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情急生乱（1/2）

事出紧急的情况，为什么会阻碍我们正常思考

路障和心理障碍

“如果它不是传染性的，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疏散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呢？”纳卡拉的市长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看着我，这样问道。窗外，太阳正在徐徐落下。落日的余晖正照耀着这一片纳卡拉地区，这里拥有10万以上极度贫困人口，而在整个纳卡拉地区，仅有一个医生，那就是我。

那天早上我刚刚从贫穷的北部沿海的一个名叫孟巴的地区返回城市。我花了两天研究调查一种奇怪的疾病。那里的患者莫名其妙地会出现双腿麻痹的症状，更严重的患者甚至会双目失明。我用我的双手检查了数百名病人。市长说得对，我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这种疾病是传染性的。我通宵工作，一直在查阅各种医疗书籍，直到我最终确定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疾病。我猜测这是一种中毒现象而不是感染，但是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我叫我的妻子把我的孩子带离了这个地区。

在我回答之前，市长说：“如果你认为这种疾病可能是传染性的，那我就必须采取行动。我必须避免一场大的灾难，我必须防止这种疾病向城市蔓延。”

最差情况下的场景出现在市长的脑海中，也迅速地充斥了我的头脑。

市长是一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他站起来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告诉军队设置路障，并停止发出所有的公共汽车呢？”

“是的，”我说，“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你必须采取行动。”

市长马上转身走出办公室，去打了几个电话。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在门巴升起的时候，大约有20个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早早地起来，站在路边等公共汽车。因为他们要赶去纳卡拉的早市销售他们的商品。当他们听说公共汽车已经被取消不会来的时候，他们就沿着海滩走到了海岸边，要求当地的渔民用船把他们送到纳卡拉。那些渔民很高兴能挣到这笔外快，就在小船上挤出了一些位置，让给这些妇女和儿童，划着小船，沿着海岸驶向纳卡拉。

然而这些小船却被沿途的风浪掀翻了，所有的人都不会游泳，这些妇女和儿童，包括渔民，全都溺水而亡。

当天下午我再次出发去北部地区，路过了途中设置的路障，继续去调查这种奇怪的疾病。当我开车经过门巴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人站在路边，而道路中间摆着一排尸体。我赶快跑向海边，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抓住正在搬运一个男孩尸体的男人问道：“为什么这些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非要去坐这些破船呢？”

那个男人回答：“今天早晨公共汽车没有来。”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几分钟都没有说出话来。我无法相信我做了什么。直到今天，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对市长说“你必须采取行动”呢？

我没有理由去责怪那些渔民。他们发现路被堵住了、公共汽车无法通行的时候，为了卖掉他们的商品，他们必须想其他的办法到达集市。

我无法描述我是如何强撑着完成了当天以及之后几天的工作的。在此后的35年中，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但是我确实坚持着完成了我的工作，并且我找到了这种奇怪疾病的原因。正如我一开始猜测的那样，这些人是中毒而不是被感染。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吃任何新的东西。在当地，木薯是他们最主要的食物。一般情况下，木薯都要存放三天才能够食用。当地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以前从来没有人发生过吃木薯中毒的现象。然而在这一年，由于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农作物歉收，于是政府大大地抬高了收购木薯的价格。这些可怜的农民，为了多挣一点钱，就把他们储藏好的木薯全部卖给了政府。当他们回到家，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食物。于是他们就把一些从地里新挖出来的木薯吃掉充饥。1981年8月21日晚上8点，这一重大的发现使我从一个区域医生转变成一个研究员，并且使我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一直在调查研究经济、社会、食物和毒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14年后的1995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金沙萨，当政府官员们听说埃博拉病毒在一个叫科特维特的城市暴发的情况之后，他们觉得很恐慌，于是立即决定采取行动，设置了路障。

意料之外的后果再一次发生了。通常，这个城市都是通过疾病暴发的地区来提供食物，设置路障之后，这个城市得不到足够的食物，那么他们只能从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市购买食物。这导致了当地的物价飞涨，同时，那种奇怪的疾病再次发生了。很多人出现了双腿麻木以及失明的症状。

再过19年之后的2014年。在利比里亚的北部农村暴发了埃博拉病毒。那里毫无经验的政府人员在极度恐慌中想出了同样的解决方案：设置路障。

然而这一次，在当地的卫生部，我遇到了一批具有更高素质的政治家，他们拥有更多的经验，并且做事很谨慎。他们担心设置路障会使得疾病暴发地区的人失去对政府的信任，这将会是灾难性的。因为要想制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人们必须发现所有接触过埃博拉患者的人并把他们隔离起来。而这些工作必须依赖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所有的埃博拉患者以及他们接触的人必须诚实地汇报他们接触了其他什么人。这次的调查员们都是英雄。是他们不顾危险，坐在贫民窟里面仔细地与每一个埃博拉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访谈。通常被访者很可能就是感染者。他们的心中已经充满了恐惧，他们的周围充斥着谣言。如果政府再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的话，他们就会彻底失去对政府的信任。要想切断埃博拉病毒的传染路径，暴力是没有用的，只有耐心、冷静、细致的工作才可以起到作用。只要有一个人刻意隐瞒他接触过的人的信息，就有可能使上千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我们陷入恐惧中，并且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我们就会过分地思考最坏情景，于是做出非常愚蠢的决定。在事出紧急的压力下，我们的分析能力就会丧失。

回到1981年的纳卡拉，当时我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来认真地调查那种疾病的原因，但是我没有花费一分钟的时间来仔细地思考设置路障的后果。紧急、恐惧以及一根筋的思考，最坏情形下全面暴发传染病的后果使得我丧失了正常的思考能力。情急生乱，我犯下了巨大的错误。

情急生乱的本能

你必须立即行动，必须现在就学会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明天就来不及了!

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已经是最后一个本能了。现在你必须做出决定，这一刻永远不会再来。以后你再也不会有机会去面对这些烦恼，今天也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机会。你必须学会这本书的内涵并且彻底、永远地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否则你只能放下这本书，说一句“书里说的都不靠谱”，然后继续我行我素。

但是你必须现在立即做决定，你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你会选择立即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还是选择继续永远地生活在无知当中，现在你必须做决定了!

我相信在以前你听说过很多次类似的话。说这些话的，有时候是推销员，有时候是一些社会活动家。他们采用的都是一种相同的技巧：现在行动，否则你将永远失去机会。他们都是在故意激起你情急生乱的本能。要求你立即采取行动所带来的紧迫感使你不能全面地思考，使你更快地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

请放轻松，这永远都不是真的，事情永远都没有那么紧急，而且事情永远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你完全可以把这本书放下，去做其他的事，过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甚至一年，你再回来，拿起这本书，重新看一看里面的主要观点，那也不会太晚。与其囫囵吞枣似的学习，还不如细嚼慢咽。

情急生乱的本能使得我们在感知到危险的时候，就立即采取行动。在遥远的过去，人类的祖先必须拥有这种本能。如果人们看到有一头狮子在远处的草丛中，他们应当立即逃跑，而不是做很多分析工作。那些不能快速反应而是停下来仔细分析各种可能性的人类，早已经灭绝了。我们的祖先一定是那些能够在不充分的信息下快速反应且快速行动的人类。在当今社会，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紧急反应的本能，比如说当一辆车突然向我们驶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迅速做出躲避动作。但是在现在的社会中，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紧急的危险已经不多了。相反的是，我们要面对更多复杂和抽象的问题。这时情急生乱的本能就会驱使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它使得我们感到很大的压力，放大了我们的其他本能，并且阻止了我们分析思考，使得我们仓促地做出决定，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

当我们面对未来的风险的时候，我们似乎并不会有这样的立即行动的本能。未来的风险无法唤醒我们，也无法促使我们立即投入行动。通常只有当我们相信某种未来的风险其实是一种迫在眉睫的风险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相信我们所面临的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解决问题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才会迅速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情急生乱的本能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迅速行动。

通过这样的方式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会有它的副作用。它会给人带来没必要的紧张压力以及错误的决策。它也会牺牲人们的信用和信任。我们天天喊狼来了，结果就是最终人们变得麻木而再不相信这些警报。我们都清楚那个故事的结尾，最终狼真的来了的时候没有人快速地反应，结果所有的羊都被吃光了。

学会控制情急生乱的本能。特别优惠!过时不候

当人们告诉我，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好好地思考一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他们这样催促我的时候，唯一的效果就是使我不能理智地思考。

紧急情况之一

事实问题13：

全球气候专家预测，在接下来的100年中，全球的平均温度将。

□　a升高

□　b保持不变

□　c降低

“我们需要制造恐惧!”这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告诉我的。在我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他谈到了如何教育大众认识到气候变化的问题，并对我说了这句话。那是2009年，我们在洛杉矶的ted大会的后台进行交流，他要求我使用我们的气泡图描绘出未来二氧化碳如果持续排放，这个世界将会面临的最坏情况。

我非常尊重戈尔先生为普及世界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我确信你在上面的事实问题中选出了正确的答案。在所有的问题中，这是唯一一道所有的观众都战胜了大猩猩的题目。不仅如此，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芬兰、匈牙利和挪威94，加拿大和美国81，日本76)。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能有如此广泛的认知，我们应该感谢戈尔先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关于减少气候变化的《2015年巴黎协议》能够达成，戈尔先生也功不可没。他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戈尔先生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这一点我百分之百地同意，我也为能够有机会和戈尔先生合作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当他要求我通过数据给人们制造恐惧的时候，我不能同意。

我不喜欢恐惧。对战争的恐惧以及情急生乱，曾经导致我出现严重误判，误以为我在医院接到的病人是一名苏联飞行员，并误以为地上流满了鲜血。恐惧再加上情急生乱，使得我关闭了道路，并且导致了无辜的妇女儿童和渔民溺水死亡。恐惧和情急生乱会使人们做出愚蠢的决定，并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需要的是系统化的分析、深思熟虑的决定、逐步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细心的评估。

我也不喜欢夸大事实。夸大事实会削弱数据的可信度。就气候变化问题本身而言，数据是真实可信的。人们燃烧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气候的变化。我们不能等到气候变化发展到无法逆转的那一刻再采取行动。现在立即采取行动，将是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然而，如果我们夸大事实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

我坚持，如果需要我用数据展示可能出现的最坏后果的话，我必须同时展示其他的可能性。我们设立开启民智基金会组织的初衷，就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世界的偏见。如果我们带着偏见，仅仅为人们展示最坏可能后果，并且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继续推演，这有悖我们组织的初衷。我们是在利用自己组织的信用，来唤起人们行动的决心。戈尔先生不能接受我的观点，他继续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在没有可靠的专家预测的情况下，制造出让人们觉得恐惧的气泡图表。最后我对他说，副总统先生，没有数据，就不会有气泡图。我们做不了您要求的事情。

一部分未来的事情容易被预测，另一部分则不易被预测。以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我们很难做出一周以上的天气预测。要想准确地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失业水平，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由于我们对于整个系统的复杂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究竟需要预测多少参数？它们的变化究竟有多快？一周之后，温度、风速、湿度这些参数，都会经历数以十亿计的变化。一个月之后，数以十亿计的美金会易手数十亿次。

相比较而言，人口预测是相对准确的。这是因为人口的预测其实只涉及两个参数：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人们出生、成长、繁衍、死亡，每一个人类个体都要完成这样一个循环，而这样的循环周期平均是70年。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未来仍然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无论何时，当我们探讨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拥有开放、清醒的头脑，也必须认识到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应当只选择一种最差的情形来展示给人们并装作我们对其很确定。人们会自己发现答案的。正常情况下，我们应当给人们展示一种正常的情形以及多种变化的可能性。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声誉，人们也才能持续地信任我们。

坚持以数据为基础

在第一次与戈尔先生交谈之后，我时常回想他对我说的话。

为了确保清晰地表达我的观点，我要重申一遍，我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非常担心。我也深深相信，气候变化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正如我在2014年相信埃博拉病毒的严重性一样。他希望我们能够给人们仅仅展示最坏后果，而不展示其他的可能性，这样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这一点我十分理解。但是，所有关注气候变化的人都应该停止恐吓公众。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继续恐吓公众就好比持续地用脚去踢一扇已经打开的门，这是毫无必要的。现在，是我们停止空谈并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的行动应当是基于真实的数据和冷静的分析，而不是基于恐惧和情急生乱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