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没穿衣服的女王（1/2）

9月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我的文章的三个星期之前，加里·山本收到一封邮件，他就是2012年未经通知来到脸书老办公大楼的s资深现场巡查员，当时他还向桑尼·巴尔瓦尼宣读过监管的规定。 邮件的标题是“致s的投诉：希拉洛斯公司”，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加里：

要发出这封信，乃至于写下这封信，我都觉得非常紧张。希拉洛斯对待保密和隐私达到极致，让我总是害怕说出任何事情……我为自己没有早日发出这封投诉而感到羞愧。

这封邮件来自艾瑞卡·张，其中包含一系列指控，范围从科学上的误导，到实验室操作的草率大意。它还说希拉洛斯的专有设备是不可靠的；公司在能力验证上造假；它误导2013年末检查其实验室的州巡视员。在邮件的结尾，艾瑞卡说，她从这家公司辞职，是因为知道自己“可能因给出虚假的、误导性的检测结果而毁掉某一个人们（原文如此 [1] ）”，做不到放任自流。

山本和他在s的主管非常重视这封投诉信，仅仅三天后，s就对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发起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检查。9月22日，周二上午，山本和另一位s旧金山区域办公室的现场巡视员萨拉·本内特（sarah bent）来到纽瓦克的工厂，解释说他们是来检查实验室的。穿黑色西装、戴着耳麦的人拒绝让他们进去，叫他们在一间小小的接待室等待。

过了一会儿，桑尼·巴尔瓦尼、丹尼尔·杨、希瑟·金以及博伊斯·席勒律师事务所的梅瑞迪斯·迪尔伯恩过来了。他们把两位s巡视员领到一间会议室，坚持给他们做ppt演示。尽管这像是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山本和本内特还是礼貌地听完了它。演示一结束，他们就要求参观实验室。

他们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受到更多身穿黑西装、手指摁在耳朵上的人“护送”。金和迪尔伯恩紧紧跟在后面，手持笔记本电脑，记着笔记。他们来到实验室所在的房间，注意到实验室的门安装了指纹扫描仪，进去的时候会有蜂鸣提示声。这让山本想起酒类专营店门口的蜂鸣声。

山本和本内特原本给检查留出了两天时间，但他们发现了太多问题，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基础资料缺失太多，他们得出结论，下次还得再来。巴尔瓦尼请求给予两个月的宽限期。他声称公司即将开启新财年，而且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他们同意在11月中旬再回来检查。

到他们再度检查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调查已经发表，给s更大的压力去采取行动。山本注意到，安保有所放松，霍姆斯亲自迎接他们。巴尔瓦尼和金也再度现身，另外还有一套不同的外部律师人马，以及一些实验室顾问。检查分头进行：山本检查实验室的房间，盘问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巴尔瓦尼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而本内特在一间会议室安营扎寨，金和其他律师紧紧盯着她。

这一次，他们待了四天。有一次，本内特要求与一位在诺曼底工作的实验室助理单独进行秘密谈话，她有直接接触爱迪生设备的经历。本内特被扔在一个无窗的会议室，等了很久，直到最后一位年轻女子才现身。一坐下来，这位女子就要求找律师。看上去她接受过指点，并且非常害怕。

艾瑞卡·张在经历了6月底的停车场惊魂后，和我一直保持着零星的联系，但我不知道她鼓足了勇气去联系联邦监管机构。当我第一次听说s的检查时，完全没有想到是由她引起的。

在整个2015年秋天，直到进入2016年冬天，我努力发现检查到底有何发现。山本和本内特完成他们在11月份的第二次检查后，从与希拉洛斯的在职员工有联系的前员工那里传来消息，说检查进行得不顺利，但很难获得具体的细节。 到1月底，我们终于得以发表一篇报道，引用熟悉此事的信息来源，说s的巡视员在纽瓦克的实验室发现了“严重的”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过了一些天才揭晓，s发表了一封发给该公司的信函，说它们对“病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直接的危害”。信函给了公司十天时间提出可靠的改正方案，并且警告，如果未能及时遵守要求，将导致实验室失去其联邦许可。

这很重要。临床实验室的国家监管机构不仅证实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存在严重的问题，还确认问题严重到使病人处于直接危险之中的程度。 突然之间，希瑟·金在每一篇报道发表后像钟表一样准时到来的书面撤回要求，偃旗息鼓了。

然而，希拉洛斯仍继续将事态的严重性最小化。在一项声明中，它声称已经解决了许多问题，并且说检查的发现没有反映纽瓦克实验室当前的状况。它还声称，问题仅限于实验室运作的方式，与其专有技术的合理性无关。如果不接触到检查报告，是无法对这些说法进行反驳的。s通常在将报告发给违规实验室的几个星期后公开此类文件，但希拉洛斯以商业秘密为借口，要求不公开这些报告。接触到这些报告，成为我的当务之急。

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个长期的信源提供者，他在联邦政府工作，有获得该报告的渠道。他愿意做到的最大程度，是在电话里读部分片段给我听。对我们来说这已经足够，可以报道检查中最严重的发现： 该实验室不顾质量控制检查的一再失败——表明其检测存在缺陷——仍继续运行凝血检测达数月之久。“凝血酶原时间测定”——该检测的正式名称——如果出错，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医生依靠它来决定存在中风风险的病人的血液稀释剂的用量。开出太多剂量的血液稀释剂可能导致病人大出血，而开出的剂量太少，则可能导致生成致命的凝血块。 希拉洛斯无法反驳我们的报道，但它再次提出此问题不涉及它的专有技术。它说凝血酶原时间测定是使用传统的静脉抽血样本、在商用分析仪上进行。当被逼到墙角的时候，这家公司愿意承认使用商用分析仪，如果这样做可以维持其自身的设备管用的幻觉的话。

为了迫使s公布其检查报告，我发起一项基于信息自由法的请求，要求公开任何与纽瓦克实验室检查相关的文件，并要求尽快执行。 但希瑟·金继续敦促该机构未经详细校订，不得将报告公开，声称那样做会暴露珍贵的商业秘密。一家实验室的拥有者在面临制裁威胁的情况下还要求对检查报告进行校订，这还是第一次，而s似乎也不肯定如何继续下去。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担心完整的检查发现再也不会公开。

当这场与希瑟·金之间就检查报告的拉锯战僵持不下的时候，有消息传来，霍姆斯将在希拉洛斯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总部举办一场为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募集资金的活动。她长期以来精心培植与克林顿一家的关系，参加过多次克林顿基金会的活动，并与他们的女儿结下了友谊。 募资活动后来调整到旧金山一位科技创业家的家中，来自该活动的一张图片显示，霍姆斯手持麦克风对参加的宾客讲话，她的身边站着切尔西·克林顿。竞选还有八个月，克林顿被视作领跑者，这是一个提醒，说明霍姆斯在政治上有多么广泛的关系。足以让她逃脱监管问题的困扰吗？一切似乎都有可能。

我回头去找我的信源提供者，这次终于哄得他将全部检查报告泄露给我。这份文件长达一百二十一页，其中的恶劣程度超过任何人的预期。首先，它证明了霍姆斯在去年秋天的《华尔街日报》技术大会上说了谎话：希拉洛斯在实验室中使用的专有设备确实叫作“爱迪生”，而且报告表明，该公司仅对250项检测清单中的12项使用该设备。其他所有检测都是在商用分析仪上进行。

更重要的是，检查报告显示，根据该实验室自身的数据，爱迪生设备得到的是极为错误的结果。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有三分之一的质量控制检查未获通过。其中有一项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的血液检测项目，即测量影响睾丸素的激素水平，这项检测未能通过质量控制检查的比例达到惊人的87％。另一项帮助检查前列腺癌的检测，未能通过质量控制检查的比例是22％。使用同样的血液样本的比较检测中，爱迪生得到的结果偏离使用传统设备的幅度高达146％。而且，正如泰勒·舒尔茨所指出的，该设备无法重复自身的检测结果。一项测量维生素b&8321;&8322;的爱迪生设备检测，变异系数的范围从34％到48％，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实验室检测常见的2％–3％的范围。

至于实验室本身则是一团混乱：公司任由不具有资质的人员处理血液样本，以错误的温度储存血液，任由试剂过期，不通知病人存在缺陷的检测结果，失误层出不穷。

希瑟·金试图阻止我们发表报告，但太晚了。 我们将其发布在《华尔街日报》的网站上，一同发表的报道引用一位实验室专家的话，说报告的发现说明爱迪生设备的检测结果无异于凭空猜测。

致命的一击在几天后到来，我们获得了一份新的s发给希拉洛斯的信函。信函说该公司未能纠正巡视员所指出的45项问题中的43项，并威胁要禁止霍姆斯从事血液检测行业两年。和检测报告一样，希拉洛斯绝望地试图阻止信函公开，但一个新的信源提供者如天外飞仙般出现，联系到我，将该信函泄露给我。

当我们报道了禁止从业的威胁之后，霍姆斯再也不可能淡化形势的严重性。 她不得不出来说点什么，于是她在nbc的《今日秀》（today ）中与玛丽亚·施莱弗（aria shriver）做了一次访谈，在节目中她承认被“摧毁”了。但这似乎还不足以让她向那些被她置于伤害之地的病人道歉。看着她，我的直觉印象是，她表现出来的悔恨只是演戏。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真正的忏悔或同情。

毕竟，希拉洛斯的员工，它的投资者，以及它的零售合作伙伴沃尔格林，全都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知道了s的检查发现以及所面临的禁业处罚。如果霍姆斯真诚地想要回到正轨，为什么还那么费劲地要压制它们的曝光呢？

2016年5月，我回到旧金山湾区，想看看泰勒·舒尔茨出了什么事情。从我们在山景城的露天啤酒馆碰面，几乎过去了整整一年。艾瑞卡告诉我，泰勒正在跟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纳米科技教授合作一个研究项目，于是我租了车，开车前往帕洛阿尔托，在斯坦福工程学院寻找他。问了一圈之后，我终于在材料科学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他。

泰勒看见我并不感到惊讶。艾瑞卡给了我他的真实邮箱地址，我已经写邮件给他，让他知道我会回来找他。他一直对与我见面不置可否。现在既然我站在这儿，他倒是变得温和了。我们一起走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去吃午餐，很快轻松地开起了玩笑。

泰勒似乎精神状态很好。他告诉我，他现在是斯坦福一个小型研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与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合作，参与竞争高通公司（al）设置的奖金达数百万美元的三录仪极限大奖（trirder xprize）。他们试图制造一台便携设备，能够根据人的血液、唾液和生命体征诊断十几种疾病。

我们的谈话转向希拉洛斯，他的眉头紧锁，变得紧张起来。他说不想在有其他人耳目的开放空间讨论这个主题。他建议我们走回材料科学大楼。我们在那儿找到一间空教室，坐下来。明显可以感觉到的紧张焦虑取代了他在餐厅时的轻松神色。

“我的律师禁止我与你交谈，但我再也无法压抑下去了。”他说。

我同意，不管他告诉我什么，都不会将其记录在案，只在他给予我许可的情况下才会在将来写下来。

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我惊愕无比地听他告诉我在他祖父的家里发生的伏击事件，以及几个月来他遭受的法律上的威胁。即使如此，他也从未屈服。他坚定地拒绝签署博伊斯·席勒塞给他的任何文件。我意识到，如果不是他的勇气，以及他的父母在律师费上花费的40多万美元，我也许绝无可能发表第一篇报道。让他承受这样的一种折磨，令我感到内疚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