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全球重建（1/2）

1865年秋，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威廉·希金斯（willia hickens）上尉考察了战败的邦联各州。希金斯受英国外交部委派去评估南方棉花种植的前景，他与种植园主、经纪人以及“其他棉花产业相关人士”会面。在他写给英国国务大臣克拉伦登伯爵（earl of crendon）的报告中，他对美国南方再次以可比于战前的价格大规模生产棉花的可能性表示极大的悲观。1866年，他预期南方的种植园和农场最多生产100万包棉花。这是战前产量的四分之一。使他做出悲观评估的原因很简单：南方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犁地、播种、剪枝和收获棉花。他遗憾地说，“解放奴隶时彻底地破坏了原有的劳动力体制”，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之内棉花产量将大幅度下降。路易斯安那的种植园主告诉他，由于自由民“完全不知道契约的神圣性，因此他们会……逃避履行他们的职责”，所以“最大的困难是让黑人认真工作”。希金斯得出结论，解决方案是让白人拓殖者种植棉花，这些人最终将能够“像战前一样大规模”种植棉花，但是价格将永远没有“过去那样”便宜。1

1865年4月，棉花产业资本家和政治家头脑中首要的问题就是美国南方种植园主能否以及何时恢复其在棉花帝国中的地位。最终，所有观察家都同意希金斯的结论，这个问题归结于一件事：劳动力。曼彻斯特棉产品制造商埃德蒙·阿什沃思（edund ashworth）几乎可以确定地表示，“曾经在皮鞭下劳作的黑人在为工资工作时动作会较慢”。利物浦棉花经纪人莫里斯·威廉姆斯（aurice willias）简洁地表达了这个问题：“迫使奴隶生产棉花的权力现在被永久地剥夺了，过去南方各州主要凭借着这种权力才能生产出占全世界棉花消费量五分之四的棉花，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自由劳动力种植棉花的方式要通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在产量上赶上奴隶劳动。”2

正如奴隶彻底改变了棉花帝国一样，奴隶解放迫使棉产业资本家走向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疯狂地寻找组织世界棉花种植劳动力的新途径。调和解放美国棉花种植者和更多原棉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不容易。而且棉产品制造商对于廉价棉花的无尽需求又使“棉花问题”仍然处于高位。原棉进口量很大，一般来说它们是欧洲工业化国家贸易中花费最多的一项，而且棉花产品在欧洲出口到海外市场的货物清单中也高居榜首。由于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棉织工厂中谋生，这些供应和出口对确保欧洲和北美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要保持一个如此重要的行业，需对要棉花帝国进行一次全球性的重构，需要寻找一种创新组合，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国家权力整合在一起。3

在此后半个世纪里，该行业的持续快速增长放大了这一需要：1860年至1890年，全球棉花消费量翻了一番，随后到1920年又翻了一番。1903年，经济学家伊利亚·赫尔姆（elijah hel）报告道：“在过去30年，就重要性和带来的利益而言，很少有工业变迁能够超过机械化棉花生产的非凡增长。”英国的纺纱商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棉消费者，尽管他们的需求增长的速度慢于1860年之前。在19世纪40年代，他们的棉花消费量每年增长48，但是到了19世纪70和80年代，增长速度率已下降到14。不过，英国的纺纱业增长速度缓慢，更多的是由于西欧、东欧、美国棉织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20世纪初巴西、墨西哥、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快速发展造成的，这些地方纺纱业的需求大增。1860年至1920年间，世界棉织产业中机械纱锭的数量增长了两倍。企业家和工人使得1亿支纱锭投入使用，其中一半在1900年前的40年内投入使用，另一半在20世纪的头20年投入使用。动力织布机的运用也急剧扩展。1860年有65万台动力织布机，1929年时这一数字达到了320万。1860年至1900年间，欧洲大陆的棉纱锭数量占全球比例缓慢增长，从1860年的四分之一增长到世纪之交的30。美国的纱锭数在世界的占比也增长了，从1860年的10增加到1900年的约20，挤压了英国的占比。4 这种转变的主要影响是使得更多的国家和资本家对廉价棉花产生兴趣，因此对全球农村转型产生兴趣，将世界腹地更广阔的一片地区拉入大都市资本积累的循环之中。5

正当棉花生产的传统组织方式奴隶制崩溃时，世界对原棉的需求爆炸式增长，迫使资本家和政府官僚努力动员棉花种植工人。如前所述，绝大多数耕种者强烈偏好为自己的家庭和社区生产，而不是为了世界市场生产。尽管从印度到亚拉巴马再到西非的小农并不反对进入市场，甚至是长途市场，并从中利用机会获利，但是他们种植的策略几乎总是嵌入在家庭生计、相互义务、政治安排、权利和惯例的世界里，这使得为市场种植处于次要地位。他们不愿放弃以家庭为中心的种植活动，而且，在某些地区，他们团结起来也足够强大，可以抵制欧洲和北美资本家和帝国管理者的侵犯。此外，农业工资太低，太不可靠，难以吸引农村种植者放弃自给生产，因为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性不足以平衡更大的风险。6

1800—1920年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厂纱锭数。

棉花帝国的重组，就其根本，要求棉花工业家、商人、土地所有者和国家官僚努力破坏农民的这种偏好，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借助新近巩固的民族国家的权力，颁布合法（也经常不合法）的强制措施，来使农民变成耕种者，并最终成为商品的消费者。他们试图通过传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例如信贷、土地的私有产权以及合同法，来改革农村地区。他们寻求——而且最终找到了——法国殖民地官员形容得很恰当的“新剥削模式”。7 他们所推进的农村转型与工业生产的全球化性质密切相关。此前的全球贸易形式是基于各种明显非资本主义的方式，例如农奴或者家庭内部生产，所制造出来的商品交换。现在，全球化企业家和帝国政治家的财富和强制力量正在通过将劳动力和土地商品化，来改变全球人民的生产制度——就像他们此前几个世纪在美洲所做的那样，只不过形式各异。在亚洲和非洲，“大转型”首次进入远离港口城市的内陆地区。实际上，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带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式。制造商正在崛起的力量以及他们控制的特定形式的资本创造了资本与土地以及居住在其上的人们之间的新关系，并允许采用新的方式来动员劳动力。

新形式的劳动力——包括新形式的强制、暴力和压榨——传播到全球更广大的棉花种植地区。现在，支配不再仅仅依靠奴隶主的权威，而是基于非个人的（但远非公正和不偏不倚）市场、法律、国家等社会机制。在工业家、商人、农业生产者、工人、统治者和官僚之间的这些有时充满暴力但几乎总是不对称的斗争中出现的新劳动体系，成为棉花生产的主要动力，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出现商业上可行的机械化收割，以及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情况才发生变化。8

即使同时代人不确定美国种植者是否以及何时会回归世界棉花市场的主导地位，但没有人怀疑，如果美国棉花出口要复苏，世界棉花业要复兴和继续扩张，先前受到奴役的种植棉花的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1865年，许多来自欧洲的商人、记者和外交官认真研读了地图和图表，并向南方农村派出考察人员以发现能够取代奴隶制的劳动力体制。9 他们很快了解到，问题的核心在于获得自由的奴隶是否会回到棉花地中。许多人想知道，原来的奴隶是否能留在他们耕种了半个多世纪的土地上继续耕作，而且现在完全的身体胁迫已经非法了，他们是否能继续耕种棉花。当然可以听到一些乐观的声音：波士顿棉产品制造商爱德华·阿特金森坚持他对包括棉花生产在内的自由劳动力的卓越生产力的热切信念。其他人则认为，“匮乏”将“纠正”“有色人种普遍的懒惰”，并迫使他们回到棉田。10

然而，大多数看法更为悲观。《南方种植者》（uthern cultivator ）预测：“南方此前大量种植的这种作物将必须被放弃。”威廉·拉斯伯恩在美国的代理人，棉花商人 j·r·巴斯克（j r bk）希望，“南方的平定不会因激进措施而被无限期推迟”，也建议“明年不能依赖黑人劳工力”。来自伦敦的乔治·麦克亨利（e chenry）在他所著的《美国的棉花供应》（the tton suppl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rica ）一书中甚至主张，只有恢复奴隶制才能出产棉花：“棉花只能在南方各州由黑奴广泛种植，而黑奴劳动力只能由所谓奴隶制的半家长制度予以控制。”印度的棉花专家基于一些自己的利益，也同意这一观点。孟买的棉花专员 g·f·福布斯（g f forbes）预测，这些从前的奴隶打发时间的方法只会是“在最近的一棵树下睡觉”。11

在整个欧洲和美国，经济和政治精英一致认为，昔日的奴隶必须继续种植棉花。他们还同意棉花问题归根到底是劳动力问题。律师、联邦将军弗朗西斯·巴罗（francis c barlow）的朋友亨利·李·希金森（henry lee higgn）是一位富有的波士顿人，在1865年希望购买南方棉花种植园，巴罗给他的建议是：“只需要能让黑人工作，在那里挣钱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黑人劳工”问题困扰着全球各地的地主、官僚、前奴隶和自命的专家。正像《南方种植者》对这场讨论的总结：“最值得一辩的问题就是，什么类型的劳工最适合我们。”而且，实际上，如何“成功地管理黑人劳工”这个问题占满了该刊物的版面。许多“专家”担心，就像早先在西印度群岛那样，获得自由的人们会去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了防止这种“恶果”，一些人提倡支付货币工资，另一些人主张实施分享收成的佃农制，当然还有一些人倾向于保持帮派劳动。一位南卡罗来纳的订阅者评论道：“黑人是南方恰当的、合法的、由神注定的劳动者……但是在过度自由之下变得难以驾驭……要把他们训练得像一个自由人一样工作。不允许他们像他们在圣多明各的同类那样。”《佐治亚梅肯电讯报》（the ia ）在1865年春更加简洁地说：“现在我们的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妥当运用全国所有非洲劳动力。”12

关于“如何妥当运用全国所有非洲劳动力”这个问题，在战争期间已经找到部分回答。当时联邦将军和北方的投资家试图在联邦军队占领的南方地区恢复棉花生产。最突出的就是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沿海的海岛上的努力，那里几十年来是重要的棉花种植地区。爱德华·阿特金森等北方人在那里购买棉花种植园，并试图用他们的“自由劳动力”来种植。他们预期在未来世界里，自由民将为了工资而继续种植出口作物，他们十分热情地投入了这一项目中。由于自由民对于自由所蕴含的意义有着不同的想法，例如是否拥有土地所有权和是否对自己的劳动力有控制权，联邦军队于是强迫自由民为挣得工资在种植园工作。这些措施对于自由民的希望和愿望而言不是好兆头。13

最终人们在种植园、当地法院、州政府以及华盛顿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以确定美国棉花种植地区的新劳动体制的轮廓。这一斗争从战斗停止之时就开始了，当时尽管种植园主因为战败，在政治和经济上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他们仍然试图恢复接近奴隶制的种植园世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必须订立合同而且要支付工资，《佐治亚梅肯电讯报》1865年5月告诉读者，有些遗憾，“将来劳工必须支付报酬”。但是除此之外，生活还会像以前一样继续。前奴隶还生活在获得解放前居住的小屋里，还需要在监工的管理下进行锄地、种植、除草和收获。金钱，或者更典型的是部分作物收成，将是他们努力的补偿。14

1866年初北卡罗来纳韦克县的棉花种植园主阿伦佐·迈尔（alonzo t ial）的一份早期合约中，规定27名被释黑人要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日落后还有一些活动，而且还要承诺必须“在周日来到种植园”。生病或休假时都没有薪水。工人每月收到10美元，还有15磅的培根和1蒲式耳的粮食。同样，在佐治亚州的西南角，一个主要的棉花种植区，解放后的种植者雇用他们的前奴隶当受薪工人，单方面施加限制性条件和最低工资，所付报酬非常低，仅只够买“生活必需品”，此外加上谷类作物的十分之一（而不是棉花）。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也许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区，那里的情形类似，地主支付工资，但也试图限制自由民迁移，而且依然强迫他们在种植园种植棉花。由于绝大部分被释的男女几乎一无所有，地主单方面对他们强加了这些条件，迫使他们签订长达一年的合同，将他们禁锢于种植园中，直到下一个收获季。15

按照他们自己的设计，种植者想象以某种形式的雇佣劳动为基础重建棉花帝国，使土地所有权结构、工作节奏以及种植园生活模式基本保持不变。他们在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中拥有强大的盟友，后者一心一意专注于从美国获得更多棉花。

然而，种植园主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排。他们遭遇了自由民的反抗，后者决心创造一个与奴隶制截然不同的世界，实际上，一个为国际市场生产商品的世界不再是自由民的首要关切。出于充分理由，自由民相信保有土地才能保证他们获得新的自由，他们认为自己支持联邦的战争努力和自己在奴隶制下的无偿劳动使他们有权获得这些土地。许多人相信，一旦联邦胜利，40英亩土地和1头驴就会等着他们。例如在弗吉尼亚一群自由民就对为什么“我们对这片土地有神圣的权利”有一个非常明确和完全准确的想法。他们回忆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一次又一次地被卖掉了，以购买我们现在居住的土地……要没有我们清理土地，种植棉花、烟草、大米、甘蔗和其他一切东西，北方的大城市还能获得我们种植的棉花、甘蔗和大米这些他们赖以为继的物资吗？”奴隶制窃取了他们劳动的正当回报，这种窃取要由土地的再分配来补偿。16

然而，自由民成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的希望是短暂的。早在1865年秋，大量战争时期没收的土地就已物归原主。没有土地，自由民就很难掌控自己的劳动力。此外，由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宽大的重建政策，原来的奴隶主也恢复了大部分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利用自己恢复的地方和区域政治力量来运用国家机器，以限制自由民对经济资源和权力的主张。这些“重建”州的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化劳动纪律，并让工人留在种植园中。早在1865年11月，密西西比就通过了一系列所谓黑人法典（bck des），要求自由民签署劳工合同，并将自由行动定义为“流浪”。尽管联邦政府通过自由民局（freedn’s bureau）纠正了一些公然违反“自由劳工”的行为，但是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也认为，需要国家的强制力量将自由民转变为受薪工人。例如，路易斯安那的自由民局的一位助理专员在1865年7月指出，有必要“让每个地方的自由民被迫去工作，而且这样做时，他们都应当自由和自愿地签订合同”。这位助理专员和其他许多人完全没有想到自由地被迫是多么荒谬。事实上，没有受雇的自由民受到了强制劳动的威胁。17 正如历史学家艾米·德鲁·斯坦利（ay dru stanley）所称，北方人将这些“强制劳动合同”合法化，作为帮助引导自由民走向自由的一种措施。同时，获得生计的其他途径，例如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狩猎、捕鱼及采集水果和坚果的方法日益受到限制。18

棉花资本家普遍欢迎这些措施。《商业和金融纪事》（rcial and fancial chronicle ）替纽约商业团体发声，表示希望自由民的流动性“只能被当作临时状态，必须通过流浪法和给予流浪者生活必需品这种双重措施而加以纠正”。面对着如此强大的反对，许多自由民感觉他们“将会永远充当伐木工和汲水工”——我们这里还可以补充一句，棉花种植者。由于被剥夺了其他的谋生方式（这一点与印度和非洲的农村种植者截然不同），这些自由民似乎相对容易被转化为农业无产者。19

但是，自由民愿望的落空还不是故事的终结。毫无疑问，南方的白人精英试图再造一个类似于奴隶制的劳动力制度，而且他们的努力明目张胆地无视他们的战败事实，北方人开始动员起来反对约翰逊总统的重建政策。得益于曾经的奴隶和他们的北方盟友的努力，1866年，自由民获得了公民权，1867年，男性自由民获得了投票权，这使得他们能够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力量来改善自己在种植园里的处境。到1867年，国会对南方各州重新建立了军事管辖。北方的支持和自由民的政治动员反过来使黑人工人更能够清楚地表达他们对种植园的要求。到1867年，“自由民走出田野，放下工作”。他们还得益于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这是由于男性的工作时间比在奴隶制下时要少，而许多妇女和儿童完全退出野外劳动。由此，昔日的奴隶设法谈判到了一些条件更好的合同。比如，三角洲的合同比前几年支付了更高的工资，并提供更好的条件。此外，那些原来难以在偏好身体强壮的男人的种植园世界中为自己和孩子找到一席之地的黑人女性，现在艰难地动员起来，被纳入了劳工合同的世界。这就是“弱者的武器”。20

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民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独立工作，并获得糊口的粮食。现在，种植园主无法单方面支配工作安排。不过，自由民仍然不能拥有土地。到1867年，双方都无法完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因此，产生了一项社会妥协，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庭在没有日常监督的情况下种植特定土地，从地主那里得到补给，然后用他们所种植的作物的一部分来支付给地主。这样的分配方式像野火一样在美国的棉花种植区扩散开来。而奴隶制时期流行的帮派劳动制度几乎消失了。就如1867年11月《南方种植者》观察到的：“首先必然要发生的变化是……地产的细分。”到1868年，即使是在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也流行分享作物的佃农制，到了1900年，在阿肯色州、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有超过四分之三的黑人农民或者是分成佃农，保留有一部分作物，或者是租户，向地产主缴纳固定数量，但保有作物。21

阿伦佐·迈尔现在放弃了与他被解放的前奴隶签订工资合同，并将他的种植园分成了小块地块以采用分成制。同南方的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安排的确切性质各不相同——有时迈尔同意对作物分成，有时他租出土地以获得固定数量的某种作物，或者甚至直接用钱来支付。在一个典型的分成合同中，迈尔给予承租人30到35英亩土地以及农具。作为回报，他获得收成的一半。迈尔的承租人则按合同规定有义务建筑篱笆、维修桥梁、清扫马厩、开沟修渠——这所有的一切“必须使我满意，否则必须重做，直到我挑不出毛病为止”。总之，他总结说：“所有人都必须在我的指导下工作。”对于迈尔而言，分成制减少了监督成本，同时还给予了他指导租户和决定种植何种作物的权力。22

作为美国棉花种植区的主要劳动体系，分成制的扩散证明了自由民的集体力量，分成制使得他们能够摆脱远更糟糕的种植园帮派劳动体系，并能获得种植园的工资。分成制给予这些被解放的男女对自己劳动力的部分控制权，使得他们可以逃避足以让人回想起奴隶制的日常监督，并允许以家庭而非个人来与土地所有者签订合同，以及决定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劳动力分配。

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只是一种空洞的胜利。新兴的土地所有制、劳动力制度和信贷供给机制使得美国南部的农民不得不种植棉花，而种植棉花会导致贫困。种植者和商人向农民提供后者需要的物资时，他们就会收取过高的利息。因此，在收获季节结束时，作物几乎不足以支付债务。例如，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利福勒县兰尼米德种植园，耕作者购买食物要支付25的利息，购买衣服要支付35的利息。反过来，商人和地主的高额债务迫使佃农种植越来越多的棉花，这是唯一可以随时赚钱的作物，尽管每包的收益在减少。信贷昂贵，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加之棉花价格下跌，在这样环境里经营农业，这些种植者眼见着自己的收入状况恶化。他们的命运和当时全球绝大多数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农民一样。23

由于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1873年后，他们失败的程度尤为明显。这一年标志着迄19世纪为止最大的国际经济危机的爆发。正当许多新的种植者产出了更多的棉花时，棉花需求增长速度暴跌至美国内战前平均水平之下。随着世界市场棉花价格下跌，种植者的利润减少了。尽管——或者恰恰因为——价格下跌，战后南方的棉花租佃、债务和市场体系继续对农民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出产更多的棉花。尽管对于每个农民来说种植棉花是完全合理的，但这样的集中种植对整个地区来说是一种自我挫败。24

随着棉花种植者的经济形势恶化，北方为自由民利益进行干涉的意愿削弱，种植者的政治力量也减弱了。地产主暴力地镇压黑人集体行动，越来越重申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们掌握了州立法机关，而且这些新组成的“救赎者”立法机关继续剥夺黑人种植者的公民权，还要确保他们的子女被劣质学校教育所损害，并拒绝让他们受到法律保护。土地所有者通过空前的暴力运动来巩固其对南方政府机构的政治支配，这些暴力运动旨在阻碍棉农的政治活动：1888年至1930年，仅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一地，私刑就有100起。对于欧洲的棉花商来说，种植者恢复政治权力是值得欢迎的消息，伦敦巴林兄弟公司在1874年9月16日收到了一份来自新奥尔良福斯托尔父子公司（forstall and ns）的电报：“州政府被人民推翻保守派官员当权。”

随着土地所有者获得更多政治权力，他们迅速采取行动控制非洲裔美国人的劳动力。当重建后的“救赎者”立法机构修改了留置权法，赋予地主对于棉花作物的首要拥有权（priary ci）时，负债的自由民沦入了一种依赖状态，连分享作物的佃农制曾经得到的少量讨价还价的能力也丧失了。另一重打击来自立法者对刑法的修改，新的“刑事法使得种植园工人易被逮捕、定罪和监禁［因为负债］，还剥夺了佃农种植庄稼的权利，从而将他们削减到与受薪工人同等的法定地位，限制了传统上获得自然的恩赐的权利”。1872年，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甚至“否定了佃农决定种植作物的权利和对所种植作物的法律权利”。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法院把佃农界定为受薪工人而不是租户。土地所有者还使用国家机器来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例如，1904年，密西西比州立法机关制定了一项新的流民法，旨在将“黑人懒汉赶到田间”。地主和农村耕种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与奴隶制下的有着根本不同，但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棉花种植者仍然生活在贫困中，没有什么权利，也没有政治声音。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地主巩固自己在区域内的权力的同时，他们自己经历了历史学家斯蒂芬·哈恩（steven hahn）所说的在国家经济中“权力的急剧不可逆转的衰落”。由于棉花价格下跌，他们消费的商品面临保护主义关税，再加上资本稀缺和成本过高，他们在内战期间出现的国内工业化政治经济中沦为次要角色。从全球范围内，这批棉农从未像商人那样强大，但在内战之前，他们还能享有地区政治控制权和非常显著的国家政治影响力。但是现在权力决定性地从原材料供应商那里转移出去。虽然他们当时不知道，但南北战争剥夺了世界上最后一个政治上强大的棉花种植者群体的权力。从棉产品制造商的角度来看，这种边缘化稳定了棉花的帝国，使得为保护奴隶制而出现的那种动荡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很小。26

如果说奴隶转型的佃农为世界市场生产更多的棉花，那么南方内地的白人自耕农也是如此。在奴隶制期间，白人自耕农仅出产少量的棉花，他们一般种植自给作物。然而，战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那些棉花生产一度处于边缘地位，并且家庭依赖自给作物和家庭手工业为生的地区，种植棉花成为了首要工作。比如，从1860年到1880年，在佐治亚州内陆的大部分白人农场中，相对于每千蒲式耳玉米，棉花生产量增长了两倍。27

白人自耕农生产的棉花产量的增长又如何解释呢？在美国内战之后，交通运输、通信和销售设施在原先孤立的南方区域迅速扩展。例如，佐治亚州铁路里程在19世纪70年代增长了两倍。新的棉花种植地区基础建设的进入改变了农村。随着铁路而来的是商店和商人，还有轧花机和压平设备。受到战争摧残的自耕农现在种植棉花以赚取现金。随着最小的内地市镇都有商人进入，自耕农能轻易地售卖棉花，同时享受更多的制成品、肥料以及重要的信贷渠道。1906年一位德国社会科学家观察到：“这些信贷对于从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至关重要，但是一旦陷入信贷体系，农民就被迫种植更多的棉花，这是因为商人只肯接受容易卖掉的作物为抵押。”由此许多白人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到1880年，有三分之一的人租用自己工作的土地。实际上，白人自耕农的资本主义转型使得他们与黑人分成作物的佃农更相似，越来越多的白人失去了他们曾经仅有的东西——土地和口粮作物。然而他们在作物方面转型对全球棉花经济而言特别重要。在美国内战之前，自耕农所出产的棉花占美国全部棉花的17，到188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44。28

虽然白人自耕农和前奴隶种植了绝大多数的南方棉花，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种植者。一些种植者呼吁“开放德意志和中国移民”到南方，并在20世纪初，努力将意大利移民带入密西西比三角洲。少量的移民工人在路易斯安那的棉花种植园中为工资而工作，但他们从来不是劳动力的主要部分，因为在美国的其他地区还有更具吸引力的机会吸引着移民。劳动力中更重要的一个来源是租赁囚犯。例如，佐治亚州奥格尔索普县詹姆士·门罗·史密斯（jas onroe sith）的2万英亩种植园，到1904年每年生产3000包棉花，其1000余名工人中有许多是囚犯。史密斯一直头痛的问题是劳动力的招募，1879年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他投资了第三监狱公司（penitentiary pany three），这个公司在佐治亚州全州租借犯人。史密斯拥有公司四分之一，也就获得了公司四分之一的犯人。另外，史密斯还雇用地方监狱的罪犯。这些工人受到暴力对待，如果逃跑就会被射杀。史密斯对待犯人非常严厉，最终受到了国家调查。1886年一名读者写信给《卡特斯维尔日报》（cartersville urant ）控诉他严厉鞭笞犯人，指出有些囚犯遭到鞭打225下，史密斯否认了这一指控。29

正如史密斯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动员棉花种植的劳动力与强制手段是携手并进的。考虑到自由民转变为农业无产阶级劳动力要比印度或非洲农村耕种者容易得多——后者对土地和劳动享有更大程度的控制权，所以暴力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惊讶的。然而，美国南部农村地区的暴力事件间接证明了自由民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强烈渴望，这也是地主力量虚弱的标志。土地所有者只有坚定地与国家结盟，才能保证破坏农村耕作者建立自给型经济的努力，让其劳动力用于世界市场的农产品生产。在1865年，很少有观察家期待这样一个从奴隶制向新的劳动制度的转变能获得巨大成功，这一转变让全世界的帝国政治家和大都市棉产品制造商的心中充满了希望。30

当种植园、州政府以及华盛顿特区的权力走廊中发生斗争，决定南方棉花种植区的劳工制度时，重建导致美国迅速、大量、永久地增加了供应给世界市场的棉花。尽管所有预测都与之相反，美国农村耕种者还是恢复了他们作为全球主要原棉生产者的地位。到1870年，他们的总产量已经超过了此前于1860年达到的最高纪录。到1877年，他们恢复了战前在英国的市场份额。到1880年，他们出口的棉花数量超过了1860年。到1891年，美国的佃农、家庭农民和种植园主生产的棉花是1861年的两倍，供应了81的英国棉花市场，66的法国市场，61的德国市场。美国棉花种植的重建如此成功，世界各地的帝国官僚和资本家都将其视为模范。从英国到德国再到日本，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者都在研究美国，从中为自己的棉花种植项目吸取教训，而美国棉花种植者成为受欢迎的专家，指导殖民政府如何向商业棉花生产过渡。31

在全球最重要的棉花种植者解放之后，美国新型棉花种植劳动力的出现是棉花帝国内最重要的变化。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部分受到美国棉花生产危机的鼓舞，制造商、商人和官僚机构加速了内战期间已经开始的农村转型，尽管采用了各种方法，有着不同的结果。由于他们的活动，在1865年至1920年间，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数百万佃农、受薪工人和农民经营者开始为欧洲和北美的纺纱厂生产“白色黄金”，到20世纪之后，也开始为日本、印度、巴西和中国的工厂供应棉花。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印度经历了世界市场上棉花生产最为显著的扩张。事实上，在美国内战结束时，孟买商会已经发现，“美国奴隶的解放对印度棉业的未来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印度大部分农村社会结构和印度贸易会出现永久性的变化。尽管战后（特别是1876年以后）印度农村生产者无法在世界棉花市场保持其主导地位，但其出口量仍迅速上升，从1858年的26亿磅增加到1914年的近12亿磅。然而，出口商不再将产量大增后的大部分棉花卖给印度的两个传统市场（英国和中国）的制造商，而是卖往欧洲大陆，以及20世纪后，卖给日本的纺纱厂。到1910年，印度棉花出口中只有6运往英国，而日本消耗了38，欧洲大陆则为50。与英国的同行相比，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制造商已经调整了他们的机器来加工印度较短纤维的棉花，成功地将印度和美国的棉花混合在一起，生产出较粗的布料。因此，1860年后的30年间，欧洲大陆对印度棉花的消费量增加了62倍，不来梅商会在1913年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帮助”。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印度的棉花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如贝拉尔），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都用于种植棉花。这种出口扩张与印度本身的机械化纱锭数量的爆炸同时发生。事实上，到1894年，印度收获的棉花不到50用于出口，印度棉纺织厂消费了大约518亿磅棉花，另外还有224~336亿磅棉花用于手工纺纱。32

尽管印度棉花在粗棉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巴西棉花在质量上更能与美国作物匹敌。因此，在巴西，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棉花出口量有所增加。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平均每年出口3240万磅。在接下来的30年中，巴西每年平均出口6670万磅棉花——尽管国内棉花生产同时期也增长了53倍。1920年，巴西生产了22亿磅棉花，其中有四分之一用于出口。33

与此同时，埃及农民生产的棉花产量在1860年至1865年间从5010万磅增加到2507亿磅。可以肯定的是，埃及棉花的质量远高于美国的大部分品种，正如法国棉产品制造商罗歇·塞里格（ror seyrig）所言，它是“一种奢侈品”。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它的棉花产量大幅下降到大约125亿磅，但到1872年，商人再次从亚历山大港运送了2亿多磅棉花到欧洲各目的地。即使在美国内战后的棉花生产低谷期间，埃及的产量仍然是内战前的两倍半。到1920年，它生产了598亿磅棉花，是1860年的12倍。下埃及所有土地的40都用于种植棉花。对一些人来说，埃及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棉花种植园。34

到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埃及、巴西和印度的棉花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上重要的新生力量。1883年，这些地区的棉花已经占据了欧洲大陆市场（现在大得多）的31，是1860年所占比例的两倍多。35

棉花在多个大陆的扩张十分惊人，尤其是那里都没有采用奴隶制。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困扰棉花资本家的一大问题是如何让非奴隶的农村种植者成为棉花种植者，进入世界市场，现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似乎符合了欧洲和北美棉产品制造商和政治家的利益。然而，正如美国南方表明了实现这种转变可以有很多种模式，农村种植者成为棉花种植者进入世界市场的具体方式也是千差万别，是劳动力、地主、资本提供者和帝国官僚各方冲突的结果。

所有这些重塑全球农村的斗争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国家现在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制定和实施了新形式的强制手段，取代了奴隶主的直接肉体暴力。这并不意味着人身暴力不存在，但与合同、法律和税收带来的压力相比，这是次要的。随着各国对领土建立新的主权，他们还把主权扩展到了劳工身上，这见证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的制度力量。

贝拉尔是印度西部地区的中心，长久以来以其优质棉花闻名于世，卡姆加奥恩是贝拉尔的一个小城市，或者说其实只是一个小镇。在英国人到达之前的几十年里，这里的棉花中的一些用牛车出口到恒河的米尔扎布尔，然后运到加尔各答，但农民从来没有专门种植棉花，他们还种植许多其他东西，另外也从事纺纱和织布。事实上，在当地纺纱的“生纱”贸易远远超过原棉贸易。随着原棉出口市场的兴起，1825年，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帕西商人佩斯坦吉公司（ssrs pestanji）将第一批用牛车运送的棉花带到孟买。英国不满生棉贸易扩张缓慢，在1853年取得了对贝拉尔的政治控制，这一立场正中兰开夏郡制造商下怀，在美国内战期间，贝拉尔成为“印度最优秀的棉花产区之一”。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