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通向纽约之桥（1/2）

不管海明威家里多么困难，他们似乎总有钱去西班牙。1924年5月，海明威写信告诉父母，他和哈德莉打算6月去一趟那个“神奇、美丽的国度” [1] 。他们要去比利牛斯山里钓鳟鱼，从潘普洛纳远足到圣让-皮耶德波尔（sat-jean-pied-de-port）。海明威祈祷他们不会被当作走私犯射杀。 [2] 为了筹备这次旅程，他开始兑换比塞塔 [3] 。

同时，巴黎依然在带给他们挫败与欢乐。海明威忍受着作品出版的低谷期，对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也颇有微词。他开始怀疑福特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中用化名赞美了自己的作品（他的怀疑其实是对的）。海明威把这件事反映给了埃兹拉·庞德，还说福特把创办杂志当成了一种“妥协” [4] 。福特杂志上的所有作品都可以在其他杂志上轻易找到。他为什么不冒一点儿风险呢？海明威想。毕竟，福特的杂志订阅者和赞助商都少得可怜，特立独行一点儿也不会冒犯到什么人。

“能对福特做的，就是杀了他。”海明威写道。

福特对海明威打磨出来的小故事所做的编辑修改，海明威也不喜欢。他向庞德抱怨，同时却请求庞德不要将此事告诉福特，因为他不愿引起争执——至少目前不愿意。

大概在这个时候，海明威结识了幽默作家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后者那年春天在巴黎名声大噪。斯图尔特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讽刺作家之一，讽刺文学在那时也是一种极度流行的文体。他第一本书的书名由30个单词组成：《戏仿世界史纲，如果由美国最具个性的当代作家们讲述，也许对美国历史事件有奇妙而无伤大雅的解读》（a parody outle of history where ay be founda curioly irreverent treat the as they would be narrated by arica&039;s ost characteristic nteporary authors ） [5] 。这本书的畅销让他出了名。一两年后当斯图尔特准备去欧洲一游时，一位编辑朋友建议他去巴黎见海明威一面，尽管斯图尔特已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大牌作家，而海明威仍然只是个幼稚青年。碰巧，斯图尔特在勒孔德夫人馆（ada lete&039;s，这是圣路易岛 [6] 上的一家餐厅） [7] 遇到了海明威。

“他写些什么东西，我一无所知，但是他看上去像是我喜欢的那种人。”斯图尔特回忆说。 [8] 这意味着他们都喜欢胡吃海喝，而且海明威显然是一位用心的听众，“能够懂得我的那种幽默”，斯图尔特解释说。

他们很快成了朋友。初次见面后，海明威甚至把公寓借给斯图尔特暂住，因为他自己马上要带哈德莉和邦比去瑞士待几个星期。海明威“带着他特有的热情，执意让我在他们回来之前住在他们的屋子里，”斯图尔特后来写道，“第二天我在他的房间里醒来，非常开心，他还给我留了字条，告诉我哪里有牛奶和鸡蛋。” [9]

对海明威来说，结识斯图尔特是意外的收获。比起勒布，斯图尔特在纽约文学圈的人脉更广。他不仅认识城里有影响力的编辑和出版商，而且也是那座城市“奥林匹斯诸神”中的一员——他属于阿尔冈琴圆桌会（the algon round table），一个非正式但仅限少数人参加的午餐俱乐部，会员有二十几个，都是纽约城最有才华的人。会上的珍馐自然不在话下，不过马天尼酒才是阿尔冈琴的成员相互之间嬉笑怒骂的最重要动力。

“20世纪初的对话必须妙语连珠，”约翰·多斯·帕索斯回忆道，“段子要你一个我一个地讲个不停，就像打羽毛球那样。”他还说，斯图尔特“是最擅长这种‘趣味运动’的人之一”。 [10] 在他的回忆录《神来之笔！》（by a stroke of ck! ）中，斯图尔特声称这个“狗咬狗” [11] 的世界总是让他不自在——“我总是在被‘咬’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才反击”，他说——不过在圆桌上他总是受欢迎的。

遇见海明威后的这一年里，斯图尔特经历了一些挫折。斯图尔特和他作品的经销商都满怀希望，盼着他的第二本书问世。这第二本书是一部冷嘲热讽的时光旅行者宣言——《波利姨妈的人类故事》（aunt polly’s story of ankd ）。但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本书写得相当失败。失望过后，1924年4月斯图尔特躲到了巴黎，冥冥之中和海明威再一次相遇。

两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波利姨妈》的失败让斯图尔特底气不足，而此时的海明威在巴黎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斯图尔特给他看了自己正在写的新小说的稿子，当海明威提议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发表书稿的一部分时，斯图尔特很高兴。（当斯图尔特得知《大西洋彼岸评论》不提供稿酬时，这份高兴劲儿泄了一些。）不管怎样，他愉快地接受了海明威的旅行邀请，答应那年夏天和一帮作家、编辑一起去西班牙。

“多带些比塞塔。”海明威建议道，并向斯图尔特解释，那里会有很多p（海滩）和poules（妓女），都是一流的。 [12]

斯图尔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海明威的盛情邀请。

“后来我得知，当海明威热爱一样东西时，抗拒他的任何请求都是极度危险的，尤其是他的友情。”多年后斯图尔特写道。 [13]

海明威的第一次潘普洛纳圣佛明奔牛节之旅是一场两个人的旅行，但是1924年7月第二次去那里时，海明威夫妇把邦比留给保姆照看，带去了一个大型“观光团”，其中包括海明威两本书的巴黎出版商比尔·伯德和罗伯特·麦克阿尔蒙，伯德的妻子萨莉，海明威的战友埃里克·爱德华·多尔曼-史密斯——外号“瞪羚”（eric edward “chk” doran-sith） [14] ，以及约翰·多斯·帕索斯，海明威和他也是“一战”期间认识的。想好好招待客人，就先得有高调的激情。

“海明威有一种类似福音传道者的秉性，无论当时有什么让他发狂的东西，他都能号召朋友们一同皈依他的狂热。”多斯·帕索斯回忆说。 [15]

潘普洛纳仍然和一年前的夏天时一样，淳朴而闭塞，没有被成群涌来的美国或他国游客污染。“整座城都是我们的，”斯图尔特写道，“别人都不曾发现它……它是海明威的珍宝。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是男人的时光。” [16]

戴着蓝色贝雷帽的西班牙人在镇上的广场翩翩起舞，城中的当地人成群结队，击着手鼓，吹着口哨。从周围的山区赶来了成百上千的农民，挤满了街道。他们把大蒜串起来挂在脖子上，高举着山羊皮做的酒囊，开怀畅饮。纸糊的巨人有四五米高，随着游行的人群走遍了镇子。晚上，夜空中绽放着礼花，狂欢的人群跳舞到天明。

“大街小巷都传来伴着鼓点的巴斯克横笛声，或者是加里西亚风笛配上响板演奏的乐曲，”多斯·帕索斯写道，“圣佛明是一个精彩的大型秀场。乐队，游行，礼花，让人应接不暇。” [17]

这种热情几乎是狂野的，“浸入人的血肉与骨髓” [18] 。节庆一旦开始，世界就变成了一场超现实的、无止息的、激荡着肾上腺素和酒精的马拉松长跑。海明威的“观光团”每天早上只有灌下几杯黑咖啡后，才能开始新的一天；但是，他们很快就会重新拿起茴香酒，狂饮起来。狂欢中常常有人掉队，有时直到第二天才会找回队伍。一个人随时会被一群乐手、舞蹈家或者农民淹没。天黑以后，除非喝到昏厥，饮酒作乐会持续到天亮。甚至“观光团”自己的成员都快聚不齐了：海明威后来说，整个潘普洛纳到处都是唐纳德·斯图尔特的呕吐物。 [19]

斯图尔特不吐的时候，就一心沉浸于狂欢的情绪之中。他在大约200位参加大游行（riau -riau ）的舞者中间跳了一晚上，他们把他扛上肩头。接下来的庆典中，他都被农夫们当作吉祥物来崇拜。

7月7日的奔牛活动标志着节庆的正式开始，奔牛活动在西班牙语中叫作encierro。这是一个壮观的仪式，当天斗牛用的公牛被从城郊的牲畜栏里放出来，穿过两边有围栏的街道，一路奔向潘普洛纳城中心的斗牛场。凌晨，小乐队开始绕城行进，一边击鼓一边吹奏传统的芦笛。

鼓乐声唤醒了成百上千睡在大街上的人：市政广场上、长椅上和人行道上，都满满地睡着人。早上不到6点，人们就拥挤在街道的围栏边和临街的露台上，希望亲眼见证奔牛的盛况。

7点钟，一发礼炮突然在空中炸开，宣告牛群已经放出；接着又是一声，代表牛群来了。在围起来的街道中，一群人跌跌撞撞地跑在牛群前面。 [20] 公牛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尘土飞扬。如果没有人绊倒，半英里 [21] 的冲刺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不过，踩踏事件也是经常发生的。当公牛到达斗牛场时，空中会绽放更多的礼花。接下来是互动环节：任何足够有胆量的人都可以跳入场中，过一把斗牛士瘾。

海明威做好了与斗牛士为伍的准备。如果说一年之前的西班牙之行中他经历了“自我硬化过程”，今年的旅行奏响的就是同一主题的新乐章。

“他总是在讲勇气的事，还有一个男人需要怎样试炼自己，证明自己能够承担。”麦克阿尔蒙回忆说。

当然，此时做男人意味着要在几千人的目光下，引诱一头2000磅重的动物向你冲来。在潘普洛纳的那一个星期，海明威好几次跳入斗牛场中。 [22] 在其中一次冒险中，他挥舞着自己的外套，试图引起一头阉牛的注意，但是那头牛被其他东西分散了注意力，没有理他，于是海明威抓住阉牛的两只角，想把它甩起来。人群欢呼了。那头牛“跑开了，困惑地‘哞’了一声” [23] 。

麦克阿尔蒙不打算和海明威一起跳入场中，但是唐纳德·斯图尔特这么干了。他后来申明，虽然自己一般都是“小心行事”，却不得不跳进斗牛场中，因为“海明威的行为让我感到羞愧” [24] 。他不想在海明威面前丢脸，后者的友情对斯图尔特已变得很重要了。

“和海明威在一起，要不就称兄道弟，要不就决裂。” [25]

斯图尔特闷下几口酒，然后跳进了斗牛场。与此同时，一头公牛全力向他冲了过来，把他撞了个“四仰八叉，滚了几滚” [26] 。接着他又去惹那头公牛，这一回，它轻易地将斯图尔特挑上了天。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海明威跑过去拍了拍他的背。

“我感觉自己就像进球得分了一样。”斯图尔特写道。 [27]

不过，他得到的只有几根折断的肋骨。他再一次被热情的西班牙人举上肩头，抬离了斗牛场。

海明威“观光团”的这场斗牛闹剧被当地摄影师拍了下来，永远地印在纪念明信片上。 [28] 海明威和斯图尔特很快名扬巴黎，壮举甚至传到了美国。海明威再一次显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榜样。《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还刊登了一篇文章：《两美国人装斗牛士遭牛顶》 [29] ，报道说涉事的是一个叫“麦克唐纳·奥格登·斯图尔特”的人和“世界大战英雄”海明威，文章还写到斯图尔特试图“跳上公牛的背，往它的眼睛上吐烟”，于是公牛顶了他，“把他撞翻了”；海明威想去救斯图尔特，但接着也被牛顶了。报道称，要是牛角没有包着布，海明威就难逃一死。

斯图尔特说，他和海明威都没有向媒体提供这样的信息（“肯定是伯德、麦克阿尔蒙或是多斯·帕索斯说的” [30] ）。海明威给《多伦多星报》写过一封信，自顾自地解释了一通那篇报道说错的地方 [31] ，他还向前同事吹牛，说自己和斯图尔特赢得了一个粉丝团，成天尾随着他俩。显然，海明威深知自己想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大家渐渐发现，危险而富有异域风情的斗牛活动深受美国国内媒体的欢迎，这和巴黎作家群的故事受美国读者青睐是一个道理。美国侨民在那个异域世界里的逸闻随之备受关注。那篇《芝加哥论坛报》的文章说，海明威“观光团”里的所有成员都是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

奔牛节持续了一周，在7月14日主广场上一通齐放的礼花中落幕了。海明威一行人烂醉如泥、筋疲力尽。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激情在节日结束之前就耗尽了，但每个人都玩得太忘乎所以，无暇顾及他。“一群年轻人努力展示他们的男子气概，让我越看越烦。”他后来写道。 [32] 他觉得偶尔去看看斗牛还是不错的，但是整整一周每天都看，这就太过了。不过当然，海明威绝对不会这么想。

“他就像一条水蛭那样咬紧事情不放，直到吸干了它所有的血肉，”多斯·帕索斯回忆说，“吸得自己的身体都快胀破了。”唐纳德·斯图尔特是人们最喜爱的丑角；麦克阿尔蒙虽然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不过看起来很可笑。总之，海明威才是“众人瞩目之的”。 [33]

醉意未消的“观光团”退居至比利牛斯山区一个叫作“博古特”（burguete）的巴斯克人村庄 [34] 。这里安静、偏僻，是在潘普洛纳纵酒狂欢之后理想的休憩之所。一行人住进了一家乡村小酒店，吃的是农夫的大餐：山羊奶酪、玉米粉圆饼、黑面包，还有兑了山羊奶的咖啡。绵羊和山羊点点散布在山坡上，满是鳟鱼的伊拉蒂河（irati river）在几公里外流淌。一行人带上食物，到河流那边去远足野餐。

罗伯特·麦克阿尔蒙观察着他的作者。当众人在河中的瀑布前钓鱼时，海明威心里构思着一篇短篇小说，也就是后来的《大双心河》（“big o-hearted river”）。

“他非常投入地思索着一个垂钓者的心里会想什么……他没有钓到很多鳟鱼，但是在本子上写了很多故事思路。”麦克阿尔蒙对海明威的不屑之情正在增长，认定这篇小说“会非常矫揉造作”。而且他很快会得出结论，海明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生意人，一个追求公众关注的人，他面向未来，精心计算，而且只会毫无敬意地利用人。” [35]

海明威不但没能改变麦克阿尔蒙的看法，反而在他们的乡村漫步中无端大发脾气。他怀疑哈德莉又怀孕了（她其实并没有），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怎么又要当父亲了，而比尔·伯德的妻子萨莉当着其他人的面教训了他。

“你这个浑蛋傻瓜犯什么小孩子脾气！”她痛骂，“你也有责任。要么采取行动，别要这个孩子，要么就接受他！” [36] 甚至在哈德莉的怀孕风波平息之后，海明威还是找到了其他烦心的事。他告诉庞德，只有在斗牛场，生命力与艺术才能交汇。他十分嫉妒，那些褒扬可以像雨点般落在斗牛士身上，但年轻的作家们却得不到一丝一毫。斗牛士会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赢得喝彩与尊重。作家们却要等到89岁时才能获得同样的待遇。另外，在文学界，海明威觉得越是“文弱、差劲的人”，就打拼得越成功，詹姆斯·乔伊斯就是一个例子。 [37]

经济上的问题很快又来了，沉重的打击令他平添阴郁。他告诉庞德，自己越发难以为继，可能会放弃写作。

“我再也不会出版新作了。”他悲叹道。

他担忧的是，接下来可能会有后来居上的竞争对手把他踩下来，发动一场文风界的政变，占据他素来渴望的先锋位置。接下来的那个春天，他冷冷地开玩笑说：“某个狗崽子会把我写的一切都学走，然后人们就会把我称作他的模仿者。”

是时候回巴黎了，回到那个必须突破的事业中。

也许不出所有人的意料，此时距离海明威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决裂已经不远了。像之前很多野心勃勃却银根不稳的文学杂志一样，《大西洋彼岸评论》在经济上很快捉襟见肘。在海明威筹备西班牙之行的那段时间，福特已经为了给杂志拉赞助回到了美国，把7月刊的收尾工作和8月刊的组稿工作留给了海明威。海明威抓住这次机会，在7月刊里登了一篇匿名的“编者按”，把几位有名的超现实主义作家讥讽了一通，8月刊里排的几乎都是他美国朋友们的作品，全然不顾这期杂志本来计划关注的国际主题。等到福特返回巴黎时，改动8月刊已经太晚了。既然改不了，福特便加了一篇“编者按”，告知读者这期刊物完全是由海明威一手操办的，并表示下一期杂志会“重拾国际主题” [38] 。接着，在10月刊中，海明威发表了一篇攻击t s艾略特的文章，为此福特又在11月刊里登出了一篇道歉澄清的文章。那时两人已经反目，海明威对格特鲁德·斯泰因说，福特是个“十足的骗子”，是个“无赖”。两人的合作关系就这样结束了，杂志也在几个月后停办。

事情尘埃落定，海明威开始写讽刺作品。正如海明威未来的儿媳所云，对他来说写作就如“箭袋中的一支复仇之箭” [39] 。除了创作短篇小说，他还写了一些讽刺左岸同胞的散文，其中就包括一篇不曾发表过的故事，描写福特两口子在图卢兹黑人餐馆（nègre de touloe）中的争吵。 [40] 还有一篇［后来以“艾略特夫妇”（“r and rs elliot”）的题目发表］写了一对夫妇为了要孩子而付出的努力（小说的第二句话是：“他们努力了好多次，艾略特太太都要吃不消了。” [41] ），故事的灵感来自作家查尔德·鲍尔斯·史密斯（chard powers sith）夫妇不孕不育的烦恼。他还写了一篇超重少女来巴黎寻爱的故事，灵感来自哈德莉朋友们的烦恼。在这段时间，海明威给每个人都备了一点儿“毒药”，在他的文学磨坊里，他娴熟地研磨、调配着别人的生活与脆弱。

虽说有这些歪曲事实的闲话文章，同一时期海明威也有更高尚的动机与创作。那年夏末，他完成了《大双心河》，在博古特钓鱼时，他就开始琢磨这篇小说了。最后完成的作品分为两段故事，展示了海明威令人震撼的新风格。不仅如此，故事中有一段后来被删去的话，使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海明威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的：“（尼克）想当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很肯定这会实现……他，尼克，想让这片天地留在自己的文字里，就像它们留在塞尚的画里……他感觉近乎神圣。这绝对是说一不二的。” [42]

《大双心河》是海明威在多伦多的波折后创作的第九篇短篇小说。再加上《三个故事和十首诗》里面的三个故事，足够凑成一本厚度相当的书了。海明威笨拙地凑出了一部书稿，还把《在我们的时代》中的小故事点缀般地插入其中。很快，他开始把这本书称作《在我们的时代》（ our ti ）——这一回，书名中每个单词的首字母都是大写的了，以区别他在巴黎出版的那本小薄书 our ti 。 [43] 海明威深知，他依然需要写出那本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它是《在我们的时代》无法取代的。但是要撬开美国主流出版社的大门，让自己扬名纽约，《在我们的时代》也足够了。

新朋老友都严阵以待，准备为海明威的事业而奋斗。没到10月，唐纳德·斯图尔特回到了纽约，待在耶鲁俱乐部（yale cb） [44] 。约翰·多斯·帕索斯从海明威那里接到重任，护送《在我们的时代》的书稿穿越大西洋，亲手将它交给斯图尔特。斯图尔特允诺，要把书稿交给他自己的出版商，乔治·h多兰公司。

多斯·帕索斯也将担任大使的角色。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一读到先前那本《在我们的时代》（ our ti ），就“立刻把海明威归入了英语语言天才之列”。由此，他开始“在国际上吹捧海明威”，并用自己的方式品评海明威及其作品。“要我说，只要老海坚守着他电报式的精短语言和詹姆士国王钦定本《圣经》，他就能成为第一位伟大的美国文体家。” [45]

另外，哈罗德·勒布也忙着来帮他。如果说他一直在烦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什么看不到老海的一点儿进步” [46] ，现在他终于有了帮助朋友的机会。他立即开始筹划把海明威介绍给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同时也将他介绍给利夫莱特先生本人。

这将是一次最值得铭记的引荐。

贺拉斯·利夫莱特（horace liveright）不完全是一位常规的出版商。10年前，他闯入了充斥着门户之见的出版界，至今还令同行们震惊而愤怒。

他的早期履历中，没有一件事预示着他会成为一个文化人。他的很多同行据说都有常青藤盟校的教育背景，而利夫莱特自从读完高中文法学校，就没再经历过正规教育的严格训练。十几岁的时候，他为了赚钱谋生，在宾夕法尼亚的一家股票交易所工作。不过，他对自己的未来有更远大的规划。他最后来到纽约，在历史悠久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的柱廊里建立了一家工作室，而且雇了一个伙计，让他把自己当作罗斯贝里伯爵 [47] 来侍奉。 [48] 他创作了一部歌剧，但只排演了几次，并没有正式演出。接着，利夫莱特在25岁左右创立了匹快纸业（pick-ick paper），一家卫生纸公司。据说，背后撑腰的是他岳父——国际纸业公司（ternational paper pany）的副总裁。利夫莱特骄傲地为公司起了名字。直到公司倒闭 [49] ，他才开始转向更有精神价值的“纸产品”。

正当他规划着一份新事业时，他遇见了阿尔伯特·博尼（albert boni）。博尼用他的哈佛大学奖学金在格林威治村开了一家书店 [50] ，但他的理想其实是办一家出版社。利夫莱特提议和博尼合伙，两人在1917年宣告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成立。很快，博尼因为一些理念上的分歧离开了公司 [51] ，但他的名字留了下来。这家出版社常常被同行们称为“疯人院”，而它的经理则被其他出版商视作好大喜功的江湖骗子、没有原则的暴发户，或是不可理喻的黑户。利夫莱特喜欢把日程本和一瓶威士忌一起放在书桌上，出版社的等候室里据称弥漫着一种不寻常的气氛。

“你去出版社见他，会发现外面的大办公室里挤满了合唱团的女孩，”舍伍德·安德森回忆道，“若是那里有位练后手翻的女士踢飞了我的帽子，我也一点儿都不会惊讶。” [52]

如果说利夫莱特只是雇了合唱团来装点门面，那谁也不会惊讶，但这些女孩其实是去面试的，因为敢于尝试创新的利夫莱特也从事戏剧编排。在出版社的等候室里，舞蹈演员和作家要做好准备，要和利夫莱特手下的大批私酒贩子 [53] 共处。这可不是最体面的环境。

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很快成了格林威治村众多不拘传统的艺术家的非官方出版社，几乎在同一时期，它也成了“那些根基较深厚的出版商眼中的臭水沟之最”，海明威在巴黎的第一位朋友路易斯·加朗蒂耶如是说。 [54] 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立即对老牌出版社构成了威胁——它很快开始吸引重要的文学天才。例如，创社第一年它就签下了文学巨人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55] 。利夫莱特很快也把舍伍德·安德森从bw许布希出版社（b w huebsch）挖走，诱饵是一笔持续5年、每周100美元的酬金。 [56] 所有新签下的合同显示，这家朝气蓬勃的出版社是真正想做生意的。那些老牌出版社可以尽情仇恨利夫莱特，但是他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贺拉斯·利夫莱特与其他出版商一样，开始在蒙帕纳斯的旅居作家群中搜寻才俊。出版社的一位副总裁立昂·弗里施曼（leon fleischan）肩负了为美国市场寻找适宜出版物的使命，移居巴黎。哈罗德·勒布和弗里施曼在纽约的时候就认识。此时海明威正在准备《在我们的时代》的书稿，勒布介绍海明威来到了弗里施曼的公寓。

还没到会面的日子，凯蒂·坎奈尔便越来越焦虑。她担心海明威有反犹倾向 [57] ，可能会在弗里施曼和他的夫人海伦那里闹出乱子。她把自己的担忧如实同勒布说了。勒布并不在意。

“那时我不想理会圈内盛行的闲话，”他事后写道，“它们夸大了海明威的坏脾气。” [58] 会面的夜晚终于到了。可能是因为好奇难耐，坎奈尔加入了勒布和海明威，一起去了弗里施曼位于香榭丽舍大街的公寓。海伦·弗里施曼给他们开了门。

“今天女佣请假。”海伦一边招待他们进屋一边说。

接着，立昂·弗里施曼迎了出来，身着一件天鹅绒居家服。坎奈尔和勒布都看得出来，海明威一看见弗里施曼就对他不抱好感。

有吃有喝，大家聊着细碎的话题。坎奈尔和海伦谈论着佩吉·古根海姆和她丈夫的八卦。勒布努力活跃气氛，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两个黑人女孩去科尼岛（ney isnd）照相的事”。

终于，男人们开始谈正事了。弗里施曼开宗明义，海明威渐露锋芒的才华他早有耳闻，但是一位新作家的作品能否畅销，谁也说不好。让大众接受新的文学趋势，总是需要时日。

在勒布看来，这是一番折磨人的讲话。“我就像在用海明威的耳朵听立昂的话，”他事后写道，“他说的每个字都让人觉得矫饰、高傲、不自然。”

海明威冷漠地喝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当弗里施曼观察他的反应时，他就象征性地咧嘴一笑。勒布更加警惕了。

“我想读读你的小说。”弗里施曼终于说。如果他觉得它们出色，就会附上自己的推荐语把书稿寄给利夫莱特。“贺拉斯知道我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提建议时也总要讲究些策略，”他说，“贺拉斯觉得他是在自己做决定。”

好在聚会很快结束了。勒布、坎奈尔和海明威一起告辞。 [59]

“在街上，我想安慰大家一下，说这是个不错的夜晚，”坎奈尔回忆道，“海明威却直接爆了粗口：‘天杀的犹太傻！’还骂了很多露骨的脏话。” [60]

后来发生了什么，勒布和坎奈尔说法不一。勒布的回忆是，他和坎奈尔去吃晚饭，边吃边聊刚刚发生的事。

“我早就说过了吧？”据说坎奈尔责备了勒布，“你从来就不信我的。幸好他骂了一通，这样下次你可能就听我的了。” [61]

勒布并不在乎海明威的反应，但他还是为海明威的行为找了点儿借口。“他喜欢用过激的方式表达自己。”他对凯蒂说。 [62] 勒布在另一次回顾此事时说他告诉凯蒂，“就像我也会蔑称爱尔兰人为o，海明威那样说犹太人说明不了什么”。 [63]

而在坎奈尔的回忆中，之后的事情更简单也更直接。她说，勒布就惊愕地站在路上，眼看着海明威走远。

“呐，宝贝儿，这就是你托付终生的朋友。”她记得自己这么说。

“哦不，如果海明威把我当作犹太人，他就不会当着我的面这么说了。”她记得勒布说。 [64]

《在我们的时代》如今正奔向两家美国主流出版社——多兰和利夫莱特。 [65] 现在，海明威只需要坐下，擦干身上淋漓的大汗，耐心等待回复。此时他的信中既有紧张，也有自信。他恳求斯图尔特及时为他更新消息，对斯图尔特的“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66] 。几天后他写信告诉一个朋友，说来年春天他会在纽约出版一本书 [67] ，即便此时还没有哪家出版社接下了这单生意，他也没有从出版社那里得到任何回音。

“我觉得多兰会出版的我的书。”他对老朋友比尔·史密斯说，“我们正在具体商议此事。多兰不要，才轮到博尼-利夫莱特，但我会尽可能让稿子离犹太佬远一点。”

可是到了12月中旬，海明威还是没有收到任何确切的答复，无论是多兰出版社、利夫莱特的犹太佬，或是别的任何出版社都没有回复。他投了一则滑稽故事给《名利场》（这是唐纳德·斯图尔特的地盘），名叫“我与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在斗牛场的日子”。稿件被拒，他写信的语调不那么扬扬自得了。他和哈德莉打算去一趟奥地利，用滑雪和大吃大喝来安抚一下受伤的心。

“还不是一切照旧？”他告诉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很高兴能出去避一避。 [68]

圣诞节前不久，海明威一家三口前往了施伦斯镇的陶博旅店（hotel taube schruns），施伦斯是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山中小镇。就像去年夏天的博古特，施伦斯偏远、未经雕琢，没有蒙帕纳斯人。即使是寒酸的美国作家，也会觉得奥地利的物价低得不可思议，这和法国类似，一家人的食宿费用大约相当于每天两美元。

在等待纽约的消息时，海明威一刻都没闲着。他和哈德莉去滑雪，把邦比交给了一个漂亮的奥地利女孩照管。当地人很快给了海明威一个称呼 ——“黑基督”，以致敬他在那里蓄起的大胡子。（有些奥地利人觉得这个称呼还不够确切，又把海明威晋升为“喝樱桃白兰地的黑基督”。）陶博的酒吧里有36个龙头，打开后会流出不同的啤酒，海明威整晚整晚地品尝啤酒，在破窗户下面打牌赌博，毫不厌倦。哈德莉则织着她的羊毛衫。

哈罗德·勒布本打算参加这趟奥地利之行，但是他仍需要留在巴黎，就他的小说《杜达布》的修订问题和贺拉斯·利夫莱特讨价还价，所以无法脱身。他推后了赶赴施伦斯的时间——“我想先把书的事情解决了。悬着一块大石头，我不可能玩得愉快”，事后他回忆道 [69] ——然而最后，他却订了一张回美国的船票，准备新年一过就动身。他也想利用这次离别，摆脱自己和坎奈尔纠缠、暧昧的关系，给她留下一封“措辞艰难而痛苦的信”。这种关系对她不公平，他解释道：“她应该有一个丈夫，而我不想和任何人结婚。三年来我们都是亲密的朋友，结婚行不通。” [70] 坎奈尔不能认同。他们最后还是没有分开。

在海明威还不知道勒布要放弃奥地利之行改去纽约时，他写信给勒布，叮嘱他快点把事情办结，带点上好的威士忌，还说：“从弗里施曼那里把我的书稿带回来，可否？” [71] 可能海明威默认了自己会被多兰拒绝。不过，一个月之后他又给勒布写了一封信，里面通篇是脏话，倾吐了很多新的消息、对策，以及写信人的愤怒。

多兰拒绝了《在我们的时代》。

海明威那时刚刚收到唐纳德·斯图尔特寄来的一封信，里面塞了一张支票。开始，他以为钱是多兰出版社给的，但其实这是一张个人支票，是斯图尔特开的，算是一件安抚人心的圣诞礼物，毕竟乔治·多兰出版社的退稿信就装在同一个信封里，斯图尔特想让这封信不那么伤人。 [72]

“他们都认同我作品的力量，这也会是一本好书，”海明威转告勒布，“问题仅仅是他们不乐意出版它。”

多兰的编辑团队反对书稿一些篇目中的性爱情节——同时，他们也不想通过出版短篇小说集来推出一位新作家。所以，“要是我有部长篇小说，他们就会奉陪到底了”，海明威对勒布讲。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