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冰凉的旭日（1/2）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北平于7月29日落入日军之手，天津的华人区也于次日沦陷。在整个7月，暑热逼人，北平越来越不安。它开始焦躁。寒冬一般冰冷的恐惧让位给无孔不入的、湿答答的恐慌。白昼越来越长，而留给这座城市的时间越来越短。

6月，中国东部暴发鼠疫。这是个坏兆头，而且就发生在北平眼皮底下。听到门突然发出巨响、人力车爆胎或是出租汽车回火时，人们都会下意识地闪避。莫理循大街上，无轨电车的轮子突然发出的尖锐响声会使人吓得发抖，而之前几乎没人会留意这种声音。从前北平日常生活中突发的刺耳声现在会敲响人们潜意识中的警钟。那是他们吗？他们终于来了吗？有时紧张的等待似乎比无从躲避的袭击更糟糕；有时那件事又似乎永远不会发生。

7月初，日军在马可·波罗桥的挑衅升级为交火和小规模战斗，最后演变成公开对抗。北平终于陷落，这座城市被宣布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个通敌卖国者的傀儡机构——的所在地。如果不是因为它是如此残忍而野蛮，天下人定然都会耻笑它。

等待已经到了尽头，这座古老的城市被占领了。灯光熄灭，北平陷入黑暗。购买食物的队伍排成长龙，通货膨胀率节节攀升，逮捕和失踪变本加厉。日复一日，日军拥入城市，走在前门大街上——坦克当先，步兵押后，他们四人一组大步行进。他们接管酒店，以及被北平的知识分子和外侨抛弃的大宅和四合院，它们的主人多数已闻风而逃。在城外，日本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随后它升级成“焦土”政策，在北平周边一百英里内实施。日本人是胜利者，而胜利者总要享用战利品。

野蛮暴虐随着太阳旗一起气势汹汹地席卷中国。北平和天津不过是开始。8月，日本人意图鲸吞上海，上海彻底陷入战火，而租界则成为与世隔绝的安全岛。中国人分布稠密的闸北区被烧为赤地，而上海公租界和法租界里的欧洲人还在外滩和平饭店举办宴会，或是在美国总会里品尝威士忌兑苏打水，又或是在法商球场总会中啜饮开胃酒。在消遣之余，他们站在阳台上，互相传递双筒望远镜，远观战火席卷城市北部。

上海南站被摧毁了。火车上的市民在虹口寻找避难所时遭到机关枪扫射。日军沿长江蜂拥而上，难民如潮水般涌入上海公租界。

12月，轮到南京了。日军突袭南京，蒋介石被迫内撤汉口。日方纵兵施暴长达六周，其规模为现代之仅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此过程中，约三十万中国平民被失控的日本军队强暴、虐待、肢解或杀害。1937年末，大家都已看清了局势：中国若要避免亡国灭种，就必然要与日本一战。

在如此前所未有的恐慌中，大家都没注意到帕梅拉·倭讷的一周年忌辰已经来到；北平媒体也没有报道。谁还能记着她呢？当时城里严格实行军事管制，除前门外，其他城门都紧闭着。每条主干道的角落里都堆着沙袋，日本人用机关枪来看守中国人。除最基本的商业贸易外，其他商品交易都处于停滞状态。曾经拥挤在玉器街、灯笼街、银街和绣花街上的人群现在都不见了。商店打烊，古玩市场关闭，食物定量配给。

北平的富人早已打包走人。跑马场的周末度假别墅——之前外国人曾在这里用蒙古矮种马比赛——现在空无一人。八宝山的高尔夫球场也是如此。居民们不再去隐于西山的寺庙度周末，因为按官方命令，这些地方是军事禁区。

这座城市重新陷入冰窟。1938年的春节是1月31日，算是比较早的。但鞭炮被禁止燃放，因为其声音听起来太像枪声。牛年带着大量的牺牲品离开了，取代它的是无畏坚决的虎。1938年，中国人迫切需要老虎的属性。

北平留下来的外国人有奇异的空虚感。外交官的妻子和家人已经同曾经守卫美国公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一起被送回祖国。欧美政府官员警告住在使馆区外的外侨说他们的安全将不再有保障，并敦促其搬到使馆区里居住。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外侨中，有人还支付得起通货膨胀后的房费，于是他们搬进了使馆区的酒店。客人的数量已经超出了这些酒店的接待能力，但它们仍然设法继续供暖，提供食物和热水。

没那么有钱的外侨住在本国公使馆地界上匆忙搭建起来的帆布帐篷里。帐篷里夏天像蒸笼，冬天则滴水成冰。有些人不理官员发布的命令，继续稳坐在位于北平华人区的家中，希望能挺过这场风暴。有些人则别无选择，比如说白俄和犹太难民。他们没有身份证明文件，也没有公使馆，而且大多数没有钱。

然而，即使许多人离开了北平，北平人口整体上也在膨胀。东京的“三光”政策迫使更多农民逃进北平避难。进入城市的人数超过了离开的人，而且在新来者中，许多人饿得奄奄一息，绝望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于是罪案数量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