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警方虎视眈眈：包围圈开始收紧（2/2）
结束了一系列与公众人物和秘密人士的会谈采访后，我和埃莱娜达成协议，她先返回欧洲进行常规工作，她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肩负的政治任务干系重大，除了非她莫属的情况，没必要让她长时间置身险境；况且到目前为止所获得的经验，足以让我在没有她协助的情况下完成影片的收尾工作，这部分任务估计没那么危险。直至今天，我再没见过埃莱娜。当望着她走向地铁站，再次身着苏格兰裙和女学生的软皮鞋时，我才意识到，经历了长时间的伪装恋情和共同的担惊受怕之后，我对她的思念远比想象的更加强烈。
考虑到外国摄影团队可能会被不可抗拒的势力驱逐出境或禁止继续拍摄，国内抵抗组织的一个部门从自己队伍里选拔了一批青年电影人，来协助我拍摄。选得再合适不过了。这支团队像其他组一样优秀，办事高效，成果显著，而且他们了解工作性质，因此热情更高。他们的政治组织向我们保证，这支团队不仅值得信赖，而且身经百战。后来，当外国摄制组需要更多人手在棚户区拍摄时，这支智利摄制组还负责组建新的摄影队，新团队又派生出更新的团队。到了最后一周，我们有六支智利摄制组在不同地点同步工作。这批年轻人还让我更充分地体会到，新一代有决心把智利从军事独裁的灾难中解放出来，而且不急不躁，卓有成效。虽然年纪轻轻，但他们每个人不光对未来满心憧憬，还早已有了不为人知的成绩和未曾宣扬的胜利，这一切，他们都以极大的谦逊藏在心中。
包围圈开始收紧
我们采访爱国阵线领导人的那几天，法国摄制组出色完成了预定计划，从北方回到圣地亚哥。北方影像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历史上，那里是智利各党派形成的关键区域。从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巴伦在二十世纪之初创建第一个工人党到萨尔瓦多·阿连德，我们可以看出，北方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有很强的延续性。该区域是世界上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早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际，英国人就在那里推进工业化，由此促进了智利工人阶级的诞生。无疑，在拉丁美洲举足轻重的智利社会运动也诞生在北方。阿连德上台后，他最有效、也最冒险的政策就是铜矿国有化。而皮诺切特上台伊始，最早的政令之一，就是重新将铜矿出卖给旧主。
法国摄制组负责人让·克劳德的工作报告详细而丰富。我得想象这部分影像出现在银幕上的样子，以免破坏影片的整体性，因为只有等完成所有工作返回马德里后才能看样片，到那时再做调整恐怕为时已晚。我和让·克劳德会面，但没有约在一个固定地点，而是在那个非凡的秋日早晨游荡在城市各处，边走边谈。这固然有安全上的考虑，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比在智利故乡散步更惬意的了。我俩在市中心散步，登上乘客稀少的公交车，在人流如梭的地段喝咖啡，就着啤酒吃海鲜，天黑了才发现离酒店已经很远了，于是钻进了地铁站。
我不熟悉圣地亚哥地铁，虽然这项工程此前由弗雷政府着手修建，阿连德政府继续推进，但直到军事独裁期间才竣工。地铁的清洁和高效令我惊叹，而同胞们早已适应地下出行，显得悠然从容，同样叫我意外。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探索过这个空间，因为一时没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来申请拍摄。不过，想到地铁是法国人协助修建的，让·克劳德领导的法国摄制组就有理由工作了。走到佩德罗·巴尔迪维亚车站时，我俩正在商量这件事。刚迈上出站口的台阶，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人正在监视我们。的确如此。一个便衣警察正对我们虎视眈眈，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在半路碰上了。
那时，我已经学会在人群中辨认便衣警察。虽然他们自以为穿着便服，但那样的外表谁也不会认错：他们都穿着过时的、长至膝盖的深蓝色外套，留着入伍新兵式的寸头。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看人的方式，因为普通智利人从来不注视路上的行人，走路或开车都目不斜视。因此，假如某个体格魁梧的男人明知自己被发觉了还盯着你瞧，就能立刻推断出他是个便衣警察。此时他双手插在厚呢子大衣的口袋里，嘴上叼着烟，因为烟熏而眯起左眼，差不多是电影里侦探形象的拙劣模仿。不知为何，我猜想他会不会就是“胖子罗莫”。罗莫是独裁政府雇佣的一名杀手，曾伪装成激进的左派，不少地下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是被他告发而惨遭毒手的。
我承认盯着他看是个严重失误，但那不可避免，因为当时不由自主，是一股下意识的冲动。而后，同样出自本能冲动，我先往左看，再往右瞧，发现了另外两个便衣警察。“随便跟我聊点什么，”我低声对让·克劳德说，“只说话，别打手势，也别往四处看，什么都别做。”他领悟了我的意思，我们两人继续若无其事地往上走，直到走出地铁站。夜幕已经降临，空气比前两天更暖和、更清新，有很多人沿着阿拉梅达大街疾步回家。于是我跟让·克劳德告别：
“你快撤离吧，”我对他说，“稍后我跟你联系。”
他往右跑开了，我则朝反方向混入人流。一辆出租车从我面前驶过，就像是我母亲专门派来的。我立刻叫住它，钻进车里，回头望见三个便衣从地铁口出来，四顾茫然，不知该追踪让·克劳德还是追踪我。出租车驶远，三人消失在人流中。经过四个街区之后，我跳下车，往相反方向打了一辆车，接着又换乘一辆，再换乘一辆，直到看起来他们不可能再跟踪我为止。唯有一件事，我当时没想通，现在也没搞懂，那就是便衣为什么追踪我们。碰到第一家电影院时，我让出租车停下，也没看清正在放映什么就钻了进去。纯粹是职业病，我一如既往地坚信，没有比电影院更安全、更适合思考的环境了。
“先生，喜欢人家的翘臀吗？”
原来影院节目是先放电影，后进行现场表演。我还没坐稳，放映就结束了。灯光亮度打到一半，节目主持人走上台来，把后面的演出吹得天花乱坠。我惊魂未定，不住地回头看影厅门口是否有人尾随我进来。结果邻座也纷纷回头，这种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几乎是人类行为法则，就像大街上有人望天空，周围人群肯定也会停住脚步，举头研究别人究竟在看什么。不过在这座影院里，毫无疑问还有一条额外的理由。这地方整个都不太对头。装潢，灯光，情色电影，特别是台下清一色的男观众，真不知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各个都长着逃犯的面孔。所有人都像隐姓埋名的可疑分子，而我比其他人显得更可疑。对任何警察来说，不管有没有证据，眼前都堪称一场嫌疑犯大会。
演出安排让现场违禁表演的氛围越发强烈了。主持人逐一介绍舞台上的脱衣舞娘，不过那些描述用到菜单的一道道菜肴上可能更合适。女郎们上场时比她们降生人间那会儿还要赤裸，浑身涂脂抹粉，想炮制些许自己不具备的气质。她们纷纷登台亮相后，舞台上只留下一个身材浑圆的黑皮肤姑娘，她搔首弄姿，摆出口型，假装在演唱萝西奥·胡拉多 [1] 的歌，其实不过是播放出来的震耳的唱片录音。我正盘算着何时开溜，那黑姑娘手拿拖线话筒走下了舞台，一边开下流玩笑，一边向观众提问。我拿捏着逃跑的好时机，却突然发现自己被罩在追光灯下，紧接着传来了假冒萝西奥的粗鄙嗓音：
“嘿，那位先生，您的秃头真是太优雅了。”
指的当然不是我，而是另一位，但不幸的是，那位先生同时也是我，我不得不替自己伪装的角色回答。女郎拖着话筒线走到我跟前，说话时离我很近，我都能闻见她呼吸里的大蒜味。
“您觉得我的臀部怎么样？”
“很美，”我对着麦克风说，“你还指望我说什么呢？”
然后她转身背对着我，在我眼前摇晃屁股，几乎碰到我的脸。
“先生，喜欢人家的翘臀吗？”
“喜欢，”我说，“怎么能不喜欢。”
我每一次回答之后，扩音器里紧跟着都会传出录制好的哄堂大笑，就像美国电视上的弱智娱乐节目。这种音效还真必不可少，因为影厅里没人笑，众人看起来都希望自己变成透明人。脱衣舞女郎离我更近了，蠕动着贴向我的脸，原来她是想让我看清她屁股一侧的痣，那颗黑色的痣上长着毛，像只蜘蛛。
“喜欢人家的痣吗，先生？”
她每问一个问题，都会把话筒贴在我嘴上，好让我的回答高声传出去。
“当然，”我说，“你浑身上下都美极了。”
“那先生，假如我提议咱俩在床上过一夜，您会怎么对我呢？来吧，把你的心思统统讲出来。”
“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回答，“不过肯定很销魂吧。”
折磨人的问答没完没了。而且我在慌乱中忘记了要伪装乌拉圭口音，临了还想弥补这个失误。于是她模仿我含糊的口音，问我从哪儿来。我解释之后，她惊呼道：
“乌拉圭人床上功夫可厉害了，您怎么样？”
我别无退路，只好沉下脸来。
“对不起，”我说道，“请别再向我提问了。”
她发觉跟我已经无话可谈，便转身寻找下一个对话者去了。某个时候趁着退场不会惹人注意，我迅速逃离了影厅，往酒店走的一路上心里越发惶惑不安，怀疑当天下午发生的一切都绝非偶然。
[1] 萝西奥·胡拉多（ rocio jurado ，1946－2006），西班牙女歌手、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