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救命！不要掉进海里（1/2）

2016年10月26日，仙台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当天早晨我乘坐新干线从东京赶往现场。那是初秋的一天，天气温暖，阳光异常明媚。此时距离海啸已过去5年半时间，早已看不到那场灾难留下的明显痕迹。大量重建资金注入东北地区，城市和村镇开始重现生机。仍有10万人住在金属小屋里，但这些令人不快的建筑都被藏了起来，远离普通游客的视线。被海啸摧毁的村镇都没有重建， [1] 但废墟都已被彻底搜寻过。海岸地带杂草丛生，不时露出的废墟看上去更像被忽略的考古遗址，而不是埋葬着持续不断的痛苦与绝望的地方。

从火车站乘出租车去法院很近。我在法院里加入排队的人群，并且很幸运地抽到了一张公共座席的票。离听证会开始还有一小时，我站在法院门口，记者和摄像师都在那儿懒洋洋地踱步。当主角穿过阳光慢慢走来，他们立即打起精神。那是本案的原告，大川小学孩子的妈妈和爸爸，他们三人一组肩并肩沿着人行道走来。除了平塚直美，我熟识的家长都在这儿了。他们穿着一身黑衣。好几个家长还带来了放着自己子女照片的相框。走在前排的三个男人举着一块大大的横幅。横幅四周是本案涉及的23个孩子的照片，有在家里拍的，有在学校拍的，还有外出游玩时拍的，有的在大笑，有的面带微笑，还有的表情严肃。横幅正中是用毛笔认真手写的一句话：我们明明照老师说的做了。

当时场面极其庄严。大队人马走进法庭，然后分散成一个个小组，原告、被告、律师、记者和旁听民众都在等待诉讼开始。在场的人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焦虑或紧张情绪，旧盟友和老相识之间反而散发出一种同志般的快乐之情。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吉冈已经竭尽全力打这场官司，但仍然无法改变某些事实。原告只是很小的一群个体，被告则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县，日本法院又是如此保守。“无论今天的判决如何，”紫桃隆洋说，“它只会为我们到目前为止积累的所有其他经验添上一笔。作为家长，我们有责任这么做。这是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的意义之一。我当然担心判决对我们不利。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学校并不一定需要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但事实绝不应该如此。”紫桃还表示，家长刚与代表律师开过会，他告诉他们，判决很快就会下达，片刻后就知道事情的结果。

法庭的门打开了，大家各就各位。5名辩护律师坐在右边，身着黑衣的家长坐在左边。我在公共座席上看着他们。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与他们进行深入交流，有时候还充斥着令人难以承受的细节。悲伤仿佛堵在鼻腔里的污秽，他们早晨起来感觉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它，晚上睡觉时感觉到的最后一样东西还是它。他们说起自己孩子每个阶段的生活：童年生活，婴儿时期，甚至是妊娠期的情况。他们还记得学校的事情，那是家庭之间关注的焦点。他们描述了那场灾难及其发展，随之而来的现实的打击，以及失去亲人和努力生存所带来的窒息感。就像小说情节一样，这些回忆最终在神秘信仰与缺失的、被清楚和故意隐瞒的事实中达到高潮——换句话说，那就是一个阴谋，它不仅加剧了悲伤的痛苦，而且使其变得令人费解。它表现为无力的内在的愤怒，以及特定个体身上的未解之谜。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完成本职工作？为什么那个人要撒谎？为什么那个人不跟我们说话？

一直以来，这一悲剧背后都有掩饰的成分，但这种掩饰十分可怜，毫无新意且漏洞百出：前后矛盾，手法陈旧，一目了然。没有什么宏伟计划，也没有什么幕后黑手——就连称之为阴谋都只是为了给柏叶和石卷市教育委员会的庸才一点从未有过的尊严和狡黠之感。一群平凡无奇的人一败涂地。他们甚至没有努力去否认自己的失败，只是将其维持在可控制范围内。从个人角度和制度角度两方面看，他们都是一群固执己见、笨手笨脚、毫无魅力的人。但是，如果柏叶跪下来承认自己玩忽职守，如果远藤纯二再次现身哭诉自己的故事——那些重要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2]

大川小学真正的谜团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全面概括它，意识因惊恐而退缩。我们用阴谋论来解释那个永远无法弄清的真相——死亡的残酷事实。

生命的消亡：一个完美的、心爱的孩子的消亡，永远。

不可能！灵魂在呐喊。他们在隐瞒什么？

一扇门无声地打开，三位身着黑袍的法官——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两个中年男人——同时走进法庭坐了下来。中间的那位法官开始说话，他说得很快，语调平静，没有任何抑扬顿挫。他使用的日语很正式，满口法律腔，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于是，我把注意力放在旁听家长的脸上——从他们愤怒或欣喜的表情中，我能立刻理解判决的内容。家长都专注地看着法官。他们眉头紧锁，面无表情。然后，突然一切都结束了，法庭里的人都站起来陆续朝外走。

身着黑衣的家长也站了起来。他们互相之间没有说一句话或交换一个眼神，表情严肃，甚至有点冷酷，好像听到了令人深感不安的消息。但是最后，我想我听懂了法官的部分判决，当时他似乎在命令被告支付一笔听起来数目巨大的钱。

我来到走廊，日本记者正乱作一团，互相交换信息。我并没有听错。大川小学的家长打赢了官司——他们获得了超过1100万英镑的赔偿。只是，他们的孩子无法死而复生。

最终判决书长达87页。它详细调查了老师采取的行动，认为那天下午2:46的地震结束后，他们采取的即时行动没有任何问题。法官坚持认为让孩子待在学校“没有不当之处”。对于他们在操场上等了40分钟，甚至在第一次广播警报后仍然原地等待的情况，法官表示，“不能说老师能预见有被海啸袭击的风险”。但是到了下午3:30，市政办公室的面包车疾驰而过，疯狂警告说海水正冲毁海边的松林。这时候距离海啸到来只有7分钟，“老师本应预见巨大的海啸将向大川小学袭来”。最终选择大桥旁的交通岛作为疏散地是“不恰当”的。“老师，”法官说，“本应将孩子疏散到学校后面的山上，通向那里的道路畅通无阻。”

赔偿——143亿日元——少于家长要求的23亿日元，但仍然属于法院通常会判决的较高赔偿之列。除去诉讼费，原告能因每个失去的孩子获得6000万日元的赔偿，约合47万英镑。日本法官擅长达成妥协，判决往往能让双方都有所得，没有哪一方会感觉受到羞辱或无从辩解。但这次判决并非如此。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法律胜利，明确了责任归属，然而，它还是完全没能考虑到对家长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它没有对时任校长的柏叶在海啸前后的行为发表任何意见，没有让老师为应急手册的漏洞承担责任。对于教育委员会的逃避，以及委员会对孩子采访记录的处理，还有远藤纯二的不实之词等，法院都选择保持沉默。宣读判决后不久，三位父亲带着另一幅认真书写的标语出现在镜头前。“我们赢了，”标语上写着，“孩子的声音被听到了！”但是，也只有这么一点胜利值得庆祝。 [3] 当他们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失去孩子的家庭对于没有败诉感到十分安慰。

“就我女儿的死而言，我想我们赢了，”只野英昭说，“但我的儿子哲也和我，我们被打败了。从事情发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在用谎言和逃避打击我们。这份判决让他们逍遥法外——他们歪曲事实，隐藏证据。绝不应该容忍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的世界。”

“12月是白昼最短的时候，”金田住持说，“然后冬至来临，光照开始恢复。我的好日子也来了。白天开始变长的时候，我就会恢复活力。三年来，压力一直积聚在我的内心。我十分压抑。那个冬天，我把它释放了出来。”

数月的静养让金田恢复了不少。危机过后，他又回归寺庙生活。他周围的世界没有发生改变，仍然愁云惨淡，阴魂不散。但这位僧人焕然一新。“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所学的一切都不现实，”他说，“但现实又回来了。我的信仰复活了。当我处于崩溃的边缘，它从更深的层次回归我的内心。”

他开始重新找回海啸发生后第一个晚上仰望星空时那种洞察世事的感觉。他苦苦追寻的问题——幸存者最为坚持的问题——也是最古老的问题。“在死亡面前，生命的意义何在？”金田说，“这就是人们渴望知道的问题。一位老妇人曾告诉我：‘我眼睁睁地看着孙子被洪水冲走。我90岁了，可我活了下来。我应该怎么看待这一切？你能回答我吗，大师？’活下来的人想要理解活着的意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给他们解释。”

“什么决定了生或死？佛教僧人不知道，基督教牧师也不知道——连罗马的教皇都不知道。所以我会说：‘我能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你当下活着，我也如此。这一点是确定的。如果我们都还活着，那就一定有某种意义。’所以，就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吧，一直思考。我会一直陪着你思考。我将一直陪着你，我们将一起思考。这听起来或许像信口开河，但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了。”

我询问了金田有关大川小学的情况。他是化解伤恸和苦难的专家，是孩子和弱者的天然盟友。孩子的死是这场巨大灾难中最可怕的悲剧，集中体现了这场灾难的残暴与恐怖。因此，一开始听到他以如此疏离的语气谈起这件事，让我大吃一惊。

他常常去学校，并且在那里祈祷，附近一个临时社区曾举办过“僧侣咖啡馆”的活动。但当地僧人并不鼓励金田及其同伴直接帮助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他本人连一个这样的家庭都不认识。“我当然知道74个孩子死了，”他说，“这件事被广泛报道，还有那些家庭提起诉讼的事情。但我不想把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区别对待，或者置于其他事情之上。这片土地上有很多不为人知或被遗忘的地方，那些地方也死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痛苦不堪。”

我问他，对于大川小学家长这类人，僧人可以给予一些什么样的安慰，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必须小心，”他说，“你向那些失去孩子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必须十分小心。可能要耗费数月、很多年甚至一生的时间才能让那些人走出来。这也许是你对某个人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最后我们能对他们说的，或许只是让他们接受现实。但接受现实太难了，这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状况。宗教信仰只能在接受现实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作用——他们需要身边所有人的支持。我们注视着他们，照看着他们。工作的时候，我们谨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与他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前行。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我们坐在金田所在寺庙的禅房里，他的妻子正给我们沏茶。阳光从窗户纸透进来，屋里弥漫着熏香和榻榻米的味道。在日本人心中，这是佛教寺庙里每天都会出现的美好时刻：在这样的地方，自然而然就会认同和谐，承认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则超越了人类薄弱的思维。没有几个人比金田更令我尊敬，但在内心深处，我拒绝接受他的话。

我受够了日本人接受现实的态度，厌倦了他们没完没了的坚忍。或许从某种非一般的超然角度来看，大川小学孩子的死亡的确能让人洞察宇宙的本质。但在达到那个缥缈的境界之前，在万物生活和呼吸的世界里，它们还代表了其他东西——人性和制度失败的表现，体现了怯懦、自满和优柔寡断。认识宇宙的真理和人类的渺小是一回事，问题是如何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又不屈从于消极接受的文化，这种文化已经让这个国家窒息了太长时间。日本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平静和自我约束。他们现在需要紫桃、只野和铃木这样的人：愤怒、严厉、坚决，能够无畏地挺身而出，勇敢斗争，哪怕是与死亡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较量。

如何在肯定生命与接受不可避免的死亡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坦然面对死亡？如何活在死亡的统治下，却又不屈服于它的淫威？似乎是为了回应这些无声的思想，金田讲了佛陀一个著名的故事。一天，一位母亲怀抱着自己孩子的尸体来找佛陀。这个女人痛不欲生，拒绝接受孩子的死。她苦苦哀求这位著名的导师创造奇迹，让孩子起死回生。“你出去找一个房子，房子里要从没有死过儿子或女儿，丈夫或妻子，父亲、母亲或祖父母，”佛陀对她说，“从那里带来白芥子，把它撒在一碗稀粥里，然后喂给你孩子吃，他就能死而复生。”

那个女人走过一个个村庄，寻遍一个个房子，问每个人是否失去过挚爱亲人。她在停留的每个地方都听到了伤心的故事。每个故事的细节各有不同，但又都是相同的故事。听着这些故事，那个女人悲伤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悲伤并没有减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起了变化，原本令人窒息的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变得晶莹剔透起来，透过它，她不再将死亡看成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看作让生成为可能的条件。她埋葬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回去感谢佛陀。“她回去找他的时候，”金田说，“他不需要再解释什么。”

在一个孩童死亡和海岸毁灭的故事中，没有人来收拾残局——只留下更多有待讲述的故事，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讲述，就像放射性物质那样被一一测试，以明确其传递出的不同意义。故事本身就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安慰，”金田说，“这就是理解。我们并不只是简单地对人说‘接受现实’。没有必要对他们说教。我们陪着他们，与他们一起前行，直到他们自己找到答案。我们试图解冻冰冻的未来。人们觉得自己跌跌撞撞走进了一片充满灾难和痛苦的幻想之地。但那不是幻想之地。那是我们居住的宇宙，是我们在这些岛上唯一的生命。火山、地震、海啸和台风——它们就是我们的文化，它们之于日本就像田地里丰收的庄稼。海啸摧毁了所有的百年建筑。但总有一天它们会被重建起来。”

6年来我不停往返于东京和灾区之间。我的儿子——那个在扫描仪的显示屏上蹬腿的小家伙——已经出生、长大。他的姐姐也长大了，不久前刚上了日本的小学，是新生里唯一一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学校的规模与大川小学不同——是东京一所较大的小学，令人安心地坐落在一座山上，地处人口密集的市中心，距离大海好几英里。但在制度上，这两所学校是完全相同的。两所小学都有一个校长和副校长，年龄和经验各异的老师，一个市教育委员会，一本应急手册。它们都有运动会、毕业典礼和防灾演习。跟大川小学的孩子一样，我女儿也戴着一顶圆帽子，也有一个用日文写着她名字的名牌，同样背着日本特有的方形书包。学校的氛围亲切而温暖，员工都表现得自信和专业。但有一些情况无法被测试或提前演练。我忍不住会想，面对极端情况，这些老师会如何反应，我无法忘记从淤泥里挖出来的大川小学孩子的帽子、名牌和书包。

我和在东北地区认识的一些人仍保持联系。

只野哲也在高中十分活跃，当上了柔道队队长。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张与死去的同班同学的合照。他表示：“把它放在包里，感觉他们好像在跟我一起上课。”

他的爸爸英昭与美术老师佐藤桂的丈夫敏郎一起担任学校遗址的导游。敏郎过去也是一名老师，是石卷市教育委员会的一名雇员。在女儿水穗去世后，他也与妻子一样放弃了教师工作。现在，他带着一队队大人和从日本各地学校来的孩子参观学校遗址。他给他们看孩子在操场上拍的照片，现在那里已经是一块干泥巴地。他会给他们指学校后面的那座山，那些孩子本可以轻松爬上去。他还带他们看水穗在曾经挂外套的挂钩上留下的名字。我也参加过这样的参观活动，很多参观者最后都热泪盈眶。英昭对我说：“这，这就是我们必须保留学校的原因。”

平塚直美继续在学校工作，她所在的学校是小晴本来要上的那所。她的第二个孩子、小晴的弟弟有自闭症，有时候直美会想象自己放弃教职，开启一份全新的事业，帮助那些有类似孩子的家庭。铃木美穗和丈夫义明终于买了新房，搬出金属小屋。而美穗和直美之间萌生出的令人难过的冷淡仍然挥之不去，但两人都会不时去学校遗址看看，曾经和她们在泥浆里搜寻数周的永沼胜，仍然在寻找他7岁的儿子永沼琴。永沼没有参与对市政府的诉讼，也拒绝了所有记者的采访。但他的决心不可动摇。他仍然几乎每天都在搜寻，有时候独自一人，有时候跟年迈的父亲一起，他坚持挖掘，虽然那块地之前已经被反复挖了很多遍。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找到儿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胜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 [4] “5年，10年——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直美说，“胜会用余生来寻找。他说他不能死，即使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他也不能死。”

紫桃佐代美的母亲和父亲在那场灾难前已体弱多病，失去外孙女后，两位老人家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他俩都在2015年去世，前后只相差3个月，他们的牌位和遗像与千圣的一起放在了家庭神龛上。照顾虚弱而糊涂的父母令佐代美更加痛苦和悲伤，最后她患上抑郁症，不得不接受治疗。一天，她在超市无意中听到两个年轻妈妈的对话。从她们的说话方式很容易就判断出，她们都住在内陆，在这场灾难中毫发无损。佐代美听出她们在谈论大川小学的家长。

“如果那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第一个女人说，“我没法活下去。”

“我明白——我也一样，”第二个女人接着说，“我一定会自杀。”

佐代美说：“我常常祈祷我能死去，千圣能活着。我知道我本应该去学校接她回家，或是待在那里跟她一起死。当我听到她们的对话，觉得她们是在对我说：‘你为什么还活着？’”

她手里的购物篮掉在了地上，她接着跑回汽车里，径直开上沿河的公路，朝着大海的方向开去。她一路疾驰，直到无法再在狭窄的车道狂奔下去。佐代美看向河水。她想象着只要稍微转动方向盘，就能开过河堤，开进水里。

她最大的孩子健矢当时也在汽车里，就坐在她身旁。当她满怀痛苦和羞愧地发动汽车时，想到了带着儿子一起死意味着什么。她突然靠边停下来，打开车门冲出去。她开始翻越河堤，朝着河水奔去。“当时我心里想着，千圣死了，我却还活着，这实在是太奇怪、太荒谬了，”她说，“怎么能这样？我为什么还活着？我正朝河里走去，因为我想待在水里，就像千圣那样。”

她突然意识到健矢就在身旁，他紧紧抓着她的手臂，因为抓得太紧，都留下了青肿的痕迹。“妈妈，”他对她说，“妈妈，妈妈。如果你死了，剩下我们该怎么办？”

一天，金田住持给我讲了他最后一次驱鬼的故事，这次经历扰乱了他内心的平静。我们一起坐在屋子里，阳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榻榻米上摆放着一排黏土雕像，这些都是要给“僧侣咖啡馆”的客人的。这些雕像雕刻的是象征着仁慈与慈悲的地藏菩萨，能安慰死者和生者。

金田告诉我，他就在这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高桥瑠美子，就是那个在电话里流露出疯狂而绝望的自杀情绪的25岁女人。那天晚上，一辆汽车停在寺庙前，车里坐着瑠美子的妈妈、姐姐、未婚夫和虚弱无力的瑠美子本人。

她在仙台市当护士——“一个非常温和的人，”金田说，“她一点也不奇怪或异常。”她和家人都没有在海啸中受伤。但她的未婚夫说，几周以来，她一直被死者纠缠。她抱怨说，有什么人或东西从地下很深的地方朝她挤过来，身边总有看不见的死者在“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