瑟·金（heather kg）——前博伊斯·席勒的合伙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助理，不到两个月前出任希拉洛斯的法律总顾问。 团队的其他成员有马修·特劳布和《华尔街日报》前记者、华盛顿一家对手研究公司的创始人彼得·弗里奇（peter fritsch）。唯一来自希拉洛斯的管理层是丹尼尔·杨。

预料到会有硝烟战火，我请来我的主编迈克·西克诺尔菲（ike sinolfi），他是调查团队的主管；还有《华尔街日报》母公司的副法律总顾问杰伊·孔蒂（jay nti），他与新闻编辑部在敏感新闻题材上密切合作。我一直与他们俩沟通自己的报道，让他们知道我的秘密信息来源是谁。

我们在《华尔街日报》新闻编辑部五楼的一个会议室里坐定。 会谈一开始就被定了调，金和迪尔伯恩拿出两个小型磁带录音机，一边一个，放在会议桌的两头。传递的信息很明显：他们将把这次会面作为未来法律诉讼的证词。

应特劳布的要求，两个星期前，我发了一套新的有八十个问题的问卷给他们，以便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金首先开始，说他们来是为了反驳在那些问题中潜藏的“错误预设”。然后她抛出了第一枚导弹。

“在我们看来，很显然，你们的关键信息源之一肯定是一个叫泰勒·舒尔茨的年轻人。”她一边说，一边直直地盯着我，很显然是预先排练过的开场白，想把我的阵脚打乱。我神色不变，面无表情，什么也不说。如果他们愿意，尽可以怀疑泰勒，但我决不会泄漏他的信息，给他们确认他们正在钓鱼的事情。她继续说下去，诋毁泰勒，说他过于年轻，不称职，然后断定其他的信息源都是心怀不满的前员工，同样不可信赖。迈克打断了她的诋毁。他彬彬有礼但却非常坚决地说，我们不会披露我们的匿名来源是谁，希拉洛斯公司也不应当假装知道他们的身份。

博伊斯第一次插话，扮演与金的坏警察对应的好警察形象。“我们确实只是想一步一步讨论这件事情，让你们看到这儿真的没有什么故事。”这位74岁的超级律师温和地说。他眉毛浓密，稀疏的灰白头发，让人觉得像是一位正在调停争吵孩童的祖父。

我建议开始讨论我发过去的那些问题，但还没来得及读第一个问题，金的举止再度变得咄咄逼人，并且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们不同意你们发表我们的商业秘密。”

进入会议室已经有一阵子了，在我看来，显然她的主要策略就是试图威吓我们，所以我决定，是时候告诉她那一套没用了。

“我们不同意放弃我们的新闻特权。”我反击道。

我的反驳似乎起到了想要的效果。她变得缓和一点，我们开始一个一个审视我的那些问题，觉得作为希拉洛斯在场的唯一代表，丹尼尔·杨将回答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很快又发生了争执。

杨承认希拉洛斯拥有商用血液分析仪，他声称公司只是将其用于比较，而不是用来得出患者的检测结果，我问其中之一是不是西门子的advia。他拒绝评论，说那是商业秘密。然后我问，希拉洛斯是否以一种特定的稀释标准，在西门子的advia设备上检测小剂量指尖针刺取血样本。他再次援引商业秘密逃避回答问题，但争辩说，稀释血液样本在实验室行业是普遍行为。

从这里讨论开始绕圈子。我说这些问题是我的报道的核心。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会谈还有什么意义？博伊斯回答，他们正在努力提供帮助，但他们不会披露希拉洛斯所使用的方法，除非我们签署保密协议。他声称，那些是奎斯特公司和实验室集团公司可能竭尽全力、采取任何手段包括使用工业间谍想要获得的秘密。

我继续施加压力，要求更实质性的回答，博伊斯开始生气了。突然之间，他不再是那个和蔼可亲的祖父形象。他咆哮着，亮出牙齿，像一头老灰熊。这是那个在法庭上令对手恐惧的大卫·博伊斯，我对自己说。他猛烈抨击我的报道方式，说我找一些医生问了大量损害希拉洛斯的问题。我们之间由此引发一阵紧张。隔着桌子怒视对方。

杰伊·孔蒂跳出来缓解局势，但很快与金和布里耶对练上了。他们的争端就像是一场闹剧。

金说：“这就好像为了让你相信可口可乐中不包含砒霜，你想要我们给你可口可乐的配方。”

杰伊恼怒地回答：“没有人找你要可口可乐的配方！”

随之发生的更具争议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才构成正当的商业秘密。我问，一个由第三方制造的商用分析仪，所有与其有关的事情如何都被认定是希拉洛斯的商业秘密？布里耶说，区别不是我说的那么简单，这一回答无法令人信服。

我们转向与爱迪生设备有关的问题。有多少种血液检测希拉洛斯是放在这种设备上做的？那也是一项商业秘密，他们说。我感觉正在看一出活生生的荒诞戏剧。

希拉洛斯真的有什么新的技术吗？我挑衅地问。

博伊斯的脾气再次爆发。他愤怒地说，在实验室行业，以前是没有人能够用微小剂量的指尖针刺取血样本做检测的。“希拉洛斯正在做这件事，而且，它要不是魔法，就是一项新技术！”

“听上去像是《绿野仙踪》。”杰伊讽刺地说。

我们继续绕着各种圈子，关于希拉洛斯有多少检测是在爱迪生设备上做，有多少在商用分析仪上做，从未得到过直截了当的回答。这令人失望，但也说明我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他们没有东西可以隐瞒，就不会设置种种阻碍。

会谈以这种拉锯的方式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当我们继续审视我那清单上的问题时，杨确实回答了部分问题而没有援引商业秘密的借口。他承认希拉洛斯的钾含量检测的问题，但声称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而且没有将任何错误的检测报告交到病人手中。艾伦·比姆告诉我的不是这样，所以我怀疑杨在撒谎。杨也证实希拉洛斯执行能力验证的方式不同于大多数实验室，但提出按照其技术的唯一性来看，这是合理的。他也证实，在巡视期间，clia的巡视员没有见到希拉洛斯实验室的诺曼底部分，但声称已经告知了巡视员这个部分的存在。

他的一个回答让我觉得奇怪。当我提出霍姆斯作为合著者发表在《病理学报告》的研究时，杨立即否定了它，声称其是过时的。他说，它是以较老的希拉洛斯技术做的研究，数据太老了，可以追溯到2008年。我觉得奇怪，那么为什么霍姆斯向《纽约客》提到它呢？希拉洛斯现在似乎想要划清界限，也许因为它意识到了那项研究的浅薄。

我问到伊恩·吉本斯。杨承认伊恩是公司早年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个人，但说他的行为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变得很古怪，暗示他在那个阶段不再知道内情。金突然插嘴，诋毁吉本斯是个酒鬼。同时，博伊斯攻击罗谢尔·吉本斯的信誉，指出她在富兹一案中未能提供宣誓声明，导致法官裁定在庭审中不予采信她的证词。

我告诉他，她是否在富兹案中提供宣誓声明，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信息来源，她与我的交流是公开身份的。

“她对我宣过誓。”我说。

最后，我们转向我在报道过程中搜集的有问题的检测结果案例。金说，为了能回应我的特定患者案例，希拉洛斯需要获得每位患者的签名弃权书，放弃他或她的患者隐私权。她要求我从患者那里协助收集弃权书。我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