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母亲也没认出我来（2/2）

我意识到摄影师正从取景器里看我，于是走下车，慢慢走过桥面，让他们有时间拍摄，而后，在这些男孩子的热情和早慧的激励下，我逐一向所有人打招呼。他们年轻得让人难以置信——十五岁，十七岁，十九岁。小组负责人、导演里卡尔多年龄最大，二十一岁，其他人管他叫“老家伙”。几天以来，没有什么比获得他们的支持更让我感到振奋的了。

就在那里，大家倚着桥上的栏杆，拟定了拍摄计划，须臾便投入工作。应该承认，我当天的计划有些偏离了最初目标，更准确地说，是顺从了童年的回忆。我选择从记忆当中那座桥的形象开始拍摄。十二岁那年，正是在这座桥上，我被一群吵闹不休的表姐们推下水去，强行学习游泳。

不过，随着一天工作日程的展开，旅行的最初缘由重新凸显出来。圣费尔南多谷地是一片广阔的农业区，在人民团结政府时期，定居于此却一直沦为农奴的农夫们第一次享受到公民权。从前，这一区域是封建寡头的堡垒，寡头集团驱使形同臣仆的选民，操纵选举投票。在爱德华多·弗雷的基督教民主党执政时期，这里爆发了首次农民大罢工，萨尔瓦多·阿连德亲身参加了这次罢工。阿连德担任总统后，剥夺了寡头地主过分的特权，当地活跃而富于团结精神的农会也将农民们组织起来。如今，作为历史倒车的标志，中央谷地成了皮诺切特消夏别墅的所在地。

离开故乡前，不拍摄几段堂尼古拉斯·帕拉西奥斯 [2] 雕像的影像，那可不行。帕拉西奥斯写了一本不寻常的书，《智利种族》。作者在书中提出，远在巴斯克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迁居智利的移民大潮前，地道的智利人是古希腊人的直系后裔，因此命中注定要被指派为领导拉丁美洲的霸权力量，展示真理与救赎世界之路。我出生的地方离那里不远，每天上下学总要习惯性地朝雕像瞟上几眼，但没人给我解释那是谁的雕像。皮诺切特是堂尼古拉斯·帕拉西奥斯最忠实的崇拜者，现已将这位学者从历史的遗迹中解救出来，在圣地亚哥市中心为他竖起了另一尊纪念碑。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完成了一天的拍摄，时间刚够在宵禁前赶回一百四十公里外的圣地亚哥。除了里卡尔多，摄制组全员就地解散，各自返程。里卡尔多把车开到海边，陪我兜了一大圈，逐个敲定次日取景地点。我俩陶醉在工作里，连闯四道警察岗哨都丝毫没觉得恐惧。不过，通过第一道岗哨后，我决定还是谨慎些，于是脱掉导演米格尔·利廷的便装，换上乌拉圭商人的行头。稍没留神，已临近午夜。等发觉时，宵禁已经开始半小时，我们顿时感到一阵惶恐。于是，我指挥里卡尔多驶离主干道，开车钻进一条土路——这条路我记忆犹新，仿佛昨天才刚走过。而后我指引他左转，过桥，再右转驶入一条漆黑的小巷。黑暗中，只能听到禽畜惊醒后嘈杂的叫声。我让里卡尔多熄灭车灯，顺着一条没铺柏油的土路往前开，沿途碰上好几个急转弯和陡坡。这座迷宫尽头，是一座沉睡的小村庄，躁动的犬吠吵醒了邻居院子里的所有禽畜。车子穿过全村，驶到村庄另一头，停在我母亲的家门前。

里卡尔多当时不相信，至今也不相信这不是早有预谋的方案。我发誓，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其实，当我意识到我们在违反宵禁，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就是藏进一条僻静的小路挨到天亮，因为赶回圣地亚哥要通过四道检查站。驶离公路后，我才辨识出了童年时代常走的土路，桥那头的犬吠声，炉膛熄灭后的灰烬余味，而这一切，叫我无法遏制给母亲带来惊喜的鲁莽冲动。

“你一定是我儿子的朋友”

拥有四百户居民的帕尔米亚村，仍同我孩提时代一样，从未改变。我的祖父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拜特萨侯尔，而我外公是个希腊人，名叫克里斯托斯·库库米德斯，两人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最早的那一批移民潮中来到此地，定居在火车站附近。如今，铁路已直接把圣地亚哥和海岸连通起来，而当时，帕尔米亚村唯一的重要性在于它曾是铁道线的终点。旅客们需要在此地转车，来往海滨的货物都要在此地装卸，因此形成了一种过境贸易，让这个地区繁荣一时。后来，铁道线延伸至海滨，这座车站就变成了给机车加水的必经之地，列车按规定只停靠十分钟，可实际停车时间动辄延长到一整天。列车从我那位阿拉伯祖母玛蒂尔德的房子前驶过，总要鸣笛，宣告火车进站。不过，那时的村庄在规模上跟现在没什么差别：仅有一条长街，街旁零零散散伫立着几栋屋舍；还有一条侧路，沿路的房子比长街上还要少些。从村庄再往下，有座叫拉卡雷拉的小镇，这地方全国闻名，因为家家户户都能酿出上好的葡萄酒，让往来路人免费品尝，请他们评比谁家的酒最好。因此，拉卡雷拉有一段时间成了全国醉鬼的天堂。

帕尔米亚村最早的一批画报是玛蒂尔德带来的，对于画报，她总是怀有一种无法满足的热爱。她还时常把房子对面的果园借给马戏团、巡回戏班和木偶艺人使用。每当我们这样的偏远孤村能放映几场电影，也总是选在这个园子里。五岁那年，正是在那里，我坐在祖母膝头观看了生平第一部电影，就此萌发了自己的终生志向。当时放映的是《十字军的复仇》 [3] ，其实，这部电影留给我的回忆倒不如说是恐惧，很多年之后我才搞清楚，挂在树中间的被单上怎么会出现飞奔的马匹和硕大的头颅。

我和里卡尔多当晚拜访的地方属于我的希腊外公，现在，我母亲克里斯蒂娜·库库米德斯住在这里，我的少年时代也在这栋房子里度过。房子修建时间极早，仍保持着智利农村的传统风格，有长长的走廊、阴暗的过道、迷宫般的房间、宽敞的厨房，再往里走是牲口棚和马厩。这片地方叫橘园，真的常年能闻到酸橘的气味，旁边还有一片满是九重葛和其他鲜艳花卉的园圃。

想到能跟母亲在老宅重逢，我心情激动，车还没停稳就一脚迈出了车门。我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里走，穿过阴影中的庭院，出来迎接我的只有一条呆狗，它在我腿间打转。我继续往前走，还是没发现一点人迹。每走一步，都能激活一段回忆，要么是下午的一个钟头，要么是某种已经遗忘的味道。长长走廊的尽头，我探头朝一间灯光昏暗的客厅里张望，我母亲就坐在房间里头。

这是很奇特的一幕。客厅很宽敞，屋顶高挑，四壁萧索，没什么家具，只有一把孤零零的扶手椅，而我母亲正坐在里面。她背对着门，旁边放着一只火盆，侧面还有一把同样的座椅，里面坐着她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巴勃罗。两人都沉默不语，面带天真的表情愉快地注视着同一个地方，仿佛在看电视，但其实，对面不过是光秃秃的墙壁。我朝他俩走去，并没刻意轻手轻脚，可见到他们没反应，我便说：

“好吧，这里竟然没人招呼我，真见鬼。”

我母亲这才站起身。

“你一定是我儿子的朋友吧，”她说，“让我抱抱你。”

自从十二年前我离开智利，巴勃罗舅舅再没见过我。此时，他坐在椅子里，纹丝不动。我母亲去年九月在马德里跟我见过面，但起身拥抱时仍没认出我。于是我抓住她的双臂轻轻摇了摇，想让她从困惑中醒悟过来。

“好好看看我呀，克里斯蒂娜，”我望着她的眼睛，对她说，“是我呀。”

她再次定睛打量我，但还是没认出我来。

“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是谁。”

“可你怎么会认不出我呢，”我说着，忍不住笑出声来，“我是你儿子米格尔。”

她再一次打量我，脸色变得惨白。

“天啊，”她说，“我快要晕倒了。”

我赶紧扶住她，免得她跌倒。巴勃罗舅舅也站起身，同样情绪激动。

“做梦也想不到还能再见你一面，”他说，“现在叫我立即去死也甘心了。”

我赶紧拥抱他。虽然他年纪仅比我大五岁，但已经满头白发，此时正裹着一条旧毯子，枯瘦得像只小鸟。他曾有过一次婚姻，自从离婚后就一直住在我母亲家里。他始终非常孤独，年少时看起来就很老成了。

“别瞎说了，舅舅，”我对他说，“别说什么现在就要死的傻话了。去拿瓶酒来，庆祝我回家吧。”我母亲像从前一样，突兀地打断我俩的谈话，仿佛收到了某种超自然的启示。

“我准备好了马斯图。”

要不是到厨房亲眼看见了烹调完毕的马斯图大餐，我都不肯相信她的话。这并非虚言。希腊人家只有在盛大节日期间才会做马斯图，因为料理工作费时费力。这道菜要放入炖羊肉，配上鹰嘴豆，还得加粗燕麦粉，有点类似阿拉伯人的古斯米。这是那一年我母亲头一回做马斯图，事前无缘无故，纯属灵光乍现。

里卡尔多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餐，之后就去休息了，无疑是想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不久，舅舅也休息去了，只剩下我和母亲一直聊到天亮。我们母子两人向来无话不谈，几乎像一对朋友，大概因为我俩年龄差距没那么悬殊吧。她十六岁就嫁给了我父亲，一年后生下了我，所以我还清楚记得她二十岁左右的模样，非常漂亮、温柔。她经常跟我玩耍，就好像我不是她儿子，而是她的一个布娃娃。

我此行归来，让她容光焕发，但我着装的新风格让她有些气馁，因为她一直喜欢看我穿工人装。“你看起来像个神父。”她对我说。我没跟她解释乔装的原因和入境智利的目的，她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合法的。我宁愿不让她知道冒险行动的内情，免得她心中不安，当然，更重要的是，不想让她受到牵连。

天亮之前，她拉着我的手穿过庭院，也不告诉我原因，只是仿佛狄更斯小说里的场景一般秉烛照亮，稍后给我带来了此趟旅行中最大的惊喜。院子深处，是一间书房，格局与我流亡前圣地亚哥家中的书房一模一样，摆设也分毫不差。

军方最后一次查抄圣地亚哥旧居后，我和艾丽不得不带着孩子们逃往墨西哥。我母亲雇了一位熟识的建筑师，把圣地亚哥书房里的木板一片一片拆卸下来，再运到帕尔米亚村的家族老宅里，依照原样重建。从室内看来，仿佛我从未离开过。不但遗落的物品待在原处，混乱无序的样子也一仍其旧。我毕生的各类文稿都收藏在此：年轻时写的剧本、电影脚本大纲、场景设计图，等等。甚至连室内空气也是旧时颜色、旧时气味，以至于让我觉得回到了自己最后一次端详书房的那一天、那一刻。我心底打了一个寒战，因为那一刻我不敢确定，母亲分毫不差地还原了这一切，究竟是为了有朝一日我归来时不必想念旧居，还是为了万一我客死异乡能借此悼念。

[1] 源于恺撒大帝著名的胜利宣言“veni, vidi, vici”，意思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

[2] 尼古拉斯·帕拉西奥斯（nilás pacios, 1854－1931），智利外科医生、作家，其著作《智利种族》一书首版于1904年。

[3] 《十字军的复仇》（noveva de brabante ），1964年意大利与西班牙合拍的电影。