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帕梅拉（1/2）

1936年，从帕梅拉回北平过圣诞起，盔甲厂胡同的那部电话就响个不停。小伙子们打电话请她去吃午饭、跳舞、参加宴会或音乐会。总督察谭礼士和韩署长回溯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发现其追求者一般会来家里接她。他们通常也是这个家庭的世交；如果不是的话，她的父亲就会出来见他们。

从政治角度看，那是一个人心惶惶的圣诞节，随后的新年也令人紧张。北平的所有居民都关注着西安事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行动。陕西的西安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位于丝绸之路的，现在却发展得缺乏规划。劫持了蒋介石的人是一个军阀，名叫张学良，人称“少帅”，曾经吸毒成瘾。其父“大帅”也是军阀，大家更熟悉的是他“奉天虎”的恶名，他于1920年代末期被日本人暗杀。

少帅希望能迫使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形成抗日统一战线。他扣留蒋介石长达十四天之久，在僵持期间各方进行了多次彻夜谈判。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屏息静气，等待最终结果。圣诞日，蒋介石终于获释，所有人都大舒一口气，中国大地焰火横空。少帅出人意表的行动达到了预期效果，蒋介石被迫同意建立统一战线。但劫持者本人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随后的五十多年中，他一直被软禁在家。

外侨中的政治活跃分子，如倭讷在盔甲厂胡同的邻居斯诺夫妇，密切关注这场大戏的每一处起伏转折，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所有细节，以便之后写入文章。但比起世界大事，帕梅拉似乎对小伙子和舞会更感兴趣。紧张的对峙、步步紧逼的日本人、凶恶的军阀……算了吧，她还是更喜欢溜冰。在那年的圣诞节，法国公使馆的人新开了一家溜冰场，只接待外国人。它离法国总会不远，离她家更近，里面的人比紫禁城下的冰冻湖面、北海或是基督教青年会（yca）在哈德门大街的溜冰场要少得多。世交友人们带帕梅拉去了新的溜冰场。她特别喜欢那里，就办了张会员卡。

除了溜冰，还有宴会、舞会和西方的新年等一连串事情使人应接不暇。北平也为自己的年度大事——农历新年——做好了准备。1937年将是牛年，属火。人们已经准备好红纸和鱼皮做的传统灯笼，后者被挂起来庆贺新春。许多人注意到：在1936年和1937年之交，各式聚会和宴请要比往年更恣意，就像是纵情狂欢的赴宴者们预见了某些事行将结束，以及某种疯狂即将来临。

在帕梅拉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下午，她在父亲外出散步后写完了信。她穿上厚重的外套，戴上羊毛手套和贝雷帽，把自己金黄稻草般的头发塞进帽子里。她拿好溜冰鞋，推着自行车出门，出发前告诉家里的厨子何英（音译）自己会在晚上七点半之前回家，晚饭想吃肉丸和米饭。何英自她婴儿时起就为这家人服务，他说自己肯定会去附近东单牌楼大街的猪肉杠看看。帕梅拉走出四合院的月亮门，骑车沿盔甲厂胡同离开，她要去和一位朋友喝茶。

埃塞尔·古雷维奇（ethel gurevitch）生于一个白俄家庭，在北平已经住了五年。尽管她比帕梅拉年轻，但从她15岁那年起，这两个女孩便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直到倭讷把女儿送到天津文法学校。前一天，她们在溜冰场偶遇，彼此交换关于学校、各自生活和共同友人的信息；同时她们商定第二天下午要再次见面。

她们把见面安排在下午五点，地点是六国饭店外面。埃塞尔迟到了几分钟，而帕梅拉又过了几分钟才出现。她们推着自行车绕过拐角，向位于使馆大街的古雷维奇家走去。在古雷维奇家，她们和埃塞尔的父母一起喝了茶，他们也认识帕梅拉。大约在六点，两个女孩出发去溜冰场了。

她们一起溜冰，大约玩了一小时，穿得暖暖和和的，沐浴在灯光下——溜冰场安装了明亮的电弧灯。两人共同的朋友莉莲·马里诺夫斯基（lilian arovski）也在那里。这位白俄女孩曾和帕梅拉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七点时，帕梅拉说自己该回家了。她告诉埃塞尔和莉莲自己答应了爸爸要在七点半之前回家，如果晚归，他就会担心。他年事已高，总是忧心忡忡，是位相当传统的父亲。

七点时，天早已黑了下来，寒意袭人，刺骨的冷风吹过使馆区周边已开始实行灯火管制的街巷。女孩们站在炭盆周围——溜冰场中有炭盆供溜冰的人取暖。

“但是，你独自骑车回家难道不害怕吗？”埃塞尔问帕梅拉。莉莲也想知道帕梅拉是否怕黑。另外两个女孩都住在附近，住在使馆区里。因为那天是俄历圣诞节，所以她们可以比平时稍晚些回家。但帕梅拉必须在使馆区外骑车大约一英里，才能到达盔甲厂胡同，其间还要沿着鞑靼城墙绕过臭名远扬的“恶土”。然后，她还要在黑暗中骑车穿过鞑靼城，要沿着黑灯瞎火（连月光都没有）的胡同一路骑下去。从鞑靼城回望使馆区，夜里仅有的地标是从圣米厄尔天主教堂、六国饭店和顺利饭店的高层窗户里漏出的灯光，以及美国公使馆里无线电塔的黑色轮廓。

帕梅拉当时的回答在事后想起来颇为古怪，它被不停地报道，人们反复咀嚼其中含义。“我这辈子总是独自一人，”她告诉自己的朋友，“没有什么可以吓到我，没有！另外，北平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啦。” [30]

说完，她就离开了两个朋友，重新推起自行车。她们向她挥手道别，而她消失在1月寒风刺骨的黑夜中。这是她们最后一次看到她。

北平面积巨大，人口稠密，但并不是上海那样的不夜城。后者的夜生活闻名世界，而北平总体来说要更加传统、保守、矜持；但“恶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恶土”是位于使馆区和鞑靼城墙之间的一片狭窄地带，由一片蜿蜒曲折、有如蛛网的胡同组成。这里是藏污纳垢之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片地方显得风平浪静，令人昏昏欲睡；入夜后，它就渐渐喧嚣起来，人们在这里寻找法外的乐趣。只要有钱，就可以在“恶土”里买到任何东西。

清政府于1911年垮台，之后“恶土”以“缓冲区”之名广为人知。这个军事术语指一片开放的缓冲地带，进攻者进入后会被迫暴露自己。当时，这里是北平的中外居民之间的一片无人区，欧洲列强在这里操练军队，高等外侨们在这里训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这片缓冲区发展起来，逐渐蚕食马球场地。但它仍然是“三不管地带”，既不是完全中国化的，也没有完全西化，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讲，它的管辖权属于北平警方。

廉价酒吧、妓院、夜总会、赌场和鸦片窟搬进了这片真空地带，大多数由无国籍的白俄或朝鲜人经营。后者的后台是日本人，其人数也有日渐增长的趋势。这里实际上是法外之地，已成为北平底层外侨的乐园。使馆区傲慢的官员们对眼皮底下的罪恶视而不见，而北平的巡警只在向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收取“礼金”时才会出现。

到1930年代时，旧日蒙古市集的一部分已并入这个现在大家通常叫它“恶土”的地区。除了底层的中外居民外，它还吸引了好奇的访客，也笑迎守卫附近公使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英法意等国的士兵。这处罪恶渊薮可以满足所有需求，无论它们有多么奇怪或堕落。

人们用原木或廉价砖头匆匆搭建房屋，并在里面抹上厚厚的灰泥，好让它们看上去更结实些。就这样，“恶土”仓促成形，让人感到朝不保夕。低等公寓聚集在边缘地带，里面被隔成许多小间以供出租，为隐蔽的犯罪或皮肉生意提供场所。赤贫者居住的廉价小旅馆里有劣等酒和烈酒出售。这里也是北平外侨中的弃儿的容身之处。这些男女背井离乡，尽可能地远离祖国，以逃避某些多半不可告人的东西。街头游荡着中国乞丐，他们满身脓疮，缺胳膊少腿，双眼混浊，颈部的甲状腺高高肿起。穷困潦倒的白俄留着凌乱的胡子，穿着磨破了的沙皇时代的制服，漫无目的地在此徘徊。“恶土”里皮肉交易繁荣；走投无路的穷人沉湎于毒品和滥交，它们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恶土”的北部边界是苏州胡同。白天这里是繁忙的菜市场，聚集了肉贩、蜜饯商贩和果蔬摊子；晚上这里则成为街头大排档的天下，跑腿的人把外卖送到附近的酒吧和妓院。船板胡同是“恶土”的中心，其蜿蜒的街道两侧布满了偷工减料的建筑物、腐臭潮湿的短租公寓和通宵营业的餐厅（鸡头们在这里与他们手下的姑娘见面）。那些因年老色衰或吸毒太多而无法在妓院里工作的妓女在街上走来走去，招揽恩客。如果哪处低等娱乐场所门外挑起红灯笼或是站着大块头的门卫，就说明这处酒吧会营业到很晚，且里面有俗气的卡巴莱歌舞表演；或者表明这处妓院受到保护，由一位可怕的鸨母坐镇，而她会满足客人的任何要求——白人女孩、中国女孩、中国男孩将任君采撷。欧林比亚 [31] 的卡巴莱歌舞厅备受欢迎，就像白俄经营的高加索酒吧（kavkaz）和朝鲜人经营的白宫舞厅（white pace ballroon）一样。

后沟胡同从船板胡同的中点穿过，延伸至鞑靼城墙。这段一直延伸到鞑靼城和狐狸塔的城墙，形成了“恶土”南部的天然边界。街头小贩们在后沟胡同兜售鸦片、海洛因和注射毒品的工具，还有印有中国少男少女和“白俄卡罗尔·隆巴德” [32] 的劣制小卡片。

中国内地会 [33] 的教堂是“美德”在这里的最后一块阵地。它位于后沟胡同，信徒寥寥无几，每天倒是都有弃婴被送来。新教传教士们将他们的教堂称为“希望之岛”。

外侨中的“上层”人士认为“恶土”象征了中国人之堕落，中国人则觉得它是外国人野蛮一面的象征。双方通常都假装它不存在。他们是在自欺。1937年，中国与西方这两个世界终于迎头相撞。

在从火车站到莫理循大街警署的短短车程中，韩署长和谭礼士总督察开始讨论帕梅拉，随即就发现帕梅拉在他们各自心中有着大相径庭的形象。两个人这时都意识到，他们对她的了解远比想象的少。

谭礼士听说过她父亲的大名——一位前外交官兼汉学家。他也知道倭讷在北戴河有一栋度假别墅，因为总督察自己也有。谭礼士的儿子在法国小学上学，他当然还知道该校的竞争对手——天津文法学校。于是他假定帕梅拉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彬彬有礼、举止规矩，还有些高冷，因为那所学校自视甚高。帕梅拉可能对运动和学习特别感兴趣。

谭礼士从天津带来了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是期末照，里面的帕梅拉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金黄色的头发紧贴头皮，从中间分缝，在两侧编成发辫，从耳后垂下来。天津文法学校松垮的罩衫和统一的上装并没有为她的容貌增色。厚厚的校服袜子和偏于实用的黑色鞋子使她的腿看上去很粗壮。

在其他照片中，帕梅拉有时在曲棍球队里蹲在前排，有时在篮板球队里僵直拘谨地站着。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十二至十八个月前拍摄的，里面的帕梅拉板着脸，面色阴沉。她没有盯着镜头看，表情十分冷淡，似乎并不想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