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工业资本主义起飞（2/2）
美国在与英格兰的冲突中也有类似的动力起到了作用。在那里，19世纪初的战争被证明对棉花生产企业有利。杰弗逊的1807年禁运法案禁止了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货物运输，来自英国的纺织品大部分从市场上消失了，这为美国的纺纱厂和织布厂提供了新的机遇：美国的机械纱锭数量从1807年的8000增加到1815年的13万。美国在1806年有15家棉纺织厂，到了1809年有62家棉纺织厂，还有另外25家在建中。这种惊人的高利润增长促使包括波士顿的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在内的很多商人把更多的资金转移到棉花生产中去。38
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在欧洲和美洲的棉花产业发展的关键时刻给予了其极大的助力。然而，到1815年，欧洲的战争和革命动乱所起到的保护作用已经结束。在拿破仑战败，和平来到欧洲时，英国棉花生产商赖特·阿米蒂奇舒了一口气，他说：“突然从战争变为和平，这对商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我们现在开始感觉到自己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可以把它们赶出制造商市场了。”39
然而，在世界的一些地区，棉花产业在动荡的年代大幅度增长，以至于制造商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迫使其政府保护新兴产业免于被“赶出”，并使得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产业的兴趣和能力。赖特·阿米蒂奇的想法部分是错误的。在美国，一种新式关税早在1816年就为棉花工业提供了一些保护。世界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在法国，在大陆封锁结束之后实行了“禁止性关税”。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18年，俄国在1820年，法国在1822年，意大利在1824年，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在1826年，都对棉产品征收了进口关税。法国走得更远，在1842年甚至禁止所有棉产品进口到其领土。保护主义曾经被视为战争带来的灾难，现在已经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在这方面这些国家效仿的是英国的例子，就像英国曾经保护本国的市场不受印度商品的激烈竞争那样。40
棉产品制造商本身就站在最前沿要求得到这种保护。即使到了1846年，这个行业已经远离襁褓期了，阿尔萨斯的企业家还是创建了保护全国劳工协会米卢斯委员会（ité ulhoien de l’asciation pour défense du travail national），由棉产品制造商埃米尔·多尔富斯（eer）主导，倡导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1820年以来，莱茵河对岸的巴登的棉纺纱业者一直施加压力要求征税。萨克森的纺纱厂也一直主张采取保护性关税。1834年1月1日，当萨克森成为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的一部分时，这些纺纱厂获得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得到了更多的关税保护。1846年参加符腾堡会议的弗里德里希·利斯特（friedrich list）与大西洋彼岸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样，在关税同盟成员之间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时，认为“制造业的价值［必须］从政治的视角来考虑”。他认为，工业能力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对于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至关重要。加泰罗尼亚、哈布斯堡、俄国、意大利和法国的统治者通过各种关税和禁令来保护其新兴的棉花工业，而其棉花工业家则大声疾呼，征收更高的进口关税。41
即使在远离英国的地方，国内棉花工业化也依赖政府在和平和战争时期保护本国工业的能力。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精英，特别是沃尔瑟姆工厂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影响了联邦政府的决定，使得联邦政府在1816年对低档棉纺织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同时实际上继续允许进口高质量的英国纺织品，从而垄断了廉价棉产品市场。印度粗制棉产品是洛厄尔和他的同行的竞争对象（而他们此前职业生涯主要就是从印度进口这种商品），实际上直到1846年都需要支付60到84的税款。那时这个行业已经发展到能够以较低的关税承受这种竞争的程度。42
墨西哥的工业和美国一样，是保护主义之子。自1821年从西班牙独立后，墨西哥的政治精英一直在追求工业化。墨西哥拥有一个历史悠久、非机械化的纺织业，但是这个产业受到了从英国和美国进口的廉价纱线和布料的压力。新独立的墨西哥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禁止进口棉纺织品和纱线。独立意味着墨西哥逃脱了席卷世界其他地区的去工业化大潮。墨西哥第一座机械化棉纺织厂（和尤卡坦之光不同）于1835年在普埃布拉建立，由埃斯特万·德·安图尼亚诺（esteban de antu&241;ano）创立和经营。安图尼亚诺本人也强烈要求国家保护自己免受进口棉花的竞争。和美国的坦奇·考克斯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利斯特一样，安图尼亚诺提倡以替代进口的工业化生产作为通往财富和政治稳定的道路。面对工业家的压力，以及出于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比如1828年普埃布拉纺织制造业的骚乱），墨西哥政府在1829年5月以前通过了新的关税，禁止进口在墨西哥也能制造的粗棉衣物。新的关税证明是成功的，到1831年，新的纺纱车间开始运行。安图尼亚诺继续成为关税的热切支持者，他警告说，降低关税将“一举”破坏已经取得的一切。他真切地认为，自己的工厂只是因为禁止进口低于21号的纱线（相对较粗的纱线）才能存在。保护主义有增无减：1837年的新关税再度禁止廉价棉纱和布的进口。到1843年，禁止进口棉纺织品的条款甚至写入墨西哥宪法。结果，墨西哥的棉纺厂数量从1837年的4家增加到1847年的50多家。43
墨西哥独立的国家机构是其走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因素。它受到根深蒂固、组织有序、自觉且有计划地持工业主义者立场的商人的压力，这些商人不仅使他们的利益成为国家政策的核心，而且常常实际上主宰国家。在墨西哥，与巴西不同，促进国内工业是民族主义政治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正如一位墨西哥历史学家所说：“制造商的繁荣几乎完全取决于国家监管市场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墨西哥的独立非常重要。到1870年，国内纺织品生产者，其中大部分是棉纺织品生产者，仍然供应了60的国内市场需求，相比之下，印度仅为35~42，奥斯曼帝国为11~38。墨西哥在政治上异乎寻常地一贯而有力坚持进口替代政策，从而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南方国家的立场。44
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建立既依赖企业家的主动精神，也依赖国家建立一个能让制造业发展的框架的能力。除保护主义以外，国家也通过消除内部关税在建造市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泰罗尼亚工业从西班牙取消内部市场关税壁垒中受益，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之后，德意志地区的工业也得到了很多好处，因为这消除了当时常见的繁杂的边界和各种各样的关税条款。有时国家也会成为重要的客户，例如在俄国，主要是装备自己的军队。但最重要的是道路建设、运河挖掘和铁路建设，这些是19世纪上半叶充满自信的国家常做的事情。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极大地促进了货物、人员和信息的流通，从而允许出现更大、更为整合的市场。45
这些处在竞争地位的国家和棉花资本家是英格兰早期胜利的第一批见证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征服外国（通常是殖民地）市场所能得到的国家利益，并且尽其所能进行效仿。当然，英国本身依靠帝国扩张来占领市场，部分是为了避开欧洲大陆和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加泰罗尼亚的工业也从海外的销售中受益匪浅，以至于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美洲是“18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公国生产者最活跃的市场”。而且双方有着几乎完美的互补性：棉纺织品从加泰罗尼亚的棉花工业流出，而在西班牙国家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原棉从新世界运到巴塞罗那港。46 与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了殖民地和工业化整合的新形式。47
因此，加泰罗尼亚工业的增长率与英国工业的增长率大致相同——但这只持续到19世纪10年代，当时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资产大幅缩水。尽管西班牙曾经拥有欧洲发展最快的棉花产业之一，但西班牙生产商日益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没有殖民地市场带来的利益，这些商人无法在前西班牙领土或在美洲其他地方与更便宜的英国商品竞争。随着行业前景下滑，商业资本被剥夺，国家资助创建布料市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48
法国和荷兰的工业同样从殖民地市场中受益，而且时间长得多。法国制造商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法国殖民帝国内找到了重要的市场。荷兰在1816年重新获得了爪哇，到1829年，爪哇进口的棉花的68来自荷兰。这不仅是威廉国王1824年的“纺织品条例”（textile ordance）——这是一项试图迫使英国制造商退出爪哇的保护主义法令——的结果。威廉还创立了一家半政府式的公司尼德兰贸易公司（nederndsche handel-aatschappij），以国王为主要投资者，负责收购荷兰的棉产品并在爪哇销售，然后再将爪哇的货物运回荷兰。在这样的支持下，殖民地市场成为荷兰成功的核心。特温特的棉花产业实际上完全依赖爪哇市场。49
当比利时于1815年由于维也纳会议而成为荷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后，得以进入荷兰的亚洲市场，立即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些市场变得非常重要，以至于比利时在1830年获得独立，无法进入荷兰殖民地市场之后，立即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一些比利时公司甚至收拾行李搬到荷兰，以便继续出口到殖民地，比如托马斯·威尔逊（thoas wiln）和让·巴蒂斯特·西奥多·普雷文纳尔（jean baptiste theodore prévaire）的公司都是如此，两者都于1834年搬到了哈勒姆。50
即使那些没有殖民地的国家的制造商也从其他国家的殖民扩张中受益。和英国同行一样，瑞士制造商通过投资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的棉花行业以及寻求更远的市场，来应对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东南亚生产蜡染和为伊斯兰世界生产棉布披肩对瑞士制造商来说非常重要，例如瑞士温特图尔的格布吕德·福尔卡特（bruder volkart）商行把瑞士棉纺织品出售到印度、地中海东部地区和东亚地区。51
将邻近和遥远地区塑造成市场的能力，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地区，如果有的话，出现时间也要晚得多。虽然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技艺、市场、资本和科技，但一个能够保护国内市场、进入偏远市场以及建设促进制造的基础设施的国家，是早期工业领袖才有的显著特征。而且这些日益强大的国家也打造出了支持工业资本主义的必要制度——从雇佣劳动力市场（通过破坏农村前资本主义依附和获得生存的替代手段）到由法律和行政机构所创造的产权。
因此，工业资本主义是所有发明中最具革命性的，只能以非常特殊的方式传播。那些设法效仿英国榜样的资本家通常在接受工业化项目的国家内工作，把国家制造业看作加强国家力量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打造了经济活动与国家领土之间的新的关系。在这些国家，统治者、官僚和资本家可以从法律、官僚系统、基础设施和军事上渗透整个领土范围，为长期的资本投资、动员劳动力、扩大国内和国外市场、保护民族工业不受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创造条件。对于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家来说，建立一个英国模式的工业社会的理由非常直截了当：工业是财富的来源，也是极其优越的战争工具。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国家体系中生存，繁荣是必不可少的，拥抱工业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手段。反过来，对于一些资本家来说，投资制造业似乎是一条富有希望的通往财富之道——并且他们要求各国政府尽其所能帮助打造工业资本主义，而这往往违背与他们竞争的、通常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倾向。他们的成功是这些国家获得棉花工业化俱乐部成员资格的最终关键，也是全球经济史上“大分流”的中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工业资本主义最终会变得强大起来，在19世纪60年代的大危机中减少对战争资本主义的依赖。52
因此，棉花工业化不仅是资本家的一个项目，也是国家的一个项目。最神奇的是，出现了一系列有决心、有能力保护国内棉花生产的国家并没有破坏依赖出口的英国工业。相反，英国棉花制造业在1815年以后继续快速扩张。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棉花产量每年增长5，出口量增长63。到1820年，英国企业家共拥有700万支纱锭，到1850年这一数量达到2100万支。到了19世纪30年代，织布也越来越机械化，随着动力织布机的传播，织工也进入了工厂。在1835年，英国大约有1500家棉产品制造商（其中一些拥有多家工厂），而到1860年，在不列颠诸岛已拥有4000家棉纺厂。棉花对于英国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到1856年，曼彻斯特商会准确地描述道，这个行业“在规模和效用上没有任何其他制造业可以比拟”。53
面对其他地方的保护主义，英国成功的秘诀有双重因素。首先，英国制造商把重点放在高质量的纱线和布料上，在这方面他们无须面对其他地方的技术不太先进的制造商的竞争。其次，英国越来越依赖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市场。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生产的全部棉产品中有一半以上用于出口。从1820年到1850年，亚洲和拉丁美洲成了出口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的比重尤其迅速上升。英国的棉花贸易避开了那些能够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强大国家，倾向于无法在政治上抵制英国的猛攻的市场。54
战争资本主义惊人的贪欲和不平衡的后果带来了巨大的多样性：一些国家得到了加强，另一些国家则被削弱，无力投资基础设施，也无力加强行政能力和实施工业保护政策。一些国家获得了大规模生产商品的惊人能力，另一些国家仍然处于前工业化家庭生产的阶段。一方面，奴隶制、土地攫取、军事化的贸易和殖民扩张为棉花种植开辟了广阔的新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极具活力的新市场。它们帮助限制了来自全球市场的竞争，强烈地刺激了国际货物流通，从而使得工业化成为世界少数特权地区才可能有的项目。它们也是国家力量大幅增强的根源，使得一些国家能够建立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欧洲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扩张及其在欧洲内部的加强共同构建了一个短暂的决定性时刻。55 另一方面，殖民扩张、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本身也削弱了其他地区的国家能力，而且在这么做的同时，也限制了新式机器和工业资本主义在这里扎根的可能性。
没有一个地方比埃及更能阐释战争资本主义对棉花产业的双重影响了。这个北非国家长久以来在很多方面都很特殊，它似乎要最先抛弃非洲的模式，跟随欧洲的轨迹。埃及本身就有许多成功的棉纺织业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埃及可以获得大量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长的原棉。埃及有着悠久的纺织生产史，而且棉花产业是工业革命前埃及主要城市最重要的工艺产业，在18世纪时，埃及就已经向法国出口纺织品了。56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埃及能够获得英国的技术。埃及人也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本。但到了1850年，埃及却没有成为少数发生了工业革命的国家之一。
这一切开始相当有希望。受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一心想建立生产企业。他希望工业化能够加强埃及的军事实力和独立性。阿里开始了一个进口替代项目，与欧洲大陆的同类项目非常相似。19世纪初期，埃及向欧洲出口了大量粮食，英国商人用纺织品来支付，这伤害了埃及的纺织品工场。作为回应，阿里对这些英国货物实施了禁运，并鼓励历史上曾主宰纺织品贸易的叙利亚基督徒设立工厂。1815年，埃及第一家棉纺织厂开工了，并且有着政府授予的垄断权。3年后，1818年，第一台机械化棉纺厂开始运作，其他人迅速效仿。57
和其他地方一样，埃及的这种工业化技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英国。起初，阿里从那里进口纺纱机，让英国机械师把机器组装起来，但后来他把法国工程师带回国内，开始了国内的机械工业。58 到这个阶段为止，埃及的棉花工业化沿着欧洲大陆、美国和墨西哥的道路前进。
埃及进行工业化的努力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了巅峰。到1835年，有15万到2万名工人在30家棉纺厂工作，操作着大约40万支纱锭。这些工厂的大部分产品售往国内市场，其他出口到整个中东地区，如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这样的地方，也进入苏丹和印度市场。正如1831年德语报纸《奥斯兰》（and ）在回顾埃及棉花产业后评论的那样：“有趣的是，在短短几年之内，一个野蛮国度竟然完成了拿破仑和整个大陆在本世纪初尽一切努力都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在棉花生产领域成功地与英国竞争。”这样的评估只是稍微有些夸张：一位专家估计到19世纪30年代，埃及在人均棉花纱锭上位于世界第五位，他计算出当时埃及每千人口大约有80个机械纱锭，对照之下英国每千人口为588，瑞士为265，美国为97，法国为90，墨西哥为17。59
富有意味的是，英国政府官员已经开始担心在市场上会输给这个“野蛮国度”了。英国议会议员，后来担任香港总督的约翰·鲍林爵士（sir john bowrg）于1837年在埃及旅行期间观察到，英国的棉纺织品“以前曾广泛使用，自从埃及的工厂也开始纺织细平布之后，现在已经很少被运往埃及去了”。而这种担忧在其他市场也被提出了：孟买的《亚洲杂志》报道，1831年“一艘阿拉伯船……从红海带来250包棉纱，这是在开罗附近的阿里帕夏的纺纱厂制造的。据报道，它已经向苏拉特送出了500包，向加尔各答送出了1000包，而且它打算在下一季送来长布、马德波勒姆布等等。商业界对这个新的竞争对手怎么看？”60
在印度的英国商人开始抱怨。1831年6月，他们这样描述从埃及进口到加尔各答的纱线：“这种纱线捻的品质极佳，甚至超越从英国进口的那种……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理解，埃及的制造商很可能会妨碍从英国到这个国家的类似产品的出口。”对埃及进口棉花商品的进一步检查使他们相信“棉线非常强韧”，他们总结道：“考虑到帕夏拥有的有利条件，以及它所拥有的地理优势，我们认为英国制造商理应获得比上述税款更大的保护，这里的代理商有意在这个问题上提醒政府注意。”61
他们在埃及看到的也给其他观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43年，法国纺织品制造商儒勒·普兰（jules pou）研究了埃及的棉纺织厂，并向阿里提供了他的观察的详细报告，他鼓励在工业化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普兰说：“工业造就国家财富。”普兰和阿里都认为，“生产加工本国农业出产的产品是很自然的”。事实上，埃及自己生产棉花这一事实是它相对法国和英国的比较优势。普兰认为，如果法国人在印度的本地治里成功了（他们在那里刚开了一家小纺纱厂），埃及人也可以在埃及取得成功，这尤其因为埃及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埃及的劳动力要便宜得多。62
在劳动力问题上，埃及的故事开始有了区别。阿里远比欧洲国家做得更过分，他在埃及遵循了战争资本主义模式。工人被迫在工厂工作。1816年至1818年期间，开罗库伦费许的第一批棉纺织作坊开业时，他们的熟练工人和机器来自欧洲，但是1000至2000名普通工人是苏丹奴隶和被迫为最低工资工作的埃及人，由军队严格监督。这些工人经常受到虐待。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制度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政府引诱发生工业化，孤儿被迫在工厂工作——但是在埃及，胁迫更为极端，而且受薪工人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埃及的统治者选择了全球种植园经过试验的机制，作为进入工厂世界的途径。事实上，阿里表明，战争资本主义至少可以在埃及在短时间内催生工业化。63
战争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强有力的决心把棉花工业带入埃及，但其成果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19世纪50年代，埃及的棉花工业基本消失，农村遍布工厂废墟。埃及从来没能建立使其全面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的体制框架；甚至像雇佣劳工这样基本的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埃及棉花种植和棉花工厂对战争资本主义的依赖最终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增长。此外，埃及最终无法保护国内市场。随着当埃及相对于欧洲大国削弱时，英国商人努力地为自己的货物打开埃及市场。英国向埃及出口的棉花货物的价值从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后半期增加了估计有10倍。1838年，“英国奥斯曼关税条约”生效，规定进口关税只有8的从价税（即产品价值的一个百分比），这实际上迫使埃及进行自由贸易，“摧毁了埃及的第一个机械化纺织工业”。加之国家运营棉纺工厂时碰到的困难，以及获得蒸汽动力生产所需燃料时碰到的问题，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使得埃及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埃及的棉花工业受到了两方面的打击：国内拥抱战争资本主义，以及在国外最终屈从于英帝国主义。埃及的国家机器在国内很强大，但在确定埃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时却很薄弱，无法与英国的利益和计划相抗衡。64
战争资本主义对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可以从另一个例子看出来：巴西。乍一看，巴西和埃及很像。巴西有着悠久的棉产品生产历史，种植了大量的优质棉花。18世纪摇摆不定的殖民地政策会时不时地鼓励巴西的工场制造业，但一份1785年的皇室法令禁止了所有制造业，除了粗棉制品，因为殖民当局担心棉花工厂与采矿业竞争劳动力。但是尽管存在这样的法律，棉花制造业还是出现了。1808年葡萄牙皇室迁至里约时，这些法令被撤销，人们建立了几家棉纺厂。这些工厂仍然很小，处在边缘位置，圣保罗的工厂由于缺乏熟练劳动力，以及无法与英国纺织品竞争而在19世纪20年代被关闭。1844年，阿尔维斯·布兰科关税法（alves bran tariff）将大部分外国制成品的关税提高到30，这鼓励了几家新工厂的发展，但关税以及相应所带来的工业发展都是暂时的。结果，直到1865年，巴西只有9家棉纺厂，共13,977支纱锭，大约是棉花工业化高峰时期的埃及的数量的二十分之一，相当于墨西哥的十分之一。65
因此，巴西与墨西哥不同，也与某段时间的埃及不同，虽然获得了棉花、资本和技术，却没有发展起来自己的机械化棉花产业。实际上，巴西的棉花工业化一直要等到19世纪80年代。66 巴西之所以未能实现工业化，是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奴隶主所造成的特殊政治经济条件的直接结果。这些强大的甘蔗和棉花种植者设想的巴西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是奴隶劳工生产的农产品的提供者，这个愿景与国内工业化项目背道而驰。
例如，在重要的甘蔗生产州巴伊亚，从事农产品贸易的商人明确地“反对工业发展，并试图通过反对政府的必要支持来阻挠工业发展”——尽管巴伊亚能够获得煤炭、资本、运输基础设施和原棉，非常适合工业化。相反，巴伊亚的精英则希望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以便更好地将货物运入和运出世界市场，并倾向于将劳动力分配给农业。然而，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奴隶制要求低关税，以促进巴西的糖和咖啡流入全球市场，从而排除了使欧洲、北美和一度使埃及工业化的保护主义。巴伊亚商业协会（bahia rcial asciation）是一个商人组织，他们和种植者一样强烈地抵制关税，因为他们深深地受种植者的支配，也达到了其目的。67
巴西新兴的棉花企业家也面临其他问题。由于资本都被用于奴隶劳动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以及奴隶贸易本身，工业企业往往缺乏信贷来源。而且，劳动力的招募仍然是一个问题。由于奴隶制普遍存在，人们几乎很难找到从事工业的受薪工人，因为欧洲人不愿意与奴隶劳动竞争，更愿意移居到阿根廷等大陆其他地区。结果，工厂只能混合利用受薪劳工和奴隶劳工。但一般来说，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领域，商人把“工业和运输业看成……竞争劳动力的对手”。68
巴西的情况表明，种植园奴隶制的需要可能不利于工业化。不是说奴隶劳动本身与制造业不相容，相反，奴隶可以在棉花工厂工作。但以奴隶为主的社会不利于棉花产业工业化。早期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依赖战争资本主义，但是在战争资本主义在全球最为暴力的地区，棉花工业化从未成为现实。例如，古巴依赖大量奴隶工人，但在整个19世纪却没有一家棉纺织厂。69 位于战争资本主义核心的私人党派之间的战争状态与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需求相矛盾。因此，棉花制造业的扩散过程不仅可以从国家的能力来得到解释，也可以从国内的权力分配来解释。而奴隶制国家在支持国内工业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是出了名的迟钝和软弱。
在美国的蓄奴地区也是如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分属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个独特的现象最终将引发一场破坏性空前的内战。在美国南方，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奴隶经济体之一，19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有棉花工业化可言。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和之后，南方各州出现了一些机械化棉花制造业，在19世纪30年代和之后，一些纺织厂建立了。但直至1850年，南方的棉纺厂才消耗了78,000包棉花，仅占新英格兰地区棉花消费量的六分之一。像巴西一样，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张受到繁荣的奴隶经济的阻碍，奴隶经济把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都集中在了种植园中，限制了市场规模，使该地区对欧洲移民没有吸引力，也没有（例如像新英格兰和黑森林地区那样）迫使白人农民从事受薪劳动。70
战争资本主义还以不同的方式限制了其他地方工业化的机会。印度是前现代时期的棉花大国，不仅没有通过机械化实现跃进，还经历了世界上最迅速和最剧烈的去工业化过程。由于面对来自其殖民统治者的大量廉价棉纱和面料的进口，并且无法得到自己政府的服务，印度的棉花产业也损失惨重——首先是出口生产，然后是国内纺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业革命之后，印度在全球棉花行业中失去了一度占有的核心地位，并且从历史角度来说非常讽刺的是，最终成为英国棉花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市场。
殖民主义破坏了殖民地的国家能力，使其服从殖民者的利益，这个作用是决定性的。印度与欧洲大陆不同，巨大的国内需求并没有导致国家投资或保护，尽管印度可以获得棉花、资金和丰富的技术资源。其在法国殖民统治下早期也的确曾有一些工业化的努力，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印度次大陆上的第一家机械化纺纱厂就是在法国殖民地本地治里建成，为法国西非市场生产几内亚布。这个棉纺织厂是欧洲资本、殖民地贸易和欧洲国家的子嗣，但是没有生育能力。印度棉花工业化直到1856年才重新出现，当时帕西族商人科瓦斯基·纳纳霍伊·达瓦尔（wasji nanabhoy davar）在孟买开设了第一家现代化棉纺厂。然而，印度棉花制造业的真正起飞必须等到19世纪70年代，当时印度在美国内战期间进行棉花贸易中积累的利润又被重新投入制造业中去。71
在19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许多拥有充满活力的棉花产业的地区并没有发展到机械化生产。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各种各样的因素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使官僚和资本家进入这个工业创造财富的新世界。即使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尤卡坦城，本来很有前途的棉花项目尤卡坦之光也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终结了。尽管唐·佩德罗·巴兰达拥有了不起的创业精神，但他的工厂最终却失败了。他始终面对来自英国纱线的竞争，这些纱线是从英属洪都拉斯守卫薄弱的边境走私进来的，比他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便宜约40，再加上尤卡坦从墨西哥独立出来，他无法进入受到高度保护的墨西哥市场，这一切终结了他的事业。1847年，玛雅叛乱者在卡斯特斯战争中占领了巴利亚多利德市，摧毁了工厂。地方政府太软弱，无力保护边界、制伏叛乱、建立统一市场，这再一次显示了国家对棉花工业化持久成功的重要性。72
殖民主义、拥抱奴隶制、攫取土地——简而言之，战争资本主义——使得世界某些地区的工业资本主义崛起，同时使得其在其他地方出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业资本主义依赖资本和国家权力的结合，以新颖的方式创造市场和动员资本和劳动力。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的出现又为越来越多的属地化创造了条件——资本也越来越属地化，即对特定民族国家的依附。73
资本主义历史上这个阶段的关键是其形式上的多样性。资本主义依赖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共存。战争资本主义以暴力征用土地和劳动力，有着特殊状态，其主要资本家有着不协调和不受限制的主动性，而工业资本主义则依赖在行政、基础设施、法律和军事上强大的国家去引导私人发起的项目。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但相互依赖的形式的资本主义可能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真正创新。因此，并不是全球整合本身，而是在全球整合之内形式的多样性，解释了几十年来棉花工业化剧烈而又不大相同的速率。
然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战争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创造了强大的新制度和结构。18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工业资本主义，最终使得世界上部分地区出现了新的劳动力、领土、市场和资本的整合形式，而这些地区到19世纪中期仍然受制于战争资本主义曾发明出来的最恶劣的政权。筹集资本的新途径，资本投入生产的新方式，动员劳动力的新形式，打造市场的新方式，以及最终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将土地和人民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将从这种富有潜能而又常常是粗暴甚至野蛮的战争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的交集处崛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由国家力量支持的资本，而不是依靠土地攫取和私人人身限制的奴隶主，将会殖民统治许多地区和人民。
19世纪上半叶棉花工业化向欧洲大陆和其他一些地方蔓延，表明奴隶制和殖民剥削对资本主义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74 资本主义不断重塑自己，一时一刻学到的教训和能力可以随时纳入下一刻。全球与地方的联系以及地区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变化。可以肯定的是，战争资本主义的消亡延续了一个世纪——从海地革命一直到美洲奴隶制的缓慢衰落。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促成了战争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矛盾而死亡，因为强大的国家将会扩展到世界更多的地区，能够在奴隶制结束之后在全球农村动员劳动力。事实上，现代世界的形成既由战争资本主义的诞生所塑造，也由其死亡所塑造。
然而，资本家和政治家拥抱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之一就是发明了新形式的劳动力动员体制。资本主义在美洲所需要的广大劳动力是通过奴役非洲人来满足的，制造业巨大的劳动力需求是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新的受薪劳动体系来实现的。虽然受薪劳工并不是不存在法外胁迫，但这是动员大量劳动力的新方法。它把劳动者和劳动力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律、社会和制度基础上，而这样做的能力是使世界上一些地方不同于另一些地方的下一个因素。
1 大陆封锁是拿破仑于1806年在柏林启动的针对英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于1814年拿破仑倒台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