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王有多快活（1/2）

海明威一家回到巴黎，哈德莉似乎又回过神来，也许她终究不想把丈夫拱手让给宝琳。她感觉海明威只是容易被赞美的话语冲昏头脑；如果离开他的情人崇拜者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清醒过来。最后一次，她艰难地想挽救自己的婚姻。哈德莉向海明威和宝琳宣告，如果他们可以分开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之后他们还觉得爱着对方，她就同意和海明威离婚。

海明威和宝琳接受了她的条件。他们决定，度过这三个月最好的方式就是两人各自待在两个不同的大洲。9月底，宝琳登上了开往纽约的“佩因兰号”（the pennnd）远洋客船。在给海明威的信中，她吐露了自己的苦闷，但她不能容忍哈德莉的挑衅，决意盯紧自己的战利品。如果哈德莉再多说三个月，她也会忍下来。 [1]

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宝琳的耐性渐渐被消磨，绝望感也越来越沉重。她写信对海明威说，虽然她觉得对不起哈德莉，但同时也急于把事情做个了结。三个月一到他们必须离婚。她要求海明威，无论哈德莉在经济上提出了什么样的条件，他都得答应。 [2]

在巴黎，海明威闭门谢客。三角关系的纠缠和《太阳照常升起》的紧张筹备工作，一定让他感到压力巨大。他告诉宝琳，他感觉自己肝肠寸断，“你是我想要的全部，菲弗，上帝啊，我如此想念你”。他不喝酒，不见客，也停止了和巴黎文学圈的交往。 [3]

“我在做不寻常的写作实验。”他向菲茨杰拉德写道。

海明威还谈到，从之前一年的圣诞节起，他就饱受地狱般的煎熬。他承认这是他咎由自取，但地狱终究是地狱。现在，他想逃出去。

“我确信我们会像国王一样快活。”他写道，引用了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4] 的一句诗。但他接着又问：“国王有多快活？” [5]

和宝琳分别6周，海明威也陷入了绝望。他怀疑哈德莉可能会故意拖延，再次延长他和宝琳分开的时间。可能她根本不想离婚。他对宝琳说，也许他应该就此自杀算了，这样就能让她从破坏他人婚姻的负罪感中解脱，也能让哈德莉从离婚的羞辱感中解放。

“我宁可在这个世界还有所残留的时候死掉，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坍塌、毁灭、耗尽。”海明威对宝琳说。 [6]

同时，麦克斯韦·柏金斯在全然不知海明威低落情绪的情况下，开始准备隆重推出《太阳照常升起》。《春潮》的销量一般，但他让海明威不要因此感到沮丧。在纽约，期待《太阳照常升起》的呼声日益高涨。

“你可能意识不到人们对你的评价有多高，那些业内一言九鼎的人又是如何郑重其事地评价你，最后他们的评价都成了共识。” [7]

到了9月份，《太阳照常升起》已经编订完毕，可以付梓了。总的来说，柏金斯只对文稿做了些微小的编辑改动。他的小改进既让小说达到了公众能够接受的水准，又令其不失那种撩人的粗犷。柏金斯对此很满意。

海明威让柏金斯把格特鲁德·斯泰因那句“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以及《传道书》里“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那段话都印在书名页上。柏金斯为了劝他别这么做，颇费了一些力气：书名页上写这么多字，会显得非常拥挤、怪异。他把这几句格言挪到了新定好的献词页背面。这一页之后，读者便一头扎入了书的正文部分。柏金斯认为，这样的安排很好地突出了这两句格言。

“让它们独占一页，就是很好的强调。”他对海明威说。 [8]

即使当时海明威在私人情感上已经精疲力竭，他和柏金斯的关系却似乎单纯得让人感动。当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准备发布《太阳照常升起》时，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越发亲近。在9月中旬的一封信里，柏金斯已经把海明威称为“我亲爱的海明威先生”了。通信中洋溢着幽默与兴奋，海明威深陷其中的绝望和焦虑，在信中一点儿也没有显露。

即便海明威整日愁眉不展，禁闭自己，他还是找到了兴致，至少光临过一次聚会。诗人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和他的妻子办过一场晚会，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带着新婚妻子比阿特丽斯前来参加，海明威也到了，带上了最新的作品——一首诗，打算读给朋友们听。诗的题目是“致悲剧的女诗人”。在大家的注目下，他读了出来：

你拿着刮胡刀片

一片新的，免得感染

左右划破了两只手腕

伤口却浅得看不见

唐纳德·斯图尔特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首诗明显写的是多萝西·帕克，过去三年中她两度想要自杀。海明威继续读着，诗里描绘了不幸的女诗人最近的一次西班牙之旅：

一路上你轻蔑地翘着下巴

走过阿拉贡、卡斯提尔、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男人伸出咸猪手

掐了你这犹太人的圆屁股一下又一下

然后，这首诗的主人公很快回到了巴黎，“没出什么事” [9] ，又为《纽约客》写了更多的诗。帕克与海明威、本奇利来到巴黎之后不久，确实去过西班牙。那个国度中，大概所有的事物——从国民对待动物的方式，到男人喜欢捏女人屁股的习惯——都使帕克毛骨悚然。 [10] 在巴塞罗那，她在一场斗牛比赛上目睹一头牛顶死了一匹马，走出赛场后她坚持认为斗牛士十分令人作呕。回到巴黎，帕克把这些经历告诉了海明威，对于后者来说，帕克的言论近乎亵渎神明。这首诗接下来的40行描绘了那些被帕克一路上嗤之以鼻的神圣场面，它含蓄地指出，帕克的心态高人一等，缺少观察的天分，所以只能做一名二流作家。

是什么促使海明威写下了这首不留情面的诗？不得而知。不过，尽人皆知的是，海明威丝毫不会同情一个被销蚀、被宠坏了的城里人，不会把他们的抑郁、自残当回事。但这首诗仍然令唐纳德·斯图尔特十分意外，他后来回忆，这首诗“居心叵测，既不公平，也不好笑”。他想不明白，海明威为什么要攻击帕克。在当今在世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未曾领受过帕克的犀利评论，但海明威就是例外之一。斯图尔特当场谴责了海明威。 [11]

“其他人都没有站出来，”斯图尔特回忆道，“（阿奇·迈克利什）或者其他人都没有。我素来被认为是一个和善的人，是所有人的‘唐叔叔’，但是那一回我让他滚蛋——当然别人是不敢那样对待海明威的。” [12] 说出这样的话后，唐纳德有点儿难堪，他等着海明威回嘴。

出乎意料的是，海明威从容接受了他的指责，实际上“连哼都没哼一声”，斯图尔特说，“我想这件事要被载入史册了”。

无论海明威反应如何，在斯图尔特看来，这件事结束了他和海明威的友谊。不是说他们对彼此的态度不友好了；正如斯图尔特所解释的那样，“严格意义上说我们一直是朋友，但在那件事之后，关系就不像从前那样了”。他不能容忍这首诗。它揭示了海明威个性中的“卑鄙特质”，在斯图尔特看来，海明威“就像那种能把你引诱过去然后炸死你的陷阱”。

据斯图尔特所知，这首诗从没有传到帕克耳中，直到她死后才公之于世。被蒙在鼓里的帕克始终怀着不羁的热情为海明威的作品写评论，将它们发表在《纽约客》上，并称他为她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13]

海明威是多摩咖啡馆中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他疏远了哈德莉，而宝琳又突然离开巴黎，他的热心观众们一下子吊起了好奇心。如今形单影只的哈德莉去丁香园咖啡馆消磨上午，被认识她的人淹没了，他们“好奇得要死” [14] ，想知道整件事的真相。但是在10月底，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一件事彻底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1926年10月22日，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发行了5090本《太阳照常升起》。

在纽约，麦克斯韦·柏金斯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决意把小说的问世打造成一个大新闻。不管编辑团队曾经如何质疑海明威和《太阳照常升起》，斯克里布纳的宣传团队此时热情得近乎疯狂。无论是小说本身还是它的作者，都带给了宣传团队做不完的工作：他们把海明威“兜售”给所有人，上至高级评论家，下至小报专栏写手。他们推出的不单是又一位斯克里布纳旗下的“坏男孩”，而是一种全新的作家：混合了巴黎的喧嚣、阿尔卑斯山的粗犷、拳击场的野蛮，另外还有一种别样的才华光芒。

“我们有三位社内营销人员，每位都尤其对你作品的推广工作干劲十足。”柏金斯在信中对海明威说。他们“贪婪地搜寻着任何能当作广告的材料，迫不及待想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15] 编辑们很快意识到，这回钓上的是一条大鱼。媒体对海明威有了满足不了的胃口。柏金斯央求他的作者，“你的照片，不管是什么照片都请统统寄来” [16] 。宣传人员拿到什么材料都可以利用起来。三天之后柏金斯又写了一封信，向海明威讨要他个人身世的资料，喂给那些如饥似渴的新闻编辑和专栏作者。

“不管我们给报社什么东西，只要是关于你的，他们都肯刊登，”柏金斯兴致勃勃地报告海明威，“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材料，很为难。” [17] 柏金斯甚至坦白，他还从海明威的信中挑挑拣拣，选了一些通信中的小插曲投给嗷嗷待哺的公众。海明威伸出援手，寄去了一些照片用于复印和散发。其中包括一张在山中拍摄的运动照，他身后是闪闪发光的白雪。不过他愤然拒绝透露更多自己的事。

“我宁愿不介绍自己，就让读者和批评家去编瞎话吧。”他对柏金斯说。 [18]

海明威可能是发自内心地选择了缄默，也可能是打着别的算盘。作为推崇“少即是多”（less-is-ore）这一文学准则的新晋大师，海明威可能觉得制造一些神秘感会增加他的吸引力。他认为这一准则在《太阳照常升起》的人物身上奏效了，也在菲茨杰拉德小说的人物身上奏效了。也有可能，在展示海明威其人其事的过程中，他发现把故事交给媒体来讲更好，无论他们会讲得如何天花乱坠。毕竟，出名总是好的。

如果海明威确有这些想法，他也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收到剪报公司寄来的评论和作家介绍后，海明威发现媒体确实编造了大量有关于他的谎话，这才不安起来。《纽约先驱论坛报》告诉读者，海明威大学期间靠当拳击教练赚取生活费。（“我从没上过大学，也从没对任何人说我上过哪门子的大学。”他向柏金斯抗议。 [19] ）另一家报纸热情洋溢地讲述了海明威在高中时成为体育明星的事。（“我离橄榄球明星还差得远呢。”他反驳说。）还有一份更为夸张的报纸，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儿女绕膝的人。

但是最让海明威感觉不妙的是那些报纸编造的有关他战时经历的故事。海明威担心在那些知情者看来，他成了一个“妄想狂、骗子或傻瓜”。他想澄清事实：自己不曾参加正式的战斗，只是个“不起眼的”，为意大利军队“搬物资的人”。他要求调查斯克里布纳的宣传机器是否对这些不着边际的传言负有责任。如果有，就去澄清事实，海明威命令道。

事已至此，他答应提供一份个人介绍。只要能满足媒体的好奇心，不论多劲爆的奇闻逸事，他都可以给。

“如果我摔断了一条腿，珠宝全被偷走，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在斗牛场上丧命，或者纵酒致死，我都会正式通知你们的。”海明威说。 [20] 柏金斯调查了这些传言和出版社的关系，写了一封没有什么特别道歉意味的解释信。

首先，他查到了流言可能的源头，至少一部分比较荒诞的传闻是这么来的：社内的三位营销人员中有一位拿到的消息得到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亲自证实”。尽人皆知，菲茨杰拉德为人物编造传奇身世的水平是专家级的。柏金斯当然可以让宣传团队节制一些，但是他不太愿意这么做。

“只要可以宣传我们的作者，什么事他们都应该做。”他向海明威解释说。如果他制止他们，就好像“压制了一个本质上善意的动机”。 [21]

同时，斯克里布纳的广告团队展开了一项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大规模印刷推广工作。海明威终于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人了。

“我们在筹备更大规模的广告 [22] ，之前我们还没有如此推广过这本书。”柏金斯告诉菲茨杰拉德， [23] 后者素来对海明威的家事消息灵通。

广告员工和柏金斯、营销同事一样激动，都看到了《太阳照常升起》大卖的潜质。如柏金斯私下里对海明威说的，这不仅是件幸运的事，而且对海明威意义非凡。按理说，广告员工应该对斯克里布纳的所有书给予同样的关注，但实际上他们难免会为那些自己真正喜爱的书更卖力地工作。“按说不应该让自己的好恶影响工作，”谈到他曾在其中工作过的这个部门，柏金斯说，“（但是）影响当然是存在的。” [24]

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在纽约的报刊杂志上大肆宣传这本书，他们心知肚明，这座城市的阅读品味是全美国的风向标。在宣传有创新精神甚至是浮夸的战后作家方面，多亏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有多年的经验，开发的广告对于现代作品的推广总是恰到好处。它们的广告使用与读者交谈的口吻，咄咄逼人——几十年后出现的那种直截了当、语气急迫的电视广告，大概就继承自它们。出版社拿菲茨杰拉德早期的书探路：广告毫无顾忌地把书和作者推销为可供消费的产品。一则广告对读者说，《人间天堂》“不仅仅是一部畅销书”，它是“献给全国的天籁之音”，并且建议读者“怎么享受圣诞，就怎么享受菲茨杰拉德吧！” [25]

斯克里布纳的广告团队甚至狡猾地用负面书评开玩笑。阿尔冈琴圆桌会的成员、批评家海伍德·布朗曾说，看完《人间天堂》后，他感到的只有“冷漠和困惑” [26] 。对此，斯克里布纳发布了一则广告，上面用超大的字体写着“海伍德·布隆鄙视又嘲笑——” [27] 旁边列着其他评论者的另外5条推荐语，说这本书“好到炸裂”（crackg good），然后请求读者亲自读读这本书，自己做出判断。 [28]

在广告和推广活动中，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充分利用了我们如今所谓的“错失恐惧”（fo out）。任何没有阅读新书的人都会掉队，落入历史的尘埃和蛛网里。“这本书是新作，最新力作，”斯克里布纳另一本书的广告里说，“不读你就亏大啦。” [29]

出版社同样在《太阳照常升起》的广告文案上大费周章。销售团队已经向书商们发出预警，这部小说跨越了一条文学上的卢比孔河 [30] ：它一旦出版，就将永远改变文学本身。这本“饱蘸着生活”的书，以“文学的叛逆精神”写就。 [31] 海明威本人明确说过，他对“某些流行小说”千方百计想制造轰动的现象“深感厌恶”（哪怕其中有些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的），《太阳照常升起》这头“野兽”则和它们完全不同。

出版团队从书前的献词中得到暗示，将它宣传为一部为一代人发声的巨著，“见过了太多触目惊心的现实的战后一代……幻想全部破灭，含蓄的温情全都不见了踪影”。在海明威的引领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资助下，“迷惘的一代”走上“红毯”，和读者见面。出版社的秋季书目宣传册中说，这本书中的人物是“如此真实可触……甚至可以在街上认出他们”——这不是有意的讽刺，但有些认识特怀斯登、勒布或者《太阳照常升起》中其他“受害者”的人，很快就会觉得上面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一番苦心经营后，一浪接一浪的广告把海明威本人渲染成了一位万众期待的人物。在一张广告中，他的大头像（带着沉思、凝重的表情）所占的版面完全超过了那些赞美他的文字。柏金斯向海明威解释，广告使用了海明威的画像而非照片，只是为了能够在不同的出版物之间更好地传播它；自然咯，出版社希望海明威那年轻、棱角分明的面容传得越广越好。 [32]

出版社保证：“随着（这本小说的）的出版，海明威先生本人的太阳也会高高升起。” [33]

广告团队甚至亮出了《在我们的时代》封面上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推荐语，向读者保证海明威是“当今美国最好的作家”。员工们大概不知道，正是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福特被塑造成了一个小丑般的人物，而且不难被指认出来——也可能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这些广告登在了各大主流文学报刊上，从《星期六文学评论》到《美国信使》（arican rcury ）再到《大西洋》（the atntic ），团队还把广告的投递范围拓展到了有关生活方式和品位的刊物，比如《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 ）、《金书》（golden book ）和《城与乡》（town & untry ）。很快，广告扩散到了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等地的报纸杂志上，也包括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出版物。任何一个人群都不容遗漏，从学生到牧师，还有初入上层社会的年轻女人，很快都会对《太阳照常升起》和它的作者耳熟能详。 [34]

海明威并不认同出版社的所有营销手段。比如，他不喜欢书的封面。封面出自一位笔名为“克里昂”（cleon） [35] 的艺术家之手，作者为斯克里布纳的很多畅销书画过封面——包括司各特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书。《太阳照常升起》的封面上画着一个美丽却心事重重的女人，她穿着希腊风格的金色袍子，闭着眼睛倚坐在枯树下，头枕在膝盖上，用一只手拿着一只苹果；背后，一轮黑色的太阳正在升起，衬出整个人物的轮廓。书封上方书名左右也各有一只金苹果。封面上的女人穿着希腊式凉鞋，脚下的一段文案不幸把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 our ti）错拼成了“ our tis”。

不过，让海明威恼火的小毛病毕竟数量有限：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在营销上所做的努力都算得上卓有成效，比起博尼-利夫莱特对《在我们的时代》漫不经心的运作，尤其值得称赞。柏金斯往巴黎邮寄了一些广告，供海明威仔细审阅。广告上用了他的画像，海明威觉得这没问题：他心目中的杰克·巴恩斯大概就是这副样子。也就是说，海明威觉得画中人“很像一位突然失去或弄坏了某个不可或缺的‘零件’的作家”，他对柏金斯说，“可惜呀，它画的不是巴恩斯，而是海明威”。 [36]

美国各地的批评家都在摩拳擦掌，等待着这部新小说。出版一周后，柏金斯让海明威摆开架势，准备迎接第一批评论。他感到，《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书评最为重要。所以，必定令两人喜出望外的是，《纽约时报》称《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备受瞩目：“这是自海明威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出版以来，人们热情期待的长篇小说。” [37] 《新共和》的报道也附和道：“人们不必再担心海明威的力量被篇幅束缚。” [38]

即使是最无热情的评论者也承认，《太阳照常升起》在风格上别具匠心。如果说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常常被称为“生动”，那么海明威的作品就是“鲜活”。这位曾经前途无量的文坛新人，一跃赶超了现代主义的圈子，加冕为年轻的现代写作大师。 [39]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可能会让埃兹拉·庞德和格特鲁德·斯泰因无比为自己的门徒自豪，乃至嫉妒。“行文的韵律与文风，情节的停顿、悬念、暗讽，还有日常话语中那种常见的简略，使这本书无比生动，”《论坛报》的评论家康拉德·艾肯 [40] 写道，“《太阳照常升起》让我可以这样全然自信地评价（海明威）：他在很多方面都堪称美国最出彩的小说家。”

《纽约时报》称赞这本书“精炼、硬朗、健美的叙述语言，会让很多英语文学自愧弗如”。《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是一个“历史事件”，示例了什么叫出色的写作。“分析得再多，也不能完全传达它的品质”，《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如此认为，并称这部小说的叙事本身也“引人入胜，带着美丽而恰到好处的荒谬，动人心魄”。 [41] 《星期六文学评论》称海明威的文风“简洁、精炼，带有恣意的新颖”，并说《太阳照常升起》包含“一些构思精湛的对话，在美国文学中堪称最佳”。 [42] 著名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私下致信海明威，说他的书是“惊世杰作”，也许算得上是他这一代美国作家写出的最好的小说。 [43]

不久《波士顿晚报》（boston eveng transcript ）也登出了评论。这份报纸被柏金斯认为是美国国内最保守的报纸，所以它们的书评是《太阳照常升起》将会产生怎样社会影响的真正试金石。评论者并没有震惊于这本书的激进，反而称赞它是“优美而透彻的小说”。评论者解释说，如果他赞美得太多，“只是因为这本书令他情不自禁”。另外，这篇评论注意到了海明威的记者履历对其写作事业的贡献：“海明威先生那种精干的新闻写作风格，被施展得出神入化。”评论还提醒读者，虽然海明威的“断音句式”（staato sentences）初读上去比较恼人，但只要读上一会儿就会适应。 [44]

阿尔冈琴人也加入了这场盛会。海伍德·布隆也许曾对菲茨杰拉德的第一本小说“鄙视又嘲笑”，但他在《纽约世界》的书评中称赞《太阳照常升起》迷人而真实。多萝西·帕克接着又在《纽约客》上助长了海明威的神话：接连几周，“你走到哪里都会听到人们谈论《太阳照常升起》” [45] 。她还发现，周围的人已经开始认为，这正是一本伟大的美国小说，取代了《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和《红字》这样的文学经典。 [46]

“星条旗将为了致敬海明威而升起，”她写道，“847位书评人列队组出了‘欢迎’的字样，乐队奏响了《向统帅致敬》 [47] 三重奏。”小说出版之后掀起了如潮的议论与赞叹，帕克还深情地写道：“我一生之中还从未有一本书让我如此迷狂。”（她私下里给海明威拍了一封电报，祝贺他的成功：“乖乖你的书在这儿成了洪流不是吗大爱你的多蒂” [48] ）

《巴黎论坛报》（paris tribune ）的文娱版块指出，一种“海明威崇拜”已经在大洋两岸掀起了波澜 [49] ——这些评论家其实不知道，在巴黎左岸，这种崇拜早已酝酿多年了。

批评的声音自然也是存在的——这也无妨，毕竟争议曾经是、并且依然是图书的可靠卖点。即使多萝西·帕克也承认，文学界的人对这本书“非恨即爱” [50] 。据帕克说，一些报刊认为这本书“不可原谅”，其中就有《春田共和报》（sprgfield republica ）。该报的评论者说，《太阳照常升起》的“极端道德污秽”压倒了该书作者的任何“艺术目的”，而且这本小说结构散漫。 [51] 艾伦·泰特 [52] 在《民族报》（the nation ）上发文抨击海明威，说他虽然努力经营着自己的硬汉气质，但《太阳照常升起》却是这样多愁善感。 [53] 有些批评家虽然喜欢这本小说的写作风格，却认为波莱特夫人连同书里所写的那一群人不堪入目；有位评论者说他的不满之处在于，主人公们的全部活动只有洗澡、吃饭、做爱——并且时刻抱着个酒瓶子。还有一位评论者称这些人物为“精神破产者” [54] ，另外一位则觉得他们“腐坏透了” [55] 。

《新大众》（the new asses ）上的一篇评论一定让海明威感觉自己被踢中了要害。这篇由约翰·多斯·帕索斯所写的书评，把好友的小说简述成“一大群酗酒观光客的荒唐事” [56] 。他说，作者在书前引用圣经箴言是一个错误，这抬高了读者的期待值，但是接下来的故事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不过多斯·帕索斯承认，这些荒唐事写得还是很好的。 [57]

不认同这本书的读者和组织也喧闹地做出回应，有一些直接向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抗议。一位来自萨拉索塔（sarata）的读者说这本书“下流、粗野得无以复加”，它把“（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好名声都玷污了”。他预言，这本书一定卖不好。 [58] 新罕布什尔州一家图书馆的管理会认为这本书“比一文不值更糟糕”，建议斯克里布纳出版社销毁它。 [59]

所有这些关于《太阳照常升起》是如何违背道德的争吵，实质上让这本书带上了争议色彩，但是有些激烈的言辞确实让海明威难以平静。他本来就讨厌批评家。正如柏金斯所说，多数评论都对他赞赏有加，关于海明威的革命性文风，他们也说中了全部的要点。但有些评论依然令他不爽。

宝琳竭尽所能在远方给她的情人鼓劲，像柏金斯一样安慰他。她信誓旦旦地告诉海明威，他已经被当作一个传奇人物在各地称颂。她发现，自己在和一个公众人物生活，出了名的他现在是“斗牛士海明威”、“旅居作家海明威”和“讽刺作家海明威”了。她安慰他说，至于“真男人海明威”和“艺术家海明威”这两个形象，他完成的“很完美”。 [60]

但那些嘈杂之声始终在他心中挥之不去。西尔维娅·毕奇指出，虽然海明威是“对自己作品最严厉的批评家”，但是他会对“他人的批评过度敏感”。 [61] 他曾对菲茨杰拉德说，批评总的来说都是“马粪”，却没有粪肥那种怡人的乡土味。 [62] 事实表明，评论者们在“人物不讨人喜欢”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在海明威看来，这正说明大多数评论者都是毫无价值、有眼无珠的。海明威曾向柏金斯发牢骚：“你想想《尤利西斯》和《旧约》，里面的人物讨人喜欢吗？想想（亨利·）菲尔丁和其他受批评家欢迎的人，就知道（这些针对《太阳照常升起》的批评）有多可笑。” [63] （虽然这么说，海明威私下里也认可部分批评。他向一个朋友承认，小说里那些被生活“压碎”的人物“空虚而乏味”，“可这就是他们本来的样子”。 [64] ）

评论者们普遍坚持透过“迷惘的一代”这一视角来解读这本书——这可能是最让海明威沮丧的事。一篇又一篇的评论声称，海明威的写作目的是具现他们那一代受伤的人，他们（用其中一位评论者的话说）“像迷失在树林里一样跌跌撞撞” [65] 。

“迷惘的一代”成了海明威给自己挖的陷阱，他急忙想退出来。的确，这句话升华了书的内容，增加了它的深度，如海明威对柏金斯所说，他毕竟不想让这本书成为“肤浅的爵士时代的故事” [66] ——此语似乎在讥讽菲茨杰拉德。但他也不想创造一部翔实记录时代之病的“大书”。海明威愤怒地抱怨，评论者们误解了他的初衷。斯泰因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那仅仅是“夸夸其谈”，他的意图就是嘲弄这种夸张，而非证明它。为什么没人沿着《传道书》里“日头出来”那句话的角度思考呢？按海明威的想法，这本书的主旨无非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难道不够明显吗？ [67]

“没人知道他们之后的一代人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没有评判的权利，”海明威认为，“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个空洞、苦涩的讽刺，而是一个该死的悲剧，世事万千，永恒的大地成了主角。”

几十年过去，海明威仍然在抗议。“格特鲁德只会抱怨，”20世纪50年代时他对一个朋友说，“所以她用怨言给那一代人贴了标签。但迷惘什么的都是扯淡……当时我从没见过哪个人认为自己披着‘迷惘的一代’的闪亮丝绒。人们甚至没听说过这个称呼。我们是很可靠的一群人。” [68]

抗议归抗议，海明威立即被加冕为这一偶然产物的新代言人。“迷惘的一代”这个称呼，刚好附和了公众对他们的想象。《太阳照常升起》一举言中了一种战后的病态，对此人们一直感受深刻却又无法言说——直到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泰因）帮他们说了出来。

于是，从1926年10月22日开始，海明威就永远地披上了“迷惘的一代”这件丝绒外衣——作为买家的他即使后悔，也不能退货了。

在海明威将所有人物的真名从书稿中删除之前，麦克斯韦·柏金斯担心会遭遇诉讼。最后，一封投诉信确实送到了他的桌前。一位真名叫阿施利的夫人，她的法律顾问认为《太阳照常升起》将她的名字用在了一个“品格不端的女主人公”身上，这涉嫌诽谤。柏金斯写信给海明威和这本书的英国出版社，告知了这件事，不过他和斯克里布纳的律师都觉得这封信只是来蹭热点的，没必要小题大做。这位阿施利夫人的律师坚称，投诉人正值25岁妙龄，但是柏金斯通过权威渠道得知，这位阿施利夫人其实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在戏剧界算是一个小角色。如果这份投诉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出版社可以用它进一步推高《太阳照常升起》的名气。

“我们提议发表一份声明，澄清书中的阿施利夫人并不是现实中的阿施利夫人，”柏金斯对海明威说，“不管怎么说，这又是一个不错的广告。” [69] （海明威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她可以试着再告一下鲁滨孙·克鲁索 [70] 。” [71] ）

那位阿施利夫人似乎没有再纠缠下去，波莱特夫人背后的真实原型也没有向出版社抗议。但是，小说中几位人物的原型——杜芙·特怀斯登、哈罗德·勒布和凯蒂·坎奈尔没过多久就骇然得知，他们被写进了海明威名噪一时的新小说里。海明威从没有给他们一个提前预警；他们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读了这部小说后，才得知此事。

虽然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没有在巴黎的报纸上宣传《太阳照常升起》，但这并不妨碍它立即在左岸掀起了满城风雨。考虑到有些人确实想读这本书而非议论它，西尔维娅·毕奇也往莎士比亚书店里进了货。 [72] 在书中提到的咖啡馆和酒吧里，顾客们都热烈谈论着《太阳照常升起》。如果海明威写得没有那么露骨，猜测书里人物的真实身份也许还能成为一种流行的聚会游戏。有人开玩笑说，这本小说更贴切的名字应该是“六个寻找作者的书中人——一人拿着一把枪”，这里借用了皮兰德娄当时一部创作不久的流行剧作的名字。

当大洋两岸的媒体开始关注海明威的故事时，《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丑事就传开了。“想把海明威的书推入能够匹敌菲茨杰拉德作品的畅销专柜，这算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蒙帕纳斯的传记作家莫里尔·科迪指出。 [73] 自从小说首发以来，“每个人”对它的谈论就没有停止过，科迪说。海明威的朋友ae霍奇纳谈到，特怀斯登、勒布和其他的小说原型人物“就好像被人贴到了时代广场的大广告牌上”。 [74] 在美国，珍娜·弗兰纳告诉她在《纽约客》的读者，海明威的“纪实小说”中“有四个主要人物……不难被认出是美国人”。她没有明说这些人的真实姓名，不过提到“那位失势的英国贵族和她的苏格兰情人，还有那位美国人弗朗西斯和她不幸的罗伯特·科恩——后者的艺术杂志想做一把新扫帚，把人们的审美打扫干净”，这些人每天就坐在“精英咖啡馆中海明威安排给他们的位置上”。但是弗兰纳声明，她可以确定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就是那个“喜欢收集鸟类标本的比尔”（实际上，小说里的比尔·戈顿喜欢收集的是犬类标本，不是鸟类），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书中“赫然披着布雷多克斯的伪装，一戳即破”。 [75]

其他来自巴黎文学圈的报道就不那么客气了。

“几位法凡路口（carrefour vav） [76] 的常驻民被无情地玩弄于笔尖”，《巴黎先驱报》的“城里城外”栏目指出。《太阳照常升起》“并不是一本很赏心悦目的书”，但它讲述的故事大概是很准确的：海明威“众所周知是一位善于观察的记者，并且不尊重朋友们的感情”。 [77] 《星期六文学评论》向读者透露，海明威的小说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基于他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推动情节发展的事件也都是从现实中照搬过来的），这意味着《太阳照常升起》更像一篇深入报道的典范，而非一部伟大的文学虚构作品。 [78]

有人被海明威写进小说里，对此左岸一定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空气。至少有一个人说到，这本书对罗伯特·科恩的塑造入木三分。

莫里尔·科迪回忆，“（勒布）和科恩一样拘谨、玻璃心、没有幽默感”，多数蒙帕纳斯人觉得勒布带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优越姿态”。 [79] 不过海明威如此爽快地出卖勒布，还是让人颇有微词。“何其粗鲁的形象塑造！”《巴黎先驱报》在写到罗伯特·科恩时感叹道。 [80]

《太阳照常升起》震撼了哈罗德·勒布本人。他的小说《杜达布》的反响令他大失所望，最终他离开纽约回到欧洲。海明威的小说出版之时，勒布正由一位新女友陪着在法国南部度假（后来他把这位女友描述成了一个弱不禁风、叛逆离家的荷兰女人）。这对情侣正住在一座洋蓟田围绕的农场里，勒布在写另一本小说，后来将它命名为《田芥菜》（tu tard ）。

一天来了包裹，是朋友寄给他的一本《太阳照常升起》。

“这本书就像一记上勾拳，把我打懵了。”他后来说。 [81]

他翻看了整本书，就想看看书里是怎么描写罗伯特·科恩的。作者“毫无必要的阴险”令他深感震惊，书中还揭了他家世背景的老底。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所有人物的身世背景，让他们不至于被一眼认出来？这对海明威来说并不是难事啊。为什么海明威把他们刻画得如此露骨？这是特意安排的一场羞辱？除了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勒布发现科恩这一人物是对自己的恶意丑化，塑造这个人物带有“冒犯性”。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纳闷，“为什么曾经的朋友会把我写成一个不通人性、自命清高、无法控制自己的多余人？” [82]

他也震惊于其他人物遭到的“扭曲”——尤其是杜芙·特怀斯登，在勒布看来，书中的她成了一个“可恶的荡妇”。 [83] 据说这本书使他患上了胃溃疡，并且接受了连续10年的心理治疗，不过勒布并不承认这些。 [84]

文学圈里的闲话没有要止息的意思，勒布只得去巴黎找海明威，带着子弹上膛的枪。海明威闻之很开心。

海明威在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说：“我放出话来，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4点，我就在利普酒吧（lipp&039;s brasserie）的门口坐着，不带枪。”只要谁愿意，就可以在那儿开枪崩了他。“省得打枪战了。”他说。 [85]

后来，海明威还会文饰这件事。在另一个版本中，海明威声称自己发电报给勒布，约他去“墙洞酒吧”（the hole the wall）——一个臭名昭著的毒贩聚集地，据说那里有扇可供逃跑的后门，连通巴黎下水道。海明威说他之所以选这家酒吧，是因为它的内墙上都装着镜子。“谁从门口进来，他的行动你都看得一清二楚。”海明威解释道。他声称自己在那儿守了三天，但是勒布这个懦夫始终没有出现。 [86]

这则很可能是杜撰的故事一传开，勒布就又一次感到有必要维护自己的荣誉了。“我从来没有威胁要杀人，”他辩称，“也没收到过他拍来的电报，约我去‘墙洞’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87]

过了几个月，两人确实见了一面。这次相遇在勒布口中是这样的：他正在利普酒吧小酌一杯绿茴香酒，然后海明威进来了。他看勒布没有来找他的意思，就自己坐到吧台前，背对勒布，点了一杯酒。

“我清楚地记得他脖子后面奇特的肤色，”勒布回忆，“红彤彤的，那片红色逐渐弥散开来，延伸到耳朵，直到耳朵尖。”最后海明威付了酒钱，离开了。勒布有上去搭话的冲动，但他没有那么做。

“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他说。 [88]

《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也正值杜芙特别艰难的时期。她最终得以和罗杰·特怀斯登准男爵离婚，但年少儿子的抚养权还在前夫手里。另外，她和帕特·格思里的关系也岌岌可危。小说发行之后的那个冬天，格思里是和一个年老一些的女人一起度过的，她是美国作家、记者玛格丽特·林斯利，人称“洛娜”（aret “lorna” ldsley）。海明威把杜芙和格思里分手的消息透露给了菲茨杰拉德，看来海明威还在紧盯着“我书里那些精神失常的人物” [89] 。海明威评说，杜芙终于自由了，但是格思里不会娶她，因为她已经失去了姿色；而格思里开始新恋情，则有一点儿被迫的意思，毕竟他因为无法兑现开出的支票差点坐牢，是林斯利帮他免去了牢狱之苦。所以现在他被她抓住了要害，只要她乐意，“随时都能让他进监狱”。可见，格思里只不过是在坐另一种牢罢了。

海明威顺带一提，说他有天晚上还遇到了杜芙。

“小说没有让她恼火”，海明威声称，还说她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其实是现实中“她没有和那个该死的斗牛士上床”。

这可能又是海明威的历史修正主义：据说杜芙是暴怒的，被《太阳照常升起》中刻画的形象深深伤害了。 [90] 据说后来的几年她不断说这本小说很“残忍” [91] ，海明威恶劣地捉弄了她和其他人。在她看来，这本小说不过是一篇典型的“低劣报道”。不过，海明威给菲茨杰拉德讲的故事有一点可能是准确的：和斗牛士相恋的情节让杜芙大感意外，她后来曾对一个朋友说，和斗牛士相伴“就像成了小矮人里的侏儒”，很丢脸。 [92] 那时她还开过一些黑色玩笑：一年之后，一个熟人在多摩咖啡馆里遇见了杜芙和格思里，发现她称呼格思里为“迈克” [93] ，这是《太阳照常升起》里海明威给他起的名字。

虽然杜芙成功淡化了坊巷间关于她的争议，但是波莱特·阿施利夫人似乎侵入了她的私生活，并且阴魂不散。她感觉，海明威就好像当着她前婆家的面，粗心大意地晾出了她所有的脏衣服：英国的贵族阶层可以容忍各种行为不端，但是如此明目张胆、大失体统，是不能容忍的。据说特怀斯登家族一度想要从出版社那里买断此书，使《太阳照常升起》无法再版；出价被拒绝之后，又企图尽可能收购市面上的书，使它不能广泛传播。 [94] 一位家族成员之后否认了这一说法，但是杜芙成了家族中最不受欢迎的人——虽然她向来如此，但此刻尤甚。所以杜芙确信，拜海明威的这本书所赐，她争夺儿子的探视权一事变得更棘手了。据说她甚至计划劫走儿子，只为了见他一面。

次年夏天，杜芙找到新欢；而圈内有流言说她的新男友（克林顿·金，一位无足轻重的艺术家，继承了得克萨斯州的一份水果糖产业）曾经因为波莱特夫人的描写而胖揍过海明威一顿。就如勒布带枪复仇的故事，这种事虽然能在多摩和丁戈传得沸沸扬扬，但如果你认识当事人，就会知道这些传言并没有多少可信度。

“（如果这是真的）我肯定会是第一批知道消息的人。”丁戈酒吧的伙计吉米·查特斯说。他嘲笑道，“克林顿·金先生，上帝保佑他，他得用一柄大锤或者类似的武器才能揍倒海明威”，因为海明威的块头比金大太多。 [95]

而另一个传言说，凯蒂·坎奈尔交到了一个身高6英尺3英寸 [96] 、人高马大的男朋友，他要为弗朗西斯·克莱恩的事教训海明威。后来她否认了这件事，并称蒙帕纳斯有一批酒吧招待时刻准备着为她的荣誉而战，防止海明威再在他们面前冒犯坎奈尔。（不过，小说出版之后，海明威其实在千方百计地躲她，坎奈尔说。）仅仅一年之前，他还答应过不把她写入这本旨在“把那些浑蛋撕碎”的小说里，但现在她就在书中，和那些浑蛋一起出现。虽然坎奈尔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戏份不如某些人多，对她的刻画却格外使她伤心。读完书，坎奈尔有三天都没能下床。 [97] 她和勒布一样仔细研究了海明威笔下的自己：她认定，弗朗西斯的样子和习惯与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也能明显看出，她就是这个人物的首要灵感来源。

“海明威让弗朗西斯说出了我讲过的话，”她发现，“有关结婚成家的焦虑，还有我开的玩笑，等等，那些独特的语言都来自于我。” [98]

即使《太阳照常升起》的到来实属突然，但这并非完全在坎奈尔的意料之外。毕竟，她一直都感觉海明威藏着一些阴招。勒布对海明威是坦诚相待的，但她不是。如今，拜他的“天真无邪”所赐，他们两人的余生都有的受了。何况，坎奈尔被写成了一个以色谋财的拜金女，姿色上还争不过别人，这是怎样的耻辱——更别说，小说里的她攀上的还是一个怯懦、可鄙的男人。最后说一句，坎奈尔觉得这本书从审美角度讲“糟透了”。 [99]

唐纳德·斯图尔特对小说的美学评价也不是很高。远在加利福尼亚的他读到这本书，不情不愿地被带回了潘普洛纳的灾难现场。

“这本书对现实中发生的事记录得太过精确了，看样子只能算一部文笔精湛的旅行笔记，”斯图尔特后来回忆说，“他可真是一个记者啊，我对自己说。” [100]

他没有料到这本书会在高端出版商中引起如此轰动，并且使他在美国东海岸的那些同仁大加议论。在斯图尔特看来，《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虚构成分（比如波莱特夫人和佩德罗·罗梅罗的恋情）刚刚达标的纪实作品——刚好能让海明威把它称为“小说”而不遭到非难。

“我没觉得它怎么好，当然算不上一件天才的艺术作品。”斯图尔特说。 [101]

不难料到的是，性格随和的比尔·史密斯最不在乎自己被海明威当作了小说的素材。潘普洛纳之行后，他自己摸索着写了一些短篇故事，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为自己的发小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史密斯和哈德莉一样，从最早的时候就见证了海明威的壮志宏图。如果海明威对他的“利用”——这是海明威从史密斯那里借来的词——能帮海明威取得突破，那就让海明威利用好了。再说，史密斯不像斯图尔特那样，认为《太阳照常升起》是对潘普洛纳之行的“通篇抄袭” [102] 。他强调，书中的人物都是海明威精雕细琢出来的，自己、勒布和其他的人都只是人物塑造的跳板而已。

“海明威可不只是在记日记，”史密斯后来说，“他是一位艺术家。” [103] 到了1927年新年，《太阳照常升起》销量喜人。截至1927年1月，书已经印刷了4次，售出了将近11000本。

“太阳已经升起了，”柏金斯向海明威写信说，“冉冉升起。” [104] 到了4月，它的销量达到了19000本。

这并不算是一本超级畅销书，菲茨杰拉德的首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在发售的头7个月里卖掉了35000本 [105] ，而《太阳照常升起》直到出版了整整一年，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106]

不过这并不要紧。在柏金斯看来，最近这次在“坏男孩”身上押的注显然有了回报：《太阳照常升起》引发了疾风骤雨一般的响应，预示着这位新作者的无量前程。虽然人们对这本书的解读不乏批判，但它明显开始赢得了一代读者全心全意的欣赏。《太阳照常升起》很快成为一本风靡学院的小说 [107] ，当初的广告也针对大学生读者群下足了功夫。《太阳照常升起》在波士顿遭到“打压” [108] 的消息，可能反而会使它在大学生中更受追捧。5年前，所有人都在模仿菲茨杰拉德小说中那些彬彬有礼的人物；常青藤高才生的纵情声色，富豪大酒店的酒会风云，曾经是人人幻想的生活。而如今，每个人都想成为杰克·巴恩斯、波莱特·阿施利夫人，甚至海明威本人。

“家境优渥的年轻姑娘谈的情人一个接着一个，经历了和小说中女主人公一样的心碎历程。”旅居作家马尔科姆·库利回忆说。处于同样境况的男青年，则努力“像男主人公那样泰然地喝醉”，要不就是在和臆想中的对手打拳击，或是用罩衫晃着想象中冲过来的公牛。不久之后，这群男女转而“像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那样说话”。 [109]

这些人很快接受了自己是“迷惘的一代”中一分子的观念，深信不疑。没过多久，这一称谓的首字母便成了大写——the lost neration。后来每一代30岁以下的人也获得了一个概括性的称呼：“垮掉的一代”（the beat neration）、“x世代”（neration x）、“千禧世代”（the illennials）等等。但“迷惘的一代”是现代青年叛逆的第一面大旗，而《太阳照常升起》就是他们的圣经。他们中没有人会因为“迷惘”而忧郁。能加入这一群体是种公认的光荣。

“多数自诩为‘迷惘’的人……都确知自己是在自吹自擂，”库利说，“活像吉卜林笔下放纵狂欢的贵族列兵 [110] 。”

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青年文化泛着香槟酒的泡沫，而“迷惘的一代”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更阴暗、更纵欲。虽然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描写的对象有某种重合（即社会中不服管束的一代人），“迷惘一代的颓废却无关晚宴舞会或美食俱乐部，而全然是刻意的放浪。这些“苦心经营”的迷惘一代，把杰克和波莱特当作指引方向的北极星，把抗拒常规当作自己的精神义务，以醉酒为神圣，无所顾忌地尝试性爱——结局越悲情越好。

纽约是菲茨杰拉德信徒们的圣坛，而“迷惘一代”的首善之区显然是巴黎。《太阳照常升起》的追随者很快涌向那里，来到小说中提到的咖啡馆和酒吧。老居民开始发现丁戈里冒出了新顾客：“年轻的美国人，努力模仿着杰克·巴恩斯和他那些‘让我们再来一杯’的朋友。”旅居作家塞缪尔·普特南（sauel putna）回忆说。 [111]

如果过去的巴黎游客会因为见到詹姆斯·乔伊斯和格特鲁德·斯泰因而惊讶得瞠目结舌，如今他们想看的是海明威小说的原型人物。有一次，凯蒂·坎奈尔在穹顶咖啡馆（ upole）坐着，有个人走上前来惊呼道：“这不是凯蒂·坎奈尔吗！按书里写的，你走到哪里我都能认出你。”被人揭发曝光的经历远不止这一次。“这些人上前来打探：‘你果真缠住勒布不放吗？果真拿了那么多钱，在那种地方，在那一段时间，使了那么些手段吗？’如果我有足够的钱，能给他们每个人一美元，他们也不会缠着我几年不放了。” [112]

小说上市后那几周，海明威似乎对于它所引发的热潮出奇冷静。自己的加冕之日就这样到来了。他已经开始和柏金斯讨论进一步的创作计划了。首屈一指的批评家为之狂热，两片大陆上的文人没日没夜地谈论他。青年崇拜者会聚成大军，给海明威写来了纷纷扬扬的信，他也成了一些女性读者朝思暮想的对象。总而言之，他希望达成的志向——无论是万众瞩目，还是声名狼藉，他都做到了。

可是，海明威的私事使他无法从苦闷中脱身，直到哈德莉突然认输。“三个月的分离期正式结束了。”她在11月中旬的一封信中写道，信中她没有使用两人通常的昵称。 [113]

哈德莉通知海明威，应该尽早办完离婚手续，他的事业和幸福从此与她无关。一切都握在他自己手里——或者说是握在上帝手里。至于邦比，只要他想探望随时都可以去。

“带他出去玩玩，如果你乐意的话，”她写道，“这样他就会知道你是他的亲生爸爸。”

海明威当即同意了。他对哈德莉说，她的决定是勇敢、无私、慷慨的，他们始终纠缠得像“两个东倒西歪、步伐不稳的拳击手，谁也不能给出结束比赛的一击”。现在哈德莉终于打出了这一拳，大家都可以舔舐伤口、重归平静了。

海明威写了一封大体心平气和的信。信中海明威承认，《太阳照常升起》实际上是他和哈德莉一同养育的第二个孩子。所以，她理应得到这本书的全部稿酬。

“这确是你的权利，是你应得的。”他说。 [114]

他同时立下了一份遗嘱，其中的条款规定，他在过去和将来出版的所有书的收入，都将以邦比的名义代管，由哈德莉来监督。他给哈德莉留下的伤，希望邦比能够抚慰。哈德莉是他所知“最善良、最真诚、最可爱的人”。

1927年1月27日，哈德莉收到了离婚的初步判决 [115] ，此时正值《太阳照常升起》即将开始第五次印刷。后来她说，自己当时感觉获得了解放。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是我很有自信，”她说，“我知道我可以生活下去，还可以从音乐中找到些快乐 [116] 。” [117]

同年4月，哈德莉带邦比回美国见她的家人。踏上故国的土地，她感觉“腰缠万贯，自由如风”。她已拿定主意，毕竟宝琳更适合海明威，确乎具备了这一位置需要的顽强。海明威作为丈夫“就像一匹难以驾驭的马”，他的儿子帕特里克说。 [118]

菲茨杰拉德从美国寄来了慰问信——他回国是为了继续推进小说的写作进程。出版社传出的“《太阳》相关”消息令他很欣慰。他也重读了小说，并告诉海明威：“相比手稿，印出来的文字让他更加喜欢。” [119] （泽尔达则觉得这本小说写的无非是“斗牛、吹牛、牛屎一样的胡说八道”。 [120] ）听说海明威婚变的消息，他感到遗憾，但并不吃惊。“我为你、为哈德莉以及邦比感到惋惜，希望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和地分开，让事情不至于太艰难、太心碎。”菲茨杰拉德写道，同时他也保证会继续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维护海明威的权益。

“这一年半以来你的友谊对我有多重要，溢于言表，”他还说，“对我来说，那是我们欧洲之行中最闪耀的东西。”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