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单一视角（2/2）

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丹麦的公共健康医生，哈夫丹·马勒博士，对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了一种消除肺结核的方法。他的计划是用一批携带着x光机的小型货车在印度的村庄里边到处转悠，给所有的人拍x光片，一旦发现有肺结核患者，就给他吃药来治疗他的肺结核。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是因为当地的人对此非常不理解，而且很愤怒，他们面临着更多更紧急的医疗问题，然而却有一大批医生和护士，不但不帮他们解决骨折、腹泻或者生孩子这些问题，反而要给每一个人拍x光片去治疗一种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疾病。

这个项目的失败表明：与其试图去根治一种或者几种特别的疾病，还不如致力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医疗健康水平。

在医疗健康行业的另外一端，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已经开始下滑。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非常努力地试图开发出革命性的、能够延长寿命的药品。我曾经试图说服它们相信下一个影响世界人口平均寿命的突破口将来自商业模式，而不是医药技术。这些大型的制药公司并没有能够进入收入水平在第二级和第三级国家的市场。在那里，数以亿计的人并不需要什么革命性的新药，而只需要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已经成熟使用的、有疗效的药。如果这些大型制药企业能够调整它们的价格，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消费者服务，那么它们就可以利用已有的产品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专门研究难产的专家们很理解锤子和钉子的故事。他们深深地知道，要想挽救那些死于难产的贫困的母亲，最重要的并不是训练更多的护士来做剖宫产手术，也不是训练更多的医生来进行大出血治疗，而是提供快速的交通手段，使得她们能够在第一时间被送到医院去。如果这些孕妇不能及时到达医院，医院就起不到作用。如果没有救护车，或者没有能够让救护车通行的道路的话，光有医院又有什么用呢？同样地，教育工作者们非常清楚，电灯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更多的教科书和更多的老师，因为电灯使得学生们可以在太阳落山之后做家庭作业。

性病专家的单一视角本能

我曾经和许多性病专家进行交流，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在一些贫穷的国家收集各种关于性传播疾病的数据。这些性病专家都非常勇敢，他们面对各种性病患者，敢于把自己的手指放到患者的任何部位。他们也从来不介意向这些性病患者询问各种关于他们性行为的问题。我非常想知道这些患者得性病是否和他们的收入水平有关系。所以我希望他们在和患者进行访谈的时候能够询问一下他们的收入水平。他们非常惊奇地看着我说：“什么？你想向人们询问他们的收入吗？那可是个极端私密的问题啊!”他们敢于把自己的手指放到患者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他们也敢于问患者关于他们性行为的各种隐私问题，却不愿意去问他们收入的问题。

几年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和世界银行中组织全球收入调查的团队见了面。我希望这些专家在进行问卷调查的时候能够加入一些关于性行为的问题。我很想弄明白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性行为模式之间是否有联系。这些专家的反应几乎和那些性病专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尽管他们愿意去调查人们关于收入的方方面面，包括黑市交易等极其私密的问题，但是却绝不会提关于性生活的任何问题。

这些专家似乎永远都只会从自己的单一视角来看问题，从来都只是画地为牢给自己添加诸多限制。

意识形态主义者

人民的共同信仰，也就是意识形态，可以使我们建造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使得我们拥有了民主自由和公共卫生保险。

但是意识形态主义者也和那些专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一样，他们的思维往往被单一视角所固化，而且有时会造成更加有害的结果。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古巴和美国人的现实生活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专注于单一视角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们往往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总是相信单一的解决方案，例如自由市场或平等这些意识形态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药，而不是去客观地观察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产生的现实结果。

古巴：穷国中最健康的国家

1993年，我在古巴度过了一段时间，专注于调查研究一场影响了4万人的传染病。我有几次和古巴当时的总统卡斯特罗见面的机会，也有和很多古巴卫生部的专业人士一起工作的机会。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非常敬业。他们努力在当时非常压抑且欠缺灵活性的体系中工作。由于我曾经在莫桑比克这样曾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作过，所以当我去古巴的时候，我并没有对他们的体制抱有任何浪漫的幻想。

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古巴看到的无数不靠谱的事情。比如当地的私酿酒是放在闪着荧光的电视显像管中，然后加入水、糖和带粪便的婴儿尿布来发酵。比如当地的酒店，从来就没打算迎接任何客人，也没有任何食物。我们只能开车到附近的老人的家里去吃他们标准口粮中剩下来的很少的食物。比如我的古巴同事们，如果给他们在美国的亲戚寄了明信片，他们的孩子就会被学校开除。再比如，我的研究成果必须当面向卡斯特罗总统做汇报，才能得到批准。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会去古巴，以及我在那里究竟发现了什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从1991年末开始，在古巴一个种植烟草的叫比那尔德里奥的省份，很多贫穷的农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他们逐渐变成色盲，并且发展出四肢麻木这一类的神经系统问题。古巴当地的传染病专家曾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到答案，所以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而当时苏联刚刚解体，古巴无法从苏联得到任何帮助。在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过贫穷农民的神经性传染病的专家中，他们选择了我。一位名叫康吉塔·胡尔哥的古巴政治局委员在机场迎接了我，卡斯特罗总统在我到达古巴的第一天也接见了我。当时他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把我全身上下检查了个遍。他绕着我转圈时，他脚上的黑色运动鞋在水泥地上吱吱作响。

我花了三个月调查研究这种传染病的病因。我的初步结论是这种病并不是由于患者们从黑市买到了有毒的食物而造成的(当时有谣言说黑市的食物有毒，是这种病的病因)，也并不是由于细菌导致的新陈代谢系统问题，而是由当时的宏观经济问题带来的普遍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在苏联解体之前，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苏联货船向古巴运送土豆，以换取雪茄和糖。而在1991年末，苏联解体了，他们满载土豆的货船并没有来到古巴，这造成了古巴全国的食品短缺。古巴政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成年人把仅有的一点有营养的食物分给了孩子、孕妇和老人。他们自己只能吃少量的糖和大米。我尽可能小心谨慎地把我的研究结果向古巴政府做了报告，因为我知道，我的研究结果说明古巴的计划经济已经失败了，他们不能够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古巴政府官员向我表示感谢，然后把我送走。

一年以后，古巴政府邀请我回到哈瓦那去给卫生部做一场演讲，介绍古巴人民的健康状态在全球中的排名位置。当时古巴政府在委内瑞拉政府的帮助下已经度过了食品短缺的危机。

我在演讲中展示了古巴的健康状态，以及在全球所有国家中的排名位置。尽管古巴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的1/10，但是他们的婴儿成活率却和美国人几乎一样。古巴的卫生部部长在我演讲结束之后，非常兴奋地跳上讲台向台下的观众总结发言说：“我们古巴是所有穷国中健康水平最高的!”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我的演讲就此结束了。

然而台下的观众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这一观点。在我去洗手间的路上，一个年轻人轻轻地抓住了我的手臂，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告诉我他负责做健康数据的统计。他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你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但卫生部部长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我们不是穷国中健康水平最高的国家，而是同等健康水平的国家中最穷的。”

说完，他放开我的手臂，笑着走开了。当然，他是对的。古巴的卫生部部长只是从他自己的单一视角给出了一个结论，但是却有另外一种解读事实的方法。为什么要满足于成为穷国中健康水平最高的国家呢？难道古巴人不配变得像其他健康国家的人一样富有、自由吗？

美国：富裕国家中健康水平最差的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古巴是所有贫穷国家中健康水平最高的，那么与之相反的就是美国，美国是所有富裕国家中健康水平最低的。

意识形态主义者们从他们自己的单一视角出发，通常会要求你对比古巴和美国。他们会坚持说，如果你认为美国比古巴更好，你就应该反对古巴所做的一切，你就应该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我声明，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当然会优先选择在美国生活，而不是在古巴。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单一视角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如果要比较的话，我不认为美国应该和收入水平还处在第三级的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对比，而应该和其他收入水平在第四级的资本主义国家做对比。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们希望做出实事求是的决策的话，他们不应该仅仅从意识形态出发，而应该从现实的数据出发。如果让我选择在哪里生活的话，我不会根据意识形态进行选择，而会基于这个国家究竟给它的人民带来了什么而做选择。

美国的人均健康开支比其他收入水平在第四级的资本主义国家高了两倍还要多，然而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比其他这些国家短了三年。美国在人均卫生开支上名列世界第一，其平均预期寿命却只排第四十位。

与其和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做对比，美国人还不如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同等的健康支出成本下，获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健康水平。答案并不复杂，这仅仅是因为美国缺少其他收入水平在第四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的基本公共卫生保险。在美国现有的健康系统中，富有的人消耗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占用了大量医生的时间，使得总体医疗成本居高不下，而其他的穷人则负担不起基本的医疗服务，这导致穷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医生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给富人们做无谓的健康服务，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拯救普罗大众的生命或为他们治疗疾病。这是医疗资源的一种重大的浪费。

为客观起见，我需要声明，还有一些富裕的国家，它们的预期寿命和美国一样低。比如一些海湾国家，像阿曼、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以及科威特。但这些国家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它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因为石油资源而变得富有。它们的国民在那时普遍很贫穷，并且没有文化。它们的医疗卫生系统仅仅在过去的20年间才建立起来。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受到任何政策性的限制，所以我毫不怀疑，在几年之后，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将会超过美国。也许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就会愿意向这些国家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学习了。

古巴的共产主义系统代表了一种单一视角的风险：他们认为一个中央政府可以解决人民的所有问题，这个理念看似理性，实则奇怪。我可以理解，当人们看到古巴的贫穷、缺少自由和效率等现状之后，会认为政府永远都不应该参与到社会规划中来。

然而美国的健康系统也饱受单一视角思维方式的困扰：他们以为自由市场可以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当人们看到美国健康医疗系统的不公平现状之后，会认为所有的公共服务都不应该采用自由市场竞争的方式。

在大家讨论自由市场或是政府干预的话题的时候，答案不应该是绝对的是或者否，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的答案不应该是非黑即白，而是应该在监管和自由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甚至民主也不是万能的解决方案

我知道这样说很冒险，但是我仍然要说出我的观点。我强烈地相信自由民主是管理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像我一样抱有同样信仰的人，通常认为民主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其他美好的结果，比如和平、社会进步、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大多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国家并非民主国家。韩国的收入水平从第一级进步到第三级的速度，远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要快。而这些进步都是在韩国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完成的。在2012—2016年全世界经济进步最快的十个国家中，有九个民主化程度都很低。

任何人如果想强调民主是经济增长和健康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的话，都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足够的依据。所以我认为与其把民主当作一种取得进步的手段，还不如把民主当作国家奋斗的目标。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手段或者指标能够必然地带来其他各个方面的进步。无论是人均gdp、婴儿生存率，或者个人自由，甚至民主，通通不是万灵药。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现实永远是复杂的。

没有数字，我们无法了解这个世界，但是仅仅依靠数字，我们也无法了解这个世界。没有国家能够在无政府状态下持续，然而政府也不可能解决一个国家的所有问题。无论是自由市场或者政府干预，都不会成为永远正确的答案。也不会有任何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可以自然而然地带动社会的所有方面进步。永远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答案，我们永远需要因地制宜的选择。

实事求是的方法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是要认识到单一视角会限制你的想象力。并且时刻牢记获取最佳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得到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从而制订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要想控制单一视角的本能，必须有一个工具箱，而不仅仅是一把锤子。

·检查你的想法 。不要仅仅专注于那些能够证明你的想法的正确案例，而要多与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讨论。发现自己想法的不足之处。

·有限的经验 。不要认为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有什么真知灼见。对自己未知的领域要保持谦逊。同时也要注意到专家也有他们的局限性。

·锤子和钉子 。当你会熟练地使用某一种工具的时候，你总会尽可能多地使用它。等你花了太多的时间专注于分析某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会夸大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的重要性。请牢记，没有任何一个工具是万能的。如果你总是习惯于使用锤子的话，那么请多和那些习惯使用改锥、扳手和卷尺的人打交道。多听听来自不同领域的人的意见。

·关注数字，但不仅仅关注数字 。没有数字，我们无法理解世界，但是仅有数字，我们仍然无法理解世界。请专注于发现数字背后的真实世界。

·当心简单的想法和简单的解决方案 。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简单想法的空想家，而最终他们都带来了可怕的结果。我们应当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学会兼收并蓄以及妥协。我们应当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