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新棉花帝国主义（2/2）
1860年至1920年间，非洲、亚洲和美洲总共有5500万英亩的土地上种植了棉花，用于出口世界市场——这个面积比马萨诸塞州、佛蒙特州、罗德岛、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纽约州的总和还要大。在所有新种植棉花的土地中，大约80属于1860年没有种植棉花的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土地只是在这些年才受到殖民国家的有效控制。事实上，据棉花专家估计，到1905年，全球有1500万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从事棉花种植。帝国扩张与为世界市场生产更多棉花的努力密不可分。41
随着棉花帝国的疆域随着强大帝国国家的扩张而扩张，动员劳动力的斗争也随之扩大。光是领土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些国家持续面临的核心问题与1865年美国棉花工人解放时的问题相同：如何激励农村种植者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即如何实现农村的转型。正如法国殖民地棉花协会所说的，获得土地很容易，但土地“需要武器，即劳动力”。42
没有一个殖民统治者效仿美国，通过驱逐在这些土地上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原住民，腾出土地来种植棉花。丘库洛瓦、中亚、埃及和东非等地的原住民当然也被迫放弃使用土地，以为棉花种植腾出空间——这一波土地征用浪潮伴随着棉花农业的扩张，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的扩张。然而，殖民政府和力量增强的民族国家通常试图将这些农村耕种者整合进棉花种植的综合体。殖民者不是取代他们，而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利用他们的劳动。在一些地方，如印度、中亚和西非，棉花继续由当地农民生产并出售给西方商人。在世界其他地方，动员劳动力是通过安置前游牧者来完成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中亚和丘库洛瓦就是这种情况，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些平原上放牧的游牧群体定居下来，以便为安纳托利亚最重要的棉花种植业腾出空间。在另一些地区，来自其他地方的定居者来组织原住民在种植园种植棉花，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和德属东非，但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的部分地区也有这种情况。43
无论殖民官僚和资本家采用哪种策略，最终像我们在棉花农村的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样，向商业性棉花种植的转变永久地改变了社会结构。俄属中亚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例子。在俄国占领之前，中亚人民种植棉花，纺纱织布，有些用于满足自己的需求，其余的出口到遥远的市场。事实上，在整个中亚，棉花和棉产品是最重要的产业。多达五千头骆驼的商队载着棉布和纱线穿越中亚汗国和俄国之间的草原。这一繁荣产业所依赖的原棉是在小型家庭农场和其他作物一起种植的，通常与小麦共用一片田地。家庭劳力种植的棉花大部分用于家庭内的纺织品生产，而当地商人则购买少量棉花，在更遥远的市场上售卖。44
因此，中亚是俄国的棉纺织品的来源地。然而，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在俄国占领这些领土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成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厂的原棉供应者和俄国棉布市场。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俄国企业家和殖民官僚迅速而彻底地改造了棉花种植的农村。起初，像在棉花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大都市商人和俄国纺织公司的代理人来到这里，从小农手中购买棉花，并向他们提供信贷，使他们能够专门种植一种不可食用的作物。棉花出口扩大后，这些公司就越来越专门从事向俄国大都市出口棉花，并且出现了一个本土资产阶级来对付众多农民生产者，这一发展与美国南方和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同。他们向小农提供必要的周转资金，通常每年收取40至60的利息，但100以上的利率也曾出现过。这种过高的利率，加上一两次歉收或价格下跌，通常足以使农民完全依赖这些预支现金的商人，即使没有完全失去对土地的控制。45
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企业家开始创建大型棉花种植园，作为对小农种植的棉花的补充。然而，由于劳动力短缺，这些种植园很快就倒闭了。与其他地方一样，农村耕种者不愿为工资而工作，而是宁愿在自己的或租用的土地上工作。一位德国观察家说：“只有少数没有财产的人，可以考虑从事这种工作。没有土地的当地人宁愿自己耕种小块租来的土地。因此，大型棉花农场上棉花播种总是太迟……拥有大型种植园的企业家发现，他们不得不把这些种植园出租给当地人, 条件是所有种出来的棉花都要交给地主。”46
由于无法为大型棉花种植园调动足够数量的工人以及地主/土地占有者自身的脆弱处境，一种类似美国南方盛行的分享作物的佃农耕作制度日益出现。1909年，德国驻圣彼得堡领事评论了这些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指出“越来越多的长期定居的种植者的土地被资本丰富的商人所吸收；在许多情况下，以前的土地所有人继续以租户的身份为土地购买者工作”。由于地主/土地占有者遭遇的危机，中间人获得了大片土地，而没有土地的农村耕种者拒绝在种植园领工资工作，迫使土地所有者雇用他们为佃农。同其他地方一样，这一部分棉花地区的阶级结构在几十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大批负债农民和无地农业工人。47
然而，分享作物的佃农制往往只是通往受薪劳动道路上的中途站。由于席卷棉花种植农村的大规模征用浪潮，越来越多的耕种者尽管本来有着自己的偏好，最终都成为雇佣劳动者。负债累累的小农失去了获得土地的机会，因此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选择。到1910年，费尔干纳棉花种植区大约有20万无地工人。1914年，25到30的费尔干纳人口没有土地，中亚农村由于俄国政府及其棉花资本家的坚定行动，变得与美国南方地区相似。此外，许多中亚游牧民族失去了土地，其牲畜也得不到饲料作物，他们现在被迫定居下来，成为农业劳动者。全球化再次将人们固定在特定的地方，特别是固定在那些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同时使他们丧失对农业资源的控制。48
中亚经济体的这种剧烈转型为俄国棉产品制造商创造了新的市场。1889年，一位英国旅行者观察到：“金钱……被从孟买和曼彻斯特的口袋里拿走，转移到了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的口袋里。”与其他地方一样，日益重视棉花种植对粮食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与世界其他棉花种植区一样，中亚现在依赖粮食进口，同时农民的收入“极易受到棉花市场波动的影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阶级结构的改变，加上当地农业转向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作物严重短缺，造成了可怕的饥荒，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例如在中亚，1914年至1921年间人口减少了130万，达185。49
随着各国通过行政、基础设施建设、法律和军事手段控制领土的努力随着其能力和资源增加而增强了，究竟如何动员棉花种植劳动力的问题仍然突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很大。一小群非洲裔美国人（奴隶的后代）在德国殖民者改造多哥棉花农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令人惊讶，甚至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既说明了国家为了民族工业获取殖民棉花来源是如何努力，也说明了为寻找棉花种植劳动力正在进行的斗争是多么如火如荼。
1900年11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瓦尔德塞伯爵号（graf waldersee ）驶出纽约港，横渡大西洋到达德国汉堡。在最后一次瞥见正在后退的三一教堂尖塔、高耸的曼哈顿寿险大楼和自由女神像的两千多名游客中，有四名乘客最为突出，他们是詹姆斯·卡洛韦（jas n calloway）、约翰·鲁滨逊（john robn）、艾伦·伯克（allen burks）和谢泼德·哈里斯（shepard harris）。他们都来自亚拉巴马州，都是奴隶后裔，与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gton）的塔斯基吉工业和师范学院（tkee dtrial and noral stitute）有联系。卡洛韦是一名教师，罗宾逊、伯克和哈里斯是学生或应届毕业生。也许他们的任务更为突出：那天早晨他们登上瓦尔德塞伯爵号，是他们要前往遥远的德国殖民地多哥找到新工作的旅程的一部分。多哥是1884年德国人在西非取得的一小块殖民地。这些非裔美国人要前往埃维人（ewe）1 古老的故乡，去指导德国殖民者及其臣民如何种植棉花用于出口，“确定本地合理地种植棉花的可能性，并……显示这种商品也可以用于德国的棉花工业”。50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这些塔斯基吉专家给德国殖民者提出建议，关于如何从非洲农村种植者那里获得更多棉花用于出口。他们建立了棉花试验农场，引进了新品种的棉花，开办了一所“棉花学校”，扩大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并采取越来越具胁迫性的措施，迫使当地种植者种植棉花进入世界市场。事实上，1900年至1913年间，多哥的棉花出口增加了35倍。51
由于缺乏棉花种植方面的经验，德国殖民官僚和纺织工业家一直到美国去寻找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并立即决定招聘非洲裔美国人到他们的殖民地棉花田，因为他们和大多数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样，认为“自古以来棉花就是黑人最喜爱种植的作物”。为此，1900年夏天，一位德国贵族，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农业专员本诺·冯·赫尔曼·奥夫·韦恩（beno von heran auf wa）前往马萨诸塞州罗斯林代尔，会见了非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塔斯基吉的校长布克·华盛顿，请他帮助招募棉花种植者和一名机械师去“教多哥的黑人如何以合理和科学的方式种植和收获棉花”。到9月下旬，华盛顿已经挑选了四名准备出发的人。40岁的詹姆斯·卡洛韦是塔斯基吉棉花部门的主任，将指导这次任务并监督其他年轻成员。他在塔斯基吉负责800英亩的农场，还会说一些德语。加入他的行列的还有下面这些：1897年塔斯基吉毕业生约翰·温弗瑞·鲁滨逊；艾伦·伯克，1900年的塔斯基吉毕业生；谢泼德·哈里斯，1886年进入塔斯基吉，在那里学习木工手艺。他们都是奴隶的儿子，据华盛顿说，其中两位专家的祖先“来自非洲的这一地区”。华盛顿坚持对冯·赫尔曼说：“我非常希望贵公司不要重蹈美国南方对我们人民所犯的错误，即教他们只种棉花。我发现，在教授他们种植棉花的同时，还要种植一些其他可食用的作物，会使他们在经济上有更大的进步。”52
卡洛韦、鲁滨逊、伯克和哈里斯一到多哥，就浩浩荡荡地开展了他们的工作。在曾属于托弗（tove）国王的土地上，他们建造了一个棉花农场，很像他们在美国的那种。在200名当地男子的帮助下，他们清理了高高的草地和树木，而当地妇女和儿童则收集了剩下的树根并焚烧了它们。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到5月，他们已经种植了大约25英亩的棉花，到7月，大约100英亩。卡洛韦和他的同事实际上无视了托弗人民积累的经验，他们从系统化的工作开始，在不同的时期种植不同种类的棉花，以调查什么棉花生长最好，并在什么时候播种。到了4月，卡洛韦自豪地向布克·华盛顿汇报说：“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很有希望……我们相信我们会产出棉花。”53
尽管有这些充满活力的开端，塔斯基吉的专家很快就遇到了许多困难。例如，对于这些非裔美国种植者来说，在没有耕畜的情况下成功经营一个棉花农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约翰·鲁滨逊惊讶地报告道，托弗周围的农村种植者“就像普通美国青年害怕疯狗一样害怕一匹马或一头牛”。不仅他们不熟悉如何利用动物效力，而且这些动物本身在当地疾病横行的环境中也活不长。意料之外的降雨模式也造成了问题。当7月份开始下雨时，这些塔斯基吉专家刚到达就种下的棉花腐烂了。他们本可以从当地的耕种者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他们坚信自己的方法是优越的，而且由于他们无法用当地语言交流，也无法学到这些东西。塔斯基吉专家还面临着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问题，与缺乏基础设施有关。他们几个月前抵达时把轧花设备放在了洛美附近的海滩上，为了把设备从那里运到托弗，他们首先不得不拓宽道路，使其可供货车通行，然后需要雇用30人来拉车，但最终仍然用了两个多星期才把设备运回来。而且，对人力的依赖也阻碍了轧花过程。54
尽管有这些挫折，卡洛韦、鲁滨逊、伯克和哈里斯还是在初夏的试验农场收获了1包埃及棉花和4包美国棉花，在11月和12月又收获了5包美国棉花。考虑到劳动力、土地和专门知识的巨大投入，这份收获微不足道，但卡洛韦和殖民经济委员会都认为这是一个成功。委员会的结论是，当地气候确实如预期的那样有利于种植优质棉花，原住民愿意种植这种作物，而且有大量土地可以种植棉花，可能与埃及的情况一样多。卡洛韦同意这一观点，认为通过建立市场，让土著人民可以将棉花出售，并通过教育农村生产者掌握农业技术，特别是使用犁头和耕畜，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卡洛韦预计，如果接受这些改革，“再过几年，我们就能从这个殖民地出口成千上万包棉花。这不会对世界市场产生影响；然而，这对德国，以及对本殖民地的250万土著来说，将是非常有利的”。55
塔斯基吉专家在多哥的第一年种植的棉花数量可能非常少，但殖民经济委员会的目标也不是使卡洛韦及其同事成为主要棉花种植者。德国实业家原本希望的是向这些经验丰富的棉农学习，然后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当地种植者。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使多哥的棉花生产成为“人民耕种”（volkskultur ），而不是像德国殖民帝国其他地方那样成为“种植园耕种”（pntankultur ）。56
这种选择部分是因为德国棉花利益集团在德属东非为其种植园动员劳动力时遇到了巨大困难。这些种植园有许多是由德国纺织工业家经营的，很难保证有足够数量的非洲劳工，这些劳工基本上不愿意在那里工作。尽管德国当地种植者试图说服殖民当局提高税收，以迫使农村生产者为工资而工作，但殖民政府一直不愿这样做，担心会发生公开叛乱。57
德国的这种经历与其他殖民国家相似。在英属东非，专家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力短缺是最严重的困难……苦力必须从很远的地方来，因为当地居民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一年有四次收成，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工作”。实际上，受薪劳动很难制度化。在英属乌干达，种植棉花“一直遭到农民种植者的反对，虽然他们是种植棉花的主要受益者”。因此，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相信，“当本地人自己耕种时，效率会比在欧洲人的种植园里为工资而工作时更高”。58
德国的棉花政策同其他殖民列强的棉花政策一样，受到其与该地区居民埃维人及其古老而繁荣的本土棉花工业的接触的经验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当地农村耕种者在田地里穿插种植棉花，当地妇女把棉花纺成纱线，男子把棉花织成布。在整个19世纪，这些棉花中的一些还被卖到了相当远的地方。在美国内战期间，一些棉花甚至进入了世界市场。当地统治者创建了棉花种植园，采用奴隶劳动力，据称每月向利物浦出口20至40包棉花。早在1908年，德国殖民政府就报告说，欧洲制造的纺织品尚未摧毁本土纺织工业。尽管从欧洲进口了很多布料，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这种蓬勃发展的棉纺织业。59
19世纪90年代，德国殖民者在多哥腹地扩大影响力时，正是希望重新塑造这一蓬勃发展的国内产业。他们希望能够像英国在印度和俄国在中亚所做的那样，把它从内部导向转变为外部导向。由于“科学”农业的作用、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当地农民现在能种植更多质量统一的棉花，然后卖给德国商人——就像美国前奴隶所做的那样。这种本地耕种（eborenkultur ）是继分享作物的佃农制之后的又一次尝试，目的是解决自35年前美国解放奴隶以来一直困扰世界棉花产业的劳动力问题。60
德国棉花利益集团无法为殖民地棉花种植园调动劳动力，并受到美国采用“自由劳动力”扩大了棉花生产的经历、塔斯基吉专家成功向多哥人传播这些经验的启发，希望建立少数示范农场，为埃维人树立榜样。此外，德国殖民政府与塔斯基吉专家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他们的共同目标：鼓励埃维人棉花种植者生产更多轧花得更好、包装更好的棉花，并将其迅速推向市场。首先，为了提高棉花质量，殖民经济委员会与德意志多哥协会（deutsche togosellschaft）等德国私人投资者一起，在多哥棉花种植区设立了轧花厂。因此，耕种者不需要亲自轧花，也不需要长途运输重得多的原棉。购买者因此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更早地控制了棉花。其次，殖民政府试图通过向耕种者分发种子来使棉花的外观更加均匀。在这里，塔斯基吉专家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们试验了来自埃及、美国、秘鲁和巴西的种子，并对多哥现有的种子进行了整理分类。1911年以后，一种美国品种与多哥品种混合的种子，以“多哥海岛棉”的名义销售，是德国当局分发的唯一品种。第三，为了鼓励农村耕种者种植更多的棉花，殖民政府规定了购买棉花的最低价格，意图降低种植者种植棉花的风险。第四，为了出口这种棉花，塔斯基吉专家、殖民当局和委员会集中精力控制棉花市场，起初主要是派遣包括卡洛韦和鲁滨逊在内的棉花考察队成员到边远地区去购买棉花。事实上，到1902年，塔斯基吉专家已经走遍多哥大片地区，经营着各种试验农场，而且只要有机会就购买棉花。他们还参加许多城镇的棉花收集站的建设和监督。61
价格保证、轧花设施、种子选择和市场控制都是向德国商人提供更多棉花的关键措施，但更重要的是迅速建设将棉花运往海岸地区的基础设施。卡洛韦和他的同事第一次到达多哥时，花了15天的时间，坐着当地工人拉的拖车来到洛美，然后返回。到1907年，当一条铁路把最重要的棉花区与海岸地区连接起来时，运输时间缩短到几个小时。62
在所有这些措施中，殖民国家发挥了中心作用。事实上，价格、市场和基础设施是殖民政府创造的。而且，殖民国家的作用还有更多：通过向农村耕种者征税并规定可以以劳役形式付税款，国家迫使他们从事很多劳动，例如将棉花从托弗运到海岸，修建铁路，甚至为棉花开垦土地。63 通过改变农村耕种者作出决定的背景，国家希望改变他们的倾向，使得农民接受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
综合起来，塔斯基吉专家和殖民政府的努力非常有效。多哥的棉花出口从1902年的31,863磅增加到1904年的238,472磅，在1909年增加到1,125,993磅。这只是德国棉花进口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德国从未从其殖民地获得超过一半的棉花供应），但扩张速度（在7年内增长了35倍）表明，殖民地棉花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64
然而，尽管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1909年以后，塔斯基吉专家、殖民经济委员会和德国殖民政府未能进一步增加棉花出口。1913年，也就是德国对多哥进行殖民统治的最后一整年，棉花出口略低于1909年。限制这种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棉花在当地生产者自己的农业计划中的地位。毕竟，埃维人对商品生产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一定与塔斯基吉专家或德国殖民主义者的想法一致。
与全球农村的其他地方一样，耕种者希望自己能够控制工作、生计和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传统上，妇女在玉米地和番薯地里兼种棉花。这为她们提供了一种不需要太多额外劳动力的额外作物，因为土地本来就需要锄地和除草。起初，棉花的生产和最终出口并不一定破坏这些农业模式。然而，棉花在传统的工作模式和长期存在的性别分工中占有如此明确的地位，这一事实严重限制了棉花种植的扩展程度。令德国殖民当局懊恼的是，这意味着多哥农民拒绝从事单一棉花种植，根据德国的一份报告，这种生产很不受欢迎，因为它劳动密集得多，却不一定更有利可图。此外，无论棉花价格如何，玉米和番薯都可以为耕种者提供食物。德国殖民地行政人员和商人提供的原棉价格太低，无法说服农民冒着放弃生计作物的风险，只从事棉花单一种植的艰苦工作。事实上，即使是对殖民地棉花最为热心的奥古斯特·艾蒂安，也不得不干巴巴地承认，仅仅关注棉花的种植“会给农民经济带来一些风险”。65
此外，棉花出口也因为当地纺纱工激烈争夺白色黄金而受到限制。1901年12月，德国行政据点米萨赫尔站（runer）报告说：“与其他事情一样，当地工匠破坏原材料的价格，因为他们的产品能以异常高的价格卖出去。” 格鲁纳还说，这些纺纱工和织工，虽然数量很少，但愿意为一磅干净的棉花支付50芬尼，远远高于德国殖民者提供的25到30芬尼。66
这种价格差异表明棉花市场从未真正发展起来。事实上，想在多哥购买棉花的德国商人必须正式保证，他们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殖民政府规定的价格。在整个非洲，殖民当局建立了这种高度管制和监督的市场，这种市场变得越来越具有胁迫性，迫使农民放弃向利润更高的繁荣的当地棉花产业出售棉花。67
欧洲殖民主义者与非洲原棉购买者和实力不断增长的国内棉花工业展开竞争。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艾伦·麦克菲（willia aln cphee）1926年所说：“问题的一部分是将棉花供应从尼日利亚的手摇织布机转移到兰开夏郡的动力织布机上去。”目标是用进口布取代本土布，让农民自由地种植棉花出口到欧洲，这是欧洲棉花国王在印度首先学到的教训。尼日利亚的英国殖民官员弗雷德里克·约翰·卢格（frederick john d gard）指望非洲古老的纺织城市卡诺（被称为“非洲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衰落，以促成更多的出口，因为“扎里亚的棉花将不再进入卡诺的织机”。为了摧毁这一产业，需要“进口一种比现在更好的英国布，这种布将取代本土布，从而使得原棉能够卖到市场上去”。更棒的是，“纺纱、织造和染色等行业的成千上万人……可能会成为额外的原棉生产者”。在他看来，去工业化是将非洲土地及其人民纳入曼彻斯特轨道的先决条件。68
最后，大多数非洲耕种者仍然远离世界市场，他们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商业生活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在生产经济作物方面没有什么经济压力，这与美国的内陆农民不同。因此，埃维人偏好混合农业，也有能力实现这种偏好。在前殖民时期的多哥，埃维人在市场上买卖一些商品，从事长途贸易。但是，即使在德国人到来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也只是勉强渗透到多哥；农村耕种者抵制长途市场的逻辑，而偏好长期以来建立已久的地方交易，维护自己的生计生产。德国殖民官员哀叹道：“与美国不同，这里的农民并不依赖棉花来维持温饱。他们总是有机会获得其他作物，而且需求非常低，可以在没有任何现金收入的情况下生活很久。”英国废奴主义者曾希望用“饥饿的恐惧”取代“鞭打的恐惧”，作为刺激殖民地人民为世界市场生产作物的动力，但在多哥，由于存在大量的替代性生计办法，这种恐惧并没有起到作用。此外，这种对全球市场的抵制具有惊人的持续力，因为德国人无法建立剥削性的信贷关系制度。69
甚至在多哥棉花种植停滞之前，德国殖民当局就很了解这些力量。他们开始寻找其他地方的经验，以了解如何向农村生产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增加棉花产量。殖民经济委员会成员卡尔·祖普夫意识到维持生计的耕种与为世界市场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建议殖民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使当地人在经济上依赖我们”。他建议，一种办法是增加地方税，让他们用棉花支付。另一方面，多哥总督在1903年12月建议向农民提供少量资金，以保证未来的棉花收成，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种植棉花，因为“政府机构至少在若干年内对当地人施加重大的压力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政府应该明确地寻找方法来“对那些已经自愿接受种子、信贷、预付款或其他棉花种植所需要的支持的当地棉花种植者施加压力”。然而，尽管德国人愿意强迫耕种者，但他们发现很难打破旧习惯，特别是因为德国殖民国家机器的存在相对薄弱，农村生产者的弹性社会结构（以继续获得大量土地为前提）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铁路、市场和价格保证都不足以说服种植者放弃自给农业。70
由于让农村耕种者负上债务的努力步履蹒跚，以及赤裸裸的土地征用超出了殖民当局的力量范围，其他形式的胁迫变得更具吸引力。虽然棉产品制造商卡尔·祖普夫推荐施加“轻微的压力”，当地殖民行政长官格奥尔格·施密特（ a schidt）建议施加“强大的压力”，作为增加棉花产量的最佳方式。殖民主义者通过制定完全脱离世界市场价格的固定价格、迫使种植者以殖民政府严格规定的方式将棉花送往市场、消除中间人、强迫种植者接受某些棉花品种，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以武力从农民那里榨取劳动力，有计划地破坏市场。不仅仅道路、铁路和轧花厂是通过强迫劳动建造的，殖民当局还对棉花生产和原棉贸易的方式实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当地政府官员监督棉花种植，努力确保定期除草，并确保及时收获。例如，到1911年，德国政府在整个棉花种植区设立了47个经批准的收购站，以确保棉花的销售仅在政府的监视下进行；有时，士兵承担起购买棉花的任务。一年后，1912年1月，政府进一步命令每家轧花厂或商业公司只能派遣政府许可的购买者到市场去。他们还规定，卖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好的和差的棉花分开出售。到1914年，关于如何处理棉花的规则得到进一步完善，现在包括对违反这些规则的当地耕种者的体罚。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力、暴力和胁迫在德国的棉花政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71
这种对胁迫的强调越来越引发了塔斯基吉教师和德国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最为尖锐的冲突是，鲁滨逊相信同时种植棉花和生计作物的重要性。他主张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共同种植棉花和粮食作物，他的教导反映了华盛顿的担忧，即非裔美国人过于关注棉花的种植，而太少关注自给自足。事实上，鲁滨逊还记得美国自由民的失败斗争。鲁滨逊在一封范围极为广泛的信中认为：“所有政府的来源和生命都是人民，政府的首要责任是维持这种生命和来源。因此，人民是它的首要关切。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希望教授人们如何种植棉花，因为这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将因此获得财富，殖民地将变得更加富有。”“但是，”鲁滨逊继续说，“人们不能光靠棉花生活。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教他们。在他们只种植玉米的地方，我们会教他们种植更多和更好的玉米，还有如何种植棉花。在他们现在种植番薯和棉花的地方，必须教导他们如何种植更大的番薯和更优良的棉花。”鲁滨逊认为，要实现这样一个缓慢的转变，重要的是不要强迫农民，而是让他们“尽可能少地感到惊忧和不便”。然而，鲁滨逊和他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同事的意见却越来越被德国殖民政府忽视。72
事实上，在整个非洲，胁迫已成为获得棉花的越来越有力的手段。在科特迪瓦，农民被迫在当地殖民官员监督下在特别指定的田地种植棉花。在比属刚果，1917年棉花生产成为一种“义务”，农民被迫种植一定数量的棉花，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那些产量不足的人将受到惩罚。如果工作没有按预期进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鞭打。在法属苏丹，农民同样被迫种植棉花。莫桑比克农民面临“那些强迫人们生产棉花的政府代理人的……性虐待和殴打”。暴力压迫非常残酷，直到20世纪70年代，根据两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棉花一词仍然“几乎会让人自动想到受苦”。73
然而，在多哥，所有这些努力收效甚微。1909年棉花产量达到顶峰后，多哥在德国统治下从未生产过更多的棉花。其他殖民列强在非洲许多其他地方的经验也类似。与此同时，德国殖民当局羡慕地注视着中亚和印度西部棉花生产的大规模扩张，在那里，俄国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几乎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使其有利于经济作物生产。在没有明确的经济诱因的情况下，要使经济调整为转向世界市场，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这一过程通常要么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在印度；要么需要严重的暴力，如在美国南部、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的奴隶制社会。可以肯定的是，非洲人很快适应了一系列新的激励措施，正如（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背景下）黄金海岸农民在1890年和1910年之间为世界市场生产可可所做的开拓性努力所表明的那样。但由于缺乏这种激励措施，多哥的德国人无法等待太长的时间，他们也没有行政、经济或军事能力来缩短这一进程。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法国统治多哥大部分地区时，用于世界市场的棉花产量才大幅增长——1913年至1938年间增长了3倍。但是，棉花生产在多哥独立后才真正起飞，今天多哥出口8400万磅棉花，是德国统治时期的75倍。多哥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74
一小群塔斯基吉棉花专家在多哥的冒险经历讲述了一个极富意义的故事。摆脱奴隶制才刚刚一代人的非洲裔美国人、德国殖民当局和多哥农村耕种者之间的遭遇，说明了20世纪初棉花帝国（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重塑。帝国国家在构建全球原棉市场方面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它们获得了大片可以种植棉花的土地，并利用其积累的官僚、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力量动员了棉花种植劳动力。这些行为只是众多政策的一个方面，其他政策还包括进口关税、帝国政策优惠和强有力的国家工业。在棉花帝国内部，全球网络已扩大其地理覆盖面，并得到显著加强。国家塑造了这些网络，表明国家形成和全球化是同一进程的不同方面。各国占领了领土，促进了基础设施的整合，并动员工人在这块新土地上劳动。无论在哪里，在殖民地世界，在俄国，还是在美国，对棉花种植农村的控制都越来越依赖强大的民族国家和帝国。
诚然，帝国主义列强在领土控制问题上相互竞争，但为了寻找使潜在的棉花种植土地为城市工业服务的方法，来自棉花帝国各地的人们也试图相互学习经验。例如，法国、日本和英国的棉花利益集团密切注意德国在多哥的活动，他们还派代表去会见约翰·鲁滨逊。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主席亚瑟·赫顿（j arthur hutton）甚至认为德国在多哥的努力是非洲棉花种植的典范。法国政府现在在全球监视各地棉花收成，其驻圣彼得堡领事馆详细报告了中亚棉花的发展情况，德国领事馆也是如此。尽管所有这些努力从根本上说是要将国家工业与变幻莫测的世界市场隔离开来，但它们本身也构成了全球棉花问题新对话的一部分。棉产品制造商在全球农村转型中的共同利益超越了国界，导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跨国资产阶级，这些来自许多国家的制造商不仅开会讨论如何使埃及、印度或其他地方的农村种植者种植更多的棉花，而且还在尼罗河上坐渡轮游玩，在维也纳音乐厅举行舞会。75
从帝国主义对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改造中吸取的教训最终在20世纪传播到最不可能的地方：苏联、独立的印度，然后传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主要由印度人控制的印度中央棉花委员会（dian central tton ittee）最终成功地重新塑造了印度棉花农业，以更好地满足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印度棉花工厂的需求。同样引人注目的是，1923年，德国殖民经济委员会的棉花专家在德国一些主要银行和棉花工业家的支持下，介入苏联在中亚的棉花工业。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原先工作的对象德国殖民帝国之后，希望为德国棉花工业找到另一个棉花来源，而他们的苏联伙伴则急切地阅读德国人在战前出版的关于殖民地棉花的出版物，并希望利用德国的专门知识。1923年苏联棉花委员会从莫斯科的劳动国防委员会收到的命令几乎与殖民时期棉花官僚在非洲、亚洲等地提出的很多文件如出一辙。76
力量得到增强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新政治经济的影响之一是，曾经是区域甚至是全球交换和权力网络中心的地区被边缘化。77 现在，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核心和相关政治经济上，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满足农业生产者（例如1865年以前的南方种植者）的政治需求。事实上，在美国内战之后，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边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外围势力，数百万农民、佃农、小农和农业劳动者辛勤劳动，以保持工业资本主义令人敬畏的进步，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分享这些进步的成果。区域、国家，甚至整个大陆融入这种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特殊方式极大地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巩固了这些不平等。
然而，尽管民族国家和帝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是战胜战争资本主义的直接结果——棉花帝国仍然一如既往地全球化。例如，到1910年，它包括了向日本出售乌干达棉花的印度商人。前美国奴隶在多哥为德国殖民者提供建议。马德拉斯的一名印度人曾在一家德国纺织厂当学徒，现在指导德属东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得克萨斯州的农民和埃及农业专家并肩走在比属刚果农村，向比利时东道主提出如何扩大棉花生产的建议。俄国农业专家考察了印度、埃及和美国的农村，研究灌溉计划。日本农业官员仔细考察了德属西非的棉花农业。1913年，来自英国棉花制造城市奥尔德姆的议员巴特利·丹尼丝（bartley denniss）颇有见地地得出结论，棉花供应问题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世界棉花产业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更使各国相互依赖”。7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由欧洲和北美国家及资本家如此果断地建立起来的全球资本主义新地理格局，也将终结欧洲和北美这双重枢纽在棉花帝国中长达一百多年的统治地位。随着棉花农业的大规模扩张，工厂开始遍布世界各地，散布在全球农村的纱锭数量激增。1865年，全球有5700万锭子转动。到192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55亿。79 然而，这些纱锭和织机并不在西欧和美国北部的城市和农村纺纱织布，而是在全球南部纺纱织布。
1 埃维人是多哥的土著民族，现在主要分布在加纳和多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