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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让人觉得非常疯狂、非常卑鄙，当然，它背后所隐藏的偏执以及仇外心理也暴露无遗。它同时又非常危险，因为涉事人就是想借此故意煽动那些不知情的人以及性格古怪的人对我们产生仇视。因此，对于公众会做何反应，我当时感到非常害怕。特工处也一次又一次向我简要汇报了接下去有可能会出现的更为严重的威胁。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那些擅长搅浑水的人。我尽量让自己保持镇静，不去担心，但是有时候，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担心。我会想：如果有人突然精神不稳定，持枪驾车来华盛顿怎么办？如果这个人直接去找我们的女儿，那会怎么样呢？唐纳德·特朗普，就因为他那毫无根据的污蔑和不计后果的影射，就将我们一家人置于危险境地。就冲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别无选择，只有自己克服恐惧，选择相信这个国家专门为我们建立的安保体系，然后继续勇敢地生活下去。毕竟，那些将我们视为“异类”的人，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服种种障碍，以粉碎他们的谎言和对我们的曲解。我们相信，我和贝拉克的一举一动、生活态度以及生活方式终将会告诉人们：我们究竟是谁。自从贝拉克决定要参加总统竞选以来，我从心底就一直有意无意地担心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值得欣慰的是，在我们的一连串竞选活动中，常常会有人紧紧握着我的手告诉我：“我们一直在为你们祈祷，祈祷没有人伤害你们。”“我们每一天都在为您和您的家人祈祷。”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年龄阶段也不尽相同，但正是他们不断提醒着我，这个国家依然不缺少善良和宽容。
一路走来，我一直在心底深藏着那些充满善意的话语。我似乎能感受到无数善良的、体面的美国人在为我们祈祷，为我们的安全祈祷。贝拉克和我，我们两个都选择坚守我们自己的信仰。虽然现在，我们只是偶尔才去一次教堂，主要是因为我们去教堂会不可避免地引人注目，每当我们走进教堂要去祈祷时，总会有记者跟着我们高声喊着提问题。贝拉克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时，我们当时的牧师耶利米·莱特的言论引发争议，带来了一些困扰；此后，我们的政敌一度试图利用信仰作为武器攻击我们—声称贝拉克是一个“秘密的穆斯林”，在经历了如此种种之后，我们决定从此在家里践行我们的信仰，包括每天晚饭之前进行祈祷，在白宫为两个孩子组织一些主日学 [3] 教育，等等。我们在华盛顿没有加入任何教堂，因为我们不希望再次经历恶意攻击引发的民众集会，就像我们在芝加哥的三一教堂曾经经历的那样。尽管如此，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牺牲。我开始怀念生活在一个精神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社区，那是多么的温暖。如今，晚上睡觉时，我回过头看贝拉克常常会发现他闭着眼睛躺在床的另一边，嘴里却在不停地默念祈祷词。
几个月之后，在11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当时有关贝拉克身世的种种谣言愈演愈烈，一个陌生男人将车停在距离白宫大约八百米处的宪法大街的一段封闭地带，将一把半自动步枪伸出车窗开火，目标正是白宫的上面两层。其中一枚子弹击中了黄色椭圆厅的一扇窗户的玻璃，而那儿正是我喜欢坐着喝茶的地方。另一枚子弹射进了窗框里，其他的都打在了屋顶上。那天晚上，正好我和贝拉克外出不在白宫，玛利亚也不在，但是萨沙和我母亲都在，幸好她们没有觉察到，也没有受伤。白宫的工作人员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才将黄色椭圆厅遭到射击的那扇窗户的玻璃换掉。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凝望子弹在窗框上留下的深深的凹痕，心想我们原来是那么的脆弱。
总的来说，我认为既然生活在白宫，大家就不应该一再提醒自己去处处关注、留心各类风险，这样日子可能会更好过一些，即使有时候，总会有人提起来。我们的大女儿玛利亚后来加入了塞维尔友谊学校的高中组网球队，她们平时就在位于威斯康星大街上的学校网球场进行练习。有一天，当玛利亚正在练球的时候，另一位同学的妈妈走到她跟前，指着从球场穿过的拥挤繁忙的马路对她说：“你不觉得在这里练球很危险吗？”
我们的女儿玛利亚已经成长得很有主见了，也学会了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她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坚持的原则。“如果你是想问我，我是不是每天都在为死亡担惊受怕，”她尽可能礼貌地回答道，“那么，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几年之后，在学校举办的一次活动上，那位女士走过来非常真诚地跟我道歉说，她当时听到玛利亚的回答后，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向一个无能为力的孩子传递不必要的忧虑。她能够针对这件事进行反思，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从玛利亚的回答中，既听到了坚忍，也听到了一个孩子的脆弱；既有我们生活中那些积极美好的东西，也有那些我们想尽办法拒之门外的负面的东西。从此，她也明白了一件事：不论是那天还是往后的每一天，我们的孩子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回到球场上，继续练球。
当然，每一项挑战都是相对的。我非常清楚，我的两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拥有很多优势和资源，这是其他大多数家庭无法想象的。我们的孩子能够住在宽敞漂亮的大房子里，身边有尽职尽责的成年人全天候照料，可以说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教育问题上，她们更是享受着无比丰富的资源，又有大家不断的鼓励。为了玛利亚和萨沙的个人发展，我可以说是倾尽所有，但是，作为美国第一夫人，我知道我还有更重大的责任要履行。我一直觉得，我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我，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孩子们，尤其是那些女孩子们，是她们听完我的人生故事后所做出的反应—确切地说是惊讶，她们惊讶于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普通非洲裔女孩，居然能够进入常青藤学校学习，而后从事一些管理性质的工作，最终一鸣惊人，住进白宫—这种反应让我倍感鼓舞的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我知道，我的人生轨迹不同寻常，但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理由能够解释我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切。在我的人生当中，截至目前，有很多次，我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位非白人女性—甚至是唯一的女性—能够坐在会议桌前和大家一起开会，或者参加一场董事会议，或者和其他人一起参加一场聚会。每次，当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够不再是这仅有的一个，我希望我身后还有很多人正在努力赶上来，就如我母亲一直以来所说的那样。我母亲这个人说话常常直言不讳，她最讨厌虚情假意和夸张。每次，当有人滔滔不绝地谈论我和克雷格，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时，我母亲都会非常直白地告诉他们：“他们俩其实一点儿也不特殊，芝加哥南部像他们一样的孩子非常多。”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并引导他们，让他们走上适合自己的道路。
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成长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实不是我所取得的成绩的表面价值，而是那些支撑我取得成绩的深层因素—是那些多年来一直默默帮助我建立自信的人们，以及他们所做的每一件看似微小却真正支撑着我的事情。我将永远记着这些，永远记着当初每一个推我向前的人，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我，才使我有幸避开前进道路上会遭遇的蔑视和侮辱；我也会记着那些专门为我创建良好成长环境的人们，他们既不是黑人，也不是女性。
我常常会想起我的姑婆萝比以及她严苛的弹琴标准，我会想起她教我弹琴的样子，她让我将下巴高高抬起，就像在弹一架华丽的琴一样去全力演奏，尽管我当时用的只是一台破旧的立式钢琴，而且好多琴键都破损了。我会想起我的父亲，他曾教我如何打拳击，如何投掷橄榄球，后来，克雷格也曾这么教过我。我会想起在布林茅尔时的老师马蒂内先生和贝内特先生，他们从来不会无视我的任何观点。我会想起我的母亲，她永远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正是她的警醒才让我在上二年级的时候，没有因为沉闷枯燥的课堂氛围而失去活力。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了泽妮·布拉苏尔，她常常鼓励我，并想办法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传授知识和智慧。初入职场的时候，我又结识了苏珊·谢尔和瓦莱丽·贾勒特，许多年后，我们仍然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她们向我展示了一位职场母亲该有的样子，并为我提供各种途径，相信我一定能有所作为。
这些人大多都互不相识，他们也永远不会有机会碰面，其中许多人就连我自己也已经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但是，他们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他们都是我前进道路上的助推器，是最相信我的一群人，也是我的福音音乐 [4]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一直唱着这样的歌：是的，孩子，你能行！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所有的一切。当我还是一名初级律师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要效仿他们，将他们的善良传递下去。当我看见年轻人充满好奇心时，我会鼓励他们保持这种好奇心；我会邀请年轻人参与到非常重要的活动中，帮助他们成长。如果有助理律师跟我谈起他的未来，我会请他到我的办公室里，跟他分享我的人生历程，或者给他一些建议。如果有人在建立联系的时候需要指导或者帮助，我也会竭尽全力。后来，当我到“公众联盟”工作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正规辅导体系所带来的益处。我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也意识到，如果有人对你曾经的学习和人生发展真正感兴趣，即使你非常忙碌，只能抽出十分钟来跟他分享，那对他来说也至关重要，尤其对女性来说，对少数族裔来说，对那些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容易被忽视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在白宫开启了一项领导力与导师辅导计划，邀请了华盛顿地区二十名刚上高二、高三的女孩每月跟我们相聚一次并参加我们的活动，比如非正式的聊天、实地考察旅行、金融知识普及、择业探讨等。我们所开展的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不会让孩子们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
我们为每一名孩子配了一名女性导师，导师可以跟自己的学生建立私人关系，跟孩子们分享她所拥有的资源以及她的人生故事。其中有一位导师名叫瓦莱丽，还有一位叫克里斯·科莫福德，她是白宫第一位女性主厨。吉尔·拜登也是其中一位导师。此外，白宫东翼和西翼很多资历深厚的女性职员也都加入进来，成为她们的导师。这些学生都是通过他们的校长或者专职指导顾问推荐过来的，在毕业之前，她们都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些孩子有的来自军人家庭，有的来自移民家庭，有一位是少女妈妈，还有一名曾经生活在收容所里。但是，不管她们是什么背景，她们都非常聪明，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在我看来，她们与我没有什么不同，与我的两个女儿也没有什么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眼看着她们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看着她们彼此之间、她们与周围的成年人之间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常常跟她们围成一圈坐着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就申请大学、保持身材以及交男朋友等话题交换我们的想法。在我们这里，没有不能谈论的话题，我们经常聊着聊着就哈哈大笑。她们在这里感受到的放松、归属感以及对诉说与倾听的鼓励，都是我最希望她们能够保留下来的，我希望她们能将这些带到她们未来的人生当中。
我对她们的希望与我对萨沙和玛利亚的希望是一样的—在学习适应白宫的同时，也要学会适应其他环境。无论在哪种场合，她们都可以快速适应、保持自信，可以怡然自得地坐在任何一张桌前，也可以面对任何人发表她们的观点。
到那时为止，我们已经在总统这一职位所形成的气泡中生活了两年。这期间，我一直在竭尽所能地寻找各种方法，来扩大这个气泡的边界。我和贝拉克一如既往，尽可能地让更多人走进白宫，尤其是孩子们，我们希望他们在看到白宫宏伟壮丽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它的包容；在看到白宫的传统与礼节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它的活泼生动。每当有外国政要因国事访问来到白宫时，我们都会邀请当地小学的孩子们来白宫一起加入隆重盛大的官方欢迎仪式中，并一同品尝国宴上的食物。当有音乐家来白宫进行夜场演出时，我们会请他们早一点儿过来，到我们的青年研讨会来帮忙。我们想告诉大家：艺术对孩子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它并不是一种奢侈的体验，而是孩子们整体教育经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期望看到我们的高中生与当代知名艺术家，如约翰·传奇 [5] 、贾斯汀·汀布莱克 [6] 、艾莉森·克劳斯 [7] 以及史摩基·罗宾逊 [8] 、帕蒂·拉贝尔 [9] 等传奇人物之间的交往。对我来说，我们为孩子们所做的这一切犹如回到了我小时候的成长路径—芝加哥南城的屋子里爵士乐不断，姑婆萝比经常进行钢琴独奏并主办轻歌剧讲习班，我们一家人经常去市中心博物馆参观。我深知文化和艺术的熏陶在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就我个人来说，沉浸在艺术和文化的氛围中让我觉得轻松自在。每次演出的时候，我都和贝拉克站在前排，随着艺术家们的演奏不由自主地摇晃着身体，就连我的母亲—从不愿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她，每当听到音乐声响起，也会马上下楼加入我们当中。
我们还在表演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的艺术形式，比如舞蹈，我们会专门邀请一些新兴艺术家来白宫演出，给他们创造机会以展示他们的作品。2009年，我们举办了白宫历史上第一次“诗歌与音乐之夜”，一位名为林－曼努尔·米兰达 [10] 的年轻作曲家为我们带来了一段说唱音乐，技惊四座，这段音乐源自他当时正在创作的一张专辑，他将其描述为“一张概念碟，讲述的是一位我认为代表了嘻哈精神的人物—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我记得，我当时与他握手时跟他说：“预祝你的《汉密尔顿》能够取得成功。”
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事，魅力、卓越、灾难和希望同时存在。但是，我们的两个孩子希望能在白宫的家庭生活之外，过一些属于她们自己的生活。我也一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我自己以及两个孩子融入正常的日常生活中，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目标—只要条件允许，就要尽量回归常态，过常人的生活。当学校举办足球和长曲棍球比赛时，我会去参加萨沙和玛利亚的主场比赛，与其他孩子的父母一起在球场边线外观看，遇到有人请求合影时，我都会非常礼貌地拒绝，但是我非常愿意跟他们聊上一小会儿。玛利亚开始学习网球后，我也会去看她打比赛，但大多数时候，为了不打扰她，我都会坐在停靠在球场边的一辆特勤车内悄悄观看，只有等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我才会从车上下来，上前去跟她拥抱。
只要和贝拉克在一起，我们就不再考虑所谓的常态，因为只要他一出动，阵势就绝对小不了。他会尽量去参加两个孩子的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以及体育赛事，但是他在这些场合交际、应酬的机会有限，而且关于他的安全保护工作的细节从来都让人无法忽略—实际上，它们的存在就是要显而易见，目的是向全世界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没有人能够伤害美国总统。对此，我非常高兴，原因显而易见。但是，如果考虑到日常的家庭生活，这样的小心翼翼未免还是有点儿过了。
和我一样，玛利亚也是这么认为的。有一天，我和贝拉克陪她一起去了塞维尔友谊学校的小学校区，去参加萨沙的一场活动。我们三人穿过一个对外开放的户外庭院，路过一群正在休息的幼儿园学童，在一组攀爬架上荡了荡，在铺着木屑的游乐场地乱跑。我不确定当时其他孩子是否发现了全身黑色装束的特工处狙击小队，他们散布在学校各个建筑的房顶上，手里拿着冲锋枪，但是，我们的玛利亚发现了。
她抬头看看那些狙击手，又看看幼儿园里的孩子，然后转过身来对着他的父亲，带着一种戏谑的表情问他：“需要这样子吗，爸爸？至于吗？”
贝拉克只能笑着耸耸肩。因为总统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贝拉克的安全问题容不得一点儿闪失。
我敢肯定地说，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曾冲破过我们所生活的气泡，它如影随形，我们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按照我们最初和特工处协商的，萨沙和玛利亚做任何事情，比如，去参加朋友的成年礼，参加校园募捐洗车活动，甚至是去商场购物，都会有特工随行，同时我母亲也会跟着她们。但是，自从我上次与特工处协商之后，她们后来至少可以像她们的伙伴们一样自由行动了。萨沙的贴身特工有贝丝·塞莱斯蒂尼和劳伦斯·塔克，后者经常被大家称为lt ，她们都成了塞维尔友谊学校的固定访客，也渐渐得到了大家的喜爱。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会求着劳伦斯，让她推着他们荡秋千。当班上有同学过生日，大家一起庆祝的时候，家长们也会特意多准备几份纸杯蛋糕，分给特工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与特工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当时，具体负责我安全事务的特工是普雷斯顿·费尔兰，后来换成了艾伦·泰勒，早在我们初次参加竞选的时候，艾伦·泰勒就一直跟着我。当我们外出在公共场合的时候，特工们从来不说话，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当我们在后台或者在飞机上时，他们都会放松下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互相开开玩笑。我经常戏谑地称呼他们为“冷面心软先生”。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以及旅途中的相伴，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会为他们所遭遇的任何不幸感到悲伤，也会因他们的孩子取得好的成绩而为他们高兴。我非常清楚他们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也知道他们是一群甘愿不顾个人安危来保证我们安全的人，因此，我从来也不会将这一切看作理所当然。
我也跟两个女儿一样，在公开的官方生活之外，试着开拓属于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我发现，只要我愿意，并得到特工处的帮助—他们同意行事可以灵活一些，我还是有办法保持低调的。出行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不用车队，而是乘坐一辆没有标志的厢式货车，安保人员也相应地减少了一些。我经常能够闪电般地完成一次购物，每到一处，我都尽量在别人还没注意到我的时候，尽快办完事迅速离开。专门负责为我们购物的工作人员经常会给我们的葡萄牙水犬阿博买一些宠物玩具，但是，每次新买的玩具都会被阿博非常专业地“开膛破肚”或者完全毁坏。
一天早上，我又陪它去了一趟亚历山大市的宠物市场。当我在对比着给阿博挑选牙胶的时候，我才真正享受了一阵隐姓埋名的轻松生活，而阿博也跟我一样兴奋，完全被短途旅游的新鲜感吸引，戴着绳索在我的四周不停转悠。
每当我能够静悄悄地到一个地方而不引起骚动的时候，我都感觉像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或者说是一次自由意志的行使。毕竟，我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人，我还记得，当我一点一点核对购物单上的具体内容时，就有一种获得满足的快乐与成就感。在带阿博去了宠物市场大概六个月之后，我又去当地的塔吉特超市进行了一次让人眼花缭乱的隐身购物。我戴了一顶棒球帽、一副墨镜，我的贴身特工也穿着短裤和运动鞋现身，全程跟着我和助手克里斯汀·琼斯逛超市，但他们摘掉了耳机以尽量做到不那么惹眼。我们在每一个货架前都逛了逛，我先是挑选了一些玉兰油面霜和牙刷，克里斯汀选了干衣纸和洗衣液，然后我又给萨沙和玛利亚买了几款游戏。最重要的是，当时我还购买了一张贺卡，准备在结婚纪念日那天送给贝拉克，这是最近几年内，我第一次有机会这么做。
购物结束后，我兴高采烈地回家了。有时候，你会发现，最微小的事情竟会带给你完全想象不到的快乐。
随着时间渐渐推移，我在我的常规日程中又加入了很多新的冒险。我会偶尔约着朋友一起到外面的餐厅吃晚饭，有时候也会到他们的家里去吃。有时候，我还会去公园散心，沿着波托马克河 [11] 进行一次长距离的散步。在这些外出活动中，虽然都会有特工跟在我身边，但是他们会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引起别人注意。之后的几年里，我还会去白宫外面上健身课，顺便走访这座城市里的动感单车健身工作室以及核心强化健身工作室，在课程就要开始的时候，我会悄悄地溜进工作室一起上课，等到一下课，我就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骚乱。在所有的冒险中，最让我感到释放的就是高山滑雪了，其实，我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这项运动，但刚一接触我就发现，我非常热爱这项运动。在我们刚到华盛顿的前两年，冬天异常寒冷，我正好利用那两个冬天，跟两个女儿还有一些朋友一起去了几次葛底斯堡 [12] 附近的一处非常小的滑雪场，那个滑雪场取名也非常恰当，叫作“自由山”。在那里，我们可以戴上头盔、围巾、护目镜，然后随便融入一群人，跟他们一起滑雪。当我从滑雪坡上滑下的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我是在户外，我是在运动，而且没有被认出来，一切都完美无缺。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就像是在飞翔一样。
融入一个群体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融入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是真正的自己，是那个在芝加哥南城长大的米歇尔·罗宾逊，即使时间、环境发生变化，我也还是那个原来的我。我将自己过去的生活全都编织进了我的新生活之中，也将我的个人事务编织进了我的公共事务之中。在华盛顿这几年，我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有萨沙和玛利亚同班同学的母亲，也有我在处理白宫事务时认识的一些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不会去刻意关心我的丈夫是谁，我住在哪里，她们真正关心的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米歇尔究竟是谁。其实，你很快就能辨别出生活中哪些人是真的想跟你交朋友，而哪些人只是将结识你作为一个可以获利的机会，这很有意思。有时候，我和贝拉克在晚饭期间，也会跟玛利亚和萨沙聊到这个话题，我们会告诉孩子们：总会有一些人，不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他们总是徘徊在我们的朋友圈子周围，看上去有点太着急，我们经常用“目的性太强”来形容那些人。
其实，很多年以前，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真正的朋友，一定要真心对待，并保持密切联系。我至今还和一批女性朋友保持联系，她们都是多年以前，我在芝加哥时结识的朋友。当时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吃饭的时候还会不断地从他们的儿童座椅上往下扔食物，我们每天累得想哭，而且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尿片包，即便如此，我们也会在每个星期六晚上一起约会、一起玩耍。正是这些朋友，让我得以坚持下去，当我太忙没有时间去购物时，她们会送我到附近的食品杂货店；当我因为工作原因或者只是想休息而无法接送孩子们去上芭蕾课时，她们也会代劳。在我帮助贝拉克竞选的时候，当我们的竞选团队到达那些把握不大的站点时，她们中很多人也会专门乘飞机赶来帮助我们，是她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精神上的慰藉。任何一位女性都会这样告诉你：女人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小小的善举之上的，你帮我，我帮你，一次又一次。
2011年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地为我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圈投资、再投资，让我昔日的朋友和新结交的朋友都聚在一起。每隔几个月，我都会邀请十二名我最亲密的朋友到戴维营和我一起过周末。戴维营是美国总统的夏季避暑胜地，坐落在马里兰州北部的群山之间，距离华盛顿大约六十英里，那里树木繁茂、风景如画。我将我们之间的聚会命名为“训练营”，部分原因是我确确实实逼迫每个人每天和我一起锻炼好几次（我一度还试图禁止大家喝酒、吃糖果，但是这种尝试很快就被推翻了），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我看来，对待友谊一定要认真才行。
我的朋友们往往是那些有所成就又超负荷运转的人，她们中的很多人在应对忙碌的家庭生活的同时，还兼顾着繁重的工作任务。我能够理解她们，很多时候她们想要抽出身来并不容易。但是，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其中一点。我们这些人都太习惯于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另一半儿以及我们的工作而牺牲自己。多年来，我懂得了要在生活中寻找平衡，时不时地可以放下手头那些所谓的头等大事，而一心一意关注我们自己。我非常愿意代表女性朋友们举起这面旗帜，以寻找理由和一种传统的力量，使她们能够转身对自己的孩子、配偶、同事说：抱歉，亲爱的，我想为自己而活。
我们的周末“训练营”成了我和朋友们暂时寻求庇护、相互联络以及充电的一种途径。我们待在舒适的小木屋里，四周树木葱茏，我们坐着高尔夫球车到处跑来跑去，也会骑车出去兜风；我们会一起玩躲避球 [13] ，做立卧撑跳，练习下犬式 [14] 。有时候，我会邀请几位年轻的白宫职员和我们一起去，多年来，每当我看到快七十岁的苏珊·谢尔，与二十多岁的麦肯齐·史密斯并排在地上练习“蜘蛛爬”时，我总以为自己是产生了幻觉。麦肯齐平时负责我的日程安排，她大学时曾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在戴维营，我们的伙食是由白宫大厨亲自烹饪的，非常健康。我们会在我的健身教练康奈尔以及几个长着娃娃脸、称呼我们为“夫人”的海军职员的监督下，完成健身锻炼。我们会做很多运动，还会一直聊天。我们会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想法、经历、有趣的故事，以及好的建议，有时候，我们或许就是为了告诉彼此，不论是谁，如果她的家里有一个行为出格的青少年，或者她曾经有一位完全难以忍受的老板，那么她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些都不是什么不能吐露的见不得人的事。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认真倾听，通过倾听来鼓励彼此，好让我们更加淡定。周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挥手告别，并承诺我们很快还会再来一次这样的活动。
我的朋友们让我的人生更完整，她们一直以来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未来亦会如此。每当我感到沮丧、消沉或者与贝拉克之间产生隔阂的时候，她们都会拉我一把；当我因为别人的评论—从我选择的指甲油颜色到我臀部的大小—而倍感压力的时候，她们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我。而且，当我意外遇到一些重大的、令人心绪不宁的“狂风巨浪”时，也是因为她们的帮助，我才能渡过难关。
2011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我约了两个朋友一起去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吃晚餐，留了贝拉克和我母亲在家照看两个孩子。那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周末，贝拉克当天下午有一堆的简报需要处理，而且就在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刚刚出席了白宫记者晚宴，当时，贝拉克发表讲话的时候讲了几个特别有针对性的笑话，都是关于唐纳德·特朗普的真人秀节目《学徒》，以及他关于贝拉克出生地提出质疑的那套逻辑。当时，特朗普也在场，只是从我的座位上看不到他。那场演讲可以说是贝拉克的独角戏，当时有新闻媒体用摄像机拍到了特朗普，只见他板着脸，表情木然，看得出来非常不自在。
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星期日晚上一般都比较安静悠闲。两个孩子经过一个周末的运动和社交活动往往都累了。至于贝拉克，如果幸运的话，他有时候白天可以抽空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打一场高尔夫球，这样他就能好好放松一下了。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吃完晚饭后回到家时，大约十点钟，如往常一样，接待员在大门口迎我进去。一进门，我就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似乎白宫的一层正在举行什么不同寻常的活动。于是我问那位接待员，是否知道总统此时在做什么。
“他就在楼上吧，夫人。”他回答我说，“可能正在为全国讲话做准备。”
就在此时，我才意识到那件大事终于发生了。其实，我早就知道马上就会有结果，但是我并不清楚这一切究竟如何开始。在刚过去的两天里，我尽量表现得跟平时一样，假装自己并不知道马上会有非常重大、非常危险的事情要发生。经过好几个月的高级别情报收集工作以及好几周的周密部署，经过各类安全简报分析以及风险评估，贝拉克最后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距离白宫大约七千英里的地方，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突袭了“基地”组织位于巴基斯坦北部阿伯塔巴德的一处院落，搜寻恐怖分子头目奥萨马·本·拉登。
当我刚刚走到楼上住所的大厅时，贝拉克从我们的卧室里走了出来，他穿了一套西装，打着一条红色的领带，此时他似乎肾上腺素飙升。好几个月以来，贝拉克一直因为这一抓捕决策而倍感压力。
“我们把他解决了，”他说，“没有人员伤亡。”
我们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了！整个过程没有美国士兵伤亡！不过，对贝拉克来说，他冒了很大的风险—有可能会因此失去总统职位—好在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很快，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传遍全世界。人们从餐厅、旅馆、自己的家中拥上街头，他们聚集到白宫周围，大声欢呼庆祝。欢呼声如此之高、如此之热烈，以至于隔着白宫那号称能够阻挡一切的防弹玻璃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正在房间熟睡的玛利亚也被吵醒。
不过，那晚也没什么室内、室外之分了，全国各个城市的人们被一种冲动驱使，纷纷走出家门，走上街去，想要和其他人靠得更近一些。这是出于爱国之心，出于“9·11”事件给大家带来的共同的悲伤，也出于多年来提心吊胆生怕再次遭遇袭击的担忧，大家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那一刻都有着一种向彼此更加靠近一点儿的冲动。而我，则想到了我曾经走访过的所有军事基地，所有那些正在从伤痛中恢复的士兵，那些以保护整个美国的名义将自己的家人送往遥远地区服役的家庭，那些在“9·11”事件中失去了父母的孩子。我知道，即使本·拉登被击毙了，美国人所遭受的那些损失也不可能挽回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死亡能够换回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我到现在也不确定，本·拉登的死是不是我们进行庆祝的理由。但是，有一点我明白：那天晚上，美国人暂时获得了一阵精神上的放松，获得了一个可以证明我们强大的抗逆力的机会。
[1] 《平价医疗法案》，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于2010年3月23日签署的联邦法，法案要求所有美国公民都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否则需要缴纳一笔罚款，除非因宗教信仰或经济困难的原因而被豁免。法案还对私人医保行业与公共医保项目进行了改革，将三千万没有医保的美国公民纳入了医保的覆盖范围。
[2] 在加纳的首都阿克拉，有加纳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奴隶堡—海岸角奴隶堡。海岸角曾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据点，那里的“不归门”是被贩卖的奴隶穿越大西洋之前的最后一站，没有一个走出不归之门的黑人还能在有生之年再次看到他的故乡。1998年，一位黑奴的遗骸被他的后人从美国运回加纳，此后，这扇不归之门被改名为“回归门”。
[3] 基督教教会于星期日早上在教堂内进行的宗教教育，一般在主日崇拜之前或之后举行。
[4] 福音音乐，一种宗教音乐，起源于黑人奴隶的祈祷。
[5] 约翰·传奇（john lend，1978— ），原名约翰·史提芬斯（john stephens），是一位九次夺得格莱美奖的r&b创作型歌手和钢琴师。
[6] 贾斯汀·汀布莱克（jt tiberke，1981— ），美国男歌手、演员、音乐制作人、主持人，前男子演唱组合超级男孩成员，曾获十座格莱美奖、三十个格莱美提名、四座艾美奖。
[7] 艾莉森·克劳斯（alin kras，1971— ），美国著名歌手，是当今美国蓝草音乐的领军人物。
[8] 史摩基 · 罗宾逊（sokey robn，1940— ），演员、歌手、音乐制作人，参演过《最后的假日》《好莱坞重案组》《最后的假期》等影片，获得2015年黑人娱乐电视奖终身成就奖。民谣歌手鲍勃·迪伦曾评价他为“美国活着的最伟大的诗人”。
[9] 帕蒂 · 拉贝尔（patti belle，1940— ），是活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灵魂乐歌手，她的嗓音清澈、高亢，有着金属般的光泽。1973年，她成为第一个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非洲裔美国歌手。
[10] 林—曼努尔·米兰达（l-anuel iranda，1980— ），美国演员、作曲家、制作人，由其创作、主演的音乐剧《汉密尔顿》（hailton ）以嘻哈说唱风格讲述了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奇一生。该剧创纪录地获得了有戏剧类“奥斯卡奖”美誉的托尼奖的十六项提名，并横扫了其中十一项大奖，同时还斩获了格莱美音乐奖和普利策戏剧奖。
[11] 波托马克河，全美第二十一大河流，全长六百多千米，为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提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饮用水。
[12] 葛底斯堡，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南部的一个自治村镇。
[13] 躲避球，起源于英国，并于1900年前后盛行于美国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
[14] 下犬式，瑜伽体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