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1/2）

早晨八点，我请埃莱娜帮我打电话找个人，对方的号码只有我一人知道。还是用假名“弗朗奇”来称呼他吧。他本人接了电话，埃莱娜没做更多解释，只是说“替加夫列尔传个话”，请他到征服者酒店五○一房间来。他提前半小时赶到。埃莱娜已准备出门，而我仍躺在床上。听到他敲门时，我故意用被单蒙住了脑袋。其实，弗朗奇并不知道自己会见到谁，我们只是约定好，任何用加夫列尔的名义打电话的人，都是我派遣的。最近几天，领导摄制组的三个“加夫列尔”都给他打过电话了，包括格拉齐雅，所以他没料到这个新的加夫列尔就是我本人。

早在人民团结时期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在我拍摄最初几部电影时我们就合作过，后来还一道出席过几届电影节，最近一次见面是一年前在墨西哥。可当我露出脸的时候，他竟没认出我，直到我放声大笑——笑声是我明白无误的特征。这让我对自己的新造型更有信心了。

弗朗奇是去年年底被我招募进来的。他的工作是分别接待摄制组，下达初步指示，在不干扰埃莱娜指挥的前提下，处理一系列基本安排。他的档案清清白白：他是智利人，政变之后曾自愿流亡到加拉加斯，没有任何指控他的案底。从那时起，他已经在智利境内完成了几桩地下秘密任务，能凭借无可挑剔的伪装在智利境内自由行动。他跟电影圈熟络，再加上性格随和、富于想象力、做事大胆，应当能在这趟冒险之旅中成为我们的理想搭档。我的判断没错。根据与我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他比我提前一周取道秘鲁经陆路入境智利，以便分头接待和协调三支摄制组，目前三支小组已着手工作。按照几个月前小组负责人分别和我在巴黎制定的详细方案，法国组在智利北方工作，从阿里卡拍摄到瓦尔帕莱索。荷兰组在南方完成相似任务。意大利组驻守圣地亚哥，直接听我调遣，并时刻准备拍摄任何预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三支小组都接到指示，在没有危险也不会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向受访者征询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看法，因为我们相信，谈论这位殉难的总统，是判断每个智利人对国家现状和未来可能性所持立场的最好参照。

弗朗奇知晓每支摄制组的精确行程，连他们要下榻的酒店也悉数掌握，随时能跟他们取得联络。这样一来，我本人就能通过电话向他们传达指令了。为了更加保险，弗朗奇还将充当我的司机，每隔三四天，我们就从不同的租车公司租一辆新车。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俩很少分开。

三个被割喉者扳倒了一个将军

上午九点，我们开始工作。武器广场与酒店仅相隔几个街区，在现实中比在我记忆里更加生动，南方秋天昏黄柔和的阳光透过高大树木的枝叶，洒在广场上。四季常设的花丛每周更换一新，在我看来，花朵比以往更加鲜嫩而有光彩。一个小时前，意大利组已开始拍摄早间的日常景象了：退休职员坐在木制长椅上读报纸，老人们给鸽群喂食，小贩们兜售便宜货，摄影师端着带黑布罩的老式相机，还有那些画三分钟速写的街头画家，或许是当局眼线的擦鞋匠，手牵彩色气球围在冰淇淋车旁的孩童，以及正走出大教堂的人们。广场一角，与往常一样，还聚集了一群失业的艺人，等待着受雇于随时出现的庆典活动。他们当中有知名的音乐家、逗孩子的魔术师和小丑，也有服饰、妆容都相当夸张的异装者，性别难辨。不同于前一晚，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广场上驻守着几支警察巡逻队，神情严峻、荷枪实弹；警备车停在旁边，车顶装有大功率喇叭，正在用最大音量播放着流行音乐。

不久我就发现，街上难得瞧见治安警力只是初来乍到者的错觉。地铁主要车站里无论何时都埋伏着防暴警察，街道两侧总是停靠着备有高压水枪的卡车，随时准备以残酷的方式掐断各类不合时宜的抗议活动的苗头，而抗议活动几乎天天都有。监控力度最强的地点就在武器广场，这里是圣地亚哥的神经中枢，也是团结圣公会的大本营。团结圣公会是席尔瓦·恩里克斯总主教发起的对抗独裁统治的坚强堡垒，不仅天主教徒支持它，所有为智利民主回归而奋斗的人士也都支持它。团结圣公会形成了难以瓦解的道德力量。它的总部坐落在一栋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里，中央庭院宽敞且阳光充足，全天都门庭若市。在这里，所有受迫害者都能找到栖身之所，得到人道主义关怀。在这里，有所需求的人，特别是政治犯及其家属，总能找到提供援助的便捷渠道，在其帮助下安全抵达目的地。公会还接收那些揭发当局严刑拷问的控诉，为失踪者和其他任何不公正行为而组织抗议示威。

就在我秘密入境几个月前，军事独裁政府对团结圣公会展开血腥挑衅，结果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反遭打击，摇摇欲坠。一九八五年二月底，抵抗运动的三名成员被一群耀武扬威的人劫走，面对如此阵势，谁是幕后主使早已昭然若揭。社会学家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是团结圣公会的骨干，就在其子女就读的学校门前，他被绑架者当着孩子们的面抓走。恰在这时，警方截断了周围三个街区的交通，军用直升机在空中监控了整个区域。仅相隔几小时，另外两人在城市的不同地点被绑架。一位是曼努埃尔·格雷罗，智利教师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另一位是圣地亚哥·纳蒂诺，享有很高职业声望的插图画家，在此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他曾积极投身抵抗活动。正当全国人民惊愕不已时，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三具尸体出现在圣地亚哥国际机场附近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尸体的喉咙全部被割开，浑身布满野蛮折磨留下的伤痕。军警武装部队指挥官、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塞萨尔·门多萨·杜兰将军向媒体宣布，这起三重杀人案是智利共产党内讧造成的，均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唆使。然而，拆穿谎言的声浪在全国蔓延，人们指责这位门多萨·杜兰将军才是屠杀的主谋，为此，他不得不辞去了政府职务。从那时起，通往武器广场的四条道路之一 “桥梁街”，路标上的街名不知被什么人涂去，换上了沿用至今的新名——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街。

“你是乌拉圭人，值得庆贺”

那天早晨，当我和弗朗奇装作散步者，若无其事地走在武器广场上时，这场野蛮戏剧的凝重氛围还在暗中浮动。我看到摄制组就像前一晚我和格拉齐雅商定的那样，已在拍摄地点就位，而格拉齐雅也瞥见我们正走过来。但那一刻，她没给摄影师任何指示。接下来，弗朗奇从我身旁走开，我按照此前与三位小组负责人约好的方式，接手领导拍摄工作。首先，我在鹅卵石铺就的人行路上巡视了一遍，在不同的地方停步，指示格拉齐雅每个片段应该拍多长，而后再走一遍，以示机位。眼下我们两人都不应搜寻能证明街面上埋伏着镇压力量的细节。那天早晨只需捕捉一些日常氛围，特别要凸显人们的行为举止，因为就像我在前一晚观察到的，比起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少了。行人步履匆匆，对周遭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即便与人交谈，也悄声细语，避免用手势强调自己的语气。而在我印象中，以前的智利人很爱打手势，现今流亡海外的智利人也是这个做派。我自己在人群间穿行，口袋里揣着一台高灵敏度的袖珍录音机，用它来记录街头对话，这不仅有助于组织第一天拍摄的镜头，对全片剪辑也有参考价值。

指定几处拍摄位置后，我在一位在广场长椅上晒太阳的女士身边坐下来做笔记。在长椅的绿漆木条上，一代代情侣用折刀刻上了各式各样的名字和爱心。我总是忘记带记事本，于是就把笔记写在“吉卜赛女郎”牌香烟纸盒的背面。“吉卜赛女郎”是法国名烟，我在巴黎买了不少备用。后来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始终这样做笔记，虽然并非特意存留香烟盒，但这批笔记就像一册海航日志，帮我在眼下这本书里复现旅途当中的种种细节。

那天早晨，在武器广场上做笔记时，我注意到坐在旁边的女士正侧目观察着我。她已经上了年纪，着装属于那种中产阶级下层的过时款式，外套有毛领，帽子也相当破旧。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坐在那里，孤单一人，沉默不语，并没定睛注视任何地方，甚至几只鸽子在头顶盘旋又飞落下来啄她的鞋边，她的神色也没有丝毫变化。若不是稍后她告诉我，她是在教堂望弥撒受了凉，想晒几分钟太阳再坐地铁回家，这些情况我肯定无从知晓。我假装读报，发现她正从头到脚打量我，毫无疑问，这个钟点到广场上走动的人群里，我的着装有点扎眼。我朝她笑了笑，她问我是哪儿的人。答话前我抬手轻轻按下了衬衫口袋里袖珍录音机的录音键。

“乌拉圭人。”我答道。

“啊！”她感叹道，“你们运气真好，值得庆贺。”

她指的是乌拉圭最近回归了民主选举制，说这话时，她语气中有一种缅怀过去的温柔。我假装心不在焉，想让她说得更明白些，希望她透露一点有关个人处境的隐衷，但没有成功。不过，她倒是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起了智利缺乏个人自由，还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说话间，她还指给我看长椅那边的失业者、小丑、音乐家和异装者，这会儿，那群人越聚越多了。

“瞧那伙人，”她对我说，“整天待在这儿等救助，因为没工作。我们的国家在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